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12/8/29 9: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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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学：作为一个系统的研究对象
龚武
编者按：本文选自作者新作《管学述评》第一篇部分章节，标题为本刊编辑所加。
一、概念释义。所谓管学，广义上指对管子其人、其事和思想言论的综合评述或研究的文化现象。也可以表述为对管子其人、《管子》其书和管子文化的发掘和研究，或称管子研究或“三管”研究；管学在狭义上，特指管子的精神文化遗产，其中以《管子》文本所载荷的道德文章、学术思想和实践成果为主要方面。
管学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之哲学政治历史学的一个知识系统，具有多学科共生、边缘性强的特征。倘若建设成为一门国民教育的文科基础科目、课程，将有利于在不远的将来成长为一门更大的学科体系和独立的学问。作为一个开放性系统，管学的对象主要是管仲，核心是管仲的立德、立功、立言，范围包括涉及管仲的一切有影响、有意义的政治的或文化的事件。管学主体是历史上一切感知到管仲影响，以当时代给予的方式记载、书写、研究、运用管仲和管仲文献的机构和个人，也囊橐那些发表否定性、怀疑性议论或贬损、攻讦管仲或管仲文献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
就像管仲是历史人物一样，管学也是历史现象。让管学成为一门具有深厚文化内涵传统学术与现代人文历史科学相结合的经世致用的学科体系或人文历史科学，是后世应当为之奋斗和努力的目标。
二、管学形态。按照自然－历史顺序，管学大致经历了三个形态或三个发展阶段：
原生形态和存史阶段（管子时代～唐代，公元七世纪）。这漫长的历史阶段，其中很多重要的历史节点充满了迷雾。管仲其人的真实存在及其管仲立言的传世，是这个跨越1400年时空阶段的可以确定的两大成果，尽管后世学人围绕《管子》之书的争论的声音一直没有平息，但命运也大大好于《红楼梦》——当代红学界的研究一度甚至连曹雪芹其人的存在与否都成了问题——毕竟管仲是被写入国史的重量级人物。管仲既然真实存在，附丽在他身上的便“一切皆有可能”，同时，也便一切皆存在争议，这很正常。后世以儒学为本的学人，“时务理性”占据了上风，判断力和理解力却出了问题，所有关于管学的疑惑与其说是产生于对这一阶段历史状况的“知”，毋宁说产生于对历史的“不知”。因此，误读和猜度成为后世“非管”论旧管学的重要依据。
还原管学的原生形态和自然—历史过程，首先要梳理是：官府、史官作为记载管仲生平事迹或整理、编纂《管子》之书的主体这一史实。很多学者，并非以私人身份参与到管子研究中来，而是朝廷修文或官府存史的代表人物；其次，古人立言有一套当时的规矩，即言不自立、书不私出，这是中国式王朝体制的一贯做法。这种做法一方面保证了《管子》文本的可靠性，另一方面也堵塞了《管子》“被”后世学人“伪书”的“合理想象”；最后战国、汉、魏、晋、唐时代，管子学说从正、反两方面发挥的巨大经世致用的价值得以充分肯定，并被王朝最高统治阶级身体力行地实践，为保存管仲的政治影响力和《管子》文本的文化影响力提供了坚实基础。作为实际历史进程的反作用一极，在汉族封建王朝漫长的历史阶段中，中国经历无数的分分合合，总的趋势是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国土安全进一步巩固，对域外的影响力进一步加大，中外的交流进一步扩大，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治进一步巩固，经济社会空前繁荣。这种状况按照惯性在宋代达到了顶峰，同时，国势迅速衰落，军政不堪一击，自管仲时代就存在的外部夷族政权觊觎中原（史称“中国”）的民族矛盾，力量的对比此时终于走向了反面，汉族王朝政权出现了第一次历史大旁落。而相似的历史又出现了第二次（明朝末年），甚至庶几乎有第三次（清朝末年）。每当历史发生这样的逆转，管子的故事就会被坊间或志士仁人重新提起，历史沉浮仿佛与管学的命运起落有一种微妙的互动和内在的关联。
变异形态和旧管学阶段（宋代，公元十世纪～现代）。宋代，管学经历了一个历史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核心是对管子的批判和怀疑声音日益高涨，并在南宋即蒙古代宋的前夜达到了高潮，这个变化由于其在历史上的负面作用，因此伴随的是一种不正常的变异。这种变异与程朱理学的兴起有内在的关联性。
宋代在政治上是一个来路偶然，甚至有来路不明之嫌的朝代。这个王朝与以往王朝最大的区别是，缺乏成长过程：最高统治者不是通过文治武功建立了大一统的天下，相反，是通过偶然的兵变伎俩，轻易地建立了一个王朝。这样的王朝政治隐藏着“原罪”式的不健康的毒素，加之建立的又是家天下的独裁专制的王朝，让宋太祖赵匡胤心理上产生巨大的扭曲，他的著名的“杯酒释兵权”的做法，最典型地反映了新任天子对武力的恐惧，对能臣勇将的恐惧，以至对人才的恐惧。那么赵氏王朝，只能依靠两样法宝统治人民，一是寡头政治下的官僚阶层；二是用虚假的经济繁荣，粉饰太平。其结果是，东京汴梁、大名府等大城市夜夜笙歌、灯红酒绿，广大乡村民不聊生民生凋敝，贫富差距拉大；有“圣上”与名妓“李师师”暗渡陈仓在上，“西门庆”式、“高衙内”式豪富和权贵阶级，又怎能不穷奢极欲和横行霸道？高俅、蔡京式的高官腐败，带动了整个官府的层层腐败，“董超”、“薛霸”式的衙役胡作非为，造成了怨声载道的社会黑暗，使得社会的失意者、流民和无路可走的农民，铤而走险，落草为寇，揭竿而起，最终形成了“官逼民反”的局面。而这些打着“替天行道”旗帜的造反集团的最后归宿，就是被招安——曲线进入统治阶级上层，去分享社会经济繁荣的一杯羹，获得包括骄奢淫逸和胡作非为的权力。著名的宋江和方腊起义就是例证；三是政治上极端保守，富国弱兵，在解决民族矛盾问题上，嫌贫爱富。代表豪富阶级利益的最高统治者，面对日益加剧的内外矛盾，变革派大臣王安石不得善终，保守的儒学官僚司马光却得到重用和擢升；错误的外交政策，导致外侮入侵，大敌当前，朝廷内部纷争不断，腐朽战胜健康，主战派的忠臣岳飞惨遭杀害，投降派张邦昌、秦桧等奸佞，却弹冠相庆。宋代就没有在真正意义实现多民族的统一，以至军力外强中干，民族战争始终不断，最终被蒙古人灭亡。
程朱理学就是再这样的大时代的背景下，滋生、孕育、迅速茁壮地得以生长。程朱理学之所以产生，并被历代统治者，尤其是在后来被所谓“和平”时代所推崇，就是因为它与一个有问题的朝代的兴衰纠缠不清，就是因为它的准宗教性和封建保守性，能够满足于统治者的似是而非的现实需要。作为一个伦理思想体系，它以伪哲学的可憎面目出现，实际上对中国读书人和人民群众的精神心理是一种严重的毒化、束缚和麻痹。
同样，再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管学就很难有好的命运。程朱理学在本质上不仅仅是反管学的，而且它反对一切正常的哲学和一切人间正常的知识。
宋代“非管”论旧管学，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就是管学经世致用的价值被冷冻（或变成帝王内家之学），抽调了管学存在的政治基础，这一点只有最高统治者帮助才能实现；二是，有一些著名的学者起劲地作翻案文章，攻讦管子极其著作，妖魔化管子，这方面的先锋人物是苏涣，代表作是《管仲论》；三是，撇开管子，把《管子》书纳入经学研究。以至，宋代以后，围绕《管子》文本的书斋文章越做越多，越做越细，越做越小，最后与疑古和历史虚无主义合流。
本文无意于把亡国大事简单记在管学是非之争的文人的学术领域。但是不能回避的是，历史上的管学的变化脉络与此确有关联。当然，在不同的历史节点上，旧管学的情形我们并不全知，譬如元代是否有管子研究，是怎么研究的，就缺乏资料，不得而知。管子思想遗产的核心价值，相当于一部民族国家成功治理的政治法典。管子文本在被宋、明、清代不断的翻刻过程中，私人研究也开始滥觞，疑古之风也越刮越大。疑古，有时并非是某种历史必然趋势的产物，而是折射了封建最高统治者对传统思想文化资源选择理路的变迁，和这种变迁与民族国家命运的一种关系。以儒学为本的书斋学术一开始具有积极意义的经学（或“小学”）的考据辨疑之学，末流之逐渐为繁琐索隐，最终演变成对管学“头足倒立”的诠释和解读。一些学者否定管仲和《管子》的积极价值，或公开宣扬《管子》为“伪书”的做法，流布传播到海外而“出口转内销”，形成了学术“内外两条战线”的以讹传讹。这种状况的源头起于孔子为代表的原典儒学被程、朱理学化，及其儒家经典的《四书》编注问世和科举选拔官吏的制度之间的紧密结合，由此加速了继“封建诸侯自由竞争联邦体制的周朝”之后的秦朝统一以来，大中华封建汉民族集权帝国的没落，与此同时发育产生了一种排斥管子之学于门外的经过阉割的儒学——程朱理学，这是一种庶几乎具有了能够成为外来入侵统治者继续统治的政治教化工具的品性的文化——但这决非说它真有所谓“普世”的价值。
千年以来，宋儒理学伪普世的价值观念，虽屡经冲击和批判，直至漂泊于海外异域而余脉不绝，毕竟意味深长。正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下的管学，被抽象为一种在文人书斋里文本的有、无、真、伪之争，旧管学不能说它仅仅是一种口水仗或者咬文嚼字，它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了过于成熟、发达或先进的旧制度，其文化与制度本身一样终究会走向衰落或穷途末路。特别要指出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靶子，只不过是千年以来的程朱理学的儒家，而并非全部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但是“打倒孔家店”的偏颇口号反映的恰恰是一种时代风潮裹挟下的文化错位——孔夫子只好代后生儒学受过，就像耶稣要代众圣徒殉难，而马克思注定要代“马克思主义者”受过一样。
还原形态和新管学阶段（戊戌变法1900年以后～现、当代）。在以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为己任的“戊戌变法”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倡导的以恢复经典的中华古典学术为思想政治资源，重新还原管学应有的历史面貌，肯定和恢复了管子思想文化遗产经世致用的价值，因而使得程、朱理学之外的管学获得涅槃再生的机缘。他们站在时代的前沿，在中西文化比对的语境下，本能地高举文化复兴的大旗，从传统文化的优质资源中汲取营养，自然而然地选择了管子、孔子等中华政治文明的代表者。以梁启超1906年的专著《管子评传》为代表，整体把握高度评价了管仲之行和管仲之书，客观反映了管仲其人和管子之书的精神光芒和历史地位。
新管学有两大历史贡献：一是向时代正确方向引导的历史启蒙性。也可以称为学术“再启蒙”，因为管子在唐代之前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经过宋、元、明、清四代千余年的冷冻，还加上“西风东渐”的西方学术影响，康、梁此时对管学再启蒙，本身就意义非凡；二是宏观历史叙事方法的整体性。为后世管子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立足点和客观基础。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康梁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甚至二十世纪的公认的学问家、国学大师、学术巨擘。由于历史环境和生活机遇的制约，在五四之后，尤其是在胡适之等人倡导“整理国故”的裹挟下，梁启超不再坚守最初的立论，管学还原本真的进程被中断，还原形态止步于雏形，一时间凝固在了世纪初的时代。
从历史客观的视角看，梁启超建立新管学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其立论的开创性，对后世不仅是一块坚实的基石，具有巨大的启发性，而且至今具有权威性。本文的一个义务，就是寻找二十世纪康、梁之后管学历程的脉络，续写新管学历史的未竟篇章。
新管学产生后，旧管学并没有因此而消亡。新管学也不从来是以清算旧管学为对象的学派，新管学甚至并不具备自觉的主体意识，正像旧管学的古今学者没有一种自觉的主体意识一样。新管学的目标是要用管子的精神和思想资源为中国社会政治变革服务。因此，新、旧管学并不在一个文化层面运行上。这导致的结果是，新、旧管学在现、当代都一直存在各自的市场，并且相安无事。这看起来颇为符合社会文化多元、学术民主气氛的理想状态，其实不然，因为作为学术的“彼此老死不相往来”，和作为学派内在的驱动的依据是完全不同的。这客观印证了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和教育问题的艰难性和复杂性。一方面，充满经院气的旧管学，在逻辑出发点之前自我争吵不休，在具体问题研究上存在热衷盘桓于文本的细微末节的倾向，所多的是“毫发毕现的小论文”（马克思语），而消弭了学术研究深刻的本义。旧管学的影响，在某意义上更人多势众，这主要反映在学院式应试教育人才培养的体制上，但是，课题研究重复，在一些关键学术理念上故步自封，缺乏有影响力的，尤其是缺乏经世致用的创新成果；新管学则凝聚了另外一些学术倾向的人们。他们学术观念较新，对待管学的态度是“不薄今人厚古人”，具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现实感，所以发展潜力很大。事实上产生了一些关键性的创新成果，比如山东淄博齐文化研究院学者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和安徽省颍上管子研究产业创新近年来取得的重要突破（具体情况，后文还要说到），只是这些成果目前被接受和转化的得还不够普遍而已。
旧管学与新管学杂陈，几乎是二十世纪的管学学术的一般现象。尽管1974年的“批儒评法”运动，和先此两年的山东银雀山和临沂汉代古籍竹简考古的重大发现，对旧管学进行了双重冲击。1980年代以后，人文历史学术多元取向，加之“新儒学”思潮，和更晚一些时候的海外“国学”复兴热的反哺，客观上滋长了旧方法的返潮，使得旧管学魂兮归来。本来国际人文学术的开放，有利于促进学术方法的多样和优选，但实际情况是，在现代性和学术门户传承的语境下，很多年轻学者只能是“新瓶装老酒”——尽管在现代互联网工具海量信息冲击下，论著的形式和叙事策略起了变化。这很难说是这个时代管学遇到的个案问题。一些中青年学者固然在形式上放弃了胡适的“《管子》伪书”论和冯友兰的法家“极权主义”论等观点，但折衷主义倾向大行其道，依然迷恋宋代以来的滋生起来的怀疑古人、古籍、古事的学风，这固然与迷醉于西方时尚文明的时代背景有关，也与脱节于现实的“象牙之塔”学术体制有关，但就具体学术个体而言，缺乏明快的哲学思想指导，没有摆脱因袭和旧管学治学方法的桎梏，是更重要的原因。
旧管学的主要贡献是在《管子》版本学和文献学方面的训诂校注方面的成果，这与经学（小学）传统或这些学者所具备的深厚古典汉语的素养有关，直到今天他们劳动的成果仍有价值，没有认真细致的辨析勘误，起码我们就阅读不到这么多完善的《管子》文本。
因此在另一种意义上，新管学教诲了我们认识管子或研究管子的一个新视角。即通过对管子（可能还包括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最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矿藏的发掘，其资源和动力完全可以为面临的社会现实政治经济服务，但这并非以排斥西学的“他山之石”为前提。相反地，中国最优秀的文化和西方最先进的文化是可能兼容的，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并不适合对“西学”和“中学”的比较，文化之间是本来就是平等对话的关系。因此“中学”与“西学”之间的“体”、“用”之争可能始终是个假命题。
新管学一个“瓶颈”问题是，管子的思想文化遗产固然具有经世致用的巨大价值，但是毕竟不能简单地拿来为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服务并达到自己的目的，换言之管学不能为变动不居的中国社会现实（包括社会主义的现、当代中国）提供解决现成问题的一揽子答案。这意味着理论转换和实践转化的必要性。在新中国前三十年苏俄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下，上世纪60年代的关于管子阶级性的学术争鸣，与70年代的批儒评法的斗争，形成了非常两张皮的文化乱象——这个乱象掩盖的是管子其人、其言客观存在的阶级性，与儒家和法家斗争的似乎超乎阶级是是非非的生硬对接，就是说“理论的说明”是必须的。而事实是，在紧接下来旷日持久的“理论学习”的热潮中，似乎也没有顺理成章地实现理论转换。造成这种文化困境的原因是深刻而复杂的，同时也留下了悬疑和课题，以及新人和新学术出场的张力。
纵观宋代以来千年历史，旧管学占居上风格局不改。正是在这种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打压，管学也有过三次标志性的反弹性启蒙：第一次是元、明、清三代流传和完善以话本改编的长篇小说《东周列国志》问世；第二次是梁启超作《管仲评传》；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批儒评法”。
管子研究在二十世纪末期或者在新世纪众声喧哗表面下，面临的其实是一个僵局。宏观叙事式简单肯定的新管学在时代新的挑战面前的选择是：要不甘于简单化，就要陷于失语。也许我们所做的工作，属于管学第四次大启蒙的范畴。
新世纪，如何实现思想文化遗产“生产力”（这里是借用这个词）转化，在这方面的探讨，还有很大的空间，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作者简介：龚武，男，颍上县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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