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改革的历史经验及其当代价值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1/2/19 16:30:39
管仲改革的历史经验及其当代价值
宋玉顺
[提要] 本文详尽论证了管仲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历史经验，并联系实际，指出其当代价值。
[关键词] 管仲；改革；历史经验；当代价值
管仲是我国春秋初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经济家和军事家，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改革史上第一位大改革家。管仲相齐四十年，辅佐齐桓公把齐国建成了一个经济发达、实力雄厚的强国，完成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而且领导了中原地区各诸侯国取得了抗击外来侵略的胜利。管仲对齐国和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定，经济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其辉煌业绩是几千年来世所公认的。
管仲之所以能建功立业，完全在于他以惊人的气魄和超人的智慧，对齐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进行了全面改革。改革使齐国走向了伟大的复兴之路。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管仲改革获得了巨大成功呢？总结这一历史经验，对于今天我们把改革推向深入，势必有诸多裨益。
管仲改革之所以获得成功，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管仲改革坚持了“以人为本”
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判定一种改革是否进步，就看它是否能给人民带来利益，给人民带来利益者就会得到人民的维护，凡得到人民拥护的改革就会成功。管仲改革之所以成功，原因在于他坚持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使改革惠及人民，顺应了民心。
管仲不仅是春秋时代第一个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政治家，而且他有一套系统的人本治国的理论。他指出：“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管子·霸言》）坚持“以人为本”，国家就能振兴，不坚持“以人为本”，国家就危亡。他还提出了“以民为天”的论断。曰：“所谓天者，非苍苍茫茫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说苑·建本》）说明执政者，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社会才能稳定，国家才能强盛。反之，国家则危亡。
正是因为管仲认识到人民在治国安邦、创建霸业中的巨大作用，所以他在制定治国方针政策时，能够考虑到人民的利益。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做到顺民心的关键是：“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贪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管子·牧民》）制定方针政策，解决人民的“忧劳”“贫贱”“危坠”“灭绝”，这就反映了人民的迫切愿望和急需要求。
管仲的改革正是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民心所求而进行的，下面仅举两点加以说明：
（一）实施经济改革，惠及人民
管仲的经济改革是多方面的，这里仅举几点加以说明：
其一、实施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
管仲经济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春秋早期，其奴隶制经济出现严重危机，农业生产萎缩，奴隶们痛不聊生。针对这种情况，管仲大力推行土地制度改革。其内容包括“均地分力”“与之分货”“相地衰征”等。所谓“均地分力”即指废除“公田”制，把公田的土地合理地分配给农民，使耕者有其田，实行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所谓“与之分货”就是劳动者与土地所有者分取劳动果实，变劳役地租为分成制的实物地租。所谓“相地衰征”，即凭土地好坏，实行差等征收租税。
管仲实行的这种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民，变劳役地租为实物地租，这实质上是改变了奴隶主占有制和领主占有制的井田制，代之而来的是新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和剥削方式。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一个划时代的重大改革。这种改革，人民虽然还没有摆脱受剥削的命运，但对一无所有、毫无人身自由的奴隶来说，毕竟是取消了枷锁，获得了完全的人身自由，这无疑是对劳动者的一次精神大解放、劳动大解放、个性大解放。
由此观之，管仲的土地改革是实施“以人为本”理念的重大实践。
其二、四民分业定居，使人民安居乐业
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带来的生产关系的变革，突破了“工商食官”的布局，工商出现了私人经营者。管仲敏锐地意识到了工商业者和军士、农民一样，都是治国和发展经济的重要依靠力量。他明确指出：“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齐语》《小匡》）“石民”，系指国家赖以依靠的柱石之民。尹知章注：“ 四者（士农工商）国之本，犹柱之石也。”为了使士农工商有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和专业环境，管仲实施了“四民分业定居”的举措。规定“处士必于闲燕（清净），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管子·小匡》）让他们各从其业，以业定居。并且职业世代相传，既受教职业道德，又受教职业技能。
在政治上，管仲把士农工商列为四民，并称之为“国之石民”，反映了一个新兴的自由工商业群众的客观存在，并确立了工商者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打破了过去按富贵贫贱作为划分人的身份地位的标准，否定了贵士贱工商的世俗偏见。在经济上，四民分业定居，有利于形成良好的职业技术教育环境，对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经济都是大有裨益的。
总之，管仲的四民分业定居，是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也是“定民之居，成民之事”的重大举措，对于促进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重大作用。这一举措，自始至终，体现了很强的“以人为本”理念。
（二）改革与民生建设并行
管仲在改革中，十分注重行德政，改善民生，使人民确实享受到改革的成果。2000多年前的管仲能够做到这一点，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管子·五铺》对管仲改善民生的举措归纳为“德有六兴”。第一、厚其生。开辟荒地，建造住宅，讲求种植，劝勉士民，鼓励耕作，修缮房屋，这叫做改善人民生活。第二、输之以财。开发潜在的财源，疏通积滞的物产，修筑道路，便利贸易，注意送往迎来，这叫做给人们输送财货。第三、遗之以利。疏浚积水，修通河沟，打通河道堵塞，注意渡口桥梁，这叫做给人们提供便利。第四、宽其政。薄收租税，轻征赋税，宽减刑罚，赦免罪犯，宽恕小罪，这叫做实施宽大的政治。第五、匡其急。敬养老人，慈恤幼孤，救济鱞寡，关心疾病，吊慰祸丧，这叫做救人之危急。第六、振其穷。给饥寒交迫的人以衣服和饮食，救助贫困，赈济破败人家，资助赤贫，这叫做救人之穷困。关于“匡其急”“振其穷”的问题，在《管子·入国》篇更有详尽的阐发，并制定了严格的制度加以实施，名之曰“九惠之教”。其内容包括：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
管仲的六项德政的实施，人民的求得“佚乐”“富贵”“存安”“生育”的愿望，就会得到相应的满足，“民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故德不可不兴也。”（《管子·五辅》）管仲行德政，惠及广大人民，对老、幼、孤、疾、病及穷困人员实施社会保障制度，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这无疑是构建和谐社会，改善民生的大好事。
二、管仲改革统筹兼顾，措施得力
管仲的改革之所以成功，在决策思路方面统筹兼顾，正确地处理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内政、外交等改革的关系，使诸方面的改革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融为一体，并做到了务实性与创新性、开放性相统一。下面仅举例论证。
（一）发展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
管仲改革首先从经济入手。因为经济活动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活动。只有解决了人们对物质方面的最基本的要求，才能谈得上满足人们的精神要求。因此管仲强调：“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又说：“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基于这种朴素唯物主义的认识，管仲改革着力发展经济。同时又重视精神文明建设。
其一：重物质生产
第一、以农为本。管仲发展经济，首先发展农业，以农为本。首先，农业生产是人们的衣食之源。《管子·禁藏》说：“得之必生，失之必死者，何也？唯粟。”其次，发展农业是富国富民的需要。《管子·立政》说：“桑麻殖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备具，国之富也。”《管子·五辅》说：“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再次，发展农业是强兵强国的需要。《管子·治国》说：“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这里应强调的是管仲发展的是包括农、林、牧、副、渔、果树种植业等在内的大农业。
第二、发展工商业。在发展农业的同时，重视发展工商业，做到农、工、商协调发展。在发展工商业方面，除了如前所述的“四民分业定居”之外，措施还有“官山海”，即使国家垄断盐铁资源，盐铁资源属于国有；经营过程，实行官督民营；实行盐铁专卖，寓税于价。若此发展国家工商业。
第三、对外贸易。管仲不仅设“轻重九府”注重铸造货币，重视市场交易，而且实施对外开放之策，以轻关税，优质服务等措施招商引资，扩大对外贸易。正如《史记、管晏列传》言：“管仲既任齐相，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平准书》言：“通轻重之权，缴山海之业，以朝诸侯，以区区之齐显成霸业。”
其二、重精神文明建设
管仲的高明之处在于重视发展经济的同时，又重视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他认为道德教育对于国家的安危存亡有着重要影响。他把“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纲纪），缺了一维，国家就倾斜，缺了两维，国家就危险，缺了三维，国家就颠覆，缺了四维，国家就会灭亡。“四维张，则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道德教化对政治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主张从“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饰小耻、禁伪邪”（《管子·权修》）做起，作为道德教化的根本途径。礼义之教的目的在于构建君正、臣忠、父慈、子孝的和谐社会。他还把大德至公的理念引入道德教化之中，要求人们关心国家，废私立公。对君主来说“爱民无私曰德”（《管子·正》），对官吏来说，“无私者可置以为政”（《管子·牧民》），对百姓来说，“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管子·正世》）。“立公”就是有道德的表现“废私立公”，则国家大治。管仲对各行各业职业道德的教育也十分重视。他对于士农工商的职业道德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管子·乘马》还提出“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诚士不得立于朝。”“诚与不诚”是有无职业道德的重要标准。
由此可见，管仲强调在发展物质生产的基础上实施教化，以实现社会精神文明的观点十分杰出。如果只注意物质生产，而忽视精神文明。那么在旧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旧思想、旧文化，就会与新的经济体制格格不入，经济改革的成果有可能废于一旦。因之发展经济与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二者兼施并用，不可有所偏颇。
（二）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结合
管仲经济改革在于确立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并相应建立新的经济基础。这种新的经济基础，要求新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在改革中，也需要一套完整的政府管理机制保证改革顺利进行。
管仲的政治改革内容有以下几点：
第一、实行君主制下的宰相制，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总揽朝政，权力在高、国氏（周王派出的命卿、监国）之上，这是对世卿特权的否定。管仲上承君命，下统群臣，执掌行政、军事、外交等大权。在当时对于推行包括改革措施在内的大政方针是十分有利的。
第二、实行五官制。国相以下，中央设五官之制。分别为：大行，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长官；大司田，掌管经济的最高长官；大司马，主管军事的最高长官；大司理，主管司法的最高长官；大谏，主管监督的最高长官。这样桓公、管仲及五官，便形成了一个坚强有力的上层领导集团，保证了政令的通行，改革的实施。
第三、实行监督制。《管子·君臣上》说：“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则众不敢逾轨而行矣；下有五横以揆其官，则有司不敢离法而使矣。”这种监督机构对官吏的政绩进行考核、赏优罚劣。
第四、实行“布宪”制。“布宪”，即国君颁布政令。大体做法，在正月宣布法令政策，明确规定各级官吏一年中的任务。“都”的五官、“鄙”的五属大夫回去以后要逐级传达。过夜之后传达叫“留令”，罪在不赦。多传达、少传达都要受到重罚。腊月底是汇报总结工作，官吏述职，根据官吏功过，分别给予奖罚。“布宪”制的实施，对于国家政令的畅行，对于改革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起到了强有力的保障作用。
第五、实行“三选法”。伴随着经济、政治、军事等改革的进行，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正露出端倪。过去在世垄制度下形成的官吏队伍不仅与新形势、新秩序极不适应，甚至形成严重的对立。这就迫切需要一支适应新形势、新秩序的官吏队伍。在这种形势下，管仲创立了行政官吏的“三选法”。所谓“三选”，即首先由基层官吏组织考察推荐，长官考评，最后由桓公策问（答辩）任用。选贤的标准是德、才兼备，如：“有居处为义、好学、聪明、质仁、慈孝于父母、长弟闻于乡里者”、“有拳勇股肱之力者”（《管子·小匡》）。选贤不计出身、门第及论资排辈，凡“匹夫有善，可得而举”（《同上》），即一般平民只要具备条件，也可当选为各级官吏。“三选法”的推行由法律作为保证。对有贤瞒而不报的官吏，以“蔽明罪”和“蔽贤罪”，给予惩罚。三选制度的实施打破了世卿世禄制的用人惟贵、用人惟亲的陈腐观念，开创了因贤授官、以功授爵的人事制度。
由此可见，管仲的政治改革是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这种改革是为巩固经济基础服务的。如果单一的进行经济改革而不配之以政治改革，那么，经济改革便不能顺利进行，通过改革建立起的社会经济基础，也难以巩固。
（三）行政改革与军事改革相结合
管仲把行政改革与军事改革相结合，这就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寓兵于农”的举措。
在行政改革方面，实行“叁其国而五其鄙”的方法。
其一、“叁其国”的内容是把国都分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个，士农之乡十五个。齐桓公统率工商之乡六个和士农之乡五个，高子统率五个乡，国子统率五个乡。三国就成了三军。国政也分为三项，立出三官的制度，市场立有三乡，手工业立有三族，设立三虞的官，管理川泽，建立三衡的官，管理山林。
在军事方面，规定国都中五家为一轨，轨有轨长，十轨为一里，里有里司，四里为一连，连有连长，十连为一乡，乡有良人，五乡定为一军，有一万人。整个齐国建立三军。这三军由桓公、国子、高子分别带领。
其二、所谓“五其鄙”，就是把广大乡村分为五个属。规定：五家为一轨，轨有轨长，六轨为一邑，邑有邑司。十邑为一卒，卒有卒长。十卒为一乡，乡有良人，三乡为一属，属有大夫，五属设五个大夫。武事听从于属，文事听从于乡。
管仲的“叁其国五其鄙”的行政体制对振兴齐国有重要意义。这一措施的实施，建立起了严密的行政管理系统，加强了国家的行政管理，并通过各类行政机构的建立，调整和理顺了各类职业之间的关系与某一类职业的人员的居住，生活、劳作等环境条件，从而出现了国民安居乐业的新秩序，为振兴齐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管仲的这一行政管理体制，对于齐国加强军事具有重要意义。这一行政体制“作内政而寄军令”、“寓兵于农”，兵民合一、军政合一。平时加强操练，战时国君直接指挥，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正如管仲所言：“君（指齐桓公）有此教士三万人，以横行于天下，诛无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圉也。”（《管子·小匡》）
（四）先修内政而后称霸
管仲在治理齐国辅佐桓公称霸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先修内政、定社稷的原则，即通过国内改革增强齐国的综合国力，以此为基础，再展开强有力的外交，逐步实现称霸大业。正如管仲所说：“公（齐桓公）内修政而劝民，可以信于诸侯矣。”（《管子·大匡》）但是在当时大国争霸的形势下，只局限于内政的治理，不思踏上国际舞台，国家也难以安存。正如管仲劝说齐桓公之言：“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管子·大匡》）管仲“内修政，外信于诸侯”，内政与外交并施的战略构思，无疑是实事求是的。
在修内政方面，主要实施了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改革。（前述，此不赘述），在外交方面，主要实施了如下的举措：
其一、交好诸侯
管仲坚决反对单纯依靠武力来征服诸侯，而主张先以外交手段交好诸侯，即坚持“钓之以爱，致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的外交原则。这是审时度势，切合实际的明智之举。
1、实施睦邻政策。《国语·齐语》载桓公曰：“吾欲从事于诸侯，其可乎？”管子对曰：“未可。邻国未吾亲也。君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则亲邻国。”亲邻国的措施：一是“反其侵地”。管仲要求把侵占邻国的国土无偿地归还给邻国。《国语·齐语》载管仲向桓公提出对鲁“反其侵地棠、潜”，对卫“反其侵地台、原、姑与漆里”，对燕“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二是加强与邻国的友好往来。如以厚重的钱币货物赠送给邻国，使四邻与齐国安心相处，从而使四邻之国亲近齐国。
2、广交诸侯。为了强化睦邻政策的实施和更加广泛的结交诸侯。齐国委派使者专门从事友好诸侯的外交事务。如派公子开方于卫，季友于鲁，游蒙宋于楚，商容处宋，审友处晋。出于对交好诸侯的重视，在委派使者时，充分考虑到所派人员的性格与所使国家在习俗上的一致性，以提高交好诸侯的实际效果。
3、关市几而不征，以利诸侯。实行优惠的关贸政策，以利益吸引诸侯。《国语·齐语》说：“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菜，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到齐国购买鱼盐不征关税，从而得到诸侯的赞誉。
管仲通过以上措施，尽可能地交好诸侯，为下一步择乱而征，争霸诸侯铺平了道路。
其二、尊王攘夷
尊王攘夷是管仲辅佐齐桓公实现霸业的重要战略和政策，也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所谓尊王，就是尊崇周天子、维护周王室的权威。此时的周天子虽然没有任何实力，但名义上仍然是天下共主和宗法上的大宗。齐桓公如果像郑庄公那样公然与周天子刀兵相见，就很难得到诸侯的认可和支持。然而提出“尊王”的口号，既能使天下归心，又能掩盖其“挟天子，令诸侯”的真正意图。管仲就是在这一旗帜下，辅佐齐桓公实现霸业的。
大量的史实证明，管仲无论在盟会时，还是在征讨时；无论在与周王室的关系处理上，还是在同诸侯国的交往时，都有意突出王室的权威，维护王室的尊严，这对于令诸侯共攘夷狄无疑起了积极凝聚作用。
所谓攘夷，就是加强华夏民族的团结，率领诸侯共同抵御戎狄入侵。当时随着周王室的衰微，中原地区诸侯失去了凝聚核心，戎狄逐渐强大起来，不断地入侵中原，中原地区的经济和文化都受到严重威胁。因之攘夷是当务之急，人心所向。如：齐桓公十五年（前676年）为解除鲁国之患而伐戎。齐桓公二十二年（前664年）为救燕而伐山戎。齐桓公三十八年（前648年），管仲平戎于周，平定了周室的诸戎之乱，稳定了周王室。
齐国在征伐戎狄之乱的同时，对那些深受戎狄之害的小国则率领诸侯存亡继绝。如:齐桓公二十五年（前661年），狄人攻打邢国，管仲力主救邢，齐桓公二十七年，狄人又攻伐邢国，齐与宋、曹连兵救邢。并将邢迁至夷仪建起了新城。齐桓公二十七年冬，狄人伐卫。卫君被杀，卫国灭亡。齐派兵为卫戌守曹邑，并赠送卫国乘马、祭服及牛羊猪鸡狗等牲畜等。以后齐又率诸侯为卫国在楚丘修建了新城。这些救难恤患的义举，赢得了天下诸侯的归心，“天下诸侯称仁焉。于是天下诸侯知桓公为已勤也，是以诸侯之归之也，譬若市人。”（《管子·小匡》）
遏楚，是攘夷的重要内容。楚本为周成王所封，它不仅以蛮夷自居，而且自称为王与周王室分庭抗礼。楚的强大并大肆北侵，成为中原诸侯国的最大威胁。公元前656年，齐国会合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国的军队征伐楚国的同盟国蔡国，蔡败，八国军队乘势挥师南下伐楚。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楚被迫与齐国在召陵订立了盟约。伐楚之役是一场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政治斗争，不战而使楚国屈服，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楚国的北进。
管仲辅佐齐桓公，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实现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伟业。这一举措，不仅维护了中原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同时，对于保卫华夏文明，有着重要意义。孔子曾高度评价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被发左衽”指戎狄装束，就是说如果没有管仲，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原文明可能会荡然无存。孔子的感慨有力地说明了桓管攘夷的历史贡献及其对保卫华夏文明的深远影响。
由此可见，管仲先修内政，而后称霸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其尊王攘夷的战略方针，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是符合中原地区广大人民的利益的。这是桓管最终取得霸业成功，至关重要的一步。
总之管仲改革的可贵之处，在于较好地顺应了时代潮流，顺应了民心。在改革措施的实施上较好地处理了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内政、外交等诸方面的关系。
三、管仲改革成功经验的当代价值
第一，充分认识改革的必要性
管仲改革使齐国富国强兵，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因之，必须把改革开放进行到底。
第二，改革要坚持以民为本
管仲改革坚持了以民为本，在改革中兼顾到人民的利益，实施了一系列利民、惠民的制度，如六项德政，九惠之教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迫切愿望，调动了人民生产积极性。所以说，桓、管利用人民的力量，实现了富国强兵，春秋首霸的伟业。
我们党要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社会公平，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强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如果不抓紧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就失去意义。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改革的力量源泉。没有人民的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所以要站在人民主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
第三，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管仲改革较好地处理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他重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强调发展物质生产对精神文明的决定性影响；同时特别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提出“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一观点，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改革中，要以辩证的、合面的、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如果只关注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方面，改革的目的就难以达到，人民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坏。这种教训是值得记取的。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在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极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结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加强社会道德建设，加强党风、政风，社风、家风建设。坚守文化自信，对优秀传统文化实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为当代社会服务。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使之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伟大的精神力量。
第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管仲改革既重视内政改革，又重视外交政策的改革，他以内政改革为基础，富国强兵，不失时机地踏上国际舞台，尊王攘夷，保已华夏文明，演出了一幕雄伟壮观的历史话剧。同时，又实施和平外交政策及互利共赢的通商政策。
稽古鉴今。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十九大报告强调；“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并强调：“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
今天深入探讨管仲改革的重大历史意义和成功的经验，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今天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及宝贵经验，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我们应该看到，管仲改革是在剥削制度下所进行的一次改革。其改革内容和实现的目标与今天的改革有本质的不同。管仲虽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并且有所落实，但由于是以“予之为取”为出发点，其落实的深度、广度是有限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改革为了人民群众，改革依靠人民群众，改革成果惠及人民群众的“人本”理念，才能真正实现。
我们应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管仲改革，他作为政治家、改革家已出色的完成了他那个时代的改革任务，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对华夏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我们借鉴管仲改革的成功经验，就在于坚定改革决心，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简介：宋玉顺，临淄区齐文化研究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