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第2期）管子的治国思想与当前的多种治国思潮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12/8/29 8:48:50
管子的治国思想与当前的多种治国思潮
——2010年5月22日在全国第五届管子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郭 因
从生于公元前723年的管仲到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国家领导人，有一个很大的时间差距。从早期农业社会的民本思想到工业社会直到后工业社会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有一个很大的思想层次的差距。从先秦的儒、墨、道、法等的百家争鸣到今天的老左派、新左派、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等的争论和“中国模式”的讨论，更有很大的内涵的不同、意义的不同和性质的不同。
但是，我觉得管仲在二千多年前的思想，对今天的我们，还是有不小的借鉴与启示的作用。这不知是历史前进得太慢了，还是管仲的思想太超前了。
一、重温一下管仲治国思想的重要内容
管仲的治国思想，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我们大可梳理出最根本最重要的几大条：
（一）要“以人为本”、“以人为贵”、“以百姓为天”，而“士农工商”是“国之石民”。要“顺民心”，要“敬百姓”，对百姓要“爱之、利之、益之、安之”。
（二）“必先富民”，不但要“取之有度”，更得“匡其急”，“济其穷”。又还得防止“贫富失度”，“贫富之不齐”，要通过“富能夺，贫能予”来做到“贫富有度”。
（三）“以法治国”，并做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领导层更要“置法以自治”。
（四）在人民“仓廪实”、“衣食足”的基础上，“为政以德”，使大家都“知礼节”、“知荣辱”，以“国之四维”的“礼义廉耻”来要求自己。而领导层更要“立仪以自正”。对于官员的任用，凡是“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高位”，对“德不当其位”的官员，要严肃处理。
（五）“粟多则国富”，因此要特别重视农业。不要出现粮食安全问题，连吃饭都受制于外国。
（六）富了，不能奢侈浪费，而要“俭材用，禁奢泰”。为要人民节俭，领导层必须带头“不美宫室，不听钟鼓”。
（七）要善于利用自然资源，还要爱护自然资源，不能竭泽而渔，因为“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
（八）“强兵”是必要的，但不要迷信武力。因为“至善不战”。民富国强而能“与天下同利”，“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使“海内被其泽，泽布于天下”，就大可“结诸侯之亲”，完全可以“兵未出境而无敌”的。
（九）因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因此凡事得多听广大人民的意见，并使人民有发表意见的机会与平台，如设立“啧室”之类。而且要允许人民“非上之所过”，即能够批评国家领导人的错误。
（十）“天下者，国之本”，只有天下都好了，一个国家才能真正好起来，好得稳、好得长，因此要“正天下”、“一匡天下”。
其实，古今中外，诸子百家谈治国，最重要的也不过是几大条，如果综合概括一下，可以说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富民与教民相结合，君心与民心相结合，君仁与官清吏廉相结合，各得其所、各安其位与各取所值相结合，自由与和谐相结合，权利与责任相结合，稳定与发展相结合，利用自然与爱护自然相结合，强兵与睦邻相结合，治国与“正天下”相结合。有这些相结合，任何一个社会大概就不难达到小康，也不难实现国内、国际的和谐了。当然，真正民主的社会一定会比只是讲讲民本、民贵的社会做得更好。
二、看看当前几种思潮的争论
2010年《同舟共进》第一期发表了马立诚一篇文章，题目叫《交锋：当代中国的八种思潮》。这八种思潮简要说来是：
（一）邓小平思想：其特点是“经济改革的大胆突破和政治改革的慎重设限”。就因此，在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又出现了腐败蔓延、分配不公、环境恶化等诸多问题”。
（二）老左派思潮：反对“两极分化、官商勾结、腐败日盛、压制不同意见”，赞成“两个凡是”，赞美“文化大革命”，并要求为“四人帮”平反。
（三）自由主义思潮：“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伦理上要求保障个人价值”。“反对垄断”，“大力呼吁言论自由”。
（四）新左派思潮：认为自由主义是在“复制西方”。他们批判“私有化”，反对“全球化”，反对“全球资本主义”，肯定“文革的正面因素”，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
（五）民主社会主义思潮：认为民主宪政、多党制、三权分立、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福利保障这种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是中国的前途。他们不同于自由主义者的看重个人权利，而是看重群体福利。
（六）民族主义思潮：反西方，抵制全球化，认为“苍天当死、黄天当立”，主张“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人必须领导一切”，中国要勇于在国际上“除暴安良”，对西方要“持剑行商”，而且要不忌讳讲“准备打仗”。
（七）新儒家思潮：主张建立儒教和儒家政治制度，办儒家私塾，改穿汉服，实行儒家生活方式，恢复家族制，强调道德责任而不赞成强调个人自由，主张不讲民主、科学，而以王道治国平天下。
（八）民粹主义思潮：主张“以穷人的是非为是非”，主张不惜以无偿没收富人资产的暴力手段实现均贫富，反对精英集团的温和渐进的改革。
除了这八种思潮，还出现了一场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大学潘维教授主编的一本书，名叫《中国模式》，编者把这种“中国模式”叫作“当代中华体制”。编者认为，当代中国的经济模式是官民分工，协力保障百姓福祉，这种模式已经成型，并正在走向胜利。至于眼下存在的官场腐败、黑恶横行、两极分化、公有财产流失、环境污染、资源破坏、法纪践踏、官民对立、社会不公等等问题积重难返，虽属事实，但世界上的大国都永远会存在很多大问题，没有大问题就不叫大国了。
今年1月21日，《香港商报》记者顾安安为这一“中国模式”的提法采访了袁伟时，袁伟时认为“现在谈‘中国模式’太早，恐怕将来也未必有这样一个模式”。他认为经济领域经得起风雨的只能是健康的市场经济和公平的自由竞争，中国目前还显然没完全做到，而且社会矛盾尖锐化。他认为，中国在社会制度和经济全面现代化之前，人均GDP进入世界前10名以前，不要随便讲“中国模式”，不要把中国目前的缺点弱点固定化。《香港商报》記者谈到：李泽厚也批判“中国模式”论，并认为“现在的中国是有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这特色就是“官本位，政府权力过大”，而潘维却认为“中国模式”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民本放在了首位。这记者问袁伟时：中国现在到底是真的实现了民本位或实际上是官本位。袁伟时回答得很巧妙。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孟子为专制君主献的治国之策。君主如能接受这一条，当然比做暴君或昏君好，“不过，拿这个与现在的政权相提并论，我不知道是否合适”。又说：“中国现在是不是‘官本位’，路人皆知，值得讨论吗”？
党内老同志李锐在2009年12月5日，为另一老同志张宣三所著《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一书作的序言中谈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总结教训，取得了巨大成果，世界公认。但问题仍在政治垄断（一党专政）和思想垄断（控制舆论）没有放开，以致腐败丛生，危机四伏，共产党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形成了权贵资本主义的社会，见不到多少社会主义的东西”。他说：“现在有许多人，包括老中青三代，尤其是专家学者，都在反思中国的问题，已经出版了许多有关著作”。他说，他“衷心希望党内党外上上下下，老中青三代有历史责任感的人们”都来关心‘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最根本的问题。而他自己，他说他多年来关心的就是“何时宪政大开张”。
以上，我谈了管子的治国思想几大条，又简单介绍了当代中国存在的八种有关治国的思潮，还简单介绍了关于“中国模式”的几种意见。我想，对于掌握各种信息比我多得多的同志来说，一定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早有自己的考虑。如果要拿这个问题问我，我可以告诉大家，2007年11月下旬，我在中央文史馆主办的全国首届国学论坛上所作的《国学的基本精神与当代和谐社会的构建》这一发言中，就曾谈到我的基本观点。我认为，国学，也即以儒家学说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基本内容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其基本精神是“道中庸”而“致中和”以达“极高明”。国学的当代形态是中国当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构建和谐中国、和谐世界的主张，也即正在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提出，中国不能回到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模式，也不能采取原始资本主义加唐太宗或权贵资本主义加汉文帝的模式，也不能全盘西化，而适合采取新民主主义，再参考瑞典、芬兰模式的民主社会主义和不放弃共产主义理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东亚一些国家与地区的所谓儒家资本主义，还可参考西方已有不少社会主义因素的所谓人民资本主义。我说，这该是当代中国可以“致中和”以达“极高明”的“中庸”正道。能够治国平天下的大道，这也正是我所理解的国学的当代形态，我所理解的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的这种观点，2009年，在国家文化部召开的一次保护文化生态的高峰论坛上也曾提出过。
我所说的以儒家学说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当然也包括管子的治国思想，我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当然也包括管子文化的基本精神。而且对管子愈是深入研究，就愈会认识到管子的治国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构建和谐中国、和谐世界，是可以提供比先秦诸子百家更多的借鉴启迪以及警示的。我甚至能够同意有的学者提出的一个观点：“管子思想几乎超越了诸子百家中的任何一家；管仲是诸子百家他爹”。
使人高兴的是，我们国家的当代领导集体实际上是一直稳健地进行各种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为此是一直在倾听各种各样的声音，注意各种各样的主张的。也就因此，我们才会知道当今有八种有关治国的思潮和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中央主要领导人还常在网上和全国网民进行思想交流。中央甚至允许并鼓励某些超常规的改革及其研究。例证之一是，据《中国改革报》4月21日报道，北京大学政府管理交流中心最近专门设立了一个《“仇和新政”对政府管理创新的影响与评价》课题组，将对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主政江苏宿迁和昆明时的一系列超常规改革进行广泛深入的调研，并要将其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政府管理创新和政治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案例，上报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供高层决策参考。仇和曾经说“我们要用50年走完西方国家300年才走完的路程，就必须进行压缩饼干式”的改革。我认为这个“压缩饼干式”的改革是很值得世人注意的。我甚至希望安徽也出现一两个仇和这样的人。
中央党校教授宋惠昌认为，仇和在当前如此的受重用，折射出了国家一种积极的用人导向，这就是：宁用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有“争议”的干部，也不用“宁肯少干事、甚至不干事、只求千万别出事”的四平八稳的“误事”干部。宋惠昌认为，从广东省最近提出的“先干不评论、先试不议论、时间作结论”的“三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仇和模式的生命力和普世性。
我在想，从当前的仇和现象中是否可以看出几千年前，齐桓公的重用敢于超常规改革的管仲的一种隐隐约约的影响呢？我们是否可以由此看出，几千年前的管子的确值得我们深入再深入地研究呢？我想，大家一定能够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
今年五月四日，温家宝总理在北京大学对青年学生们说：“纪念五四运动，首先应该继承‘五四’民主科学的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必须发扬科学民主精神。大家不但要懂得这四个字的含义，而且要身体力行、融入到实践中去”。
我认为，温总理这一番话是语重心长的。从《书经》中“五子之歌”的讲“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从管子等一些先秦诸子的讲“以民为本”；从传统社会的迷信神仙、迷信圣君贤相清官到“五四”运动、直到现在的呼唤民主、科学，几千年了，这个质的飞跃还没有完成。而不完成这个飞跃，就不会有真正的现代化，更不会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温总理要北大同学身体力行，把民主、科学融入到实践中去，他显然不仅是要求于北大同学，也不仅是要求于青年学生们的。
如果我们这一代健在的中老年还要指靠现在的青年学生去实现民主与科学，我们就未免太有愧于我们的祖宗和我们的子孙了。
愿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就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来实现我们对先秦的管子等祖先的超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