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第4期）管仲与儒家论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12/8/29 9:25:48
管仲与儒家论
燕传琪
编者按：本篇选自作者长文《管仲与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通论》的第三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一、儒家倡导“仁治”学说及其“修齐治平”理念，晚于管仲一个多世纪
（一）儒家的人生观与管仲相同。儒家关于人生的目的及意义的认定是：“修身”和“治国”两个方面。在《大学》书中，开宗明义的指出，人生，第一要务是把自身修养成一个有文化、有道德的人（明明德），第二是教育百姓、改造社会、建设国家（新民），最终达得世界大同（至善）的境界。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大学·经一章》
（作者自注：带“· ”的明字，字义是明了、掌握。“明德”的词义是美好的德行。“亲”，宋·朱熹《大学章句》注：“程子（颐）曰：‘亲当作新，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
在修身方面，儒家分为“知识积累”和“道德建设”两项。
知识的积累是深入细致地观察人世间的事物起源、发展以及结果的过程及其规律（格物）。
把对事物的感性认识，通过综合、分析研究，从而达到理性认识，从中总结出“修身”的知识（致知）。
格物、致和是修身中的积累知识两项基本环节。
对人世间的事物有了正确认识以后，便可以革除掉人的私欲杂念，树立起美好善良的意志（诚意）。
在正确的意念的驱动下，便能够具有道德的心胸（正心）。
诚意、正心是修身中的道德建设的两项基本环节。
身修了，成为一个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了，然后使可协助大夫料理一些事务（齐家）。
在料理一些大夫的政治、军事、生活等等事务中，取得了经验，创造出成绩以后，便可以进一步替诸侯管理一个国家了（治国）。
最后到达治理全中国的目的的（平天下）。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大学·经一章》
管仲在这方面的认识是：
意然后形，形然后思，思然后知。
《管子·心术下第三十七》
对于一切事物（形），进行深入思考（思），而后了解它的真实面貌。
知其象则索其形，缘其理则知其情，索其端则知名。
《管子·白心第三十八》
了解（知）事物的面貌（象）后，追查（索）它的全部结构（形）。再根据该事物的属性（理）便可以知道该事物在现有条件下的性质及其发展规律（情）。从事物的各个方面（端）进行探讨，最后得出事物的完整而真实的实质形象（名）。
极变而不烦，执一之，君子执而不失，能君万物。
《管子·心述下第三十七》
不厌其烦的追究（极）事物的变化，掌握（执）它的普遍性（一），长期不懈地追求、掌握，便可以主宰（君）人世间万事万物的发展规律。
治心在于中，治言出于口，治事加于民，故功作而民从，则百姓治。
《管子·心术下第三十七》
治世的理念存于心中，治世的言论广泛宣传，如何治理国家的事务交给百姓，民众了解治国的方针政策以后，便会自觉自愿地依从办理，这样以来，便可达到天下大治了。
自知曰稽，知人曰济，知苟适可，为天下周。内固之一，可为长久，论而用之，可以为天下王。
《管子·白心第三十八》
自己达到明白事理的地步叫做“稽”，帮助别明白事理叫做“济”，如此推广，遍及（周）天下，长期坚持施行不变的论用，就可以为天下王。
从上述看，儒家的“明明德”（修身）“亲民”（治国）理念，和管仲的学说无丝毫不同处，只不过叙述方式不同罢了。
（二）儒家学说的核心——仁，与管仲相同。儒家认为：做人的准则是“仁”；治国的方略是“仁”。一个不具有“仁德”操行的人，不是正人君子，如果用“仁政”去治理国家，国家必然要无敌于天下，为天下王。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长处乐，仁者安仁，智者利仁。
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论语·里仁·第四》
王如施仁政于民……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故曰，仁者无敌。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
《孟子·离娄章句上》
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孟子·尽心章句上》
（作者自注 ：“恶”字的字义是：“何”、“哪里”）
君子之行仁也、无厌。
《荀子·明相篇第五》
智而不仁、不可，仁而不智不可，既智且仁，是人主之宝也。
《荀子·君道篇第十二》
管仲的关于“仁”的论述：
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大德至仁，则操国得众。
《管子·立政第四·四周》
仁从中来，义从外作，仁故不可以天下为利，义故不可以天下为名。
《管子·戒·第二十六》
尊贤授德则帝，身仁行义、服忠用信则王，审谋章礼、选士利械则霸。
《管子·幼官图·第九》
（三）儒家仁治的基础主要是“礼”、“义”同于管仲。人如何能达到“仁人”的地步，国家如何能达到“仁治”的境界，孔子认为这两项都是建立在“礼”的基础的，如果人能够用礼来约束自己，以礼待人，那么便是仁人。如果人人都能遵循礼来处世，天下便可归于仁治的大同社会了。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智，子曰，知人。
《论语·颜渊·第十二》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勿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泰伯·第八》
子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论语·宪问·第十四》
孟子强调：仁政的建立，不仅要有礼，也要重礼义。
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孟子·离娄章句下》
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
《孟子·离娄章句上》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侧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荀子也是礼义并重的。
礼义备而君子归之，故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
《荀子·致士篇第十四》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
《荀子·儒效篇第八》
凡言不合乎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虽辩，君子不听，法先王、顺礼义、党学者。
《荀子·非相篇第五》
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吾安知礼之为是也。礼然而然，则是情安礼也；师云而云，则是知若师也。情安礼，知若师，则是圣人也。
《荀子·修身篇第二》
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
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
有能化善、修身、正行，积礼义，尊道德，百姓莫不贵敬、莫不亲誉。
《荀子·议兵篇第十五》
管仲关于礼义是治国之本有如下的论述。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
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管子·牧民·第一》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礼义也。夫民无礼义，则上下乱而贵贱争。
《管子·版法解·第六十六》
（四）儒家关“礼”内涵与管仲相同。儒家定义“礼”是维护封建形式等级社会的准则，“义”是在合乎礼的准则下，民人的行为标准。所以儒家认为：君就是君，臣就是臣，父就是父，子就是子。君与臣、父与子之间等级是不能逾越的。他们之间的礼仪、服饰、用具……等任何一个细小的环节都不可不按“礼”的准则办理，否则，便是“无礼”、“不义”，便应当进行严厉的斥责和讨伐。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论语·颜渊·第十二》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熟不可忍也。
三家者，以“庸”撤，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论语·八佾·第三》
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农农、士士，商商，一也。
《荀子·王制篇第九》
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贵贱皆有称者也。故天子朱袞衣冕，诸侯玄袞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
《荀子·富国篇第十》
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
义者、内调于人、外调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故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此人之大本也。
《荀子·天论篇第十七》
亲亲、故故、庸庸、劳劳，仁之杀也。
贵贵、尊尊、老老、长长，义之伦也。
行之得其节，礼之序也。
《荀子·大略篇第二十七》
管子的有关论述是：
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
《管子·心术上·第三十六》
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则令不行。
《管子·形势·第二》
义者为何？曰，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戮，纤啬谨用以备饥馑，敦懞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
《管子·五辅·第十》
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
《管子·小匡·第二十》
正君臣上下之义，饰父子、兄弟、夫妻之义，饰男女之别，别疏数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章明，如此，则近者亲之，远者归之。
《管子·版法解·第六十六》
从上述四项对比分析中，不难得出：儒家学说的各个方面都可以在管仲的著作里得到充分地体现。管仲卒于公元前645年，孔子在世是公元前551年至前479年，孔子开始授徒讲学是在公元前522年。说明：
孔子是在管仲死后94年出生的。
管仲著书定然是在他逝世以前，所以《管子》的成书当在公元前645年以前。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们在孔子死后共同回忆记录孔子言行的书，所以，《论语》成书时间当在公元前479年以后。由此可知，《论语》成书要比《管子》晚166年以上。
即以《论语》中的所记，是孔子生前的言行，那么弟子所听到的言、所见到的行，必然是在孔子第一次授徒以后，就是说，《论语》中内容是发生在公元前522年以后的孔子言行，那么这些言论也比《管子》书中的内容晚了123年以上。
所以：
儒家所倡导的“仁治”学说以及其“修齐治平”理论比管仲晚了一个多世纪。
二、管仲不属于儒家
（一）管仲的治国方针，主要有两个方面，除了上节叙述的“仁治”以外，他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针，“法治”。他的主张，“政治”一定要“正”，“过”和“不及”都足以伤害国家，治国既不可偏于严刑重罚的“法治”，也不可偏于单纯恩惠的“仁治”，必须二者并举，刚柔相济，才能够达到“奸不生、祸不起”的国泰民安的境界。
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勇而不义伤兵，仁而不法伤正。
《管子·法法·第十六》
群臣不用礼义教训则不详，百官服事离法则不祥。
《管子·任法·第四十五》
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则法不可不审，法者、将立朝廷者也。
《管子·立政·第四》
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悬命也。
《管子·禁藏·第五十三》
不明于法而欲治民一众，犹左书而右息之。
不明于法而欲变俗易教，犹朝揉轮而夕欲乘车。
《管子·七法·第六》
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寡者非不欲夺富者财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强非不欲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诛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则奸不生；暴乱之人，诛之以刑，则祸不起。
《管子·明法解·第六十七》
儒家则认为，“仁治”是能够使百姓从内心里感到做坏事的可耻，因而可以从根本上杜绝犯罪，从而达到国家富强、人民安康的祥和社会。“法治”是以强制的手段使百姓不犯罪，但不能使百认识做坏事可耻，所以，在“法”没涉及到的部分，或是在隐蔽或不为人知的情况下，依然会做恶犯罪。故而法治既不能根绝犯罪行为，更达不到长治久安的目的。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勉而无耻，道之以礼，齐之以德，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第二》
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
《荀子·不苟篇第三》
有能化善修身正行，积礼义、尊道德，百姓莫不尊敬，莫不亲誉。
《荀子·议兵篇第十五》
先王明礼义以一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若是，故奸邪不作，盗贼不起而化善者劝勉矣。
《荀子·富国篇第十》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二）儒家主张恢复井田制，回归到尧舜时代的社会，管仲认为“政治”要和时代同步，时代变了，社会发展了，国家的政治也要随之相应地改变、发展。墨守成规、敦古复古是不能以使民人信服的，旧的规章制度，符合时代精神的，予以保留，不符合时代需要的，根据当前情况，予以变更，以达到适合治国的大仪为止。
孔子曰，大哉尧舜之为君也，惟天为大，惟尧则之。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
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
《孟子·离娄章句上》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儒者、法先王、隆仁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
法先正，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
《荀子·儒效篇第八》
死徙无出乡，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矣。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管仲的主张，完全不同于儒家。
抟国不在敦古，理世不在善攻，霸王不在成曲。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桓公曰，吾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其可乎？管仲对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曰，修旧法，择其善者，举而严用之，慈于民，予无财，宽政役，敬百姓，则国富而民安矣。
《管子·小匡·第二十》
法不一则有国者不祥，民不道不祥，国更立法以典民则祥。……故曰，法者、不可恒也，存亡治乱之所出，圣君所以为天下之大仪也。
《管子·任法·第四十五》
民变而不能变，是梲之傅革，有革而不能革，不可服，民死信，诸侯死化。
不方之政，不可以为国，曲静之言，不可以为道，节时于政，与时往矣。
《管子·侈靡·第三十五》
一气能变曰精，一事能变曰智，慕选者所以等事也。极变者，所以应物也，慕选而不乱，极变而不烦，执一之，君子执一而不失，能君万物。
与时变而不化，应物而不移。
正静不失，日新其德，昭知天下，通于四极。
《管子·心术下·第三十七》
（三）儒家对人生处世的观点是：国家太平、君主贤明的时代，便积极争取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创造一翻辉煌的业绩，如果时事动乱，君主昏庸时，最好是韬晦隐居，做一个安闲的好人，管仲则认为，人生在世，应该为改造社会，建设美好的国家而勤奋工作。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论语·泰伯·第七》
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论语·公治长·第五》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论语·宪问·第十四》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孟子·离娄章句上》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
《孟子·公孙丑章名上》
管仲的主张，不同于儒家。
天下者，无常乱、无常治，不善人在乱，善人在则治，在于既善所以感之也。……大哉！恭逊敬爱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丧，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小以治一人而不损也，……泽之身则荣，去之身则辱，审行之身勿怠，虽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爱。
《管子·小称·第三十二》
管仲曰，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
《管子·大匡·第十八》
（四）儒家对管仲的看法，认为管仲违反儒家奉为“治国、修身”的至高准则——礼，再加上他的生活奢侈，所以除掉关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方面予以褒扬外，其他方面大都还是持否定态度的。除在本文第11页，“历史上对管仲的评论”所介绍的以外，下面再略举几则儒家藉批评“霸道”而否定管仲的条文，作为说明：
以德复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补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若周公之于成王也，可谓大忠矣，若管仲之于桓公，可谓次忠矣。
《荀子·臣道篇第十三》
仲尼之门人，五尺之竖子，言羞称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乎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审劳佚，畜积修斗而能颠倒其敌者也。……小人之杰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
《荀子·仲尼篇第七》
齐宣公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综上可知，管仲与儒家不同道，所以，管仲不属于儒家。
（作者简介：燕传琪，男，1927年生，安徽颍上人，颍上县耿棚中学退休教师。现为安徽省管子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