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12/8/29 9: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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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管子研究现状与走向
——读《管学论集》上卷
汪正龙
当代，管子研究无论是个人研究者，还是机构、社团的研究，均取得了很大进展，取得了丰硕成果。
全国各高校的师生出现了不少成果，主要以文科本科、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或发表论文的面目出现，也有少数以科研项目形式的研究成果发表。著述主要集中在对《管子》这部书的思想理论的分支研究，也有一些《管子》的校注和翻译出版方面的著述，代表性的著作有黎翔凤的《管子校注》（上中下）、许嘉璐等主编的《诸子集成·管子》原文、注释和白文译文等。文学艺术界也出了一批根据管子的功业创作的影视作品、传记文学等。
学术研究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比较有特色是把管子放在世界主流文化发展的历史大舞台上进行比较研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全国哲学史界曾召开一些学术研讨会，研究《管子》其书和管仲其人。2007年《文史知识》举办了二十世纪“百年管子”研究的学术研讨会。
全国的管子的地域研究有两个比较热的地方：山东主要是在淄博，山东理工大学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齐文化研究院，《管子学刊》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以管子命名的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新世纪以降，新书出版有陈书仪的《管子大传》和宣兆琦的《图说管子》等。临淄区的管仲纪念馆也是一件标志性的文化工程。
管仲故里安徽颍上的管学研究引人注目：一是起步早，发展具有可持续性。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成立管子研究小组，油印《管子注释》。90年成立颍上县管子研究会，创办了《管子研究》。2008年，成立安徽省管子研究会；二是管仲的故事和传说传承和保护得好，已经形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列入安徽省级名录；三是涌现了一批学者，在管子生年研究和管学研究理论取得了创新成果。正在编纂出版三卷本150万字的《管学论集》，这是第一部以“管学”命名的论文集；四是地方党政的大力支持，管学研究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紧密结合，正在形成产业创新团队的集团优势。
管学学术新成果在《管学论集》上卷已初露端倪：
1.管子的出生地研究。代表性的学者，如北京中国社科院的孙开泰、纪连海，山东的陈书仪、宣兆琦、于孔宝，河南的郭成智、湖北的董玉梅，江苏的萧耐园，浙江的董平，以及安徽本省的郭因、周怀宇、苏凤捷、胡天生、龚武等学者，都在论、著或电视演讲中论证或坚持管仲籍贯的安徽颍上说。
2.管子的生年研究。三种生年说，第一种颍上说，冯传礼、龚武等人提出。龚武在冯传礼口碑资料的基础上，与刘家齐、萧耐园商讨、论证，而撰写发表于《管子学刊》2007年第一期上的《论管仲生于公元前723年》，正式提出了“公元前723说”，又称为“颍上说”，不仅是学界以前管仲生年说中，人文和社科依据较为充分的，而且也创造了中国古代伟大名人生年最精确的记录：管仲生于公元前723年6月27日中午11时至13时之间。颍上说认为管仲在世78年。
第二种：“公元前735说”，陈书仪等提出，主要依据也是根据颍上冯传礼的原始资料，但将管仲的生辰八字“戊午年戊午月”等，转换成了“马年、马月”等，并以管仲、鲍叔牙和齐桓公君臣之间的年龄齿序关系，推论管仲的年龄应当比颍上说管仲的年龄大一循（即同生肖大12岁），即管仲在世90年。
第三种：“公元前716说”，主要是根据“浙江青溪管氏家谱”的记载，推算而得管仲在世71岁。
3.管学的体系研究。由于管仲是生于二千六七百年前，而涉及管仲的其人的事迹和功业，史料比较匮乏，所以一般学者比较通常的做法是通过管子的立言，即《管子》之书的文本来研究管学。这本来只要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行，对于后学而言，也不失为学术传承方面的非常有益的事情。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西方文化包括由苏俄传入的社会革命学说对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冲击，使得以儒家为正统的中国官方传统文化斯文扫地。
属于大国学范畴的管学，成为主流学术的时机远未成熟，但似乎一直在孕育之中。尽管今天的管学在学术表象上，比如在研究者和机构数量上，以及文献化和媒体的呈现上，与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相比处于下风，然就质量而言，管学却最有可能异军突起。因为，种种最新成果表明，管子研究完成了从单一研究到系统或体系研究的蜕变，管学已经诞生。标志是安徽省管子研究界提出了以“三管”（管子其人、《管子》其书和管子文化）为研究对象，又称“三管齐下”。体系力量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知识学的创新的理念，而且也是一种巨大的、能动的社会实践活动——对管子其人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管仲生年说”；对《管子》其书研究有管子形势道哲学、轻重论政治经济学与和谐论社会学体系的阐发；管子文化则有一系列论著、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节庆活动和管子学术研究的定期平台，等等。
在明确的管学概念下，讲三管齐下，三加一，大于一，通论管子，即不再把管子这个人与《管子》这部书人为地区别对待，而是有意识地统一起来，这逐渐发展成为近年来管学研究的一种新的学术取向。尤其可喜的是，学院派的一些专家教授开始尝试这种更为客观、活络、自由、实在的写作策略，而这种学术写作策略和话语的转换，在前些年甚至一些很有影响的博士学位论文中，都被戴上“不规范”的大帽子。
4.管子历史贡献和地位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很多，代表性的成果有宣兆琦的管仲是“我国宰相制度的奠基人”；“管仲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学家和经济学家”。郭因认为，管仲是“治国的高手”，“历史上最牛的CEO”。龚武《读管子》、《管仲、〈管子〉与淮河文明》和《管子的形势道哲学及其诉说》认为，管子创立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百科全书式的学术体系，即形势道哲学、轻重论政治经济学与和谐论社会学；管子是与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同样伟大的淮河文明的代表人物。
更有一些学者的文章，把管子与同时代的外国学者比如梭伦，与同时代稍晚的孔子进行对比研究，认为管子比梭伦和孔子都更伟大。有的学者甚至在网络上发文，呼吁中国应当在重视孔子与管子的程度上颠倒过来，这样将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管子的思想文化遗产的经世致用才是最重要的，这已经在当代中国的治国理念中和政要们的即席引证中一再体现出来。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新中国六十年来各个历史阶段的重要的经济政策的制订，都没有脱离管仲的轻重论政治经济学原理，包括中国当前对于世界金融危机的抗击能力，其智慧源泉都源于管仲的思想文化遗产。
5、管子文化研究。管子文化研究，在国家的层面应当做哪些事情，还是一个新课题；经世致用固然是第一位的任务，但是要不要向世界普及管子，以及如何向世界推荐管子思想文化遗产，涉及到更深、更高层面的通盘考量；管子文化研究，知识界应当有哪些作为，也有待进一步厘清思路，需要更多的机构和学者投入人力、智慧和热情。作为管子建功立业的山东临淄和作为管子故里的安徽颍上，一直活跃一批默默的垦荒者。他们有卓有建树的学者，有矢志不渝的草根文人，有经验丰富的实际工作者，有组织能力出色的开明的领导人，大家有机结合起来，优势互补，两地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团队，并在政府和机构主导下开展活动。他们举办了一系列与文化建设和旅游产业相联系的节日、庆典和会议，出版了定期或非定期的出版物或图文资料。临淄的文化旅游节，已经办到了第九届。颍上的管仲文化旅游节也办到了五届。最近，他们巧妙地整合了宗亲的血缘纽带的力量，把海内外华人的民间祭祀、拜祖活动引入到管子文化和齐文化研究领域。
因此，安徽省管子研究会倡导的管学或“三管”研究的学术理念和思路，与管子研究成果“四个走向”（即走向大众，走向学校，走向社会，走向世界）的目标，有独树一帜的特色，也许在继续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是一条可以走下去的、比较宽阔的路径。
（作者简介：汪正龙，男，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特邀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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