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6/11 15:13:31
全国第五届管子学术研讨会内容综述
王 克 彬
这次研讨会主题确定为管子与淮河文化，共收到论文37篇，就其内容大体可以分两个方面，其中比较集中论述管子与淮河文化关系的论文17篇，关于管子其书及管子其人的有关内容的论文20篇。这次所收论文总的特点是：篇幅超过前几次研讨会的数量，研讨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也有新的突破，把管子治国的实践和思想与淮河流域的历史发展紧密结合起来，这说明管子研究更加贴近实际，更注意古为今用，这预示着学界管子研究正在拓展一个新的局面。下面根据笔者的粗浅阅读和理解，作以简述。
一、管子与淮河文化
这一部分共有17篇论文，其中周怀宇、刘鹏程的《论管仲尊王攘夷战略在淮河流域的实施》、张殿兵《管子思想对淮河流域文明化进程的影响》、李耀《由管仲评淮河流域政治家现象》几篇文章，从多方面论述了管仲治国实践和思相对推动淮河流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发展的巨大贡献和深远影响。龚武的《颍上与慎的来龙去脉》、胡天生的《三论管仲故里在颍上》和董玉梅的《管仲里籍考论》以无可辨驳的事实论证了司马迁所说的管仲颍上人的颍上就在今天安徽省颍上县。张晶、孙君恒、刘娣、梅良勇、邓焱、苗体君、蒲霞、穆从贺、黄孝鹏、李檬、胡传豪、冯传礼等先生关于管子书中对治水、论河、水的本源的论述和近、当代关于淮河流域的水利治理的介绍以及淮河文化之旅、淮商和沿淮民俗文化的推介，说明了管子文化和淮河流域水文化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将对推动淮河流域以水为特点的旅游产生现实的推动作用，应视为管子与淮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分篇简介。
周怀宇、刘鹏程的《论管仲尊王攘夷战略在淮河流域的实施》，首先分析了管仲辅政时期淮河流域的社会局势，指出为谋求齐国的进一步发展，管仲把尊王攘夷的战略推行到淮河流域，并深化为弱强继绝的战略，籍以经略淮河流域，捍卫周王室的共主地位。管仲通过援卫、救郑、扶宋而进军淮河流域；通过伐蔡逼楚，取威定霸；通过论楚之罪，逼楚言和而实现召陵会盟，以达到打击楚国侵犯淮河流域，问鼎中原的目的，援救了淮河流域众多弱小诸侯国，使之互相加强联盟。通过在淮河流域成功举办陉邑会谈、召陵会盟、首止会议、葵丘会盟等重大的结盟会议，促进了淮河流域诸侯国的联合，使得既定的弱强继绝的战略方针得以成功实施，从而大大推动了淮河流域的社会发展，也进一步显示了管仲在辅桓称霸中以援救弱小、促进联合、坚持周礼、维护稳定和天下一统为宗旨的尊王攘夷战略在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和社会发展方面所具有的深层意义。
张殿兵的《管子思想对淮河流域文明化进程的影响》，从《管子·水地》篇中水为万物之源的思想发，阐发了淮河流域在中国历史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价值，突出了淮河流域中包括管子故里颍上在内的阜阳地区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论述了管子是淮河流域文明的奠基人，指出管子实际上是包括孔夫子在内的诸子百家的源头，是整个周代乃至上古文化的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作为管子故里的颍上也是淮河文化的骄傲。
李耀的《由管仲评淮河流域的政治家现象》一文，视角独特，启人新思。该文首先对淮河流域的政治家进行分类，以管子为例，指出很多政治家身上兼具几种类型特征，肯定管子既是一位政治思想家，又是一位少有的治国能臣和伟大军事家。作者进而对淮河流域政治军事家特点进行分析，指出他们的性格特点及形成原因，提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按照历史进程进行比较，淮河流域历史前期多出政治思想家、谋士、道家政治思想人物，后期多出军事家、农民起义领袖。文章肯定淮河流域政治家为中国历史作出的杰出贡献。作者通过对淮河流域出产英雄的历史节点的分析，指出了历史上天下未乱而淮河先乱，天下已平而淮河未平的事实，并分析了产生淮河流域民情好斗的历史原因，表达了作者对历史的忧思。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对淮河流域当代文明、政治生态建设的思考，对淮河水患和污染的治理，发展淮河流域高科技现代农业和高度重视淮河流域特别是淮北落后地区的教育等问题，作者都提出了有价值的思考和建议。
龚武的《颍上与慎的来龙去脉》，详细说明了古颍上、今颍上和慎邑、慎县的历史关系及建置变化的来龙去脉，指出司马迁写管子颍上人之前，颍上地名已在《左传》成公十六年（即公元前574年）晋国大将知武子率诸侯之师东征的历史记载中出现。即诸侯之师侵陈，至于鸣鹿遂侵蔡，未返，诸侯迁于颍上。并且认定就在今天的颍上县境内。按照周代诸侯国基层组织的架构，在左丘明的《左传》中所说的颍上，至少应是乡，并进而成为邑名，是邑的建制。按照管子生于公元前723年推算，《左传》中的颍上应在公元前八世纪已经作为地名而存在。作者对颍上为什么又曾作为慎的地名进行了考证，指出虽无明文记载，但根据中国汉字的丰富含义，推想楚王室以颍上邑易名慎封给白公胜（即芈胜），其有政治用意，一则可能是在提醒芈胜处事要小心谨慎，不要惦记着父亲公子建被杀而念念不忘为父亲报仇的历史恩怨，二则是楚侵占周诸侯领土改易地名以为己有。文章对慎邑、慎县、娄烦等名称作了详细梳理，引用清代文史学家高泽生所写的《颍上风物记》有关记载，说明隋大业二年把慎县改为颍上县，是此地未名慎已名颍也。隋以慎名颍，盖因史称管子颍上人（而）因而复其初。从而进一步论证了司马迁所说的管子颍上人的颍上就在今天的安徽省颍上县，至于当时《左传》中所说的诸侯迁于颍上的，颍上治所在今天的颍上县内的什么地方，作者通过考证，认为可能就在今天的王镇一带，其证据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岗镇郑小庄子一带地下曾发现了周代的贵族墓葬群，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和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的丁字鼎等。作者分析当时诸侯迁于颍上所应具备的屯兵条件和淮河岸边王岗所能具备的条件，又加上王岗自古到今并没有土著王姓人家居住的事实，认为唯一的合理解释，它就是公元前六世纪以前诸侯屯兵的重镇，也即颍上的最早的邑治所在地。
董玉梅的《管仲里藉考论》梳理了学术界关于管氏的姬姓、非姬姓和管子里籍的颍上、非颍上的分歧意见。作者坚持管氏姬姓说，明确认为管仲的先祖是周穆王之后，并坚持司马迁所说的管子颍上人的颍上就在今天的安徽省颍上县。关于管子是姬姓之后，作者引用了《世本八种》、《春秋·僖公十二年》疏引《世族谱》等大量的史科加以说明，而对于非姬姓之说所依据的《左传·僖十二年》：齐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曰：舅氏，余嘉乃勋的记载，作者引用陈书仪先生的论证，指出这里说的舅氏并不是指管仲，而是指齐恒公，从而否定了管仲和姬姓的甥舅关系。对于有人主张管仲是管叔鲜之后代的说法，作者引用《史记》中关于管叔鲜作乱，诛死，无后的记载加以否定。对于《左传·成公十六年》载诸侯迁于颍上的记载，作者认为根据当时军事行动的路线方位来思考，这个颍上应在现在安徽省颍上县范围内，并引用《孔子家世》中的《孔子年谱》中孔子也承认管子是颍上人的记载，说明司马迁说管子颍上人是有可靠依据的。作者还引用晋代学者张湛的《〈列子〉》中的注文，说明管仲、鲍叔牙都是颍上人。
胡天生的《三论管仲故里在颍上》，主要针对河南省《大河报》2009年5月7日版所登载的于茂世的文章《颍阳旧事家在颍谷系列之四管仲董卓家在颍阳》（以下简称于文一文进行辩驳，指出于文所依据的颍阳管氏族谱与管仲家在颍阳不沾边，怀疑此家谱的可信度，并以严密的论证，说明司马迁所说的管子颍上人的颍上就在今天的安徽省颍上县。
黄孝鹏、李檬、胡传豪的《淮河文化视域下的管子运筹思想研究》，通过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淮河文化、管子思想、运筹思想等文化要素，比较了中国古代运筹思想和源于西方兵学的运筹特征，分析了管子思想库中的运筹思想，得到了中国古代运筹思想对当今运筹分析研究的启示意义。
张晶的《浅析管仲的治水思想》，肯定管仲是人类最早提出水是万物之源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管子·度地》篇反映了我国古代卓越的水利科学技术，在世界水利建设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管子》不仅从哲学和文化学的角度论证水，而且从科学角度认识水，从技术角度讨论水的利用，以服务于国计民生，这正是《管子》的高超与可贵之处。而管仲论水也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除水害、兴水利过程中智慧的结晶。
刘娣的《〈管子·水地〉中关于水的思想与淮河文化》一文指出，《管子·水地》等篇关于水的论述别具特色，蕴含着丰富的水文化内容。文章结合《水地》等篇的内容，论述了水的重要性与治淮的意义，指出水对人的决定作用与淮河流域人的特点，进一步阐述水对于经济文化的重要作用和淮河流域经济发展状况。作者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突出强调了《管子·水地》中关于水的思想与淮河文化的紧密关系，也进一步强调了《管子》中关于水的思想的伟大现实意义。
孙君恒的《管子论河》一文，将《管子》中论河的内容加以集中梳理，说明管子河文化的意义。首先管子强调战争与山高水险的关系，并认为国家的农业生产、作物种植需要水利，但水利与水害是一对矛盾，因此要趋利避害，把水害作为五害之首加以治理，并且要善于利用水资源发展渔业经济和航运事业。管子把河水当作宝贵财富，这与管子一生重视经济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梅良勇、杨晶的《管子的水本原论研究》一文，从管子的水本原论产生背景、水本原论的主要内容和水本原论的历史地位及当代价值几方面加以研究，指出《管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水是万物之本原的命题。农耕文明与齐国地域孕育了水本原论。管子的水本原论又拓展了水比德、水功能等方面的论述，通过水本原说，管子认识到了自然存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前提，人们只有通过生产实践，才能认识和利用水之规律。
苗体君的《水利将军傅作义与淮河的治理》一文，用大量的史实充分肯定了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傅作义对淮河治理的突出贡献。傅作义一家世代与河有缘，幼年的傅作义更与河有着不解之缘。新中国成立前，傅作义就是一位对水利事业有着巨大贡献的将军，而解放后又是毛泽东亲自点将让傅作义当第一任国家水利部长，傅作义也不负共产党和人民重托，深入实际，努力工作，成了被毛泽东称赞为对水利这一行，他是钻进去了的水利专家和高级领导人。作者重点论述了傅作义在治淮方面的贡献，由他主持制订的蓄泄兼筹，上中下游统兼顾的基本方针直到现在还是淮河治理的基本思路。傅作义在水利战线领导岗位工作二十三年，他的工作业绩特别是治理淮河的历史功绩，淮河流域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蒲霞的《论清代前期淮河流域航运的管理》一文指出，在开发淮河流域航运的过程中，清政府在河道管理机构、疏浚管理、闸坝管理和水源管理等方面都建立起一套严密而有效的管理制度。在这一管理制度的正常运行下，淮河流域航运的开发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清代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穆从贺的《冯煦与淮河流域洪涝灾害治理》一文指出，由于受到地理和黄河夺淮的影响，历史上淮河流域一直是洪涝灾害频发地区。淮河流域洪涝灾害发生不仅频繁，而且灾情严重，时至今日仍是一个突出问题。冯煦是清末民初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为官安徽期间及去职后积极参与淮河流域洪涝灾害的治理，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救治措施并付诸实践，尤其是关于睢河的治理方案，对于我们今天淮河流域洪涝灾害的治理仍有着很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邓焱的《淮河文化之旅》一文，提出通过旅游建设彰显淮河文化的三要点：一是景点建设要到位，二是旅游重点要突出，三是系统布局要联串。文章对三要点都有具体的意见，并认为如能接受本文建议，将430公里的沿淮景点的建设做到位，以寿、凤、淮为旅游重点，将24个景点通盘考虑，并形成系统，联串布局营运，将有助于彰显管子与淮河文化。
冯传礼先生的《沿淮民俗文化掠影》一文指出，由于淮河一直是我国东部南北气候和文化分界线，于是形成了淮河南北区域不同的民风民俗，并从饮食方面、村庄布局、生产工具、家族称谓、文艺娱乐（以戏曲为例）、集市贸易、婚丧习俗等方面作了介绍。文章指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相信不久的将来，淮河南北迥然不同的文化必将在渐变中趋同。
二、管子其书与管子其人
这一部分共有20篇文章，分别涉及到管子的法治、人本、军事、经济思想和其他方面的内容，现分别简介。
黄钊、罗萍先生的《从〈管子〉一书看齐法家的政治观与道德观》，首先指出齐法家在法治思想体系方面，与秦法家有许多差异，这是社会条件不同使然。文章介绍了齐法家的政治观的内容包括：提出制国以为二十一乡的社会编制思想；强调统一民心，尊重法令；突出民本，推行爱民之道等。齐法家的道德观是吸取了管仲的思想，既重视道德建设的经济基础问题，也主张把礼、义、廉、耻四大德目作为国之四维来看待。其内容包括：把仓廪实、衣食足视为道德建设的物质基础；注意道德在社会文明建设中的重大价值；坚持任公而不任私的道德价值取向；吸收并改造儒家道德条目，以完善道德法规体系；提出了有自身特色的德育方法论体系等。作者最后指出齐法家的政治观和道德观的很多内容，对我们今天仍有很大的启迪意义。
燕美善先生《关于管子与法家同异的历史初探》一文，从三个大的方面论述了管子与法家的同异之处：一是管子与古代历史上法家相同之处，表明管子的法治理念是法家学说之祖；二是管子与古代历史上法家相异之处，表明管仲不是法家；三是管了法治学说的有益成份，在现代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时值得借鉴、吸纳，以此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
张绍良、贺芳丽的《管仲的法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论述了管仲的法治主义思想来源于社会生活的时代需要，他的法治思想奠定了中国社会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的基础。文章指出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中，儒法两家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最大，在封建专制制度的建立过程中，法家管仲的法治主张作为经世致用的政治理论和法律思想，起到奠基作用。文章进一步分析了这一法治思想的现实意义，指出管仲用法治思想与腐化社会斗争直接推动了社会进步；管仲贫则难治对我们提高人民收入，调整分配有益启示；管子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有启发作用。
何迈、童凤莉的《有感于以人为本》，以理论联系实际，古今上下贯通的笔法论述了以人为贵、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乃管子兴邦治国思想的三大支柱的理论，并指出三大支柱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而其核心目的、核心价值在于富民强国。文章联系现实，指出在当今社会实施以人为贵、为本、和谐社会过程中的不足，表达了希望真正实现富贵源人本、长安赖和谐的拳拳之心。
崔兰海的《谈谈对〈管子〉民本思想的认识》，指出民本思想作为治国政治学说在《管子》一书中有充分体现和论述，并对《管子》民本思想在内涵上两个方面的表现即人本理论和德政理论作了论述，指出其很强的操作性和实践意义，而且有浓厚的人文色彩。但作者通过把《管子》民本思想和儒家民本思想作比照，使人们认识到，虽然两者在富民、尊民意和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方面有共通之处，但由于两者立论的出发点不同，其区别也时有体现。作者通过分别把孔子、孟子、荀子和《管子》作比较，具体说明了这些区别。关于中国的民本思想，作者的结论是：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一种具有合理的内涵的政治学说，其合理性突出表现在其关注民生、重视民意。这一思想源于夏商，发展于西周，成熟春秋战国，并最终在秦汉完成了它与集权政治的整合。到了董仲舒那里，又把君本、民本转化为两者统一的天本论，使民本思想完成了与君权的统一，成为稍后中国二千余年治国思想中最重要的理念。作者最后指出，这种传统民本思想是与专制政体结合的政治学说，其立足点仍为维系君主专制政体，与我们今天世界通行的共和体制下的以人为本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
李修贵的《浅谈〈管子〉以百姓为天的思想》，指出管仲提出的以百姓为天的思想即使到了今天，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管子》强调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治国施政当始于爱民，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这些思想在当时为强国富民之所需，在今天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作者同时指出，《管子》以百姓为天的思想具有较强的功利性，归根结底是为君主统治服务的，是一种工具意义上的以百姓为天的思想。
高建立的《管子的治国思想及其齐文化特征分析》，指出管子在相齐的政治实践中积累形成了丰富的治国思想，概括了管子治国思想的基本方面，即强国富民的政治经济思想；以法治国、礼法并重的法治思想；重德尚仁、选贤任能的人才思想。文章进而分析管子治国思想的齐文化特征，即思想的开放性和兼容性，而且也大大丰富并发展了齐文化，使得齐文化融入到中国主流文化中，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周怀宇、赵伟的《浅论唐代杜佑〈通典〉对〈管子〉的继承》，专题考察杜佑《通典》对《管子》精髓的继承，探究《管子》思想通过杜佑《通典》的传承在唐代社会历史的影响。文章首先梳理了《通典》中征引《管子》的内容，进而对《通典》继承《管子》的特点分析，指出其全面继承，有机改造、联系唐代社会，分类继承、注重经济与军事的继承等方面的特点。作者对杜佑的《通典》继承《管子》的哲学思考进行了分析，认为杜佑这样做反映了杜佑作为宰相治国的经世致用和锐意改革的思想。周文最后认为，杜佑研治《管子》，进而继承《管子》，这可以说是唐代《管子》之学兴盛的一个缩影。杜佑深受《管子》思想的影响，更在《管子》学说发展传播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真可谓杜佑受惠于《管子》而又授惠于《管子》。
蒲霞的《〈管子通释〉与管子研究》，首先对生活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作为《管子通释》的作者支伟成作了简介，论述了《管子通释》的几方面特点，即注释与史学评论方法相结合；将传统学术研究方法和新学科理论的使用相结合；用新的学科理论和思想阐释《管子》内涵；将《管子》研究与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相联系。蒲文认为，处在二十世纪初的特殊历史时期，《管子通释》一书将传统学术与时代理念结合在一起，对管仲和《管子》进行了不同层次的剖析，阐释了《管子》丰富的内涵，并将之与解决当时的现实社会问题相联系。这一研究，不仅进一步深化了对于《管子》的研究，也打开了《管子》研究的新空间。
陈岩、曹怀锋、孙慧芳的《〈管子·轻重甲〉中厉祭浅探》，由《管子·轻重甲》中厉祭引入话题，分别就厉祭的对象，存在基础等进行了探析，并认为该祭祀的施行是有其文化以及现实基础的。
范市兵的《管子加左衽之功发微》一文，从孔子赞扬管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入手，肯定管子的历史功绩，并对这一功绩所指的史实即管子相齐，桓公北伐山戎，以开燕路，积极谋求霸业中所涉及的诸多方面加以论述，特别是春秋时期民族风俗、少数民族与中原列国的关系以及具体的民族政策进行了阐述。
刘青峰、巩建华的《管仲利出一孔政治思想评述》，首先对管仲强国富民、辅桓称霸的历史功绩给予充分肯定，而对于利出一孔的政治思想进行了具体的评述，指出这一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中国古代政治架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利出一孔思想指导下，中国古代统治者在政治上对民众进行人身控制，在经济上进行弱民、贫民政策，在文化上实行愚民政策。作者在文章最后对消解利出一孔的思想影响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张全明的《论管子因地制宜的环境理论及其特点》指出，在管子的自然环境理论中，其突出的因地制宜的生态意识，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如因天材，就地利，顺应天地之道，强调人与天调、以时禁发、因时治事。对这一理论作用的认识，他提出并遵循地者即自然环境用国民所系、立政之本的指导思想，认为因地制宜，实行治国之则，兴国之道，强国之路，还是生民之源，惠民之途，富民之径。这一理论思想体系，既反映了其唯物的自然意识，又体现了其辩证的环境理念，还表现出其注重生态平衡与保护自然资源的环境意识，同时还具有主张有节制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实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思想特点，可谓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有关政策理论方面进步学说的典型代表。
徐士友的《〈管子〉与〈孙子〉军事思想之比较》，从战争观、治军观、制胜观等方面对《管子》和《孙子》军事思想进行比较，认为二者的军事思想都带有浓厚的尚功尚贤的齐文化特征，都受到齐文化熏陶；二者都通过吸收前代及同时代的诸家学说，来丰富自己的理论，呈现出共同之处。同时成书晚于《孙子》的《管子》在很多方面又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兵法》思想，发展了《孙子兵法》理论。但《管子》在谈论兵法时，带有较浓厚的法家色彩，其军事思想还没能呈现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而《孙子兵法》则创建了较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不仅继承了齐文化中的兵学理论，也深得吴文化中军事思想之要旨。二者既有共同之处，又有相异之点，正是当时时代的开放性与中华文化的多元性的反映。
陈劲松的《招商引资的鼻祖管仲》，论述了管仲为了使齐桓公称霸、富国强兵而实行招商引资的背景、措施和成效，充分肯定管仲这一古代的招商引资对富国强兵的重大意义，进而指出管仲的这一做法给我们今天的人们以很大启示，并从四个方面说明了这一启示的具体内容。
王曰珠、张永奎的《管仲商业方略与淮夷商贾贸易》，论述了管仲的商业观及商业方略；介绍了淮夷的崛起及淮夷的商业活动和管仲通商各诸侯国的商业谋略，使人们了解淮河流域这一时期淮夷的商业活动及社会经济发展的轨迹，并从中认识管仲为发展商业留下的一份中国商业文化遗产。
郭成智、张次第的《管子的历史地位及当代价值》，表达了作者想为管子鸣不平的心意。文章论述了管子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指出孔子崇君、贱民，重说教，轻实践，无法与管子伦比；老子是消极的哲学家和悲观主义者，难与管子同日而语，而管子都是在中国诸子中，历史最久，思想最显，成就最高，贡献最大，集思想家与实践家于一体，融理论家与政治家于一身的思想巨人。
史向前的《管子四维与孟子四端道德的不同旨趣》一文指出：管子的四维与孟子的四端是春秋以降、礼崩乐坏的形势下，在周礼的基础上先后建立起来的两大主要的道德体系。历史上，两者长期并提，分别发挥过不同的作用和影响。但是两家的道德体系实际存在不同的旨趣。本文主要从道德的基础、根源和核心三个方面作一简述，以见两家的异同及特点。通过这种比较，以期进一步理解管子的道德思想，更好地认识和继承中国丰富、优秀的传统道德。
卢孝彤的《管仲治国惠民政策之源与流》，论述了管仲为相时一系列的惠民政策及其使齐国达到强国富民，实现了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史实。文章指出管仲的惠民政策并非独创，而是继承和发展了从黄帝开始的中华民族惠民富民的优良传统，这种优良传统在管仲之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又得到更多人的继承、发扬和光大。文章用大量古今史实说明：国家惠民则兴旺，损民则衰亡，并对今天共产党的惠民政策给予高度肯定和赞扬。
刘影、陈凯的《管子与当代中国》一文，围绕着孔子和管子两位历史巨人的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对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作了大致梳理，在对孔子和管子的对比分析中，指出孔子思想在伟大中的偏颇，而管子思想往往在被统治者的忽视中却在正天下的实践中显示了伟大。作者对孔子儒学的平天下和管子的正天下作了比较，对孔子理想主义的光辉思想和管子在实践中经过检验得出的实际理论进行了对比反思。作者开头就指出，虽然孔子被认为影响中国几千年而成为世界名人，但在事实上真正影响当代中国的古代思想家并非孔子。那么影响当代中国的古代思想家到底是谁呢？通过文章大量的对比论述，最终又使人们回到文章的总题目：管子与当代中国，启发人们进行多层次思考。
王克彬的《孔子为什么高度赞扬管子》，从三个方面回答了这一问题：一是孔子和管子都有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思想；二是管子的历史作为从本质上符合孔子的仁的标准，应属仁的最高境界；三是孔子和管子相似的人生经历和人生态度，使得两位历史巨人心有灵犀。作者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同时指出孔子对管子的赞扬，既是出于真心的，又是有所保留的，比如孔子说管子器小、不知礼等，这是由两位伟人所处诸侯国的文化传统和看问题、处理问题的角度不同所造成。历史人物大多都有局限性，我们不应苛求于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