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仓廪实而知礼节”

管仲本名夷吾，字仲，后人习惯称他为管仲，或尊称为“管子”，是我国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和军事家。鉴于管仲的不朽功业，他被后世冠以“名相”之称。《管子》一书中所蕴含的思想兼收并蓄，它不囿于某一家之成说，而是众采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等诸家之所长，最终熔冶于一炉，形成了独特的治国理政思想。其中不少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有借鉴意义。

西周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人们在周天子的“王土”之上开展大规模集体耕作，“千耦其耘”的场景“振古如兹”。到了春秋时期，农业技术发生重大变革，铁器的应用、牛耕的推广、水利的兴建使得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农民对私有土地的兴趣随之日增，出现了大量开垦荒地，经营私田，甚至“上下相诈,公田不治”的现象，进而导致各诸侯国财用不足，仓廪空虚，难以为继。为解决财政困局，各诸侯国对土地制度进行了一系列变革，分封井田逐步转化为国家授田，集体劳作逐步转化为个体劳作，劳役地租逐步转化为实物地租，旧的血缘宗法制度日益分化瓦解，新的封建生产关系逐渐形成完善。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乡村振兴运动，是由一组文人政治家发起并推动的，他们围绕“重农抑商”这一政治主张，先后向汉文帝、汉景帝建议，发展农业，振兴乡村，从而达到安民定国的目的。公元前178年，23岁的贾谊(前200－前168)向汉文帝上《论积贮疏》，大胆建言重农抑商。他举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这句话提醒汉文帝，治理国家首要的是农民富足。贾谊的《论积贮疏》中记载；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

这段文字释义为，管子说：“粮仓充足，百姓就懂得礼节。”百姓缺吃少穿而可以治理得好的，从古到今，没有听说过这事。古人曰：“一个男子不耕地，有人就要因此挨饿；一个女子不织布，有人就要因此受冻。”生产东西有时节的限制，而消费它却没有限度，故社会财富一定会缺乏。古代的人治理国家，考虑得极为细致和周密，所以他们的积贮足以依靠。现在人们弃农经商（不生产而）吃粮的人很多，这是国家的大祸患。过度奢侈的风气逐日地滋长，这也是国家的大祸害。这两种大祸害公然盛行，没有人去稍加制止；国家的命运将要覆灭，没有人去挽救；生产的人极少，而消费的人很多，国家的财富怎能不枯竭呢？汉朝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快四十年了，公家和个人的积贮还少得令人痛心。错过季节不下雨，百姓就将忧虑不安，年景不好，百姓纳不了税，朝廷就要出卖爵位，百姓就要出卖儿女。这样的事情皇上已经耳有所闻了，哪有治理国家已经危险到这种地步而皇上不震惊的呢？
     世上有灾荒，这是自然界常有的现象，夏禹、商汤都曾遭受过。若不幸有纵横二三千里地方的大旱灾，国家用什么去救济灾区？如果突然边境上有紧急情况，成千上万的军队，国家拿什么去发放粮饷？假若兵灾旱灾交互侵袭，国家财富极其缺乏，胆大力壮的人就聚集歹徒横行抢劫，年老体弱的人就互换子女来吃；政治的力量还没有完全达到各地，边远地方敢于同皇上对抗的人，就一同举兵起来造反了。于是皇上才惊慌不安地谋划对付他们，难道还来得及吗？  

积贮，是国家的命脉。如果粮食多财力充裕，干什么事情会做不成？凭借它去进攻就能攻取，凭借它去防守就能巩固，凭借它去作战就能战胜。使敌对的人归降，使远方的人顺附，招谁而不来呢？现在如果驱使百姓，让他们归向农业，都附着于本业，使天下的人靠自己的劳动而生活，工商业者和不劳而食的游民，都转向田间从事农活，那么积贮就会充足，百姓就能安居乐业了。本来可以做到使国家富足安定，却竟造成了这种令人危惧的局面！我真替陛下痛惜啊！

《管子》指出，人民贫富差距过大则会导致社会动荡，不利于国家统治，《五辅》中说“贫富无度则失”“甚富不可使，甚贫不可耻”，《国蓄》中说，“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以贫富不齐也”。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如果民过于富足，衣食无忧，则可能会轻爵贱禄，对君的依赖性就会减少，就不能为君所用；如果民过于贫穷就会为了生存无所顾忌，甚至铤而走险，抗拒法律。同时，从经济角度来说，贫富差距过大则会影响农民从事生产的热情，从而制约农业的发展。《管子》还认为，在“百业”中农业是最薄利的，而工商业赢利最大，如果忽视农业，会动摇国家之本，后果不堪猜想。《治国》说：“今以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
　　

(二) “仓廪实而知礼节”强调“重储”“货畅其流”

贾谊是我国古代“重储思想第一人”。他继承了先秦重储思想,赞同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的观点,指出“民不足而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正如黎翔凤先生的精辟总结，《管子》“全书体系严密，一家之学，脉络相承，言论不离其宗，非随意缀辑也”。可以说荀子的“货畅其流”即是管子言“仓廪实而知礼节”思想的相关表述。同是春秋时期在齐国任宰相的管子言“仓廪实而知礼节”明确表述了一个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需要有物质基础，进而为修身养性、创造和谐。上面所说的荀子和管子只是两个代表人物，表明了我国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仓储理论和思想，先秦诸子已形成所谓的“重储思想”并且将仓储问题与国力、权力及社被安危相关联。而升华到国家、社级、民生乃至治国之策。 

孟子后来接受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这些理念，认为实行王道并不难，先给每家农户分上五亩宅基地，让他们盖房栽桑、养猪喂鸡。再分上一百亩耕地，让全家衣食无忧，老人们都能吃上肉、穿上丝棉。然后建立乡学，让年轻人读书习礼，社会自然走上正轨。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提出“明君治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无死亡”。这显然都是对“管子梦”的发挥。中国古代财政在扶贫工作上一个值得重视的方面，就是“为民治产”的理念。管子认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提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所以，古代扶贫特别重视政府对生产的辅助：一方面在大同思想的影响下一再提倡均田地，汉代限民田，曹魏屯田制，西晋占田制，北魏隋唐均田制，都是努力把人民和土地结合起来，帮助人民生产自救;另一方面则对农民生产提供帮助，如大兴水利、提供种子农具的贷款、编制农书等等。

我国自古以来就高度重视农业问题 ,古代解决农业价格波动的一个好办法是建立常平仓。从建立常平仓制度、解决农业价格问题入手 ,稳定国民经济。有鉴于此，管子名言，至今广为流传。“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前边是从国家角度着眼，告诫一个政权只有粮仓充实、国力强盛，才有提倡礼仪的资本;后面是提醒百姓只有吃饱穿暖，才能进一步懂得何为荣耀、何为羞耻。

当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健全“三治”体系。推进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不仅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正式制度和正式组织，而且需要充分发挥中国乡村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非正式组织的作用，以乡风文明建设为契机，做好文化传承，挖掘中国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让传统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焕发活力。比如，可以进一步利用好百姓议事平台、乡绅协调机制在化解乡村矛盾及推进乡村民主建设进程中的功能，从而进一步发挥忠孝廉洁、家和万事兴、勤俭节约、尊老爱幼等优秀文化在破除不良习俗、建设乡风文明中春风化雨式的效能。

二、阐述《管子·权修》篇内含丰富之农业思想

　   管仲的著作今称《管子》，内容涵盖各种学术，是后世道家、儒家、名家、法家、农家、兵家、阴阳家等等多家学术思想的源头。既有重视农业生产的农家理论，又包含了攻城野战的兵家谋略。

（一）析《管子·权修》篇之农业智慧

《管子·权修》是春秋时期军事家管仲创作的一篇散文。管子一书是稷下道家推尊管仲之作的集结， 即以此为稷下之学的管子学派。《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子部道家类。管子一书篇幅宏伟，内容复杂，思想丰富，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学术文化思想的重要典籍。《管子》对于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仍然可被视作是古代思想家的真知灼见，对今天的人们仍有可资借鉴之处。
   管仲曰：“万乘之国，兵不可以无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无吏，百姓殷众，官不可以无长，操民之命，朝不可以无政”。“地博而国贫者，野不辟也，民众而兵弱者，民无取也。故末产不禁，则野不辟。赏罚不信，则民无取。野不辟，民无取，外不可以应敌，内不可以固守，故曰有万乘之号，而无千乘之用，而求权之无轻，不可得也。地辟而国贫者，舟舆饰，台榭广也。赏罚信而兵弱者，轻用众，使民劳也。舟车饰，台榭广，则赋敛厚矣。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己，不可得也”。
   这段话可示意为：万辆兵车的大国，军队不可以没有统帅；领土广阔，农田不可以没有官吏；人口众多，官府不可无常法；掌握着人民命运，朝廷不可无政令。地大而国家贫穷，是因为土地没有开辟；人多而兵力薄弱，是因为人民缺乏督促。所以，不禁止奢侈品的工商业，土地就不得开辟；赏罚不信实，人民就缺乏督促。土地没有开辟，人民缺乏督促，对外就不能抵御敌人，对内就不能固守国土。所以说，空有万辆兵车的大国虚名，而没有千辆兵车的实力，还想君主权力不被削弱，那是办不到的。

《管子·权修》篇曰：“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积者食之。不可不审也。其积多者其食多，其积寡者其食寡，无积者不食。或有积而不食者，则民离上；有积多而食寡者，则民不力；有积寡而食多者，则民多轴；有无积而徒食者，则民偷幸；故离上不力，多轴偷幸，举事不成，应敌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禄赐予，使民之机也。”这段话可示意为：有土地而不开辟，等于不是自己的土地；有人民而不治理，等于不是自己的人民。凡是治理人民，对于按劳绩给予禄赏的问题，不可不审慎从事。劳绩多的禄赏多，劳绩少的禄赏少，没有劳绩的就不给予禄赏。如果有劳绩而没有禄赏，人们就离心离德；劳绩多而禄赏少，人们就不努力工作；劳绩少而禄赏多，人们就弄虚作假；无劳绩而空得禄赏，人们就贪图侥幸。凡是离心离德、工作不力、弄虚作假、贪图侥幸的，举办大事不会成功，对敌作战也不会尽力。所以说，根据人的能力授予官职，按照劳绩差别赐予禄赏，这是用人的关键。

管子又曰：“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即天下是国家的根本，国家是乡（古代的行政单位）的根本，乡是家庭的根本，家庭是人的根本，人是身体的根本，身体是（社会）治理的根本。

（二）简述《管子·权修》篇的当代启示

管子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茍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这段话释义为：做一年的打算，没有什么事比得上种庄稼；做十年的打算，没有什么事比得上栽树；做一辈子的打算，没有什么比得上培养人才。成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由此而来。　作一年的打算，最好是种植五谷；作十年的打算，最好是种植树木；作终身的打算，最好是培育人材。种谷，是一种一收；种树，是一种十收；培育人材，则是一种百收的事情。如果我们注重培养人材，其效用将是神奇的；而如此举事收得神效的，只有王者之门才能够做到。　　　　　　

管子认为：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 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乱之行无由至。他所说的意思是：君主应多向百姓施恩，君主就能亲近百姓；君主申明是非礼仪，就可以教育百姓；君主以身作则进行示范来引导百姓，审定规章制度来防范百姓，在乡里设置官员来指导百姓。然后用法令进行约束，用奖赏加以鼓励，用刑罚进行威慑。这样，百姓就都愿意做好事，暴乱的行为就不会发生。

三、阐述管子农业思想与乡村建设的方向与途径

（一）管子《轻重》篇对先秦农业的指导性

管仲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管子》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内容极其丰富，包含道、儒、名、法、兵、阴阳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货币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管仲在《禁藏》《霸言》《牧民》诸篇中有集中体现，如“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地也”（《禁藏》），“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牧民》），“以时为宝”，“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精时者，日少而功多”（《霸言》）。《禁藏》中关于四时耕作的论断，明确强调人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要按照四季的规律来运行，最终得出“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的结论。

综上所述，虽然这其中有古代统治者“驭民之术”的消极成分，但《管子》较早地注意到贫富差距过大对国家的危害，则是需要肯定的。为此，《管子》提出了一些缩小贫富差距的措施。具体办法是：关注经济弱势群体，并给予抚恤。所谓“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管乏绝，此谓振其穷”；其次，对赢利单薄的农业实行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如春天时给予财政贷款、贷给其种子或发放农业用具帮助生产等措施，以保证农业再生产的稳步推进。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随后２０１８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亦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 农’工作的总抓手 ”之论述。“乡村振兴战略”已成为新时代乡村社会建设与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与宏图规划。那么，乡村振兴怎样实现呢 ？

乡村建设是中国社会之根本，建设不起来，社会可持续发展必将形成无根基。那么怎么样进行建设呢？四川文化艺术学院党委书记雷原说：经过笔者多年实践与思考，答案如下：

第一、应以农耕文化指导乡村建设。即用天人合一、心物一体、仁孝为本的价值理念导向引导乡村振兴、发展。第二、应处理好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在城乡一体化当中要坚持乡村化城市的原则。第三、确保种田人的利益以及对于土地的长效投资机制。第四、弘扬乡约与祠堂文化，巩固孝悌文化。同时，将扶贫与乡约祠堂文化相结合。我本人赞同雷原书记的观点，并提出自己考察安徽孙氏祠堂的看法。

（二）注重祠堂文化建设与乡村文明建设相融合

自古中华儿女就有寻根溯源的情结，与延绵数千年的传统家风文化一脉相承。祠堂作为炎黄子孙寻根祭祖的载体，几千年来在忠孝廉洁、家和万事兴、勤俭节约与尊老爱幼等方面起到深远而积极的影响，但也存在一定的封建糟粕，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将祠堂文化建设与乡村文明建设相融合，扬长避短，发挥更大作用。

据历史记载：宋曰墓祠，“南宋《家礼》立祠堂之制中，称家庙为祠堂”。 因此，祠堂又称“家庙”、“祠庙”。宋代以后，官员家庙祭祀制度开始走向逐渐衰落。家祠是家人祭祀近代祖先的场所。 

祠堂作为中国古代祭祀祖先的场所，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祠堂，是融入于中国大江南北地域上固化而向活化转换的实存体，是正宗的中国特有“精品”，是一方方最独特的“国存印章体”。祠堂是“用自己存在的方式诠释当代文明”，它给后辈遗留下丰厚的历史和文化研究价值。让孙氏祠堂红色资源“动”起来“活”起来，让红色精神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笔者在安徽黄山、无为、庐江考察时遇见的“红色祠堂”，可有其特殊的历史身份与历史使命。请听我娓娓道来……

1.凝魂、聚心、浓情之黟县柯村红色孙家祭堂

常言道，祠堂是寄放我们溯源念想的储存地，是安放我们灵魂思恩之地。孙氏家族宗祠，位于安徽黟县柯村镇三合村孙村自然村中，始建于封建社会的晚清时期。该宗祠的堂号为《敬慕堂》，其意蕴为受后人敬爱仰慕之意。

宗祠分为三进两天井建筑格局，呈现当地特色，依山面水，坐西朝东，延续秉承古代风水的理念其中，礼仪门呈现出重檐歇山式的高大门楼壮势，芸芸众生矗立于此，使人油然生发静思、敬畏之感！

宗祠门前四根圆柱承斗拱、雀替、梁头等木制构件，让人眼前一亮的景物为木雕镂刻玲珑剔透其栩栩如生之态，使我们沉醉于审美之中而留连忘返。

步入祭祀大堂前厅，天井两边十二根圆柱林立两侧，柱脚为形石础拱托。告诫孙村人要志存高远，无论是做官还是经商，都要谨小慎微，不能显摆。

黟县柯村孙家祭祀祠堂，虽经历时间磨砺，仍是海外子民期盼憧憬之地。在这饱含情生区域，供奉着祖先牌位，供奉着天地人的至理；在这里，血脉承传持续；根脉延绵永续。

祠堂雕刻保存完整并与古民居相连一体，别具一格，富有徽派建筑特色。

皖南黟县柯村红色孙氏祠堂正是凝民魂、聚人心、浓乡情之人文宝地。四川文化艺术学院党委书记雷原说：“中华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天下性、道德性、可持续性与家庭伦理社会主义性。” 

由上所述：探索管子农业思想理念与乡村、乡约祠堂文化的的关联性。用好乡村社会活动的重要空间并挖掘探讨其在文化自信中的价值与途径具有现实意义。

（1）文化自信彰示皖孙氏红色祠堂深含家国情怀

民族文化自信源于主动承担奉献：皖南红军医院孙村分院坐落于“柯村镇位于三县交界处，是远近闻名的革命老区、红色圣地。”其中皖南红军医院孙村分院等革命遗址也是粟裕、刘毓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柯村镇政府先后于2009年、2017年对孙氏宗祠进行了细心地维修，最终恢复了祠堂原貌。

现走进黟县柯村镇，引入眼帘的是巨石上刻着8个大字：皖南瑞金，多彩柯村。使其红色祠堂固化文化在不断“活化”，凸显了完整祠堂文化遗产的价值所在。

这是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 该村为纪念曾经在此战斗过的革命先辈树立起的石碑。近年来，该村继承革命光荣传统，充分利用当地厚重的红色革命文化资源，借助美丽乡村建设东风，推动老区产业发展和村民增收致富。习近平指出：“广大家庭都要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家庭梦融入民族梦之中”

（2）祠堂文化再“活化”-皖南红军医院孙村分院旧址

柯村镇政府先后于2009年、2017年对孙氏宗祠进行了细心地维修，最终恢复了祠堂原貌。并将孙氏宗祠辟为皖南红军分医院对外实施开放参观，开展红色革命历史教育。让孙氏祠堂赋有崭新的生命力。当前，要深入挖掘展示红色资源的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不断增强学习教育活动仪式感参与感……使广大民众在参观中受到极大的教育。

现走进黟县柯村镇，引入眼帘的是3米高的巨石矗立于通往村庄道路旁边，巨石上刻着8个大字：皖南瑞金，多彩柯村。孙氏祠堂文化的这一独特功能，充分表明；孙氏祠堂固化文化在不断“活化”，并成为了完整祠堂文化遗产的价值所在。

全国政协委员黄玲说：“祠堂是乡村休闲游的文化坐标。”充分利用当地厚重的红色革命文化资源，借助美丽乡村建设东风，营造和谐人居环境和健康文明乡风，推动老区产业发展和村民增收致富。借助美丽乡村建设和全域环境整治，让村中的基础设施完善，路面干净整洁起来。让人感受到美丽乡村建设和革命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也充分再现了红色祠堂文化在中华姓氏文化中的积极作用。随着家族成员活动留下的轨迹，就会形成历史，这就是家史和族史。

2.祠堂文化需“活化”——无为洲濡东孙氏祠堂

民族文化自信源于牺牲自我：安徽无为县洲濡东孙氏家族始迁祖是国隆公，自南陵黄峰迁移居至无为州东乡秦家桥，今孙氏家祠所供奉为始迁一世祖者。孙氏祠堂堂号称“飞鹤堂”。

尤其让人们称颂地是无为县洲濡东孙氏祠堂：始建公元1918年。可是在抗日战争战时期，为了防止日寇强行攻占后，用作袭击我方军队据点之用途。那时孙氏家族主要骨干成员，毫不犹豫的作出果断决定，即将孙家祠堂无偿的捐献给当时新四军最高指挥部，经过一番慎重选择，最终决定烧毁此祠堂。这一壮举行为真可谓了不起：它显现地作用为，沉重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也为夺取全面抗战胜利作出了应有的积极贡献。充分体现出孙氏家族能舍小家，为国家；舍小我，保国民；顾全大局；也值得永远传扬赞颂！

现孙氏祠堂建于2016年，总建筑面积300多平方米，祠堂面积70平方米左右。

安徽无为县洲濡东孙氏祠堂凸显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充分体现了当今中华传统孝道、爱国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下为乡村振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更好地保护历史文物，传承优秀历史文化，我们应利用好无为县洲濡东孙氏祠堂所承载的历史丰碑价值。加倍做好祠堂家风家训这篇大文章，使之广泛地服务于社会大众，凸显资政育人功能。

3.祠堂文化再“活化”—庐江盛桥大孙村祠堂

民众深信民族文化自信彰显爱党爱国：安徽盛桥大孙村位于巢湖南岸旷野垠川之地，是明朝洪武元年孙福全（福全公）从江西省乐平县粉字巷卜居在此创建的孙氏家园。在这里兴衰更替的曲折历程，值得今人悉心聆听感悟。大孙村曾是抗战时期游击队与敌人展开斗争的活动前沿战场。

一九三八年以前大孙村即设立临时地下党支部，直接领导大孙抗日游击队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夏，唐耀光率领部队进驻大孙村，休养调整以扩充军队人数。当年大孙村志士青年积极报名参军，开赴其他战场。1948年7月，孙仲德司令（1902年～1961年）率军南下，驻营与大孙村作好刘邓大军作渡江战役的战前工作。当时司令部就设在孙氏祠堂内。民国32 年，巢无地区主力部队在孙仲德指挥下，取得了反“扫荡”和反顽斗争的胜利。民国38 年1 月，合肥解放后，孙仲德任合肥军管会主任委员，动员指挥几万名船工参加支前渡江准备。1949年地方政权组建完成，东岳乡人民政府也置设于孙氏支祠。这如同在精神世界里建立了永固的红色丰碑。

初心即是人在接触事物最开始时所形成的本心和向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为了理想而不畏艰险、不懈奋斗的先进政党。大孙村这片红色地域抚育了世代子孙，淳化并滋养着前辈奉献青春、甘洒热血。如今党的精准扶贫政策正惠顾着大孙村民，在努力奋斗中实现自身价值。

以上史实呈现出三座孙氏祠堂由固化文化向“活化”转化之现实价值：

一是利用好孙氏祠堂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现象、它传递出的文化信息——具有育人作用，教育世人、培育社会风尚、促进社会进步。

二是利用好孙氏祠堂应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祠堂文化建设更加突出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复兴。祭祀活动应展示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伟大进而净化心灵。

三是利用好孙氏祠堂举办各种活动，应主动自觉将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融入到先贤事迹的整理、楹联祭文的撰写、宗亲活动的讲话、续修家谱的原则和各类祠堂文化的习俗中。我们就能守护好我们民族的“根”与“魂”，呵护好国家和人民的未来希望。 

发展和振兴乡村事业是一项复杂的大工程。还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以粮食生产为本，兼以养殖与手工业。降低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商品率，减少对外依赖并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将自给足作为根本，交换作为辅助。注重垃圾的循环性与变废为宝。建立常平仓制度，保护农民种地的积极性。

注意民居建筑材料的选择与建筑风格，既要环保又要长久，还要宜居。鼓励读书人入村兴办书院、私塾与中小学，繁荣乡村文化。倡导土葬，土葬具有循环性。鼓励乡村发展中医诊所。促进乡贤文化的发展，其中有：告老还贤者、大学生回乡者等。以抵制现行的乡委选举制。

从管子农业思想中寻找出可借鉴的思想资源，进而倡导企业家捐资助学、互助贫困户，以致成为树立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助推器、支撑力。

(作者简介： 崔景明,女,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形势与政策课教研部主任  副教授，硕士学位，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史 ，伦理学， 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