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12/8/29 9:04:00
|
淮河文化视域下的管子运筹思想研究
黄孝鹏 李檬 胡传豪
【摘要】通过研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淮河文化、管子思想、运筹思想等文化要素，比较了中国古代运筹思想和源于西方兵学的运筹特征，分析了管子思想库中的运筹思想，得到了中国古代运筹思想对当今运筹分析研究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淮河文化；管子；运筹思想
一、淮河文化、管子思想及运筹思想概述
1.1 淮河文化
淮河发源于河南的桐柏山，流域面积广袤，其东北连齐鲁、西北接中原、西南接荆楚、东南通吴越，河流是文化传播的渠道，因而融合了这些地区的文化精髓，形成了古文化多元性、丰富等特色。淮河分水岭内，东至黄海，北至沂蒙山和黄河南堤，西至伏牛山、桐柏山，南至大别山和皖山余脉淮河两岸和凡是流进淮河的支流地域生存的文化，均可称之为“淮河文化”。淮河文化包括了商周时代的淮夷文化、涡淮两岸产生的老庄文化、先秦时期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以及两汉和北宋之后南移的中原文化、明清之际兴起的淮扬文化等。
淮河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淮河文化，是指淮河流域人民的文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淮河流域人民在以淮河为主体环境因素的自然条件下生存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反映他们的生存方式、生活经验、观念、价值与思想的文化遗产。在此，必须强调淮河文化的主体不是淮河，而是生活于、繁衍于、斗争于淮河流域的人民。
1.1.1淮河文化特征
从地貌上看，淮河文化呈平原文化特征，虽然有丰富的水资源，但平原地貌更具特色，约占三分之二。从时段上看，淮河文化是中古文化。受战争、文化传播由北向南、由西向东发展的总体趋势影响，淮河文化要比代表明清文化的徽州文化和代表近现代文化的安庆文化要早，是故古文化遗产丰富。又因淮河流域曾为殷商的发源地，并寿春在战国末年，一度成为楚国的首都，在三国、明等朝代，淮河流域几度成为政治、军事、经济发达区域，促进了淮河文化在中古时期的繁荣。战国时，庐江一度隶属淮南王。从文化内核上看，淮河文化具有平原文化、中古文化、尚武重义等特征，表现在社会风俗上，民众多仗义豪爽，喜辣好酒等。中国历史上五大文化巨匠，管子、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都诞生于淮河流域，在思想文化领域各领风骚。管子及其思想是在淮河文化的大背景下孕育的产物，是淮河文化中的一朵奇葩，穿越漫漫时空，影响中国的每一个朝代，乃至映照于当世。
当今盛世，淮河流域的人民也谱写了许多恢宏乐章。整个安徽的淮北地区都是历史上的黄患区。颍上以沙颍河为界，整个沙北都是黄患区。在这一块神奇土地上，古往今来产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人物，演绎了众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留下了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淮河是孕育、滋生民族精魂的温床，是中华文明创生、聚合、演化的洪炉，是英雄人物上演威武雄壮历史活剧的舞台。
1.2 管子思想
管仲(约公元前725—前645年)，名夷吾，字仲，一字敬仲，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人。管仲是春秋时期的齐国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多所建树、功业卓著。其论著《管子》内容丰富，全书的理论基础是哲学思想，核心则是政治和经济思想。
管仲的思想学说在春秋战国极为盛行，形成一个庞大的学派，被列为儒(孔子)、道(老子)、法(管子)、墨(墨子)“四大显学”之一。由其思想论述汇集而成的不朽巨著《管子》历来为后世所推崇。管子思想是一个发展中的思想，也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扩充的过程。目前，由于管子学会及许多有志于此的学者，推动了管子文化的古为今用以及发展。
当代学者滕新才在《管子白话今译·导言》中称：“先秦诸子之精深，无出《管子》其右者，孔孟老庄申韩荀墨所不及也”[1]。又认为“实则《管子》其书兼有道法两家之长而无其短，又掺以阴阳、兵、农、儒各家学说，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大的杂家，任何一家的思想均不足以涵盖本书的丰富内容，而又远非《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之属所能仰望项背”。还称，“管仲之所以世所谓贤臣，其利在于亲自操纵国家机器，清醒认识国情，敢冒学理之大不韪，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发展工商，本末兼赅”。而“儒墨道法各家皆拘于学理,未曾实际操戈，因逊之管仲远甚矣”！
1.3 运筹思想
1.3.1中国古代运筹思想
中国古代的运筹思想家已经有了基于古代运筹思想的定量分析，并有许多运筹实践。在《管子》、《六韬》、《三略》、《周易》、《孙子兵法》、《史记》、《梦溪笔谈》等古典著作中，就蕴含了朴素的运筹思想，并有很多在生产实践中运用运筹方法的典故，但主要偏重经验和艺术。
中国古代运筹思想与产生于20世纪的军事运筹学有所不同，中国古代的运筹思想是东方兵学的产物，一直遵循着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夺取战斗胜利的原则，强调算在谋中，强调数与形相统一，定量分析的基本模式是算与谋的结合，但计算功能较弱。
中国古代运筹思想是中国古代关于经济、军事运作的经验和艺术总结，主要偏重于“谋”。
1.3.2西方军事运筹学
20世纪40年代，由于军事需要而发展起来的运筹学成功地解决了许多非常复杂的战略和战术问题，并屡建奇功。战后这些方法大量应用于工业、商业等民用领域。战后的运筹学研究也发展迅速。1944年J.V.Neumann和O.Morgenstern首次整理出版了《对策论与经济行为》一书[2]。1946年美国学者莫尔斯（P.M.Morse）和金博尔（G.E.Klimball）编写了“The Methods of Operations Research”（《运筹学的方法》）一书[3]。1947年丹齐克（G.B.Danzig）在研究美国空军资源的优化配置时提出了线性规划及其通用解法——单纯形法[4]。到20世纪50年代末，很多标准的运筹学方法，如动态规划、排队论、存储论等都已发展得基本成熟[5]。到60年代末运筹学达到了成熟的高峰期，其标志是1969年出版的瓦格纳（H.M.Wagner）的《运筹学原理和对管理决策的应用》[6]。美国运筹学家，匹兹堡大学教授T.L.Saaty于70年代初提出了定性定量相结合的层次分析法[7]。20世纪80年代，M．Fraser和W．Hipel提出了冲突分析策略(Conflict Analysis)[8]。运筹学研究出现了定量、定性分析相结合的趋势。
军事运筹学是西方兵学的产物，强调理性，强调“算”本身的科学性与系统性，但学科本身不涉及谋，算与谋相脱节。军事运筹学没能完全体现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中的运筹，没有完全体现出中国古代运筹思想中的“运筹”。
1.3.2运筹学在中国
现代运筹学被引入中国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9]。在钱学森、华罗庚、许国志等老一辈科学家的推动下，Operational Research被引入中国，正式译名为运筹学，融合中国优秀的运筹学思想与成功范例，使其研究与实践得到长足的发展。1956年中科院力学所成立运筹学研究室，1959年中科院数学所成立运筹学教研室。由于我国一批科学家、研究者的努力，运筹学的研究发展迅速，在世界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切运筹问题都是由目标、条件、决策三者构成的系统[6]。运筹学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内容也在不断充实完善之中，故至今尚未有统一的定义。但其核心是研究系统优化的理论与方法，以辅助决策。
运筹学给管理者提供一个通过量化数据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运筹学研究的基本特征是：系统的整体观念，多学科的综合，以及模型方法的应用[4]。它研究一般的人—机系统，应用广泛，分支众多，包括：规划论、图论与网络分析、排队论、决策论、存贮论、博弈论、模拟论、可靠性理论等。
目前，运筹学有广阔的应用领域，它已渗透到诸如服务、库存、搜索、人口、对抗、控制、时间表、资源分配、厂址定位、能源、设计、生产、可靠性、设备维修和更换、检验、决策、规划、管理、行政、组织、信息处理及回复、投资、交通、市场分析、区域规划、预测、教育、医疗卫生的各个方面。
二、《管子》与运筹思想
《管子》一书曾经提出的“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的城市选址的运筹思想，在西汉首都长安市址的选择、水陆枢纽的设计及对宫殿、街道、市井等的统筹布局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他在《度地》中还说：“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这些运筹思想表明管仲在选址时很重视地利，讲求城市建设的经济效果,使城市既有险可依,得交通便利,又根植于富足的农业资源的基础上,有可靠的物质保证。管仲的这些运筹思想对后世城市建设的选址工作有深刻的影响。
其论著中的《管子·轻重篇》诸篇原19篇，今存16篇，是我国古代经济运筹思想的瑰宝。《轻重篇》在重视农业、稳定个体农民经济基础上，主张通过商品经济来富国、强国，提出了国家通过货币、商品的“轻重”关系来调控经济的理论。这在先秦经济运筹思想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至今仍然可资借鉴。
三、古代运筹思想对运筹分析研究的启示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运筹”一词，远远超出英文Operation的含义。无论是英国人讲的Operation Research，还是美国人讲的Operational Research，都是技术科学，强调的都不是谋略而是技术，不是思想而是方法。汉语的运筹指的是首先运用智慧进行大政方针的筹谋策划，运筹=算计+计算，居第一位的是算计而非计算。“算”是我国古代运筹思想的核心，这种“算”与现代运筹学的“算”有所不同，它主要归纳为3类：估算、谋算、算计。在汉语中，算计和计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算计不属于方法层面，而属于思想层面；不属于技术层面，而属于哲学层面；不属于知识层面，而属于智慧层面。而计算属于方法层面，而不属于思想层面；属于技术层面，而不属于哲学层面；属于知识层面，而不属于智慧层面。
就现代中国来说，毛泽东主张中国革命不走苏俄城市暴动之路，而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邓小平提出以一国两制方针解决港、澳、台问题，本质上都是运筹，而非Operation Research，是算计，而非计算。算计离不开计算，但算计高于计算，算计规定着计算，算计须以计算来支持。毛泽东在指挥三大战役时，也要计算敌我兵力对比、估计双方力量消长速度等，但核心是确定决战的时机、地点、方式等定性问题。
运筹和运用需要的是两种才能。钱学森提出事理概念，把运筹学看成是事理学的一个分支，倡导建立事理学，代表系统科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值得重视。运筹学本质上是事理学，属于系统科学，数学只是工具。现在的运筹学主要研究能够建立明确数学模型的那些事理问题，相对而言要简单些，运筹的成分比较少，层次比较低。事理学研究那些难以建立明确数学模型的复杂事理问题，需要的是高层次的运筹能力。
无论西方偏重于数学智慧和分析方法的运用（Operation），还是中国偏重于哲学智慧和综合方法的运筹，都有片面性，社会的发展日益需要把两者结合起来，把运用和运筹结合起来，把算计和计算结合起来，把数学能力和非数学能力结合起来。这种结合起来的东西才是真正的运筹学，代表着系统科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滕新才.管子白话今译[M].中国书店,1994.
[2]von Neumann J,Morgenstern O.Theory of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4.
[3]孙东川,林福永,孙凯等.系统工程引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标记错误:2009]:17-18．
[4]胡运权,郭耀煌.运筹学教程[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标记错误:2003]:1-5.
[5]宁宣熙.运筹学实用教程[M].北京:科学出版社,[标记错误:2007]:1-5.
[6]许国志,顾基发,车宏安.系统科学.上海科技出版社,[标记错误:2000]:6-10，334-340.
[7]Satty T L.The Analytic Hierachy Process.New York:McGraw-Hill,1980.
[8]Niall M Fraser,Keith W Hipel.Conflict Analysis:Models and Resolutions[M].New York:North-Halland,1984.
[9]章祥荪,方伟武.管理评论[J].[标记错误:2002]:62-63.
[10]钱学森.论系统工程[M] (增订本).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532-553.
（作者简介：黄孝鹏，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会员，中国运筹学学会会员；李檬，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胡传豪，阜阳作协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