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12/8/29 9: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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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与《孙子》军事思想之比较
徐士友 简梅青
关于《管子》一书的作者、成书年代及性质等认识多有分歧，但基本意见是其书虽托名于管仲，但大致成书于战国，其个别篇章保存了管仲本人的遗说；其思想倾向比较复杂，包括了法、道、阴阳、儒、兵等不同学派的思想内容，但其主导思想是法家思想。《管子》虽非兵学著作，但其军事思想内容丰富，是先秦除兵学著作之外，诸子之中论述兵学内容最为丰富之一部，且成就很高。梁启超在《管子评传·管子之军政》中高度评价说：“然管子之论兵术与治军政，皆有非后人所能及者。” [1] 正因为其军事思想丰富、成就突出，有的学者冠之以“管子兵法” [2]，“管子兵论学派” [3]的名号。被誉为“兵学圣典”的《孙子兵法》则以其比较严谨的结构，论述了战争观、战略战术、作战保障、军队建设等军事理论方面的诸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军事范畴，构建了完备的兵学理论体系。二者在军事思想方面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点，本文拟从战争观、制胜观和治军观三个方面对二者的军事思想进行比较。
一、战争观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由分裂逐步走向统一的时代，战争在国家统一过程中发挥着重大作用，所以，无论是《管子》，还是《孙子》都十分重视战争。《左传》也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管子》充分认识到战争的作用，“君之所以尊卑，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则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参患》），认为战争直接决定着君主地位的尊卑，国家处境的安危，是实现君主尊贵、国家安定的重要途径。同时认为战争虽谈不上高尚和道德，它却是“辅王成霸”的有力手段，不可或缺:“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兵法》）
鉴于战争既能“尊主安国”，又能“辅王成霸”，所以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子对待战争的立场基本是主战的，反对宋钘、尹文提倡的“寝兵之说”和墨家鼓吹的“兼爱之说”，“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立政》）
《管子》在肯定战争作用的同时，也充分认识到战争的严重后果，“什一之师，什三毋事，则稼亡三之一。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盖积也，则道有损瘠矣。什一之师，三年不解，非有余食也，则民有鬻子矣。”（《八观》）所以主张“慎战”，反对轻易发动战争，认为“兵事者，危物也”，“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兵法》）；“数战则士罢，数胜则君骄。夫以骄君使罢民，则国安得无危?”（《兵法》）
基于这样的认识，《管子》在战争理想上追求“不战而胜”的境界，认为即使在不得已进行战争时，要争取一战而胜，“至善不战，其次一之”（《幼官》），反对旷日持久的战争。
《管子》战争观上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初步认识到战争有“义”和“不义”两大类。认为“义兵”是“案强助弱，圉暴止贪，存亡安危”（《霸言》）；“非义之兵”是“贪于地”，“不兢于德而兢于兵”（《大匡》）。且“行义，胜之理”（《幼官》），从事义战，方可“立于胜地”，“成功立事，必顺于理义。故不理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故贤知之君必立于胜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七法》）。
《孙子》认为战争关系到国家安危、民众生死、民族繁荣，所以必须慎重对待，不能轻启战端。“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篇》），同时指出：“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火攻》）但是鉴于战争不可避免，所以要求战争的指导者考虑问题必须杂于利害，“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九变篇》）
在主张慎重对待战争同时，《孙子》并不否定战争，并不回避战争。他对战争的基本原则是：“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火攻》）决定一场战争是打，还是不打，有三条原则必须遵守：一是看这场战争符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二是看国家进行这场战争有无必胜的把握；三是看国家是不是到了非战不可的危亡关头。
同时重视战争，强调备战，“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形篇》）“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取也。”（《九变篇》）这种“备战”思想，是把国家安全放在“我”身上，而不是寄托在他人身上；是以“我”为主，发展壮大自己以求安全。孙子的这种备战思想，是当时社会情况的反映，是和司马穰苴的“以战止战”一脉相承的安全理念。
对于战争的危害，孙子认为，“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用间》）十万大军出动，七十万家不能从事农业生产；战争耗费是惊人的，“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作战》）鉴于此，《孙子》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理想，“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篇》）孙子的“全”是不战而胜；“破”是交战而胜。通过比较，孙子认为“全”为上，“破”次之。
对于“全胜”思想的追求，孙子进一步提出了“兵不顿而利可全”思想，“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谋攻篇》）“兵不顿而利可全”是孙子对“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战争本质最早最古朴的揭示，是确立其战略思想的目标依据。且提出了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法，“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谋攻》）
可见，《管子》与《孙子》都充分认识到战争重要性，都充分肯定了战争在国家走向统一过程中的不可或缺地位。《管子》从法家立场出发，在肯定战争的“尊主安国”、“辅王成霸”作用的同时，也认识到战争的危害，主张慎战，提出“至善不战”理想；《孙子》从兵家的角度出发，主张慎重地对待战争，要“杂于利害”，告诫操纵战争机器的人，不能“怒而兴师”，“愠而致战”，要重视战争，要积极备战，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理想。只是《管子》更加强调战争的“辅王成霸”作用，《孙子》则理智地对战争的利害给予透彻分析，强调备战。
同时，《管子》借鉴儒家思想，不仅认识到战争的“义”与“不义”，而且肯定了义战的“王天下而莫之敢御”重要作用，与孟子的王道理想相近。
二、治军观
军队的战斗力决定着战争的胜败，而战斗力的生成来源于军队治理，故二者都非常重视军队的治理。《管子》以“强其兵”作为其治军的主导原则，《孙子》提出“令文齐武”的治军思想。
《管子》的“强其兵”思想源于法家的富国强军理论，认为国家要立威于诸侯，必须“强其兵”，“故国不虚重……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重令》）“不能强其兵，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七法》）。《管子》的“强其兵”思想内容丰富，主张从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综合考虑，并把将帅队伍的建设、赏罚措施的严明、武器装备的改良、军事训练的健全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兵强”与“国富”、“治民”相结合
《管子》认为欲“强其兵”，必先富国，“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治国》）；“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威，虽不以宝币事诸侯，诸侯不敢犯也”（《重令》）。由此知“国富”是“强兵”的基础，而“强兵”则是保证国家安全的根本条件，这是非常正确的卓见。“国富”在于“聚财”，要在经济上胜过敌人，“为兵之数，存乎聚财……是以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七法》）；“聚财”在于“重粟”，强调“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权修》）。同时还要修明政治，“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大匡》）；“不能治其民，而能强其兵者，未之有也”（《七法》）。要争取民心，“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大匡》）
其二，“审器而识胜”，“选士”与“因便而教”
《管子》十分重视装备建设，认为“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参患》）；认为只要认真考察武器装备，就能预知胜负，“审器而识胜”（《兵法》），“备具，胜之原”（《幼官》），所以强调要在武器装备方面胜过敌人，做到“器无敌”。主张“聚天下之精材”（《七法》），“来天下之良工”（《七法》），进行武器装备的制作。
有了精良的武器装备，还必须有训练有素的士卒，否则不能“正天下”，“器盖天下，而士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七法》）。所以要对士兵进行严格的挑选，“定选士，胜”（《幼官》）；还要进行严格的训练，“动慎十号，明审九章，饰习十器，善习五教，谨修三官”（《幼官》），“三官”，即鼓、金、旗三种指挥号令工具；“十号”，即各种号令；“九章”，即各种旗帜；“十器”，即各类兵器；“五教”，即对士卒进行目、耳、足、手、心五个方面的训练。训练还要注重方法，“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无常，行无常，两者备施，动乃有功”（《兵法》）。“因便而教”、“教无常”，即从实际需要和可能出发，不拘常法，灵活施教。这较《司马法·天子之义》：“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吴子·治兵》：“用兵之法，教戒为先”，更具体、更有操作性。
其三，严明赏罚与将帅培养
《管子》十分重视严明赏罚，因为信赏必罚关系到军队的存亡，“赏罚不信，五年而破”（（八观》）；赏罚严明关乎军队的战斗力，“赏罚明，则勇士劝也”（《兵法》），“赏罚不信，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权修》），“战而必胜者，法度审也”（《兵法》）。所以它主张以法治军，信赏必罚，令行禁止，“非号令毋以使下，非斧钺毋以威众，非禄赏毋以劝民”（《重令》）。《管子》的严明赏罚正是法家明法守信、法不阿贵思想的体现。
《管子》也十分重视将帅的培养和使用，它认为国家的安危常取决于将相大臣，“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权修》）;“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七法》）。并“以战功之事定勇怯”（《明法解》），来考察将帅的实际能力，而将帅本身也必须具备知彼知己，多谋善断，爱兵抚民，严明执法等优良品德。
《孙子》针对春秋末期治军中的用刑过早、用威过重等弊端提出了“令文齐武”思想。“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行军篇》）强调要把握惩罚措施使用的时机，既不能过早，亦不能过晚，要运用“文”、“武”两种手段去教育训练士卒。同时强调以情带兵，“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以与之俱死。”（《地形》）只有用爱才能固结其心，使军队效死力战；强调养成教育，“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行军篇》）通过平时严格执行命令，来达到教育养成，从而达到将帅与士卒之间关系的融洽。孙子这一治军思想，既吸收了儒家的“仁爱”，又汲取了法家的“酷法”，并为其所用。
对于将帅，《孙子》十分强调将帅作用，“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谋攻篇》）把将帅的作用提高到关乎国家的安危地步。鉴于此，十分注重将帅的素养，“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计篇》）要求将帅具备智谋、诚信、仁义、勇敢、严明五种美德；同时摈弃五危，“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九变篇》）五危是将帅的五种致命弱点，将帅必须克服，否则会招致“覆军杀将”。
由前述可见，《管子》的“强其兵”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政治、经济等领域，体现了法家的治军主张；而《孙子》的“令文齐武”思想，融儒家的“仁爱”、法家的“酷法”为一体，体现了兵家治军理念。二者相较，《管子》的治军思想较《孙子》的要丰富全面，可以说是对《孙子》治军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然而就军事领域的专业性与实用性来说，《孙子》比《管子》更甚一筹。
三、制胜观
无论是《管子》还是《孙子》，其军事思想中的制胜观内容都十分丰富，可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比较：
其一，“遍知天下”与“知彼知己”
《管子》提出“遍知天下”的作战指导原则，指出“为兵之道……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七法》）“遍知天下”不仅要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还要对所有相关国家的态度、力量、可能采取的行动等情况作全面了解。要“遍知天下”必须做到“四明”，即“必明其情，必明其将，必明其政，必明其士”，查明敌方的国情、将帅、政治、士兵，从而做到“以众击寡，以治击乱，以富击贫，以能击不能，以教卒练士击驱众白徒，故十战十胜，百战百胜”（《七法》）。“遍知”还要做到“知形”、“知能”和“知意”，“人之众寡，士之精粗，器之功苦，尽知之，此乃知形者也；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参具者也”（《地图》）。就是要认识到敌我双方军事物质力量的“轻重强弱之形”（“知形”），认识到敌我双方将帅的才能（“知能”），认识到敌我双方的战略意图（“知意”）。三者相较，“知能”难于“知形”，“知意”难于“知能”，战争指导者必须具备这三方面的能力，才能无敌于天下。
《管子》不但主张“遍知天下”，而且还提出了“早知”的概念，“早知敌则独行”（《兵法》），这说明《管子》已经认识到情报的时效性问题。因为战争形势瞬息万变，“知”而不早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早知”，方能使自己占据主动地位。
《孙子》十分重视“先知”， 认为“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用间篇》）“先知”是三军行动的依据，是进行战争决策的前提；“先知”是同战争胜负成正比的，“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谋攻》）先知不仅包括“知己知彼”，而且还包括“知天知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地形》）。正是充分认识到“知”对于战争的重要性，所以孙子反对哪些爱惜金钱、爵位，而不知道敌人情报的做法。“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用间篇》）
在如何“知彼知己”上，《孙子》提出了两种方法：用间“知彼”，庙算“知己”。
用间“知彼”，“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也就是使用“间谍”，并把间谍分为五类，“故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用间》），同时，提出“上智为间”的观点，“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用间篇》）
庙算“知己”，“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计篇》）庙算的内容主要包括“五事”与“七计”，“故经之以五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计篇》） 知晓“道、天、地、将、法”五事还不够，还必须熟知“七计”，“ 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计篇》）
可见《管子》与《孙子》都十分重视“知”，《管子》主张“遍知”，这在当时多极化的格局情况下，不仅有其合理性，而且很高明，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当然，《管子》的“遍知”主张主要强调“知敌”；《孙子》主张“知彼知己”，既重视“知彼”，也重视“知己”，二者不可或缺。二者相较，《管子》的“遍知”思想，其政治的色彩较浓；《孙子》的“知彼知己”，军事色彩更甚。
其二，“释实而攻虚”与“避实而击虚”
在作战指导上，《管子》提出了“释实而攻虚”的思想，《孙子》提出了“避实而击虚”观点。
《管子》指出：“故善攻者，料众以攻众，料食以攻食，料备以攻备。以众攻众，众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备攻备，备存不攻。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膬，释难而攻易”（《霸言》），是说善攻之人，要根据敌我双方的军力、物力和准备情况来指导作战。如果敌人在军力、物力和准备上都超过我方，则我方不可急于进攻，而应保存实力。这就是要避开敌人的实力，而攻击其虚弱之处；避开敌人的坚固之处，而击其薄弱之点；避开敌人的难攻之地，而击其易被摧毁之地。其原因在于，“故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制分》）。是说进攻敌人的强点，易遭受挫折；而攻击敌人的虚弱之处，则可事半功倍。如果拚死攻敌之强点，那就等于是帮助敌人坚固其薄弱之处；反之，攻敌之虚隙，则能使敌人的坚固之处变得薄弱。
《孙子》则指出：“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虚实》）；“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势篇》）用水向低处流淌之特性及同用石头砸鸡蛋之易来说明进攻要“避实击虚”。
二者相较，《管子》的“释实而攻虚”之于《孙子》的“避实而击虚”，无论是原则上，还是理论基础上，都更深入透彻，可以说《管子》发展完善了《孙子》的“避实而击虚”的基本原则，使其更加清晰深刻。
其三，“无方胜之机”与“因敌而制胜”
《管子》和《孙子》都非常重视灵活用兵，《管子》推崇“无方，胜之机”，《孙子》强调“因敌而制胜”。
《管子》的“无方，胜之机”（《幼官》），“无方”即用兵打仗无固定的形式，“机”即关键之点。是说善于随着敌我双方情况的变化发展，灵活机动地改变其作战方法，是取得胜利的关键。还说：“无象，胜之本”（《幼官》），在作战中做到无形无象，才是取得胜利之根本。为此，要求战争指导者做到“无设无形”，“善者之为兵也，使敌若据虚，若博景。无设无形焉，无不可以成也；无形无象焉，无不可以化也，此之谓道矣。”（《兵法》）是说使敌人与我作战时，如蹈虚空之地，同变化不定的影子搏斗一样，有劲无处使，处处被动;而我方却能随机应变，因机制敌，置敌于死地。显然，《管子》于此借鉴了黄老学派“道”之概念，把灵活机动决定作战方式，提到了“道”——作战规律的高度来加以认识。
《孙子》指出“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以“水形”喻“兵形”，对战争指导中的灵活性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
二者相较，《管子》“无方，胜之机”灵活用兵原则，是对《孙子》“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作战原则的发展，并且把它提到了“道”的高度。
当然，无论《管子》，还是《孙子》都还有很多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制胜观理论，如《管子》的“明于机数”（把握战机）、“计数”（运筹谋划）等；《孙子》的“诡道”、“奇正”、“致人而不致于人”等。
通观二者的制胜观思想，《管子》在某些方面继承并创新了《孙子》的理论。但是就制胜观理论的系统性而言，《孙子》作为一部兵学著作，从战争的各个环节去考察，比《管子》全面。特别是《孙子》的著名“诡道”理论，倡导“兵者，诡道也”，并提出“诡道十二法”，与中原地区流行的“军礼”传统、“以礼为国，以仁为胜”原则相对立，体现了南方吴文化的渊源，是深得南方军事文化的精髓，是《管子》中不可能有的。
由前文比较可以看出，《管子》和《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都带有浓厚“尚功尚贤”的齐文化特征，都受到齐文化的熏陶；二者都通过吸收前代及同时代的诸家学说，来丰富自己的理论，呈现出共同之处。同时，成书晚于《孙子》的《管子》在很多方面又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兵法》思想，如《管子》的“强其兵”治军思想，把军事与政治、经济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发展了《孙子兵法》的理论。
当然，作为一部主导思想为法家的《管子》，在谈论兵法时，带有比较浓厚的法家色彩，其军事思想还未能呈现出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其军事论述也主要是为其自身论点服务；而“明之吴越，言之于齐”的《孙子兵法》则创建了较完整的军事理论体系，不仅继承了齐文化中的兵学理念，而且也深得吴文化中军事思想之要旨。二者既有共同之处，又有相异之点，正是当时时代的开放性与中华文化的多元性的反映。
（作者简介：许士友，男，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简梅青，女，安徽大学历史系博士。）
【参考文献】
[1]梁启超《管子评传》，第67页，《诸子集成》第六册，岳麓书社，1996年版。
[2]杨柳桥：《〈管子〉兵法新索》，哲学研究，1983年第8期
[3]刘庆：《先秦齐国兵学的产生与发展》，《管子学刊》1994年第3期，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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