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第2期）论管子“因地制宜”的环境理论及其特点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12/8/29 8:49:54
论管子“因地制宜”的环境理论及其特点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张全明
内容提要：管子不仅是中国古代史上有重要作为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管子》一书所反映的哲学体系既涵盖了强国富民的各个社会层面，又包含了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的许多自然领域。在管子的自然环境理论中，其突出的“因地制宜”的生态意识，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如“因天材，就地利”；顺应“天地之道”；强调“人与天调”、“以时禁发”，“因时治事”。对这一理论作用的认识，他提出并遵循“地者”即自然环境乃国民所系、立政之本的指导思想，认为因地制宜，实为治国之则，兴国之道，强国之路；还是生民之源，惠民之途，富民之径。这一理论思想体系，既反映了其唯物的自然意识，又体现了其辩证的环境理念，还表现出了其注重生态平衡与保护自然资源的环境意识，同时还具有主张有节制地开发与利用自然以及实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思想的特点，可谓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有关环境理论方面之进步学说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管子 环境思想 因地制宜
众所周知，生态环境观念，是人类在与自然界相处的过程中而自然形成的一种潜意识，是对生存环境变化而积累的一种感性经验的自然反映。随着人们对周边环境的感性认识的加深，就会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产生一定的环境意识，而且这种意识会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丰富。我们认为，面对环境变化，感知环境问题，形成生态意识，表达环境理念，制订环保政策，推行环保措施，不是现代人的首创，也不是西方人特有的专利。据确凿可查的文献记载，在中国古代，早在西周，就有了明确的生态意识与环境保护观念及其措施。至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古代传统的生态意识与环境保护观念及其措施已有明显的发展与进步，而且在各个学派及其代表人物之间还表现出许多认识上的差异。由于有关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管子生态哲学的研究已有许多成果，本文主要就管子“因地制宜”的生态环境思想及其基本作用的认识与主要特点等尝试作一些理论的探讨，以为抛砖引玉，并期待得到学术界的指正。
一、管子“因地制宜”的生态环境意识
在中国古代先秦时期，虽然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系统的有关生态环境的科学理论与环境保护的措施，但也有不少思想家对生态环境的存在与利用以及自然资源保护具有一些较科学的认识，并且提出过许多有益的观念、主张或实践举措。春秋时期的管子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在管子的自然环境理论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其“因地制宜”的生态意识。在管子这一较为系统的理论中，具有相当丰富而科学的思想内涵。
在《管子》一书中，管子提出了著名的“因天材，就地利”的观点。他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①管子虽然在这里主要是就“立国都”的具体位置而提出的一个特殊的“因天材，就地利”的命题，但从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认识而言，其“因地制宜”却是有关生态哲学中一个具有重要普遍意义的观点。
管子认为，因地制宜，就是要顺应“天地之道”。在《管子》一书中，“天道”多称为“天之道”，或为“天地之道”。《管子》指出：“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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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管子·乘马》。
其道既得，莫知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释之；藏之无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万事之生也，异趣而同归，古今一也。” ①意思是说，掌握了天道这个自然规律，成事就很自然；违背了天道，虽然成功也不能保持。已经得道的，往往没觉察自己是怎样做的；已经成功了，往往又没觉察到是怎样离开的。就好象隐藏起来而没有形体，这就是“天道”。但是，对当今有怀疑则可以考察古代；对未来不了解，则可以查阅历史。万事的本性，内容虽有不同，但总是同归一理，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②今之天地，即古之天地；今之四时，即古之四时，所以说古今一也。在管子看来，这个自然之“天”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人们要以“道”为基础，顺从“天道”，也就是要遵循和顺应天的运行规律，这是古往今来同样不变的道理。
《管子》把“道”作为自然本体和人们行动的依据，认为人若遵循“天道”，就会得“天”之助，否则，就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③顺应天道去做，天就帮助他，违背天道即使侥幸成功也必然会招致上天的惩罚。而且，天之所助者，弱小的可以变得强大；天之所弃者，成功的可以变为失败。顺应天道的可以得其成效，违背天道的就要招致灾祸，且无可挽救。其实，“天道”的存在及其运动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 并不因为人的行为而有所改变。但是，人们遵循自然规律与否的结果却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人们只有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来行动，才能顺利地达到人类理想的目的。“天下道其道，则至。不道其道，则不至也。”④
管子认为，因地制宜，还须在顺应“天地之道”的基础上达到更高的境界，而这种更高的境界就是倡导“无违自然”，“人与天调”。所谓“人与天调”，就是主张要求人类个体以及无数个体所组成的社会，其行为都要与“天”、也就是大自然保持协调。若如此，“天地之美生”，人与自然就会达到和谐、和洽、和顺、和美、甚至是和一的完美境界。《管子》指出：“通乎阳气，所以事天也。经纬日月，用之于民。通乎阴气，所以事地也。经纬星历，以视其离。通若道然后有行，然则神筮不灵。神龟不卜，黄帝泽参，治之至也。……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⑤在《管子》书中，“天”的含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有时指与地相对的天空苍穹,如“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见，地不易也”⑥，就是这个意思。二是有时指天气现象或气候与四季寒暑等,如“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禀不盈”⑦，即指此。三是有时笼统地指各类自然环境和自然条件要素,如“天地,万物之橐也,宙合有橐天地,天地苴万物, 故曰万物之橐”⑧。管子视天地为自然界万物的一部分，把天地作为自然之物, 认为天地并不神秘，天地作为一种自然存在，既没有意志和感情，也无所谓好恶亲疏。“如地如天,何私何亲? 如月如日,唯君之节。”⑨意思是说，象天地对待万物，没有什么偏私偏爱；象日月普照一切大众，才算得上君主的气度。“天”不仅是一种自然存在,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管子》提出的“无违自然”、“人与天调”的含意中,还包括认为，天地自然是按照阴阳规律而运动变化的,把握了阴阳变化之规律,才能实现人与天地自然的相互协调,否则，“人”“天”不调，就会使灾害频生，祸乱不穷。“所谓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此所谓三度。故曰：天时不祥，则有水旱。地道不宜，则有饥馑。人道————————————————
①②③⑥《管子·形势》。
④《管子·君臣》。
⑤《管子·五行》。
⑦《管子·牧民》。
⑧《管子·宙合》。
⑨《管子·牧民》。
不顺，则有祸乱。”①什么是“三度”呢？“度”就是审时度势：从时空来看，首先要考度天时，其次要考度地利，最后还要考虑“人和”，这就是所谓“三度”。所以说：天时不祥和，则有水旱；地利不适宜，则有饥荒；人道不和顺，则有祸患。因此，他在《幼官》、《宙合》等篇中详实记载了“合于天时之人事”，强调了“合作福，不合作祸”的独到见解。
管子还认为，因地制宜，就是要“以时禁发”。《管子》认为：“数泽以时禁发之”②、“山林梁泽，以时禁发而不正也”③，“修火宪，敬山泽，林薮积草，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使民足于宫室之用，薪蒸之所积”④。所谓“以时禁发”，其“发”就是开发利用，“禁”就是保护。在《管子》看来，对天地间丰富的自然资源，人们必须合理地开发、利用和保护；要按照植被或森林生长的规律，适时有度地开发利用和保护；要根据自然资源变化的自然规律，把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时禁发”，以维持其可持续发展。
另外，管子还认为，因地制宜，就是要“因时治事”。所谓“因时治事”，反映在政治上为“务时寄政”，在经济上为“务时寄令”，在人们日常的生产、生活中“不夺民时”。《管子· 轻重乙》篇中记载了管仲对齐桓公所论述的“因时治事”问题。《管子》认为，“夫岁有四秋，而分有四时”。农业生产即将开始, 农民应按什、伍编户，预售农具, 这是春时之机。夏天即将到来，是缫丝的季节, 这是夏时之机。大秋季节, 粮食荟萃, 这是秋时之机。寒冬在居室做工，妇女纺线织衣, 这是冬时之机。所以一年四季，各有时机，必须因时治事。只有“不夺民时, 故五谷兴丰”⑤；“无夺农时，则百姓富”⑥。管子甚至还指出：“如以予人财者,不如无夺时；如以予人食者,不如毋夺其事。”⑦
相反，若不因时治事，则将危害重重：“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仅存，不芸之害也；宜获而不获，风雨将作，五谷以削，士民零落，不获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雾气阳阳，宜死者生，宜哲者鸣，不藏之害也”⑧。对此，管子还曾给齐桓公算过一笔帐：“桓公问管子曰：‘请问乘马？’管子对曰：‘国无储，在令。’桓公曰：‘何谓国无储，在令？’管子对曰：‘一农之量，壤百亩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内。’桓公曰：‘何谓春事二十五日之内？’管子对曰：‘日至六十日而阳冻释，七十日而阴冻释，阴冻释而秇稷，百日不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内耳也；今君立扶台，五衢之众皆作，君过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则五衢之内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徭，百亩不举。起十人之徭，千亩不举。起百人之徭，万亩不举。起千人之徭，十万亩不举。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徭而无止，此之谓谷地数亡；谷失于时，君之衡藉而无止，民食什伍之谷，则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币焉，此盗暴之所以起，刑罚之所以众也，随之以暴，谓之内战。’桓公曰：‘善哉！’”⑨意思是说：春天耕种只有二十五天时间。如今君主修筑扶台，东西南北中万方民众都来服役,过了春天还不停止,农民失去了春耕的二十五天,农田就会成为废地。如果一个农民能耕种土地一百亩,征发一个人的徭役，就使一百亩土地得不到耕种，十个人就是一千亩，百个人就是一万亩，千个人就是十万亩。夏天征发徭役会耽误青苗生长，秋天征发徭役会影响庄稼收获，结果就会使农业受到多次损失，进而引起盗暴与众多刑罚。不仅如此，《管子·四时》篇中甚至警告：若“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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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管子·五辅》。
②《管子·戒》。
③《管子·幼官》。
④《管子·立政》。
⑤⑨《管子·臣乘马》。
⑥《管子·小匡》。
⑦《管子·侈靡》。
⑧《管子· 轻重己》。
二、管子对“因地制宜”环境理论作用的认识
在对生态环境的感知、认识、总结与提高以及治国行政的实践中，管子不仅提出了“因地制宜”的生态环境理论，而且对“因地制宜”生态环境理论的作用有其深刻而独到的认识。他认为：生态环境，是国民所系、立政之本；而因地制宜，实为治国之则，兴国之道，强国之路；还是生民之源，惠民之途，富民之径。
在管子的环境理论中，他对生存环境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就是“地者，政之本也”，用现代汉语表达就是：生态环境，是国民所系、立政之本。他曾指出：“地者，政之本也。朝者，义之理也。市者，货之准也。黄金者，用之量也。诸侯之地，千乘之国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为之有道。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①他还说：“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而且“辩于地利而民可富”②。正如《霸形》篇所说“齐国之百姓，公之本也”。在管子看来，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即土地或国土，是立国治政的根本，就像齐国的百姓，是桓公依赖立足的根本。这个“本”，就像人们朝觐时遵循义理的准则；就像在市场买卖东西时的称量准绳。有了这个立国治政的根本，人们也就有了从事治政的基础与条件。
对于“因地制宜”生态环境理论的作用，在管子看来，因地制宜，实为治国之则，兴国之道，强国之路。《管子·七法》篇载：“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甚多，皆有均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这就是说，管子已认识到：不论气候寒暑、水、土的无机自然界，还是鸟兽草木的生物界，或者是平民百姓生活的社会领域，事物虽繁多，但都有其运行变化的一成之规，这个“规”就是“则”。在这里，管子不仅肯定了自然规律的客观性，而且还肯定了自然规律的普遍性，这在社会领域也是如此。《管子·形势》篇还说：“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见，地不易也”。管子认为，天不改变它变化的规律，地不改变它运行的法则，春夏秋冬的更替不改变它四时的节令，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其中，即使日月有不明的时候，但天不会变；山高有看不见的时候，但地不会变。很明显，这种“则”，既存在于同一时空的万物之中，又存在于不同时空的万物之间，古今一贯，其常、则存而不易。“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③不仅阴阳天地、四时季节的运行有规律,而且自然生态的变化也有共同的法则。在自然、社会领域都是如此。
管子认为，因地制宜，不仅是立国治政的基本原则，还是兴国之道与强国之路。《治国》篇认为，治国之道，其首务在于富民。在管子看来，兴国之道与强国之路就是从富民开始；只有富民，才能达到兴国强兵致国家大治的目标。因此，他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那么，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达到“国富”的目的呢？管子明确指出，就是要使“耕耨者有时”。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百姓垦田种粟。而只有“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④可见，管子把治国、富国之道与“耕耨者有时”以及百姓垦田、种粟而至国富的因果关系洞察得清楚明白。对此，《管子》还深入论述了因地制宜与富国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表现为：首先是富国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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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管子·地员》。
②《管子·侈糜》。
③《管子·乘马》。
④《管子·治国》。
须务本多粟，“富国多粟生于农”；而“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①；其次是“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②。所谓“力地而动于时”，是指勤力于地利，其所动作必合于天时”,简而言之，只有因天时，就地利，“则国必富矣”。
那么，如何通过具体的“因天时，就地利”的途径来达到“国必富”的目的呢？对此，《管子》一书中有相当详细的论述。鉴于天时、土壤对国家政治、经济的影响，管子特别强调，森林、水利、桑麻五谷、畜牧的生长、繁殖要因地制宜，并把这一思想与国家的贫富联系起来。管子认为，君主在因地制宜“富国”的过程中有五大要务：“山泽救于火，草木植成，国之富也。沟渎遂于隘，鄣水安其藏，国之富也。桑麻植于野，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六畜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备具，国之富也。工事无刻镂，女事无文章，国之富也。”这就是说，注重森林、水利、桑麻五谷、畜牧等因时因地的生长与繁殖，是达到“国之富”的基本条件，否则，“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植成，国之贫也。二曰沟渎不遂于隘，鄣水不安其藏，国之贫也。三曰桑麻不植于野，五谷不宜其地，国之贫也。四曰六畜不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不备具，国之贫也。五曰工事竞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国之贫也”③。
在管子看来，因地制宜，还是民生之本，生民之源，惠民之途，富民之径。管子认为：“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事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④那么，如何富民？又如何才能使百姓事农利农呢？对此，《管子》提出了“辨于地利而民可富”与“无夺民时”等多个重要主张。管子认为：“无夺民时, 则百姓富。”⑤他还说：“省刑罚, 薄税敛, 则民富矣。”⑥只有“顺天之时, 约地之宜, 忠人之和, 故风雨时, 五谷实, 草木美多, 六畜蕃息, 国富兵强”⑦。也就是说, 只要顺乎自然，因地制宜，就会五谷丰登、草木繁茂、六畜兴旺、国富兵强。很明显，管子将富民与富国统一了起来,把因地制宜视为富民的关键之一，同时又把富民与省刑薄税作为富国的基本条件。可以认为，“善为国者，必先富民”，既是管子富国强兵的基本方法，也是其治国行政的深刻反思，还是其对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理论总结。由此可见, 无论是《管子》对生态环境重要作用的认识，还是其富民的理论,抑或其倡导的利农措施, 都是根据其因地制宜的务实态度为富国强兵这一目标服务的。
在管子的环境理论中，因时制宜，“以时禁发”，或“以时均修”，也是“富民”的重要途径。管子曾经指出：“修火宪，敬山泽，林薮积草，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从这个意义而言，“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继而，“相高下，视肥硗，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均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由田之事也。行乡里，视宫室，观树蓺，简六畜，以时钧修焉。劝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怀乐家室，重去乡里，乡师之事也。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上完利，监壹五乡，以时钧修焉。使刻镂文采，毋敢造于乡，工师之事也”⑧。从这些论述来看，管子不仅注意到了富民强国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认识到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包括“以时禁发”、“以时均修”对富民强国的重要意义，因此，管子曾反复强调：“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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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⑨《管子·牧民》。
②《管子·小问》。
③④⑧《管子·立政》。
⑤⑥《管子·小匡》。
⑦《管子·禁藏》。
三、管子“因地制宜”环境理论的主要特点
从上述有关《管子》因地制宜的生态环境的系统理论看，这一思想体系明显地反映出了其独特的思想个性与特点。在这些思想特点中，既可谓其唯物的自然意识的反映，又体现了其辩证的环境理念，还表现出了其注重生态平衡与保护自然资源的环境意识，同时还具有主张有节制地开发与利用自然以及实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思维，所有这些，无可置辩地表明，管子因地制宜的环境理论，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进步学说的典型代表。
首先，管子提出的因地制宜的环境理论，反映了其唯物的自然意识。《管子》对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具有深刻的感知与理性的认识，而且这种有关天人关系的认识是唯物主义的,或者说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的。综观《管子》有关环境理论的核心，就是建立在因时制宜的“天”与 “地”上，这在《管子》一书中有大量的论述。如《管子·地员》篇中，就从植物生态、土壤生态、人与自然环境生态的关系探讨了因地制宜的生态认知与生态知识以及生态理论价值。其中，对立政之本——“地”的论述非常深入与详细。它根据土色、质地、结构、孔隙、有机质、盐碱性和肥力等各方面的性质与特点,并结合地形、水文、植被等自然条件，将“地”（即土壤）分为“上土”、“中土”、“下土”三大等级,每一等级又分为六类。管子不仅考察土壤的具体情况,还将这些内容与农业紧密地结合起来，认为“辨于地利而民可富”①，而“五谷不宜其地，国之贫也”②；“地道不宜，则有饥馑”；“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③。这种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对生态环境的认识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正是基于上述对土地环境的认识，《管子》认为，土地乃万物之源，衣食之本，即“地者，政之本也”；而承载宇宙万物的本源则生于“气”。在管子的认识中，“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细胞，是自然界中一切物质生成的基础,它虽化生万物，但它又是万物之中的一份子, 存在于具体的对象之中, 并与之融为一体。天地间一切自然万物，“有气则生, 无气则死, 生者以其气”④。《管子》还指出:“凡物之精, 此则为生, 下生五谷, 上为列星”；“灵气在心, 一来一逝。其细无内, 其大无外”⑤。这里所谓的“精”是“气之精也”。正是这种构成万物的“气之精”，它具备了天地间生生不息的特性，能够“审于时而察于用”⑥，否则，唯心者是既不能“审”视，也不能观“察”的。
其次，管子提出的因地制宜的环境理论，还体现了其辩证的环境理念。从管子的环境理论来看，《管子》一直主张和提倡因地制宜，倡导顺其自然，利用自然，但他又不是一味地强调只是顺应自然，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否定人类自身的应有价值，而是提醒人们应该掌握自然万物变化的客观规律，把人类自身放在恰当的位置上，适度地发挥人类自身的主观能动作用，既不要在“天地”大自然面前无所作为，也不要过分地夸大人类自身对自然过度利用与改造的价值，更不要把自然界看成是任人宰割的对象，把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看成是主宰者与被主宰者的关系。可见，在《管子》的环境理论中，有许多辩证的思维。事实上，《管子》明确地把“天”看作是自然之天，把“天”与“地”看成是自然万物的一部分，认为“天地”都有其自身运动变化的规律，主张从天道与人道的整体和谐来考察人的行为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强调认识自然，顺应自然并利用自然，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利改造自然。如管子与齐桓公在讨论如何治国时认为：“善为国者，必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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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⑥《管子·侈糜》。
②《管子·治国》。
③《管子·禁藏》。
④《管子·枢言》。
⑤《管子·内业》。
其五害，人乃终身无患害而孝慈焉。桓公曰：‘愿闻五害之说？’管仲对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虫，一害也，此谓五害。五害之属，水最为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⑩作为自然之“水”，虽为生命之源，但也不时为害。那么，在什么条件下才能除害兴利呢？在管子看来，“不动以为道，齐以为行，避世之道，不可以进取”②；“道之用也，贵其重也。毋与不可，毋强不能，毋告不知；与不可，强不能，告不知，谓之劳而无功”③。可见，管子认识到了人与天地自然是相互协调的关系，“人与天调”是人类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准则，因此，人类社会既应遵循和顺应自然规律，“尊天地之理”，又要发挥人类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必辨于天地之道，然后功名可以殖”④。
其三，管子提出的因地制宜的环境理论，还表现出了其注重生态平衡与保护自然资源的环境意识。如前所述，面对环境变化，感知环境问题，形成生态意识，表达环境理念，制订环保政策，推行环保措施，并不是现代人的首创，也不是西方人特有的专利。据确凿可查的文献记载，在中国古代，早在西周，就有了明确的生态意识与环境保护观念及其措施。至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古代传统的生态意识与环境保护观念及其措施已有明显的发展与进步，其中以《管子》一书最具有代表性。《管子》书中蕴涵着丰富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有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基本理念,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倡导把治国富民与利用自然、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并重的成功典范,为现代环保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值得我们很好地借鉴。
《管子》认为，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就像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一样，因此，人们应该按照社会伦理的要求来确定生态伦理的原则，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把人类自身的活动限制在生态环境变化许可的限度内，以利维持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保持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在《管子》一书中，尤其是在《内业》、《度地》、《轻重己》等篇中反复强调了保护森林与维护森林生态系统的平衡问题。《管子》多次指出：春夏之交，“毋行大火，毋断大木，……毋斩大山，毋戮大衍”⑤；“当春三月，……毋杀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夭英，毋拊竿，所息百长也”⑥。可见，管子已充分地认识到了春夏生息季节对于万物繁殖、生长及其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要生态意义。
其四，管子提出的因地制宜的环境理论，还具有主张有节制地开发与利用自然以及实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思维。如在《管子》一书中，有大量强调必须从制度上对统治者的征敛和耗费自然资源的行为加以规定和限制的主张。《管子》明确地认为：“天地和调，日有长久。以此观之，其利百倍。故常以无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败。此谓素有备而豫具者也”⑦。其《八观》篇中更是强调指出：“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在《权修》篇中，管子甚至把有节制地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与国家的安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取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对此，《管子》已有深刻认识并始终倡导的“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的观念，可以说，就是其主张要求人类有节制地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从而实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思维的典型反映。
其五，相比较而言，在春秋战国时期对生态环境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或见解的著名的思想家中，管子倡导的“因地制宜”的环境理论具有更典型的进步性与科学性。长期以来，许多学者通过对《管子》的研究认为,《管子》虽非一人一时之作, 但它不是集合各家的大杂烩, 而是有一个基本内核的思想体系。其中有关生态环境的理论也是如此。从这个思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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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④《管子·侈靡》。
②⑦《管子·度地》。
③《管子·形势》。
⑤《管子·轻重己》。
⑥《管子·禁藏》。
系的核心看，它是以管仲的思想为基础的；从这个思想体系的具体内容看，它是在以管仲的思想为核心的基础上融合了法、儒、道等诸子百家的部分内容。《管子》思想体系的形成，正好反映了其意识形态的开放性和具有多家之长的进步性的特点。
对于生态环境，古人多称之为“地理”。先秦时期的文献中就有大量记述人们对地理环境及其现象的认识、分析和评价。最早出现“地理”二字是《易经·系辞》。其中有“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的记载。所谓地理，是因“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①。这里的“地理”，就是指所属国家的“王土”或“国土”及其包含的天文、地理等环境要素。在有关人类对于地理环境作用的认识与分析中，相传为孔子的著述之一的《礼记》载道：“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②从孔子的这个意思看，他似乎表达了与“地理环境决定论”相类似的观点。至于孟子，他对地理环境与人的关系的认识，似乎与孔子的看法有所不同。他指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③这里主要是从军事地理的角度，论述了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并强调了人在地理环境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人和”与“天时”、“地利”相比较，“人和”显得更为重要。其字里行间，似乎透露了“人定胜天论”的意味。同时，荀子则从另外的角度，阐述了天、地、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他指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④在荀子看来，“人能治天时、地财而用之，则是参于天地”⑤。可见，荀子主张的是“天人相关论”。所有这些，与管子的“因地制宜论”相比较，管子有关环境的理论认识显然有其典型的进步性与科学性。当然，在管子的环境理论中，其对“因地制宜”认识的思想局限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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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周易正义》卷七，《系辞》。
②《礼记·王制》。
③《孟子》卷四，《公孙丑下》。
④《荀子·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