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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位置:首页 >> 学会期刊 >> 管子研究 >> 总第53期 《管子》立国“三观”
 

 《管子》立国“三观”

蒲霞

《管子》内容宏富,涉及面很广,而其核心内容则侧重于如何才能建国、治国和立国。关于这些内容的论述,《管子》涉及到宏观理论总结,也包括具体措施的说明国家建立则必须要治理,否则国家不会稳固;治国的终极目标是立国,治国无道则国家不会发展,也不可能长久。综观《管子》立国的宏观理念,主要是人心观、因果观、人才观“三观”。

 

一、人心观

《管子·霸言》曰:“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以人为本,才能开启霸王之业。本治则国家巩固,本乱则国家危亡。《管子·牧民》则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以人为本,建立基础;顺应人心,巩固根本,治国、立国才能得以实现。

关于立国的基础,《管子·法禁》明确指出 :“《泰誓》曰:‘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以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要想强大国家、统一国家、稳固国家,最首要、最基本的就是要实现上下同心,确定国家权威,统一士人意志,这样才能使国家的治理措施得以贯彻和实施。赢得人心是立国的最大保障。

如何实现上下同心?《管子》特别注重选人和“三件法宝”。《管子·法禁》曰:“昔者圣王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之和同以听令也。”国君选拔和考核人才不应该只看重他的学识,而更应该考察他是否能够与国君保持一致,听从君主的命令,与上同心。《管子·重令》:“凡先王治国之器三”,“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毋以使下,非斧钺毋以威众,非禄赏毋以劝民。”治国的“三件法宝”就是:号令、刑罚、禄赏,即树立法律的权威、保证刑罚的实施、掌控禄赏的施予。法律、刑罚、禄赏是威服臣民、鼓励臣民忠于国家、与上同心、为国家尽心效力的促动力。

要赢得人心,《管子》认为国君要能以德服人,特别强调国君重视自身修养。      《管子·权修》曰:“有身不治,奚待於人?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治,奚待於乡?有乡不治,奚待於国?有国不治,奚待於天下?”君主不能治理自身,怎么能治理别人?不能治人,怎能治家?不能治家,怎能治乡?不能治乡,怎能治国?不能治国,怎能治理天下?《管子》用一连串的反问直接说明了国君自身素质的提升是赢得人心、治理国家的重要因素。关于国君自身素质的培养和提升的方法,《管子》中多有论述,兹不赘述。

在如何赢得人心这个问题上,《管子》还有一些具体论述。《管子·枢言》曰:“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爱民、利民、益民、安民是获取人心的途径,国君只有运用好才能够治理好天下,国家也就能稳固长久。国君不仅要树立威严,对臣民也要予以关怀。满足臣民的需要,使臣民安乐稳定,实现自己的承诺。这样臣民才能为国君与上同心、拼死效力,国家也才能长治久安。关于这一思想,《管子·形势》中亦有论述:“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往者不至,来者不极。”《管子》认为国力、民力都是有限的,国君要加以珍惜,这样才能够留住人心。对此《管子·权修》亦言:“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无以畜之,则往而不可止也;无以牧之,则处而不可使也。远人至而不去,则有以畜之也;民众而可一,则有以牧之也。”国君要珍惜臣民,保存臣民的实力,让臣民有一个安定无忧的生活,臣民才能心向国君,服从国君的管理,国家才能够治理好。《管子》认为奖惩分明、按劳给酬才能够安抚人心、聚集人心,《管子·权修》就很好地阐释了这一思想:“凡牧民者,以其所积者食之,不可不审也。其积多者其食多,其积寡者其食寡,无积者不食。或有积而不食者,则民离上;有积多而食寡者,则民不力;有积寡而食多者,则民多诈;有无积而徒食者,则民偷幸;故离上、不力、多诈、偷幸,举事不成,应敌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禄赐予,使民之机也。”《管子》对“自利”与“利人”的辩证关系进行了阐释,认为只有调和两者的矛盾,才能够获得人心,并调动百姓的积极性,让其在得到利益的同时为国效力。《管子·形势解》曰:“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故欲来民者,先起其利,虽不召而民自至。设其所恶,虽召之而民不来也。”人是趋利避害的,要招来民众,先要创造对他们有利的条件,虽不招而民自至。但如果对他们有害,虽招而不来。给百姓以利,才能够获得百姓之心,得到他们的支持,国家治理也就能得以实现。“利人”就是“自利”。

    拥有臣民之心,且能上下同心,建国、治国、立国就能得以实现。

     

二、因果观

《管子》非常重视因果关系,明白有什么样的因、就有什么样的果,所以无论在治国立国的宏观大略上,还是在具体措施上,都讲究因果。

《管子》认为“管理”的首要任务就是“理”,“理”就是要理顺各种关系、理清各类事物的位置、理定各种行为的尺度,等等。只要先“理”好,不用特别在意地去“管”,正常的秩序就会确立,任何事情都会向着良好的态势发展,“管理”的良好效果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

如何才能“理”好?首要的就是“定名分”,各类事物的名分确定,不同人的身份和地位明确,各归其类,各自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才不会乱了分寸,失了秩序和尺度。《管子·宙合》中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左操五音,右执五味”。此言君臣之分也。君出令佚,故立于左。臣任力劳,故立于右。”名分定则君臣上下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力,不会混乱。秩序才能清晰、顺畅,国家就可以安宁,百姓的生活就有所保证。《管子·枢言》:“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故曰:有气则生,无气则死,生者以其气;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有名分则治,无名分则乱,治理就是依靠名分的。因果的作用显现无遗。

《管子》强调以法治国,强调树立法律的权威,只有人人循法行事,才可以不失其度,国家也就会保持稳定,不会出现混乱和危险。《管子·法禁 》曰:“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矣。”“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废上之制而道其所闻。故下与官列法,而上与君分威,国家之危必自此始矣。”通过守法和违法正反两个结果的比较,《管子·法禁》列举了如果不树立法律的权威,国家将一步一步走向危险的事实,充分说明了树立法律权威的重要性,也揭示了加强法律与国家安定的因果关系。《管子·法法》曰:“大国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为之用者众也。小国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为之用者寡也。然则为之用者众则尊,为之用者寡则卑,则人主安能不欲民之众为己用也?使民众为己用,奈何?曰: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法不立,令不行,则民之用者寡矣。”“法立令行”则臣民为国君所用者人数众多,臣民人数多,则国君的地位就尊贵,而“法不立、令不行”则臣民为国君所用之人就很少,臣民人数很少,则国君地位就卑微。因而要想让更多的臣民拥护国君,保持国君独尊的地位,就必须要制定法令、树立法律的权威并保证法令真正得以实施。《管子·法法》从正反两个角度说明了“法立令行”和“法不立、令不行”对于国家的不同影响。“凡大国之君尊,小国之君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管子》将因果关系从正反两面加以论述,充分揭示了种下“好因”才能有“好果”的事实。

《管子》对于治国立国所涉及到的因果关系还有多处论述。《管子·法法》曰:“邪莫如蚤禁之。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祸。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胜其福。故赦者,奔马之委辔;毋赦者,痤疽之砭石也。”这里充分指出“宽赦”和“不赦”对于国家产生的影响是有着很大差别的。臣民犯错,国君如果加以宽赦的话,则臣民因没有受到惩罚就不会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情、犯了过错,也不会提醒自己以后加以警戒、减少犯错,犯错的就会越来越多。久而久之,祸患就会滋生,并且越来越严重,即使以后国君再实施严惩、杀戮都没有办法再制止臣民犯错了,国家的混乱和危机是无法消除的。针对这一情况,《管子·法法》强调邪恶的事应该尽早消除,“邪莫如蚤禁之”,这样才不致于让“小祸”酿成“大祸”。如果只是一味的宽赦,则会出现“上赦小过,则民多重罪,积之所生也”的结果。所以,“民毋重罪,过不大也,民毋大过,上毋赦也”。“赦出则民不敬,惠行则过日益。惠赦加于民,而囹圄虽实,杀戮虽繁,奸不胜矣”。一味地宽赦违法,则会致使祸患滋生,不利于国家管理。对于臣民犯下的过错,国君绝对不能有任何姑息和宽赦,这样才能将“小祸”扼杀在萌芽阶段,国家的稳定才能够长久保持。“宽赦”或者“不赦”,国君做起来的感觉会有不同,对于国家秩序的影响也有不同。《管子·权修》是也谈到了立国中的因果关系:凡治理人民,要求人民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饬小耻、禁止小的坏事,这都是训练人民的办法。而人民能够做到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饬小耻并禁止小的坏事,正是治国的根本。

《管子·权修》曰:“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国土的保障在于城池,城池的保障在于军队,军队的保障在于人民,而人民的保障在于粮食。因此,土地不开辟,就会造成城池不巩固。《管子·权修》又曰:“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上不好本事,则末产不禁;末产不禁,则民缓於时事而轻地利;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廪之实,不可得也。”天下是以国为根本,国以乡为根本,乡以家为根本,家以人为根本,人以自身为根本,自身又以治世之道为根本。所以,君主若不重视农业,就不肯禁止奢侈品的工商业,不禁止奢侈品的工商业,人们就会延误农时农事而轻忽土地之利。在轻忽地利的情况下,还指望田野开辟、仓廪充实,那是办不到的。《管子·立政》则曰:“卿相不得众,国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国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国之危也;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则操国得众;见贤能让,则大臣和同;罚不避亲贵,则威行於邻敌;好本事,务地利,重赋敛,则民怀其产。”卿相得不到众人拥护,是国家的危险;大臣不协力同心,是国家的危险;军中统帅不足以令人畏惧,是国家的危险;人民不怀恋自己的田产,是国家的危险。因此,只有提倡道德而能真正做到仁,才可以胜任国事而众人拥护;只有见到贤能就进行推荐,才能使大臣们协力同心;只有掌握刑罚不避亲贵,才能够威震邻敌;只有重视农业、注重地利,而不轻易课税,才能使人民怀恋自己的田产。《管子》从一些具体层面对因果关系做了进一步分析,以期说明重视因果有助于建国、治国和立国。

《管子》强调国君要注重因果关系,考虑由此事及彼事所形成的连锁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国家管理的作用。对于因果关系所引起的良好结果予以支持和保障,而对于因果关系所引起的不良结果则加以遏制和消减,最大限度消除不良因果关系的存在,使消极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这就要求国君要有长远眼光,能够考虑到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影响。影响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因素很多,国君要理清这些因素对国家的不利影响,不能让这些不良因素继续滋长甚至存在。要注意这些因素彼此互相影响、互为所用的关系,杜绝这些因素由此及彼所形成的不良连锁影响,注意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在源头上消除不利因素对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影响,保证有利因素发挥作用。

 

三、人才观

《管子》认为国君要想称霸诸侯、统一天下,不重视得人是根本行不通的。得人可以获得人心,可以积聚人气,得到雄厚的人才基础,战争胜利,防务巩固,就能够取得盛名广誉,丰功伟业。要想争得天下,就必须先争得人才。《管子·霸言》曰:“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圣王卑礼以下天下之贤而王之,均分以钓天下之众而臣之。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谓贪者,其大计存也。”争夺天下,还必须先得人心。懂得天下大计的,得人;只打小算盘的,失人。得到天下大多数拥护的,能成王业;得到半数拥护的,能成霸业。要想成就大业,就必须拥有人才,特别是合理使用人才。重视得人,量才用人,才能立于不败。

得到人才,最便捷的办法便是“求天下之精材”、“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称材”,将最好的人才直接为其所用。如能做到“选天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则有战胜之器矣。”举贤是发现人才,选贤是对所举荐的人才进行筛选,择其善者而用之。举贤是基础,选贤是关键。齐国以举贤上功作为立国的基本方针。齐桓公求贤若渴,鲍叔牙见贤让能,管仲知人善任。这三人组成了一支高素质、高智能、高水平的决策集团,成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霸业的领导核心。

《管子》关于人才的标准有三个方面,那就是重德、察能、量功。《管子·形势解》曰:“为主而贼,为父母而暴,为臣下而不忠,为子妇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虽有小善,不得为贤。”在《管子》的人才观中,把“德”放在首位,是谓重德。大德缺失,不得为贤。《管子》用人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上之道也”。《管子》非常强调德才兼备的人才观,认为这是国家举用人才的根本问题,也是考核人才的关键要素。《管子·五辅》曰:“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论贤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税敛,毋苟于民,待以忠爱,而民可使亲;三者,霸王之事也。”如果能够做到选贤任能,就会得到臣民的拥护,臣民就会听从君主的命令。这是成就大业的基础之一。《管子》重视人才,把人才的得失提高到国家治乱存亡的高度,揭示了得人者昌、失人者亡的历史规律。《管子·中匡》:“公曰:‘请问为国。’对曰:‘远举贤人。’”正是基于对人才在治国中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所以当齐桓公询问怎样治国时,管仲给出的第一条策略就是“远举贤人”,这也就是说,选用贤能之人是治理好国家的重要策略和方法。

《管子·霸言》曰:“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管子》把人才的培养视为百年大计,视为一本万利的好事,视为万事顺遂的先兆和神机,表现出了难得的远见卓识。

《管子》的人心观、因果观、人才观是其建国、治国、立国的“三大”宏观理念,而齐国由弱变强、由小变大、最后成就霸业正是这“三观”的具体实践。《管子》立国“三观”有其历史意义,也为后世所借鉴。

 

(作者简介:蒲霞,女,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理事,安徽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投稿: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日期:2018年09月19日 【字体: 】【打印】【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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