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子》的富民思想与现实意义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1/2/19 16:36:49

论《管子》的富民思想与现实意义

宋 辉

[摘要]  《管子》的富民思想主要是:富民需要因地制宜发展农林牧副业;富民需要确定国家与生产者各自的责任和利益关系;富民需要发挥市场流通和消费的作用;富民需要国家综合施策利民惠民;富民需要救助社会弱势群体; 富民要求统治者惠爱民众。《管子》的富民思想有诸多合理性，也存在局限性。

[关键词]：《管子》;富民思想;现实意义;局限性

0 引言

《管子》一书兼容百家，主题聚焦于使齐国富国强兵。富国的根本在富民。《管子》富民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通之以道，畜之以惠，亲之以仁，养之以义，报之以德，结之以信，接之以礼，和之以乐，期之以事，攻之以官，发之以力，威之以诚。”^［1］139理论纲领是“‘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1］242由此出发，《管子》比较全面深入地论述了富民思想，其中一些见解颇有价值，对此进行系统整理阐发，对于当代人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好“补短板”、促发展的各项工作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1 富民需要因地制宜发展农林牧副业

《管子》高度重视富民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富民是富国强兵的第一要务。《管子·治国》篇明确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这是因为“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富是富国强兵的前提条件。“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1］924。富民的首要任务就是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管子·重令》篇说：“何谓民之经产？畜长树艺，务时植谷，力农垦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经产也。……民不务经产，则仓廪空虚，财用不足。”^［1］286务农耕，育六畜，农民有正常的生产经营，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他们才能有满足感，从而安居乐业，重视家庭，守礼节，知荣辱，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秩序，社会安定和谐就有了稳固的物质基础。这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是需要认真解决好的大问题，并且要始终抓住不放，持之以恒地做下去，不能有任何松懈或动摇。为了鼓励农耕，《管子》要求减民负，勿夺农时，使用民力不可过度等。

《管子》的富民思想全面而深刻，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幼官》篇说：“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则民人从。”^［1］177国家大兴百姓之利，消除百姓之害，百姓们就会如同流水一样顺从。富民的举措有多种，最基本的就是要让民众能够各尽所能，各展所长，致力于种五谷，植桑麻，育六畜等，这是国家富足，江山永固的根基。重农思想在《管子》中有充分表现。《乘马》篇曰：“地者，政之本也。”^［1］84。《权修》篇称农业为本事：“有地不务本事，君国不能一民，而求宗庙社稷之无危，不可得也。”^［1］53《侈靡》篇进一步提出，“辩于地利，而民可富”^［1］646。辩地利是《管子》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项基本原则，即因地制宜植树种谷放牧渔猎，这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也是顺应自然规律的体现，值得关注。《立政》篇认为，“桑麻植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备具，国之富也。工事无刻镂，女事无文章，国之富也。”^［1］64“相高下，视肥硗，观地宜，……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1］73。其基本要义是根据土地肥沃、贫瘠程度上的不同分别种植相宜的五谷桑麻，这样有利于富民强国。农民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活动，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基础，否则，一切都将失去存在的根据。《权修》篇还主张藏富于民，“府不积货，藏于民也”^［1］52，这是极富远见的主张，对于社稷的长治久安非常重要。《君臣上》篇也指出：“布政有均，民足于产，则国家丰矣。”^［1］551这些都说明《管子》主张通过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以达到富民强国是其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符合实际的正确主张。《管子》把藏富于民与富国强兵统一起来的思想也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值得当代人们继承和发展。

2 富民需要确定国家与生产者各自的责任和利益关系

《幼官》、《四时》等篇叙述了君主和各级政府官吏围绕着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等活动一年四季应该顺应时令所做的事务。《立政》篇明确规定了政府各部门官员在指导、服务农业、手工业生产各方面的具体职能，例如，督促组织修建道路、水利工程，调查土地、作物品种状况，评定工匠等级，检查产品质量等等^［1］73-74。《乘马》篇说：“故不均之为恶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与之分货则民知得正矣，审其分则民尽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1］92刘泽华先生认为，《乘马》篇作者实际上认识到了仅有“均地”还不够，还必须实行“分力”与“分货”制，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分力”大体上与《吕氏春秋》中所说的“私作”、“公作”中“私作”相类。“公作”是集体在一起劳动，或即劳役地租形态。“私作”、“分力”即实行一家一户的生产。“公作”时劳动者被动，没有积极性，甚至出工不出力。“私作”时父子兄弟一家人因为知道是为自己，所以，起早贪黑，努力劳作。“分货”可以解释为分取土地的产品^{［2］186-187}。这在实质上就是明确了国家和农民在生产与利益分配上的责权利关系，有利于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包含着现代管理学的激励原则，值得深入探究。《权修》进一步分析说：“其积多者其食多，其积寡者其食寡，无积者不食。或有积而不食者，则民离上；有积多而食寡者，则民不力；有积寡而食多者，则民多诈；有无积而徒食者，则民偷幸。故离上、不力、多诈、偷幸，举事不成，应敌不用。”^［1］51《权修》篇作者不仅深刻认识到了分配环节对劳动者积极性的重要影响，强调实行合理的分配制度利用民力，而且将其上升到了关系民心和国家安危的政治高度，并非是危言耸听，需要认真总结完善，并结合时代特点作出创造性发展。

3 富民需要发挥市场流通和消费的作用

《管子》在重农桑的同时，对市场和流通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认为流通能够生利富民，而且对农业生产也具有积极的引导与促进作用，是为政之首要。《管子·问》篇说：“而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正是道也。”^{［1］498-499}《管子·侈靡》篇指出：“利然后能通，通然后成国。”^［1］677“市也者，劝也，劝者所以起。善而末事起，不侈，本事不得立。”^［1］703市场流通能够对本事起到劝勉引导作用，即引导、刺激农业发展，工商业繁荣，侈靡消费有利于农业生产。它还认为，商人的活动对国家能够产生诸多利益，譬如，商人能使国家的山林生利，增加税收，鼓励消费，贫民有事做等^{［1］730-731}。《管子》的消费观亦别具特色，它揭示了消费和生产的统一性，极具理论创新性，因为“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3］94《乘马》篇作者清醒地认识到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过度节俭不利于经济发展，因而提倡适度消费。他指出：“俭则伤事，侈则伤货。……不知量，不知节，不可谓之有道。”^［1］88-89《侈靡》篇作者甚至主张侈靡消费：“故贱粟米而如敬珠玉，好礼乐而如贱事业，本之始也。”^［1］634该篇还从人性的角度分析了消费对就业的效用：“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故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独自为也”^［1］652。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颇为新颖的观点，的确难能可贵。然而，主张侈靡消费也会带来一系列的消极后果，即助长侈靡之风，不利于培养人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品德，也不适合我国的国情。

4 富民需要国家综合施策利民惠民

从宏观层面上讲，富民需要国家综合施策，取民有度，使民以时，藏富于民，培植民力等。（1）取民有度，使民以时，勿竭民力。《权修》篇说：“舟车台榭广，则赋敛厚矣。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1］49“故取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1］51为此，要减赋税，宽民力，“无夺民时，则百姓富”^［1］402。《治国》篇作者同情百姓的疾苦，他详细分析说，农民要承受官府的征税，高利贷盘剥，关卡集市的租税，国家仓库的杂税，十分之一的农业税，以及官府的杂务徭役等等，总计农民受加倍偿还的高利贷共有四项，造成农民没有积蓄，陷于贫困^{［1］925-926}。这些情况势必会动摇社稷根本，不利于达到富国强兵之目标，亟需改变。（2）国家要采取切实有力的政策措施，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以保证农民有相对公平合理的收入。国家要使得农、士、商、工四种不同行业的收入大体上相当^［1］926，才能使得农民安心生产，田地得到开垦，粮食增多，粮食增多了国家就富裕。另外，国家需要相机实行“先之以政”，“先之以德”的举措。譬如，在丰年君主要收购物品来充实国库；遇到灾年，君主要向百姓供给财物，赈济贫困^［1］960，这样能够使农民避免受高利贷盘剥，减轻贫困，百姓会对君主感恩戴德。另外，年景有丰歉，时令有春秋，谷物有贵贱，国家对谷物价格也要进行调节，以保障农民的合理收入^［1］993。不同于其他典籍的是，《管子》在重农的同时，并未忽视士、商、工等行业的重要地位与功能。譬如，《小匡》篇载，管子对桓公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1］400，说明《管子》的视野比较开阔，看到了工商业对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重要性，值得肯定。

5 富民需要救助社会弱势群体

在实现富民的过程中，如何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是其中的关键一环，《管子》对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给予了充分关注，有着详尽论述，在书中占据了突出位置。例如，《五辅》篇提出的“六兴”（即国家要兴办的六个方面的大事）中就有“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丧祸”，“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方面的内容^［1］195。《管子·问》篇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诸方面考虑得十分细致周全，涉及到救助社会弱势群体的生产生活问题几乎无所不包，譬如，“问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问死事之寡，其饩廩何如？……问独夫、寡妇、孤独、疾病者几何人也？……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问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余子父母存，不养而出离者几何人？……贫士之受责于大夫者几何人？”^{［1］486-487}等等。《入国》篇还详细记述了管仲为相后四十天内为百姓所做施行的善政：“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1］1033管仲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安抚赈济工作，并设置了相应的专职人员予以保障，可谓是关怀备至，用心良苦，这对于稳定齐国的局势，恢复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幼官》、《四时》、《五行》等篇亦贯穿着奉养老病鳏寡孤独的内容，所有这些无不表现了《管子》蕴含着浓厚的人文情怀，对于当今人们做好扶贫脱贫、构建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均有参考价值。

6 富民要求统治者惠爱民众

富民的举措有千万条，但是，其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君主圣明，宅心仁厚，节俭爱民，这样会营造出一种上行下效的良好政治氛围，否则，一切都会成为空话。《七臣七主》篇说：“故一人之治乱在其心，一国之存亡在其主。”^［1］988 “主好本则民好垦草莱，主好货则人贾市，主好宫室则工匠巧，主好文采则女工靡。”^［1］989圣明的君主以道治天下，用仁爱善待万物，使其各得其所。《小匡》篇中管仲对齐桓公说：“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1］411“慈于民，予无财，宽政役，敬百姓，则国富民安矣。”^［1］412《形势解》篇还总结了历史经验，指出：“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神农教耕生谷，以致民利。禹身决渎，斩高桥下，以致民利。汤、武征伐无道，诛杀暴乱，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动作虽异，其利民同也。”^{［1］1183-1184}所以，君主想要称霸天下就应该惠爱民众，关心他们的疾苦，致力于为民谋利，帮助他们发展生产，畜养六畜，宽民力，以厚植国本。《小问》篇说：“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忧之以德，勿惧以罪，勿止以力，慎此四者，足以治理民也。”^［1］959具体而言，君主对人民要行德政，以诚实仁爱关心民众，以礼义之举对待民众，以善政惠及民众，这样民众们就会感念、赞美他。《禁藏》篇对君主提出了具体要求：“夫明王不美宫室，非喜小也。不听钟鼓，非恶乐也。为其伤于本事，而妨教也。故先慎于己而后彼，官亦慎内而后外，民亦务本而后末。”^［1］1007“故圣人之制事也，能节宫室、适车舆以实藏，则国必富、位必尊。能适衣服、去玩好以奉本，而用必赡、身必安矣。”^［1］1012君主圣明，节俭爱民，就能够发挥好示范作用，形成君臣民同心同德聚力富国强兵的局面，实现江山永固，社稷长存的目标。

结 语

《管子》成书的年代虽然距今极其久远，但是其中的富民思想有诸多合理性，对于当代人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在古老的农业社会里，富民的主要途径是奖励农耕，因地制宜发展农林牧副业生产，鼓励农民各尽所能发家致富，藏富于民利国利民，政策宜适度向农民倾斜，帮助其得到公平合理的收入，国家在必要时应予以适当扶持。需要规定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在指导、监督和服务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具体职责，明确国家与农民的责权利关系，以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救助社会弱势群体是各级政府的本职工作，对于补齐经济社会发展短板，发展生产，促进就业，完善社会公共服务功能，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富足，国家繁荣昌盛都具有重要意义。《管子》还把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社会再生产中的各个环节作为一个整体系统来看待，认识到了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说明其思想的超前性，完全符合经济社会规律和现代经济学原理，即使在当代社会仍然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管子》的富民思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理论体系，其中，因地制宜发展农林牧副业生产是核心，其他方面都是围绕着并服务于这一核心的。同时，《管子》富民思想的局限性也不应忽视。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制约，《管子》的富民思想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是：（1）富民思想的矛盾性。它尽管承认商品流通的重要性，同时又认为农业为本，工商业为末，发展农业，富国强兵就要禁止工商业。例如，《权修》篇说：“故末产不禁则野不开辟”^［1］48。《治国》篇说：“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1］924还有，《权修》、《乘马》、《立政》等篇主张节俭，反对奢侈，而《侈靡》篇则主张高消费，二者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这说明《管子》不是一人的作品，在思想上有一定的混乱。（2）富民思想的不彻底性。《管子》的富民思想是明确无误的，然而其作者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认识富民这一问题的，对富民是持有保留态度的，即以对统治阶级有利为限度。《侈靡》篇坦言：“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1］637《法法》篇亦云：“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与大虑始。”^{［1］302-303}充分表现了《管子》作者的阶级局限性。（3）对广大劳动者的歧视。例如，《七法》篇云：“治人如治水潦，养人如养六畜，用人如用草木。”^{［1］111-112}上述《乘马》篇所说的“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这也过于低估了农民的智慧和生产经验，简直把农民视为白痴和懒汉。《君臣下》篇亦有愚民思想：“牵于衣食之利，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1］584《管子》推崇的高消费也表明了地主阶级的贪婪无度性。胡寄窗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管子》倡导侈靡不仅于生活在沉重压榨下的农民毫无裨益，而且反会为封建主的无耻浪费作辩解，反会加重封建主对广大农民的压榨与剥削。”^［4］281所有这些都证明了《管子》富民思想中存在的缺陷。

参考文献：

［1］黎翔风.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139.

［2］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86-187.

［3］（德）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4.

［4］司马琪.十家论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81.

(作者简介：宋辉,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基础教学部、思政部原主任，高级讲师。安徽省哲学学会理事，安徽省庄子研究会会员，亳州市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副秘书长。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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