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第3期）三论管仲故里在颍上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12/8/29 9:05:08
三论管仲故里在颍上
胡天生
河南省《大河报》2009年5月7日A29版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该报首席记者于茂世的一篇文章，题为：《“颍阳旧事·家在颍谷”系列之四 管仲、董卓家在颍阳》（以下简称“于文”）。看题目就可以知道，这篇文章是要证明管仲家在颍阳（今河南登封市颍阳镇）。于文没有多少考据，所列管仲的出生地“颍上”应该在颍水上游的理由，我在前两论已经驳过，基本不必再说。从于先生大作的内容看，他所反驳的观点大都是从网上看到的，而且大都是我的观点。由于我的第二论（《再论颍上就在颍之上——兼与孙报竹老师商榷》）没有挂到网上，所以于先生没有看到我关于管仲家世的论述，于是抓住一些不可靠的资料，草率认定颍阳管氏是管仲后人。管仲家世及管叔后人如何到达颍上，我在二论中已经做了详细说明，想必关心管仲身世的读者都已经看过，不再赘述。这里主要分析一下于文倚为重点论据的所谓颍阳管氏族谱（以下简称“颍阳谱”）。
于文关于颍阳谱的文字不长，摘引如下：
管国是姬姓封国。武王灭商，封三弟叔鲜于管（今郑州市），……管国立国不足6年而被废。管国被废后，成王十一年迁管叔鲜子辈为纶邑大夫，岁时奉祀，由此管叔鲜后裔移徙纶邑——这就是管氏族谱记载“管兑邑纶”；兑传子鱼，鱼传康；康有淑德，召为卿士；自康以后，失纪三世，数千年难以探补；康元孙旅，旅传坊；坊传阳，阳传亶，亶传咸，咸子公度，仕齐；度子曼多，多生仲，字夷吾，相齐桓公，号仲父……
于文在这里只是简单摘要了管氏族谱的内容，似乎在有意回避一些问题，如该谱何时所修等。由于没能见到原文，我们只能相信于文摘引的文字，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一般读者看过这些文字，可能就会相信这个族谱真是管仲家族的。但是，我们却能从这短短的100多字中分析出不少问题，以至于可以断定这个族谱绝不是管仲家谱。下面我们就从专业角度来分析一下据说是管仲后人所修的“颍阳管氏族谱”：
一、“成王十一年迁管叔鲜子辈为纶邑大夫，岁时奉祀”。按：《史记·管蔡世家》说“管叔鲜作乱诛死，无后。”“无后”者，无人奉祀也。倘若有人“岁时奉祀”，那怎么能称为“无后”？再说，先秦史料中也没有管氏在周王朝做官的记载，可见管叔鲜“无后”是可信的。
二、“康有淑德，召为卿士；自康以后，失纪三世”。按说为周王室的卿士后，在朝廷工作，家谱应该修得更仔细，怎么反而缺了三世？这只能说明这个家族的社会地位曾经出现过剧烈的变化和动荡，世系的传承才可能有阙略，其族谱的可信度就大打折扣。
三、《史记集解·管晏列传》引《世本》云“庄仲山产敬仲夷吾”，《史记正义》引韦昭云：“夷吾，姬姓之后，管严之子敬仲也。”即管仲的父亲名严，又名庄仲山。这里必须解释一下为什么庄仲山又名严。管仲的父亲本名庄，字仲山。但是到了东汉，因为汉明帝名刘庄，按当时的制度要避皇帝的讳，于是把庄字改为严，这才有了管庄一人二名的怪事。象管庄这样因避汉明帝的讳改名的还不算稀罕。东汉初期光武帝刘秀的好友、著名的隐士庄光（一名遵，字子陵。柳亚子《感事呈毛主席》诗：“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即用其典故），就为了避刘庄的讳，东汉人甚至把他的姓都改为严，这才叫窝囊呢。此事可为管庄又名严作一注脚。《管氏牒谱资料选录》（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邵先锋先生整理，发表于《管子研究》2007年第3期）也说：“（自管叔鲜至管仲之父）十一世 讳严（即庄仲山，居颍上）……生一子敬仲”，管仲之后十世的世系也与《世本》完全相同，可以证明该谱是可靠的。但颍阳谱却说：“度子曼多，多生仲，字夷吾”。在这里，颍阳谱记载的管仲的父亲不是管庄或管严，而是一个名叫“管曼多”的陌生人，已与文献不合。不仅如此，该谱还把管仲的名和字给弄颠倒了。按照《史记》注疏及其它文献的记载，管仲名夷吾，字仲，谥号为敬，故又称“敬仲”。我们现在看到的古人的名、字，多为名用一个字，字用两个字，如关羽字云长，张飞字翼德等等。但这是到汉代才固定下来的模式，先秦时代并不全是这样，除一名二字外，还有一名一字、二名一字、二名二字。孔子的弟子曾点字皙，战国大思想家荀子名况字卿，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字涉，吴广字叔，汉高祖刘邦字季等等，都是一名一字。二名二字的如春秋鲁国有子叔声伯，子婴齐。像管仲这样二名一字的有楚国大将、著名的神箭手养由基，名由基字叔。可见在春秋时代二名一字者并不罕见。管夷吾字仲就是这种情况。另外，从古代礼仪制度也可以看出管仲是名夷吾而字仲：古人为示尊重，在谈话中对平辈和尊者称字而不称名。但是齐桓公称管仲为“仲父”，如果“仲”是管子的名，那就是齐桓公直呼管仲的名，这在当时是很不礼貌、没有教养的表现。但是颍阳谱说“多生仲，字夷吾”，颠倒了管仲的名和字。仅从这一点来看，颍阳谱就很难说是管仲的家谱。至于“曼多”所生的这个“管仲”的后代都叫什么，由于于文没有说，我们只能阙而不论了。相信通过前面的解释，大家应该对颍阳谱的真赝了然于胸了。
四、虽然于文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颍阳谱的修谱时间，但作者不慎引用的文字却透露了此谱所修的时代，这就是于文中所谓“康元孙旅”（即管康的“元孙”管旅）。于文已经告诉我们：管康以后“失纪三世”，也就是说，管康的子、孙、曾孙没有入谱。那么接下来的管旅应该是其“玄孙”，颍阳谱记作“康元孙旅”。这有什么问题吗？有，就是这个“康元孙旅”透露了颍阳谱的修谱时间。这里先要简单介绍一下古人的避讳制度：众所周知，古人对于尊长是不能直呼其名的，所以齐桓公称管仲为仲父，这个“仲”一定是管仲的字。对尊长不能称名的规矩，不仅表现在语言上，而且落实到文字上（文字避讳的规矩到汉代才开始形成）。不过修家谱时由于特殊需要，在写前辈的名时可以直录，但要加个“讳”字，表示这是前辈的“名”，后人在念这个字尤其是在给儿女取名字的时候，要避免使用这个字（所以叫“避讳”）——这是家族里的避讳，又叫“私讳”。而在君臣大节上，就是全国（包括附庸国及地位平等、交往密切的邻国）的官民（附庸国与邻国的避讳仅限于外交官等高级官员）还要避当代帝王及其若干代先祖的讳，称为“国讳”，对当代帝王则称之为“圣讳”。避国讳的办法很多，例如刻印儒家经典时，原则上是一个字都不能错的，但碰上“国讳”，还是要避，此时就采取省去最后一笔的办法，即所谓“敬缺末笔”。还有用同义或音近字代替等等，如唐朝皇帝的祖先名“虎”，前代的“龙虎大将军”到唐朝就变成了“龙武大将军”；唐太宗讳世民，为避其讳，此后整个唐代都不说“世”而用“代”或音近的“系”，如《世本》改称“系本”、“代本”；说“人”不说“民”（实在没办法时缺末笔），如柳宗元《捕蛇者说》的最后一句“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其中的“人风”就是民风的意思。还有为避讳甚至连人的姓都给改了。如战国时齐国大思想家荀卿，到了西汉宣帝时，为避皇帝刘询的讳，给荀子改了姓，称孙卿（“荀”与“孙”古音相通）；还有前面讲的庄子陵改姓等等。避讳的情况比较复杂，好在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懂这个规矩，就不再多谈了。依据这个规矩来看，清朝以前历代的皇帝都没有讳“玄”的，只有清圣祖康熙大帝讳玄烨，清朝人为避其“圣讳”，改“玄”为“元”，于是颍阳谱才把“玄孙”写成“元孙”，把“康玄孙旅”写作“康元孙旅”（古代经典及青铜器铭文中另有“元孙”一语，乃是指长子的长子或后代长门，法定的接班人，不特指曾孙的儿子）。由此可见颍阳谱修于清朝，时代印记非常明显，而且是在康熙以后，附会管仲家世，致使破绽百出。
我们再来重点说一下颍阳管氏族谱中的“管兑邑纶”。“管兑邑纶”的意思就是让管叔的子辈在“纶”地建城。按：夏商及周初，诸侯始封时也就是一座城甚至仅仅是一片民居，也就是说，当时的一座城往往就是一个诸侯国。《国语·齐语》：“狄人攻邢，桓公筑夷仪以封之……狄人攻卫，卫人出庐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可见仅有一城即可复国（而且从“筑”、“城”二字来看，这两座城还都是齐桓公给建的）。公元前493年，蔡国（当时在今河南新蔡县）不堪楚国的侵凌，迁都于州来（今安徽凤台），做了吴国的附庸，史称下蔡，也是一城即一国的例子。“管兑邑纶”就是给了管兑一座古老的、曾经是国都的城，这也就意味着让管叔的后人复国。与管叔同时作乱的蔡叔仅仅是被流放，其子蔡胡在经过多年考验后，周公才“言于成王，复封胡于蔡，以奉蔡叔之祀”；而管叔是被诛“无后”，也就是说管叔的后人并没有复国。然而如果按照“管兑邑纶”的说法，就意味着周成王不仅让管叔的后人复国，而且安排的地方比管叔鲜的始封地管城（今河南郑州市）离京城尤其是成周更近了。在周初，为了京师的安全，近畿之地只封给可靠的宗室或姻亲，如周公旦（武王同母弟）、召公奭（王室宗亲）、太公望（即姜尚。姬、姜世代通婚），其始封地都在中原，而且越是亲近，封地的战略位置就越重要。这样来看，纶国对周王朝来说，既是近畿封地，又是战略要地，只能封给近臣。而管叔鲜被诛，他的后代必定怀恨在心，假如他还和他的先人一样扯旗造反，在这里对王室的威胁就更大，成王怎么可能把他安排到这么近的地方？
“管兑邑纶”还有可疑处：西周人迁地不迁名。所谓“迁地不迁名”，是指封地（或占有地）虽有变动，但其国名、地名不变。如周人迁入周原后，虽屡迁镐、岐、洛阳等地，其名为周则不改。到了东周，王室分裂成东、西周，但各方仍都抱着“周”名不放。再如郑国，初封于今陕西华县，屡次迁徙，最终灭了虢、郐二国，立足于今河南新郑，仍为郑国。其它如伯禽迁鲁、召公迁燕、虢分为东、西二虢等，都是名随人走，地变名不变，以至于现代人考证起来都很麻烦。成王如果让管兑在“纶”建城以奉管叔之祀，为什么不让他仍沿用管国之名？再说，古人以国为氏，封地名称改动，其氏也随之而变。封于纶，即应为纶氏，其后世怎么会是管氏？如果是奉管叔之祀，其地仍应名管。《括地志》云：“洛州嵩县本夏之纶国也”，商及西周不见记载，春秋时属郑国，改名“纶氏”，表示此地是“纶”氏的发祥地。古代在职官后加“氏”字以区分同一家族的不同分支，《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将归死于尉氏”，杨伯峻注：“《汉书·地理志》尉氏下应劭注：‘古狱官曰尉氏’，晋有军尉，亦掌刑戮。”也就是说，执掌刑戮的官本名尉。古代官职多世袭，于是“尉氏”就成为这一家族的名号。纶又读作guān，是一种薄的丝织品，纶国在夏朝应该是生产这种丝织品的地方。“纶氏”当即“纶”官的后人，以职官为氏。纶（guān）与“管”音近，所以我们怀疑颍阳管氏是由同音的“纶”（guān）字演变而来的。也就是说，管兑始封于纶，本姓纶（guān）氏，管兑本来应该写作“纶兑”才对。后来改为音近的管氏，很可能是在“自康以后，失纪三世”期间所改。
于先生有一段话非常精彩：他先问：“司马迁为什么不言管仲是登封人？”然后说：“今日登封的地盘，汉代设有嵩高县、阳城县、纶氏县。……纶氏县辖今日登封西南诸乡镇——管仲家在颍水上源，说他是纶氏人，而汉代纶氏县城在狂水之源，当然会生歧义。如此这般，司马迁选择了‘颍上’。”
想弄明白这段话的意思比较麻烦，我们还是一句一句地来分析，以便大家理解：
“司马迁为什么不言管仲是登封人？”很简单，因为司马迁时代还没有登封这个地名。登封是武则天封禅中岳时才改的名，比司马迁晚了800年，他怎么知道这里会叫登封？
“今日登封的地盘，汉代设有嵩高县、阳城县、纶氏县。”（按：于先生在这里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就是把汉代的崇高县改名为嵩高县）既然设有这么几个县，管仲是哪个县的人，司马迁直接说明就是了，为什么他不明说？这只能证明管仲本不是这里的人。于文说：“管仲家在颍水上源”，但是，这个“颍水上源”是怎么来的，根据是什么，于先生没有说。按照颍阳管氏族谱，管兑建的城邑（纶氏）在今颍阳镇，管仲既是其后裔，自然也是纶氏人。而纶氏在“狂水之源”，这与“颍水上源”说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既然不在“颍水上源”，那么，司马迁笔下的“颍上”就不会是纶氏县，证明颍阳谱所传管仲家世与司马迁所记不合，与于先生的结论也是矛盾的。于先生一边说管仲家在“颍水上源”，一边又证明他是纶氏人，不在“颍水上源”，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如此这般，司马迁选择了‘颍上’。”真是笑话！好像司马迁专门为了给于先生解决这个矛盾才选择了“颍上”这个含糊不清的概念。难道管氏家族真是水上王国？不然，谁规定一定要说某人“在×水之源”了？《史记》中其他传主有地名可考的都直书其地，如果管仲是纶氏或崇高、阳城人，为什么非要给他写到水边（“颍上”）不可？那现成的地名难道不是给人叫的吗？
至于管叔后人迁徙到今颍上县的原因，我在二论中已经论证，不必重复。这里再补充一条资料，以证明管叔后裔不可能再作周天子的臣民：《左传·襄公二十二年》：“楚观起有宠于令尹子南，……楚人患之，王将讨（想除掉观起和令尹子南）焉。子南之子弃疾为王御士（侍卫首领），王每见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问谁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善），尔所知也。国将讨焉，尔其居（留下来）乎？’对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泄命重刑（泄露楚王的密谋给其父，令尹子南可能暴力抗命，则其刑罚更重），臣亦不为。’王遂杀子南于朝，轘（车裂）观起于四竟（境）。……三日，弃疾请尸，王许之。既葬，其徒曰：‘行（出逃）乎？’曰：‘吾与（参与）杀吾父，行将焉入？’曰：‘然则臣王乎？’曰：‘弃父事仇，吾弗忍也。’遂缢而死。”这个事件说明：在忠与孝不能两全的时候，令尹子南的儿子弃疾选择了忠于国家，没有向其父泄露楚王将要杀害他父亲的密谋。但是在他父亲遇害后，按照当时的道德标准，他既不能再为楚王服务（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也不肯选择出逃（他设想，按照当时的道德标准，邻国会因为他参与了谋杀其父而拒绝他），在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下，他只能选择自杀。那么，管叔鲜被周公所杀，他的儿子同样不会再在周王朝统治的地方生存下去。但是，管叔的儿子没有参与杀害其父，所以他可以出逃外国。而颍上是古淮夷的地盘，并且参与了周初的“三监之乱”，一直不承认周王朝的统治，所以他只有逃到这里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
于文说：“更何况，今日颍上在春秋战国、秦朝汉朝都有自己的‘名讳’，司马迁缘何舍‘名讳’而取‘颍上’？”我们也要问一句：既然纶氏早就建邑建县，并且司马迁还去考察过，他为什么不说管仲是纶氏人？我们知道，慎（今颍上县江口镇）在春秋时代只是胡子国边境的一座小城，建邑时间很晚，且隶属关系混乱：在吴楚交界处，推测起初应该属胡，后入楚，《左传》哀公十六年（前479）：“吴人伐慎，白公败之”，慎始见于载籍。战国时又属下蔡（今凤台县）。汉初是楚王韩信的封地（即属于楚王国），韩信因“谋反”罪名被诛，此地改为县，属汝南郡。而管仲的出生地今颍上县建颍乡管谷村，距沛郡的下蔡县很近，所以司马迁不知这里到底是属于汝南郡的慎县还是属于下蔡，才笼统地说是在“颍上”。但是，司马迁却到过现在的登封市。《史记·伯夷列传》：“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箕山在今河南登封市境内，说明司马迁到过这里。如果管仲是纶氏县（或崇高、阳城县）人，司马迁应该知道，从而清楚地记下管仲是某县人。正因为司马迁既没有来过慎县，又不知道管仲的出生地到底属于哪个县，所以他才笼统地说管仲是“颍上人也”，这只能说明管仲就是在今颍上县境内。
于先生在文章前面征引了登封市史志办主任吕宏军先生的观点：“颍上即颍水的上游或颍邑，而非安徽的‘颍上’县，登封作为颍水的发源地无疑在上游之内，当为颍上”。吕主任的观点，不过是恪守旧说，并无新意，而且不经论证，并不考虑汉代是什么情况就轻下结论，这结论下得也太容易了。还有，吕主任竟然说颍水“流经数百里”，不知有没有看过《汉书》？《汉书·地理志》明明说：“阳乾山，颍水所出，东至下蔡入淮，过郡三，行千五百里。”这与现在颍河的长度基本相同，而吕先生说“流经数百里”，则误差太大，显然没有经过认真考究。
另外，桓宽《盐铁论》谓管子为越人，前人均未知所本，未予注解。但从历史地理角度理解就很容易明白：从颍上到齐国与从越国到齐国一样，都要走海路，进入黄海后向北，到今山东东南部入齐国，在齐国边境的海路相同；自春秋末年越国灭吴后，其边界就直抵齐国东南境，所以齐国人的后代误以为管仲是越人是可能的。如果管仲是颍阳或登封人，那就不会造成这种误会。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管仲的出生地在今颍上县，更能说明“颍水上游”是误解。
司马迁讳慎，其文中凡慎皆作昚。推测还是避讳其祖辈的名。先秦时代的“临文不讳”到汉初孙叔通制礼后就改变为“临文而讳”了。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慎”：慎，谨也。言部曰：谨者，慎也。二篆为转注。未有不诚而能谨者。故其字从真。小雅慎尔优游予慎无罪，传皆曰诚也。详八篇真下。从心，真声。时刃切，十二部。昚，古文 尞字从此。释文序录偁昚徽五典，是陆氏所据尧典作昚，卫包改作慎。开宝中乃于尚书音义中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