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12/8/29 8: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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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管仲“尊王攘夷”战略在淮河流域的实施 安徽大学历史系 周怀宇 刘鹏程[1] 关键词：管子 尊王攘夷 淮夷 淮河流域
管仲辅佐齐桓公，对内施行各种政治经济改革，对外推行“尊王攘夷”战略，齐国迅速崛起为春秋强国。
为了谋求齐国进一步发展，管仲制定“尊王攘夷”战略，并且推行到淮河流域，深化为“弱强继绝”战略，籍以经略淮河流域，捍卫周王室的“共主”地位，打击楚国侵犯淮河流域、问鼎中原的嚣张气焰，援救淮河流域众多弱小诸侯国，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盟，在淮河流域成功举办了“陉邑会谈”“召陵会盟”“首止会议”“葵丘会盟”等重大的结盟会议，促进淮河流域诸侯国的联合，促进淮河流域社会局面发生很大变化，这一历史值得总结。管仲怎样制定和实施“尊王攘夷”“弱强继绝”战略？这一战略有哪些部署和内容？如何认识和评价管仲经略淮河流域的战略？本文简略述论之。
一、管仲辅政时期淮河流域的社会局势
春秋初期，全国的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周王朝中央统治势力衰弱，诸侯国相继崛起，这一局势在淮河流域表现尤为特出，体现了很多新的特征。新的社会局势和淮河流域局势的新特征，成为管仲调整“尊王攘夷”战略，实行“弱强继绝”战略转变的历史依据。
1、王室式微与淮河流域诸侯国崛起
管仲（前723—645年）生活时代，周平王至襄王在位，史家谓之春秋前期。社会局势开始发生变化，春秋初期周王还有些威信，鲁桓公五年（前707年），“周郑交恶”，周桓王聚集蔡、衛、陳等国兵力伐鄭，结果“王卒大敗”，郑国将领“祝聃射王中肩”，蔡、衞、陈转而依附郑国，周王室威望扫地，一蹶不振。从此大多数诸侯国不再受制于周王室的控制。
诸侯国之间出现以强凌弱的现象，力量弱小的诸侯国畏惧大国的欺凌，采取各种外交方式，寻求大国的庇护。大国欲争霸于其他大国，则会盟各诸侯国，扩大势力。诸侯国相互争夺和寻求联盟，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历史的特征。淮河流域的诸侯国，位于“天下之中，诸侯四通”[2]，成为全国政治活跃的地区。这里列国并峙，纷争不休。黄淮之间，比较活跃的大国有齐、鲁、郑、宋、卫；小国有邢、遂、谭、纪、杞。靠近淮泗流域的齐、鲁、徐结盟较深，靠近淮汴流域的郑、宋、卫。结盟较深。鲁国附近还有任、宿、须句、颛臾等风姓小国。小国附属在各个大国一边。淮河中下游以及江淮地带，分布有徐、江、葛、黄、随、锺离、英、六、舒鸠等诸侯国，他们与诸夏通婚，政治上“即事诸夏”，参与会盟。在春秋争霸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受到南北诸侯大国挟制，政治上摇摆，或北盟于齐鲁。或南盟于楚吴。
2、淮夷与国族融合，淮夷商贾兴盛
春秋时期，淮河流域的少数族被称之为“淮夷”。淮夷有三个特点。其一，历史悠久。淮夷，渊源于北方少昊氏，以鸟为图腾，被称为鸟夷。李平心考证，历史上“赢姓诸国以鸟为图腾，淮夷即佳夷”，“奉鸟图腾之族。”[3]
夏代，淮夷由北南移到今天山东半岛，何光岳考证，“淮夷之南迁到山东半岛当在夏代初期。其时或利用绳索系鸟，来诱捕鸟群，所以于佳旁加系为维，又因居住于河畔，便又加水旁称作潍了。淮夷既位于东方，故有东夷及东淮夷之称。”[4]
西周与春秋时期，活跃在今山东的东夷，一部分沿海岸南下，转移到淮河流域，历史文献上有了“淮夷”的明确记载。淮水因为淮夷的迁居而得名。《尚书·禹贡》集解引郑玄语：“淮夷，淮水之上夷民也。”《诗经·江汉》毛传：“淮夷，东国在淮浦而夷行也。”淮夷沿泗水转移到淮北徐州一带，迅速融合于淮河流域的国族。《诗• 大雅• 江汉》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史记·秦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古之徐国，即淮夷也。”徐国成为淮夷和群舒的盟主，徐国因为淮夷加盟而强盛。徐国堰王时期曾经联合三十六国，称王，对抗周王室。据《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周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貌仲征之，不克。”春秋中叶，淮夷越发强盛。
其二，以姓氏聚居。淮夷融入淮河流域各个诸侯国，其中，嬴、偃二姓较大，融入的范围较广。有史可考，淮河流域诸侯国中嬴姓有徐、钟离；偃姓有英、六、桐、巢、蓼、群舒等。后人解经，甚至直接训淮夷为淮河流域。春秋中叶，南方吴、楚强盛起来，江淮之间的淮夷，或亲楚，或亲吴，摇摆于吴、楚之间，直到“秦并六国，淮西夷皆散为民户”[7]，融合于华夏族。
其三，善通商贾。淮夷的变迁史，显示了流动性的特点，带来了善通商贾的特性。《公羊传》僖公四年记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说明淮夷与中原各国交流从未中断。淮河流域，交通便捷，物产富饶，南北货物交易兴盛，为淮夷参与商业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历史文献中有关淮夷物资交流的记载很多。
《诗经·鲁颂·泮水》记载：“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反映了淮夷把“琛”“元龟”“象齿”“南金”等物资带到鲁国。
琛，《毛传》释为“宝”，《正义》释为“圭”，即是美玉。淮河流域盛产玉石，1987年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大量玉器，即是证明。
元龟，象齿，不仅《鲁颂》有记载，卜辞中也有“南龟”的记载。龟甲、象齿，乃商周时期重要的文化材料，需要从南方补充。
淮水边出产珍珠和鱼，《尚书•禹贡》记“淮夷蠙珠曁魚”。蠙珠，即蚌珠，蚌壳内养育的珍珠。《禹贡》中关于淮河流域的物产，还有很多记载：“淮海惟扬州”，境内“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簜、齿、革、羽、毛惟木，鸟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桔柚”等等，这些“锡贡”物品，“沿于江、海，达于淮、泗”直至北方。
淮水流域舟船制造的手工业也很发达。《左传》记载，定公六年（前621年）吴楚发生一次水军战争，吴国战“败楚舟师”，舟船用于战争，建成“舟师”，反映这一带舟船业的兴盛。
淮河流域丰富的物产和发达的交通运输，为商业交易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出生于淮颍的管仲、鲍叔牙，早期合伙经商，直接受益于淮夷商业文化的滋润，为他们辅佐齐桓公，“通货积财”、治国安邦提供了早期的素质教育。
3、楚国勃起及其向北扩张
《史记·楚世家》记载，西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这是楚国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楚蛮”首领熊绎首次得到周王室的承认，虽然爵位偏低，却标志着南北政治集团之间的交往，标志着“楚蛮”加入代表中华民族的北方统治集团。从此，有了“楚子”之国。熊绎之后第十六代孙熊通在位时期（前740—690年），楚国国力强盛。周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40年），熊通不满足“楚子”爵位，自立为楚武王，自此楚国称王。到公元前671年，楚成王继位，“使人献天子，天子賜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8]周天子“赐胙”，勉励楚国安定南方，承认了楚国镇抚南方夷越的“首领”地位。
楚成王是楚国历史上颇有作为的国君，他“结旧好于诸侯”，其势力迅速发展到淮河流域。给淮河流域诸侯国带来威胁。《左传》记载，“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公元前709年、公元前706年，“楚子伐随”，“楚武王侵隨”[9]；公元前704年，“楚子合諸侯于沈鹿”[10]、公元前703年，“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11]、公元前700年，“楚伐絞”[12]、公元前699年，“楚屈瑕伐羅”[13] 公元前688年，“楚子伐鄧”； 公元前684年，“楚敗蔡師于莘”[14]。公元前678年，楚灭邓。[15]楚国咄咄逼人的气势，“彊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史记·楚世家》记载，“齊桓公始覇，楚亦始大。”楚成王在令尹子文的辅佐下，治理强盛，到楚庄王在位，武功彪炳，励精图治，选拔孙叔敖施行文冶，使楚国经济繁荣、文化鼎盛。楚庄王征伐陆浑之戎（在雒邑西南），派人向周天子问九鼎之轻重。[16]先后灭掉了黄淮之间的申、息、邓等国，并伐黄服蔡，多次向郑国进攻。
公元前678年，“楚伐鄭”。[17]郑国位于黄淮地区北部，郑国是齐国的亲密盟国，郑国接连遭遇楚国的军事进攻，支持不住，准备背齐向楚。齐桓公坐视不管，将会示弱天下，失去盟友。齐楚矛盾渐渐明朗，齐国必须面对楚国这一强劲对手，齐楚争夺淮河流域的矛盾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4、齐国崛起推行“尊王攘夷”战略
春秋初期，位于山东的齐国发展最快。齐桓公继位，得管仲为上卿（宰相）。当时，鲍叔牙向齐桓公举荐管仲，即向桓公说明：“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18]
管仲（公元前723—645年）治齐，不负所望，实施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齐国很快富强，初建霸业直至一匡天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公元前685年（管仲拜相）至公元前679年。这一阶段，管仲辅佐齐桓公实施国内改革：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调查土地，分等征收农业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伸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齐国国力迅速上升。
第二阶段，公元前679年（齐国始霸）至公元前657年（齐国救郑），这一时期，管仲不失时机，推行“尊王攘夷”战略，走出海岱大地，加强齐国与周天子以及各个诸侯国之间的联系，广泛结盟，提升齐国在诸侯国之间地位，诸侯国纷纷与齐国结盟，寻求庇护。桓公七年（公元前679年），齐国与郯、鲁的外交中，示威取信，然后在甄城召集七诸侯国会议，建立盟友关系，史称齐桓公“始霸”[19]，即霸业初成。
第三阶段，公元前658年（齐国救卫）至公元前645年（管仲病逝），管仲把“尊王攘夷”战略实施到淮河流域诸侯国，采用“弱强继绝”的战略深化发展“尊王攘夷”路线。
这一时期，管仲政治上坚持拥护周王室的立场，坚持维护周王朝的宗法制度。周王室虽然衰微，名义上仍然是“天子”，是诸侯国的“共主”。管仲坚持“尊王”的政治大旗，籍以号令诸侯国，坚持宗法制度，籍以维护各诸侯国的地位，赢得诸侯国的拥护，谋求取威定霸的战略大计。管仲针对淮河流域的社会局势，向齐桓公提出了实施“尊王攘夷”的具体战略：“天子幼弱，诸侯亢强，聘享不上。公其弱强继绝，率诸侯以起周室之祀。”这一部署的实质是“弱强继绝”，实质就扶持周王室，扶持弱小诸侯国，遏制和削弱“亢强”的诸侯国，藉以扩大诸侯国的联盟，确立齐国的盟主地位。齐桓公完全接受管仲的建议，曰：“善！”[20]
淮河流域的“亢强”之国，即是楚国。《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楚国不断向北扩张，势力延伸到淮河流域。周王室所在地雒邑，毗邻淮河流域，楚国向淮河流域扩张，问鼎中原，锋芒所向，其政治目的昭然若揭。管仲提出“弱强继绝”，其实际所指，就是要削弱楚国的势力，遏制楚国锋芒。
二、管仲淮河流域“弱强继绝”的新部署
公元前679年，齐国在鄄邑（今山东境）召集七诸侯国会议成功，首次获得盟主地位以后，齐国继续向淮河流域实施“尊王攘夷”战略，针对淮河流域的局势，管仲适时提出“弱强继绝”的新部署，“率诸侯以起周室之祀”，匡扶衰微的周王室，援救弱势诸侯国，加强淮河流域诸侯国联盟，持之以恒的努力，成功地在淮河流域举办了“陉地会谈”“召陵之盟”“首止会议”“葵丘之盟”等一系列重要会盟，遏制了楚国的嚣张气焰，促进诸侯国联合，扩大联盟，带来了淮河流域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为淮河流域社会发展提供了良好社会条件。
1、援卫、救郑、扶宋，进军淮河流域
公元前660年至公元前658年，翟人灭卫，杀了卫懿公。卫国男女七百三十个人，以及其、滕两邑的居民五千人，逃到曹（今河南滑县），立戴公。卫国濒于灭绝之际，管仲建言齐桓公率诸侯之兵救卫，帮助卫国戍守曹邑，赠送卫君生活物资。戴公死，弟文公立，齐又带领众诸侯国军队为卫国修筑楚丘城（今河南滑县）作为卫国的新都。齐国救卫，阻挡了翟人南侵，在诸侯国间取得了信誉。孔子修《春秋》予以记载，即表示肯定：《左传》也赞誉说“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齐国率军救卫之际，“楚人伐鄭”，“囚鄭聃伯”。[21]“聃伯”是郑国的公族。[22]楚人又焚烧、毁坏郑国的城邑，郑国遭受严重破坏，城邑“不得复筑”、房屋“不得复葺”、“有丧雌雄”（夫妇不全），居室如同“鸟鼠处穴”。郑国支持不住，向齐国求救。
楚国屠杀了郑国，又侵犯宋国，破坏宋国的农业生产，毁坏“宋田”，在宋国东山“夹塞两川，使水不得东流”，宋国自“东山之西，水深灭垝（gui，高墙）”，四百里之内一片汪洋。宋国东面土地无水灌溉。
面对楚国嚣张的气焰，管仲不能够坐视不管，决定“兴兵而南”，率领联军援救宋、郑，抗击楚国，实行“弱强继绝”的战略。管仲先礼后兵，向楚国派遣使者，商量帮助郑国和宋国恢复“郑城与宋水”，结果“楚人不许”。于是管仲率领诸侯国联合军队“退七十里而舍”，在郑国南面驻扎下来，“使军人城郑南之地，立百代城”，为郑国重建坚固的城邑，帮助郑国恢复家园“而楚不敢毁”；管仲又帮助宋国恢复农业生产，修建灌溉工程，“东发宋田，夹两川，使水复东流，而楚不敢塞。”[23]初步遏制了楚国锐气。
2、伐蔡逼楚，取威定霸
齐国援卫、救郑、扶宋之后，挥师前进“伐蔡”，讨伐蔡国。
齐桓公为什么出兵“伐蔡”？原因有二。首先，蔡国位于楚国的边境，出兵伐蔡，敲山震虎，威慑楚国；其次，齐国伐蔡前一年，即公元前657年，齐蔡两国之间的婚姻发生了戏剧的冲突。《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蔡国国君蔡繆侯的妹妹嫁给齐桓公，齐桓公很喜欢这位来自蔡国的美女蔡姬，一同乘船游玩。蔡姬出生淮河蔡水之滨，水性很好，又年轻活泼，摇荡游船玩耍。齐桓公害怕摇晃，制止蔡姬，蔡姬不听，齐桓公被摇晃落水。齐桓公一怒之下，把蔡姬送还蔡国。当时，并没有毁弃婚姻，也没有断绝两国关系，史称“弗绝”。但是，“蔡侯怒，嫁其弟（女弟，即蔡姬）”，让妹妹改嫁了。齐桓公对此十分愤怒，蔡国背齐的政治态度，不单纯个人情绪，也提示了诸侯国政治上摇摆的信号。
管仲这次“伐蔡，蔡溃”，俘虏蔡国国君蔡繆侯。旨在教育繆侯，挽蔡国的影响，防止其他诸侯国政治上的摇摆。不久“齐侯归蔡侯”，恢复繆侯的国君地位，体现了联盟为主的政治战略。[24]
3、论楚之罪，逼楚言和
管仲伐蔡以后，进军楚国的陉邑（杜预注：陉，楚地，颍川召陵县南有陉亭）。楚国见齐国盟军强大，不敢轻率交战，派遣大夫屈完会见齐桓公，观望齐师虚实。双方在陉地会谈。
屈完质问齐桓公：“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为何率领大军侵犯楚国的土地？
管仲高举尊王大旗，首先拿出历史依据，向屈完证明齐桓公的身份和责任：“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夾輔周室”， 齐国很早就受命于周王室，负责监督各个诸侯国。今天是履行使命；管仲进一步说明：周王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25]。权利范围包括全国各地。
接着，管仲指责楚国的两大罪状：
其一，“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另一条罪状是：“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具，无以缩酒（祭祀虑酒），寡人是征。”
这两个问题，都是历史问题。周昭王，成王之孫，公元前977年死于南征途中。史载昭王“南廵，守（意为“狩猎”）渉漢，船坏而溺”，昭王没有回来，这件事情发生楚国境内的汉水岸边，楚国应当负责；另外，楚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缴纳本地贡赋“包茅”，这是国家“缩酒”祭祀的用品。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楚国必须纳贡。
两个历史问题，屈完代表楚王，接受一个批评，说：“贡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复，君其问之水滨。”[26]屈完认为当年周昭王死于汉水，应该调查当时居住汉水的王室诸亲戚。周昭王时期，漢水一带不属于楚国（境地），故不受罪。
4、召陵会盟，扩大联盟
管仲进一步向屈完展示强大的武力，邀请屈完检阅八国联军。齐桓公“陈諸侯之師，与屈完乘而观之”，齐桓公向屈完说：“以此众战，誰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27] “屈完毫不示弱，对齐桓公说：“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背水一战，“君安能进？”你们再多的军队也没有用处！齐桓公申明大义说：“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继！”（意思是“这次用兵难道是为了我个人吗？是为了继承先君的友好关系！）接着齐桓公劝诫屈完：“与不穀同好如何？”（“跟我友好吧，怎么样？”）
齐楚对峙，从春季相持到夏季，双方不敢轻易用兵。管仲软硬兼施，屈完亲眼见到齐桓公率领八国联军十分强大，最后代表楚成王表示接受签盟。齐桓公逼楚求和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退兵召陵（今河南郾城县南），缓和一步，双方在召陵会盟，签订盟约，史称“召陵之盟”。
召陵之盟，标志齐、楚两国军事冲突的和平解决，为淮河流域社会经济发展赢得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5、首止会盟，促进安定
公元前656年，齐楚召陵结盟之后，已经是秋季，齐桓公回师过陈，陈袁涛涂首鼠二端，欺诈齐国，齐桓公率齐、宋、陈、卫、郑、许、曹、邾八国军队伐陈，陈国请和。陈国本妫姓，妫姓出自姬姓，其后代妫满娶周武王长女太姬，太姬生陈申公，传至陈胡公妫满，建都宛丘（今河南淮阳附近）。齐桓公执袁涛涂，帮助陈国除去内患，扩大了淮河流域联盟。
次年，即公元前655年，周王室内讧。周惠王打算废掉太子郑，立爱妃之子叔带为太子，这不符合周王朝的宗法制度。齐桓公为了保全太子郑的地位，以诸侯拜见太子的名义，在公元前655年5月，联合八诸侯国，召开首止（今河南睢县东）会盟大会，讨论“王太子鄭”的继承问题。太子姬郑参加了会议。这次盟会的结果，保住了姬郑郑的太子地位，基本成功。
周惠王觉得太子郑不听使唤，但又无力和齐桓公抗争，私下派人劝告郑国不要参加结盟。郑国听了周惠王的话，中途逃离了首止会议，剩下的七个诸侯共同缔结了共辅太子的盟约。会后，齐国率军征讨郑国，迫使郑国继续参加盟约，维护联盟的稳定。
首止会议，不仅维护了宗法制度，保住了姬郑的太子地位，也进一步提高了齐桓公的盟主威信。公元前651年，周惠王死，太子郑登基继位，是为周襄王。惠王妃和襄王弟弟叔带不甘心，联合戎狄发动武力叛乱，“谋伐襄王”。“齐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把叔带留在齐国，顺利解除了王室的危机，坚持“弱强继绝”，维护“周室之祀”[29]，深化推行“尊王攘夷”战略。王室雒邑毗邻淮河流域，王室稳定，也带来淮河流域社会安定。
6、葵丘会盟，霸业高峰
周襄王在首止会议保住太子地位，继承王位后，又得力于齐桓公、管仲平息了叔带的宫廷叛乱，派人给齐桓公送了祭肉、珍贵的弓箭和车子等礼物。齐桓公利用这个机会，于公元前651年在葵丘（今河南兰考、民权境内）会合诸侯，以招待周襄王派来的使者为名，举行诸侯联盟大会，扩大齐国的影响，进一步提高齐国的威信。史称这次会议为“葵丘之盟”。
周天子的使者在葵丘之盟大会上，大力表彰齐桓公。齐桓公“九合诸侯”，“葵丘之盟”是最盛大的一次，标志着齐桓公的霸业达到高峰。齐桓公利用葵丘之会，向诸侯各国宣读了共同遵守的盟约。进一步重申召陵之盟的会议精神，其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不可里壅塞水源；不能阻碍各地粮食流通；不可改换嫡子；不准以妾代妻；不可随便杀死大夫；要尊贤育才等等。这些内容，深刻反映了各国经济交流、协作的要求；反映了维护宗法统治的政治利益；反映了规范伦理道德、稳定社会秩序的愿望。条约最后缔结了加深和巩固联盟的规定，“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
葵丘会盟的主旨在于修好和平，扩大诸侯国的联盟，让各诸侯国休养生息，发展经济，这次和平之盟发生在淮河流域，促进淮河流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孔子修订《春秋》坚持“笔削”史法，于僖公元年夏季和九月，连续两次记载“葵丘之盟”，表示赞赏。《左传》更加详细记载了葵丘之盟的盛会场面，周襄王“賜齊侯胙，称呼齐侯伯舅，受赏無下拜”等许多殊荣。
直至葵丘之盟，齐桓公先后帮助了30多个小国，保护了周王朝太子郑的地位，拥立周襄王顺利继承王位。召集诸侯国兵车之会六次，乘车之会三次，九合诸侯，修钟磬而复乐。[30]《韩非子·有度》说：“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荀子·仲尼》说：齐桓公“并国三十五”。据统计，管仲辅佐齐桓公，会盟诸侯26次，用兵28次，其称霸诸侯——实际为加大诸侯国联盟的业绩彰彰辉煌。
三、“弱强继绝”的成功与淮河流域的社会发展
怎样评价管仲的尊王攘夷战略？怎样评价管仲淮河流域弱强继绝的具体实施？必须认识其尊王攘夷和“弱强继绝”的本质。联系这一时期齐国和淮河流域的社会历史，尤其是商业兴盛、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证明管仲尊王攘夷的战略及其淮河流域的实施，本质上具有进步意义，应该予以历史地客观地分析与总结。
1、“尊王攘夷”及“弱强继绝”的本质认识
管仲“尊王攘夷”的战略，表面看是军事战略，是武力干预别国政治，考察这一战略的具体实施过程，这一战略的本质特征可以从方面认识。
其一，援救弱小，促进联合，扩大联盟
公元前656年管仲兴师援卫、救郑、扶宋，正是被援国濒于灭绝之际，管仲实施尊王攘夷战略，扶持弱小诸侯国，帮助他们抵御外侵，恢复生产，修筑城邑，补充物资等等，这些都代偿了周天子的管理职能，客观上促进了淮河流域诸侯国的联盟，为淮河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减少了政治壁垒。齐国会盟楚国，楚之罪，遏制“亢强”嚣张的楚国，对于维护国家安定，促进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所以《公羊传》评价这一战略说：“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这里的“中国”是地理概念，指中原地带的诸侯国。孔子对此十分肯定，子曰：“恒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可见，尊王攘夷战略本质上是加强诸侯国之间的政治联合，扩大诸侯国之间的联盟，开拓诸侯国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客观上顺应和促进了社会历史发展。
其二，坚持周礼，维护稳定
管仲“尊王攘夷”、“弱强继绝”战略，其最高原则思想是坚持周礼，维护周王朝的宗法制度。其“尊王”，首先是坚定不移拥护周王室；其“弱强继绝”，首先是维护遭到践踏的宗法制度。管仲向齐桓公指出：“天子幼弱，诸侯亢强，聘享不上，公其弱强继绝，率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元前656年，齐国召集“首止会议”，鲜明的主题是反对周惠王试图“夺嫡”， 易以庶子继位，违背周礼的不轨行径。公元前651年，齐国召集“葵丘会盟”，也是以宗法制度为原则，“率诸侯以起周室之祀”，拥护太子顺利继位的磊落之举。
公元前664年，山戎进攻燕国。燕国向齐国求救，管仲辅佐桓公救燕，远征至孤竹而还。燕庄公一路送行，直至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於燕。”於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即重新划分燕国和齐国的边界，表示尊崇周礼，亦即“尊王”的原则。管仲的这一思想原则显示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诸侯闻之，皆从齐”，表示对于齐国的拥护。齐国“割地”维护周礼，扩大联盟，足见其“尊王攘夷”的思想本质。
公元前661年年狄人攻邢，管仲“请救邢”，打退了毁邢都城的狄兵，并在夷仪为邢国建立了新都。次年，狄人大举攻卫，卫懿公被杀。齐桓公率诸侯国替卫国在楚丘另建新都。孔子研究这一历史，予以充分肯定，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2、淮河流域诸侯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兴盛
管仲尊王攘夷路线和“弱强继绝”战略在淮河流域广泛实施，有效加强淮河流域诸侯国的政治联盟，减少诸侯国之间政治摩擦和战争冲突，为促进相互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管子·轻重篇》中记载了这一时期很多商业贸易方面的成功决策和各种物资交易的繁荣和畅通景象，尤其是齐国与淮河流域诸侯国之间的商业贸易，异常繁荣、活跃。
这一时期，各国的商业贸易交流活动，虽然暗藏各自的商业“杀机”，甚至充满尔虞我诈，带有政治谋略的痕迹，但是其活跃的商业贸易景象和繁荣程度仍然充分显现，不可忽视。
以楚国为例，齐楚召陵之盟之后，齐楚之间的贸易往来密切。“楚有汝、汉之黄金，而齐有渠展之盐”，管仲调节经济政策，利用齐国富饶的鱼盐出产， “下令卖到梁、赵、宋、卫和淄阳等地”，促进相互之间的交易（《轻重甲》）。交易结果“共得黄金（黄铜）一万一千多斤”（《轻重甲》）。这实际上是齐楚之间的黄铜和鱼盐的大宗交易，带动了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
吴国和越国出产珍珠和象牙，管仲用珍珠和象牙作为货币，吸引两国商人把珍珠和象牙交易到齐国。（《轻重甲》）齐国缺少皮、骨；筋、角、竹箭、羽毛、象牙和皮革等项商品，管仲采用激励商贾交易的政策、调节货币制度，吸引各国商人辐辏齐国，把各种物资交易到齐国。发和朝鲜出产的“皮张”和“皮服”，北方禺氏国出产“玉璧”，西域出产良玉美石，等等，通过商贾，源源流通到齐国。滕国和鲁国的粮食每釜一百钱，管仲提高本国的粮价，每釜一千钱，吸引滕、鲁的粮食很快流入齐国。
管仲制定了一项招商引资的政策，优待各国来齐国交易的商贾，“请下令为各诸侯国的商人建立招待客栈，规定拥有四马所驾一车的商人，免费吃饭；有十二匹马三辆车的商人，还外加供应牲口草料；有二十匹马所驾五辆大车的商人，还给他配备五个服务人员。”（《轻重甲》）天下各国的商人象流水一样聚到齐国来，齐国的商业进一步兴盛。其中淮河流域诸侯国尤其活跃。
所有这些促进商业繁荣的政策，都离不开商业自身的发展规律，离不开商业运作的主体，这里应该看到“淮夷”商贾的历史地位，象一张网络覆盖在淮河流域，为管仲实施各种商业政策提供了实现物质价值的社会基础。
3、“菁茅谋”“石璧谋”成功于淮夷“商业网”
“菁茅谋”和“石璧谋”是中国商业史上两件交易成功的著名事件，虽然带有政治谋略的痕迹，但是也反映了扩大联盟之后，各国撤消政治壁垒，各个诸侯国之间的商业贸易得以畅通，交易得以活跃的历史。更加能够看到“淮夷”为实现这一商业活动作出的内在贡献。
“菁茅谋”中，是管仲帮助周天子筹集国家经费开支的商业谋略。江淮之间特殊的出产“菁茅”，是国家祭祀重要材料。管仲请周天子派遣官吏把菁茅产地管理起来。然后宣布登泰山祭天、登梁父山祭地的计划。下令：凡随从天子祭天、祭地的诸侯国，都必须携带一捆菁茅作为祭祀之用的垫席。于是，天下诸侯争先恐后奔走求购菁茅。江淮的菁茅价格上涨十倍，一捆价值百金。仅仅三天，周天子因为管理“菁茅”产地、经销“菁茅”获得巨利，相当于诸侯国七年的贡品。
淮河流域盛产玉石，前文已述，1987年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大量玉器，即是证明。在“石璧谋”中，管仲以修城的名义，聚集大量玉石，“使玉人刻石而为璧”，一尺的璧定价为一万钱，八寸的定为八干，七寸的定为七干，石珪值四千，石瑗值五百。”然后，管仲西行朝见周天子说：“敝国之君想率领诸侯来朝拜先王宗庙，观礼于周室，请发布命令，凡来朝拜先王宗庙并观礼于周室的诸侯国，都必须带上彤弓和石壁。不带彤弓石壁者不准入朝。”周天子答应这一请求，并且向各地发出了号令。天下诸侯为了参与这次朝拜与观礼，都到齐国来购买石壁。齐国的石壁由此流通于天下，而天下的黄金、珠玉、粮食、彩绢和布帛等财物等在“石璧”交易中归于齐国。齐国获利，相当于八年征收赋税。
4、各诸侯国本土物产交易兴盛
各国本地出产的物资，能够投入商业交易，不惟降低交易成本，客观上促进各国社会经济发展。
管仲调查莱国擅长染色，紫色的绢在莱国的价钱一纯只值一锱金子，紫青色的丝绦也是一纯值一锱金子。而在周地则价值十斤黄金。鲁、梁两国生产的“绨”很有质量。于是，管仲在齐国提倡“服绨”，促进齐国人民购买鲁、梁生产的绨和莱国绢，活跃相互之间的商业贸易。（《轻重戊》）大大促进相应国家经济发展。
莱、莒两国盛产柴薪，柴薪价格低廉，管仲购买这两国柴薪，在庄山炼铜、铸币，促进莱国莒国柴薪交易。（《轻重戊》）
楚国出产野生“鹿”，管仲营建了“百里鹿苑”，派人到楚国购买生鹿，促进两国之间的商业交易。
代国出产“狐白皮张”，管仲派“中大夫王师北到代谷收购这狐白皮张”。
衡山国的兵器精良，管仲派人到衡山大量收购兵器，燕、代、秦国也相继派人购买衡山国的兵器。衡山国的国君告诉宰相说：“天下各国都争购我国兵器，可使价钱提高二十倍以上。”上述资料充分说明，管仲政治上推行“尊王攘夷”和“弱强继绝”战略，扩大诸侯国的联盟，客观上为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和社会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5、“南金”北上，促进南北交流
上文《诗经·鲁颂·泮水》中另外一条资料“大赂南金”，所谓“南金”，即是南方的铜；这一时期，铜器广泛运用于社会生活、生产的各个方面，兵器、礼器、饰器以及其它各种铜器制品。南方产铜原地很多，资源富饶。管仲十分熟悉国内产铜的资源，特别关注“楚铜”，管仲向桓公介绍说：“楚国有汝河、汉水的黄金。”黄金，即是黄铜。楚国先人熊绎接受周成王“子男”的封号，“居丹阳”，即在汉水、汝河一带发迹。“丹阳铜”成为楚国及淮河流域一带的著名物产，历史文献记载屡屡不绝，包括钟鼎文等金文献。《蔡侯鼎铭》：“蔡侯获巢，俘厥金。”蔡侯居住淮北，巢居住江淮之间，蔡侯伐巢，缴获了重要物资铜材，因而铸鼎庆贺。《仲偁父簋铭》记载：“仲偁父伐南淮夷，俘吉金。”《曾伯簋铭》：“克狄淮夷，抑燮繁汤，金锡行。”上起殷周，下迄春秋战国，千有余年之间。北方政权武力南征淮河流域，频频发生周楚之间的战争，大多数是为了掠夺“南金”，即铜资源。铜是制作各式青铜礼器、车马器和兵器等主要原料。国君、贵族死后还需要大量的青铜器随葬，铜锡的消耗量很大，已经发现的商周青铜器数以万计，这就需要有充足的青铜原料。对王室而言，青铜器不仅是宫廷中的奢侈品、点缀品，而且是政治权力的象征。没有铜锡矿，朝廷就没有青铜器。甚至有人提出夏、商、周三代时期的迁都活动与追逐铜资源有关。[31]
南方铜资源丰富，引起很多诸侯国垂涎。根据现代铜矿资源分布和先秦时期的考古发现，先秦时期中原和关中地区铜产量较少，满足不了王朝所需，铜原料主要来自于南方各地。
从历史看，周王朝以及北方的诸侯国，经常采取各种措施攫取南方铜资源。
其一，通过战争，直接从淮夷等淮河流域国族中掠取。铜器铭文中“俘戎器”、“俘金”、“俘吉金”、“俘戎兵”等记载，即是战争手段夺取铜资源的证明。
其二，通过贡纳和商业贸易从淮夷等国族中获取。文献和铭文中这类记载很多。
《尚书•禹贡》记载：“淮、海惟扬州……厥贡惟金三品。”
《诗经•鲁颂》载：“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
《仲偁父鼎》铭：“仲偁父伐南淮夷，孚(俘)金”。
《师寰簋》铭：“征淮夷，……俘吉全。”
《曾伯□簠》铭：“克狄淮夷，印(抑)燮繁汤，金道锡行。”
上述铭文表明，周代通过用兵征伐淮夷，掠金、浮金，打通掠夺江南青铜原料的“金道”。
管仲相齐四十年，史称“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卒成齐的霸业。“大智如愚”“大巧若拙”，管仲推行尊王攘夷、弱强继绝的远大战略，在社会经济文化交流和社会发展方面显示了深层的意义。
2010年3月10日初稿
2010年4月7日修订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历史系
联系住址：安徽大学教师宿舍163幢105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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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怀宇，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刘鹏程，安徽大学历史系2008级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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