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12/8/29 9:2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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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轻重甲》中“厉祭”浅探
陈岩 曹怀锋 孙慧芳
[摘要]本文以《管子·轻重甲》中“厉祭”引入话题，分别就“厉祭”的对象、存在基础等进行了探析，并认为该祭祀的施行是有其文化以及现实基础的。
[关键词]管子；厉鬼；祭祀
《管子·轻重甲》中记录管子言曰：“昔之五更五官无所食，君请立五厉之祭，祭尧之五吏”，欲以布神设教为手段，收民之献敛，达“无屋粟邦布之籍”，而国自足的目的。然则所祭之对象究竟为何，民众又缘何愿为饗祭献物，这都是本文试图探考的一些问题。
一、“厉祭”的对象
引句中提及立祭之对象为“尧之五吏”，关于“五吏”的具体所指，已有多学者进行过探研。何如璋注云：“‘尧之五吏’，谓羲和[1]、共、鲧之属。‘五官’即五行之官。食，饗祀也。左昭二十九年传：‘魏献子曰：社稷五祀，谁氏之五官？蔡墨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勾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颛顼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是五官之祀皆非尧吏也。”何如璋认为前句“五官”与后句“五吏”实非一指，并分别予以列举。闻一多注云：“‘更’各本作‘吏’，下文仍作‘吏’，不误。‘五官’二字宜衍。下文‘君请立五厉之祭，祭尧之五吏’，不言‘五官’，可证。二字盖旧注之误入正文者。左昭二十九年：‘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旧注以此五官当尧之‘五吏’，未知然否。”闻一多认为“更”字为“吏”字误写，而“五官”应为衍文，乃是旧注与正文混淆所致。郭沫若以前篇证“五官”二字非衍文：“《山权数篇》有‘五官技’，以诗、时、春秋、行、易当之。《揆度篇》言‘五官之数不籍於民’。”并认为句中所言“‘五官’者犹言百官耳”。马非百赞成闻说：“‘五更’当为‘五吏’，‘五官’二字衍文，闻说是也。五官即注文用以解释‘五吏’者，下文无‘五官’二字可证。”本文亦赞同闻、马说法，认为“五官”二字确非原文所有，而“五更”更是为“五吏”之误写，马非百又进一步推断：“然五祀皆非尧吏。疑所谓五吏者，当指禹为司空，皋陶为士、契为司徒、后稷为田之类而言。”马氏就“五吏”人选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当指治水之大禹，创刑之皋陶等人，“五”或为泛指。而且“此等人皆与社会民生有极密切之关系，故人民多崇拜之。著者主张政府应即利用此种崇拜之心理，提倡祭祀，并规定以鱼为牲，因而可以收到“泽鱼之正伯倍异日”之大利，即所谓“籍於鬼神”之义矣！”马非百推断“五吏”或为禹、皋陶、契、后稷等上古名臣。何注与马注中“五吏”人选皆有不同，实则是因为其对祭祀来由理解的角度不同，何氏从“礼”出发，而马氏从“利”出发。
二、“厉祭”的存在基础
管子奏称立祭收民之牲，可“无屋粟邦布之籍”而国自足。但民众究竟因何之故愿响应国家的号召，风行祭祀，推动“鱼市”兴旺，达到国家税收增加？本文将原因归纳为三：
1. 出于对先贤的崇敬
安井衡注云：“无主后曰厉。”何如璋认为：“‘厉’谓前代有功之人而无主后者……五官皆有所食，无所食而有功者谓之厉。”何谓“无主后”？《礼记正义·卷十二》云：
“按《祭法》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是夏郊篰。云‘至杞为夏后，而更郊禹’者，按《礼运》云‘杞之郊也，禹也’，是杞郊禹也。殷灭夏之时，殷则不应郊鲧，必应封夏之后，但不知名杞以否，至周封夏后於杞，据《礼运》成文，故云杞更郊禹也，不废殷时夏后已郊禹也。云‘晋侯梦黄熊入国而祀夏郊’者，按昭七年晋侯有疾，梦黄熊入於寝门。于时子产聘晋，韩宣子问子产：‘其何厉鬼？’子产曰：‘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韩子祀夏郊，晋侯有间。’如传所云，夏后之时，郊祭鲧以配天。至殷周之时，鲧虽不配天，以其有功，列於群祀，故云‘三代祀之’。但《春秋》之时，周衰礼废，不能祀鲧。晋既为盟主，当代天子祭群神群祀，传之意义，谓晋当代天子摄群神之祀，不谓因此国在地无主后者。今郑引之以证祭无主后，则谓鲧是夏家之先，晋居夏之旧地，鲧无主后，故晋祀之，礼之与传意少异。然夏后有杞，而云无主后者，以杞不祭鲧，故云‘无主后’也。”
夏后氏本祀鲧，夏亡后直至春秋，更祀禹，“鲧是夏家之先”，然则无祭，所以叫“无主后”。同理，齐国姜氏祀伯夷，而伯夷乃共工从孙，共工却无所祀，也可称“无所后”，羲和制历，后嗣本文无考，但共和鲧皆为治水之臣，虽则不成，也算勤事有劳，是故皆可称“厉”。
《礼记·祭法》有泰厉、公厉、族厉之说：泰厉为有功於天下，天子立之；公厉者有功於一国，诸侯立之；族厉者有功於一家，大夫立之。泰厉、公厉和族厉分别对应不同层次有功却乏后祀之人，即所谓“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2] 以此标准度之，禹、皋陶、契、后稷才为应祀对象，大禹治水，“能御大菑”；皋陶创刑，“法施于民”；子契理商而后稷兴农，“以劳定国”。
若做前解，厉祭对象为无从饗祀之先人，于情当祭；若以后解，厉祭对象则为按功当祭之先贤，于理当祭。于情于理，此祭之对象皆应享血食。
2. 出于对未知的敬畏
古人认为，人的灵魂是不死的，但灵魂能够成神成仙的人很少，多数人死后，灵魂在阴间为鬼。古人是非常惧怕鬼的，他们认为鬼无影无形，具有超人的本领，能使人得福或遭祸。特别是那些生前有灵异的人和非正常死亡的人变成的鬼，往往神通更大，《楚辞·九歌·国殇》认为死于国事者，死者之神灵能为百鬼之雄桀，郑玄亦称其“异于凡人”。据《礼记·祭法》记载，天子七祀中有泰厉，诸侯五祀中有公厉，大夫三祀中有族厉。注文引《春秋传》说：“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孔颖达疏曰：“曰泰厉者，谓古帝王无后者也。此鬼无所依归，好为民作祸，故祀之也。”述有能名重者死后无祀或会祸乱人间，朝野为求安宁，方乃祀之。《左传·昭公七年》亦记子产之说：“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凭依于人，以为淫厉。”这里涉及的厉鬼来历又扩大至“匹夫匹妇”，也即平民百姓，他们若是“强死”，即死于非命，也会化为厉鬼，带来灾祸。起因皆为葬非寿终者，死于非命者，葬处乃至于祭礼往往不同与常时，尤其因兵、刑而死者，则尸体往往不入于族葬之地，如《周礼·春官·冢人》：“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即因兵事而死者，不得葬入族茔。不入祖宗之茔，就意为着无法享受宗法祭祀，不能通过正常渠道歆享血食，脱离了正常的祭祀轨道与沟通途径。“脱离文化规范下的秩序往往意味着无法受到认识、沟通、控制，因此往往也就充满了危险，成为失序的存在”[3]，厉鬼在人们心中具有难测的力量，吉凶莫辨。
古人畏鬼，但又幻想得到鬼的佑护，于是就赋予鬼一些神的特性，甚至将某些厉鬼奉为神。民间崇祀的紫姑、张巡、天妃诸神，就是由厉鬼转化成的人神。紫姑，又称坑三姑娘，是古代民间崇祀的厕神。传说神名何媚，为人妾，大妇妒之，正月十五阴杀于厕中，被天帝封为厕神。民间相传紫姑神有先知之明，每于正月十五日晚迎祀，并扶乩降神，卜问休咎。张巡、天妃本来也是横死的厉鬼，但在民间信仰中，他们都变成了具有社会职能的人神。因此，管仲献策祭厉，也是基于对民间信仰心态的一些把握，人民出于敬畏，亦求安宁，主观上有支持祭祀的因素存在。
3. 出于对现实的挣扎
《左传·昭公七年》曰：“厉者，阴阳之气相乘不和之名，……为厉者因害气而施灾，……民多厉疾”。古人认为鬼能使人遭祸，世间许多灾难，尤其是疾病，是由鬼作祟所致。瘟疫是古代烈性、急性传染病的通称，对人群的威胁性极大，因其传染迅速，死亡率高，不知攫夺了多少人的生命，有的民族甚至因为猖獗无忌的瘟疫而举族迁移，上古人们视瘟疫是最厉害的鬼作祟是可想而知的。这恶鬼据汉蔡邕《独断》、晋干宝《搜神记》（卷一六）记载，是颛顼帝的三个儿子，“颛顼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而《素问·刺法论》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所以又有称瘟神为五瘟鬼的，民间瘟神塑像也多设五座。唐宋时期，世人传说赵公明等五位人鬼，奉天帝之命，至人间传播瘟疫，于是民间又有以赵公明等为五瘟神者。《三教搜神大全》卷四中有这样一段内容：
“昔隋文帝开皇十一年六月内，有五力士现于凌空三五丈余，身披五色袍，各执一物。一人执勺子并罐子，一人执皮袋并剑，一人执扇，一人执锤，一人执火壶。帝问太史居仁曰：‘此何神？主何灾福也？’张居仁奏曰：‘此是五方力士，在天为五鬼，在地为五瘟，名曰五瘟。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士贵，总管中瘟史文业。’……帝乃立祠，……诏封五方力士为将军。……后匡阜真人游至此，既收服五瘟神为部将也。”
材料中说，隋文帝有一天突然看到半空中站立着五个身穿不同颜色衣服的“力士”，于是就问自己的太史官张居仁这五力士是何方神圣，他们的出现究竟又是吉是凶。张居仁回答说这五人实际上是主瘟的神仙，值得敬畏。于是隋文帝随后就为这五个瘟神立祠设祭，并加以诏封，以求国泰民安，五瘟切莫作怪。《封神演义》中，亦封吕岳为主掌瘟神的昊天大帝，率领瘟部六位正神。西藏地区民间则以牛魔王为瘟神。
古人惧怕恶鬼为祟，故此除奉祀以取悦于恶鬼外，也采用招魂、赶鬼等形式对阴阳不和之气加以攘除。《周礼·夏官·方相氏》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师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方相氏即为古人传说中具有驱鬼、镇鬼职能的角色，自先秦时代起，他就在丧葬等宗教仪式中用以驱鬼，称开路神、隘道神。直至今日，徽州地区流传之“跳五猖”，也是由方相氏驱鬼之仪演变而来。皖南地区山形环绕，瘴疠之气颇重，瘟疾多发,很多疾病难以被人们正确认识，只好归咎于那些游离人间作恶的厉鬼身上。在恶鬼作祟布瘟的观念之下，人们求助于主管瘟疠的神灵，也就是“五猖”，以求得到庇佑，驱走污秽邪瘴。于是在每年的春夏之交，也就是瘟疾将至的时节，人们纷纷组织起来，走上街头，开始对“五猖”的献祭活动，盼望着五位瘟神能够祛瘟除疫，保此一境安宁。
管仲以祭厉为手段，不明增民赋仍达国用富足之结果，其用心不可不谓良苦，构思不可不谓精妙！其提出祭祀历史人物，是一些受到人民世世代代景仰的先贤，即是禹、皋陶、契、后稷等，他们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号召全民“祭祀”，发动一场文化活动，能够获得社会普遍的响应，其经济上的目的是推动“鱼市”经济发展，国家利用文化搭台，增加来自“泽渔”的财政税收。齐国沿海之国，多鱼盐。管子利用这一优越地利，鼓励渔业生产，这是值得肯定。
（作者简介：陈岩、曹怀峰，男；孙慧芳，女，三人均为安徽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注释]
[1]羲氏和和氏的并称。传说尧曾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两对兄弟分驻四方，以观天象，并制历法。《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2] 《礼记?祭法》说：“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
[3] 林素娟，《先秦至汉代礼俗中有关厉鬼的观念及其因应之道》，《成大中文学报》（台湾）2005年第十三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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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梁翔凤《管子校注》[M].中华书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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