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第1期）孔子为什么高度赞扬管子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12/8/29 9:39:33
孔子为什么高度赞扬管子？
王克彬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前479年。他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由他创立的儒家学说从汉代起就被尊为中国历史上具有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观念体系，成了历代国家政权用来作为整合社会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基本工具。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在世界文化背景下，儒学凝聚成一种具有独特的、并有自己特征和内涵的文化类型和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生命之所在。儒学作为中国两千多年思想文化的主干，也同时扩展到东亚各国，成为东亚文化圈的共同思想基础，其尊荣显贵远在诸子百家之上。虽说儒学在近代历史背景下曾受到过冲击和批判，但我们发现，当中华民族重新迈上复兴之路、儒学有了新的定位时，它所固有的伦理道德思想特质或一种传统精神的基本内涵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仍是非常珍贵的，儒学于精神的根柢处，仍在支撑着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新风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有在世界日益传播、发扬光大的趋势，目前世界很多国家都建有孔子学院就是有力的证明。由此可见儒学强大悠远的生命力，也由此可见孔子伟大而悠远的思想魅力，正因为如此，孔子被尊为世界伟大的历史文化名人，成为影响世界的“十大思想家”之一。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先哲，却很早地就把赞赏的目光投向比他还要早的管子，对管子的历史功业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孔子赞扬管子的内容主要体现在《论语·宪问》篇和汉朝刘向撰写的《说苑》中，而以《论语·宪问》篇中孔子回答学生子路和子贡的问话为代表。有一次子路问孔子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因此自杀，而管仲却不为其主殉身，管仲该是不仁的吧？而孔子回答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意思是：“齐桓公多次主持诸侯间的盟会，停止了战争，这都是管仲的作用。这就是管仲的仁德，这就是管仲的仁德！”还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说：管仲不是仁人吧？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但不去殉难，还去为相辅佐齐桓公。而孔子却回答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意思是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人民到今天还享受到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都已沦为落后民族，像夷狄那样，披头散发，穿着向左边开襟的衣服。难道还要他像普通老百姓一样恪守小节小信，在山沟里上吊自杀，而没有人知道吗？”在这里孔子不仅把自己一生极力推崇的“仁”的德德光环送给管子，说他大信大节，而且还认为管子辅桓称霸，实际上是挽救中华民族的文明和命运，是造福于华夏民族的大圣人。那么要问，孔子为什么这样大力赞扬管子呢？笔者想根据自己的理解，谈一点粗浅看法。
第一，管子、孔子都有大一统思想，在维护周礼、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这一根本原则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中国人的“一统天下”意识，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甚至更遥远的古代。大禹建立的夏朝，就已经统一了万国诸侯，《诗经》上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更说明到周代一统天下的意识已更加明确和强烈。当然，夏商周的这种天下统一和后来的秦汉开创的统一不能同日而语，但从历史记载可见，夏商周的统一是逐步向后来的秦汉统一发展并为其做准备的。如史籍中说：“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及周克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直到春秋战国，还存在着很多诸侯国，但总的趋势是：诸侯国数量越来越少，范围规模越来越大，由零化整，由小到大，这为后来秦汉的统一做了必要的准备，特别是长达八百年的周朝（分东西二周）更是中国奴隶社会发展到鼎盛并向封建社会转化的重要时期。在社会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历史时期，第一位重要的就是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统一，管子和孔子正是这样的伟大先驱。周朝是一个以礼制为命脉的宗法社会，分封制和宗法制是两大柱石，周天子通过对宗亲的封地建国和诸侯国的层层分封，形成众多诸侯国拥戴周天子，周天子统一号令天下的众星捧月式的或是金字塔式的国家政治结构。这一结构在当时应该说是适应历史发展的，也为后来的秦帝国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提供了基础和借鉴。如果把周朝和夏商两朝作比较，无论是政治统治的人道，还是经济发展的繁荣和文化的昌盛，周朝都达到了当时新的历史高度，所以孔子对此大加赞扬，表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极力维护周朝的礼制。虽然到了东周即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出现了诸侯争霸，但是包括五霸之首的齐国在内任何一个诸侯国都无法取代周天子而另立新朝。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呼唤那种既要顺应时代需要进行社会变革，又要注意维护天下国家一统局面的伟大政治家出现，管子作为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的幕后推手和前台操作，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在齐国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使齐国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从而有资格和能力做诸侯霸主，但做霸主并不是对周天子取而代之，而是实行“尊王攘夷”的政策，以达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继续维护周天子一统天下的目的，以便在天下稳定的形势下继续推动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
根据历史记载，管子本人对周天子是尊重的，而且还说服齐桓公在诸侯中带头尊重周天子，及时制止了齐桓公封禅泰山的行为就是有力的证明。在当时的形势下，维护周天子的正统地位，就是维护华夏民族的统一。不仅如此，管仲还辅佐齐桓公积极扩大华夏文明的影响，以高度的政治智慧使得中原诸侯国和长江流域被称为蛮夷的楚国各民族实现了联盟，共同拥戴周天子。《左传》中的《齐桓公伐楚盟屈完》一文就记载了这件事。当时的楚国虽然也被中原诸侯国视为蛮夷，但他和北戎西狄等比较起来要强大得多，开化程度也高得多，并且始终怀有与周室分庭挽礼攻伐中原诸侯而称霸的目的。为了维护周天子的一统天下，管子辅佐齐桓公率领中原诸侯对楚国实行大兵压境但却按兵不动而以指责楚王违背周礼不进贡包茅的正当理由，迫使楚国承认错误，实现了和楚国的召陵盟会，扼制了楚国北上并吞中原诸侯国的趋势，这为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各民族的融合，为黄河文化与长江流域楚文化的融合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笔者推想，在黄河、长河两大流域文明融合的过程中，淮河流域的文明也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更大更快的发展，这也应看作是管子在“一匡天下”的过程中的一项伟业。管子在“尊王攘夷”的大旗下以齐桓公称霸总设计师的身份在推动历史前进的伟业中维护并扩大中华民族的融合团结，后来春秋五霸中的其他几霸也大体效仿齐桓公，不敢随意丢掉尊王攘夷的大旗，应该看作是时代使然，也是一个历史规律。有人说管子的尊王攘夷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而笔者认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成份是有的，但如果说是“替天行道”可能更为合适些。正是管子辅佐齐桓公维护了周天子分封的中原诸侯国的农业文明，才避免了中国历史的大倒退和民族的分裂，所以孔子才充分肯定管子维护中华文明的历史功绩，指出“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对此评价，管子是当之无愧的。
第二，管子的历史作为符合孔子心目中“大仁”的境界，是仁的最高标准。什么是“大仁”？什么是仁的最高标准？这要从孔子儒学中“仁”的基本内涵说起。管子去世九十四年后孔子出生，孔子生活时代和管子所处的春秋早期相比，“礼崩乐坏”的程度更为严重，生活在“周公制礼”的鲁国，孔子为了挽救这一礼崩乐坏的局面，按周礼的精髓创立了儒家学说。儒学是一种伦理型的人学，是讲述如何做人和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学问。这一儒家伦理型人学内部有两大支柱，一是仁学，二是礼学，而仁学又是儒家人学的内在精髓。（见牟钟鉴所著《儒学价值的新探索》齐鲁书社2001年8月1版第56页）有人统计，在《论语》一书中，就有一百多处讲到仁的问题。孔子的仁学中最普及的一句话可能就是“仁者爱人” 了，但是“爱人”能概括或代表仁学的所有内容吗？显然不能，读《论语》的人都能发现，孔子每次讲仁的时候，对象、内容等都不一样，到底仁是什么，由于孔子从未对仁下过一个明确的定义，历来对仁的解释和见解都莫衰一是，但可以肯定一点的是，仁的理念有“爱”的成份，但爱只能是仁的一个开端，而不能概括仁的整体内涵，那么怎么理解《论语》中孔子论仁的所有涵义呢？邵耀成先生所著《孔子这个人与他所面对的问题》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把孔子的仁分析成五个方面的涵义，一是指仁的笃实品质；二是指爱人，包括同情心和兼爱思想；三是指修养仁的道路，包括仁道和修仁；四是指仁政；五是指仁的境界。笔者认为孔子赞扬管子“如其仁，如其仁”，就是指管子那种仁的境界，是大写的仁，属于仁的最高层次。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上文谈到的对楚国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既是为了维护周天下的统一，也体现了管子辅佐桓公在诸侯争霸的过程中是以德义为先，并不是穷兵黩武，而是处处体现了“仁”的境界。为了尊王攘夷，管子对受到夷狄侵扰的中原弱小诸侯国几乎是有求必应。当北方的狄人进犯中原的邢国时，邢国向齐国求救，齐桓公因为劳累本来打算休整一段才出兵，而管子对桓公说：“戎狄的性情如同豺狼，贪得无厌；诸侯国都是亲戚，不能抛弃不管”。于是齐国出兵，狄人撤退。后来狄人再次进攻邢国，邢国再次向齐国求救，桓公率诸侯国击退狄人进攻后，考虑邢国都城离狄人太近，决定帮邢国迁都，迁都时不但邢国的财物器具一无所损，齐国还送给邢国百辆战车和一千名带甲的士兵。邢人迁到新都后，如同到家一样，史称“邢迁如归”。后来狄人进犯卫国，卫国丢掉了都城，国家也被灭亡，而齐桓公在管、鲍策划下，击退了狄人，扶立了卫国新的国王，建立了新的国都，使卫国人忘掉了灭国的耻辱，史称“卫国忘亡”。“邢迁如归”和“卫国忘亡”两个故事说明管子辅桓称霸是对诸侯国实行人道帮助，即使对被称为夷狄的部落或国家，只要他们不进犯中原诸侯，也都能相安无事，如进犯了，赶跑了事，并不以歼灭为目的，尊王攘夷而不是尊王灭夷，充分说明管子对夷狄也是讲人道的。不仅如此，管子辅桓称霸时在国际交往中也不忘周礼。有一次齐桓公帮助燕国击退山戎进攻后，燕庄公把齐桓公送出燕国国界很远的地方，显然超出了诸侯相送的礼节，只有诸侯送周天子才能这样，于是齐桓公按照管仲的意见，把燕君送出国界所到的地方都割给了燕国。由此可见，管仲辅桓成霸，基本是按照“仁”和“礼”行事的。所以历史上对春秋五霸特别是管仲辅佐下的齐国称霸，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史学大家吕思勉在所著《先秦史》中指出：“盖齐桓之长诸侯，犹颇能遵旧典，守信义，非后来霸者所及也。”中华书局近年出版的《国语·管仲教桓公亲邻国》的题解中认为，管子辅桓成霸的外交政策是：“反侵地，正封疆，亲邻国，伐无道”，并认为“春秋霸业迥异于战国霸业，春秋霸业更带有王道特色”。《国语·桓公率诸侯而朝天子》的题解中也指出：桓公霸业并不在侵取土地，吞灭诸侯，而在臣服诸侯，达到隐武事，行文道，帅诸侯而朝天子的目的。应该说这些评价是客观公允的。正因为管子辅桓称霸过程基本是以王道成霸业，体现了后来孔子儒学的仁学和礼学的精神，所以孔子才大力赞扬管子“如其仁，如其仁”，这个仁不是普通老百姓个人之间小爱小惠小节小信之仁，而是一个明智的大政治家在推动历史前进的社会变革中对整个国家民族所施行的大爱大惠，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一个大写的“仁”字。
从以上可知，管子辅桓称霸，既是维护了周天下的统一，又体现了后来由周礼而产生的儒家学说的仁、礼观念，所以史学家吕思勉说齐国称霸“能遵旧典、守信义”，而管子学说中的一个重要观点也是强调“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因此笔者认为后来孟子说的“春秋无义战”是不适用于管子辅桓称霸的历史的，这一点必须加以明确和强调，否则我们无法正确认识管子的历史地位。
第三，相似的人生经历，使得孔子和管子心有灵犀。虽然管子生活年代要比孔子早，但都是处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人生经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首先两人的出身相似，都是由贵族变为平民。孔子六世祖孔父嘉，是宋襄公的五世孙，属于殷纣王庶兄微子的血统，后来孔父嘉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杀，祸连子孙，其后人逃亡鲁国，家道中落，变为贫民。管子也应是周王室贵族，具体情况已不可考，后由贵族沦为平民（关于这一点笔者将另文细说）。孔子三岁丧父，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做过看管仓库、管理牛羊之类的小官，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二十岁开始创办私学，又因鲁国内乱逃到齐国，不受重用又返鲁办学和研究学问，五十一岁始任中都宰，第二年升任司空，又很快升为大司寇，虽有政绩，但任职不长，因对鲁国政治感到失望而愤然出走，带领弟子从五十五岁开始了十三年的周游列国活动，历经卫、宋、陈、郑、蔡、楚等诸侯国，向所到国的国王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不但不被重用，反而历经磨难，几次陷入绝境，甚至在陈国因遇战争而绝粮七天，饿得站不起来。十三年东奔西走，牺牺惶惶，“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最大的功绩是开创我国历史上私人教育，创立了儒家学说，为中国传统文化奠定了丰厚的基础，但孔子在世时并不得志，直到汉武帝时才开始受到尊崇。管子的人生和孔子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是少年丧父，母寡家贫，为养活家庭年轻时经商，做过养马等杂役，三次当兵、三次做官都不顺利，后来作了公子纠的师傅，但在齐国纠、白两公子的政争中因箭射小白带钩，差点被杀丧命，虽有鲍叔举荐被齐桓公授予相位，但初始并不被信任重用，是靠自己的赤胆忠心和大智大勇才赢得齐桓公高度信任而创立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伟业。
除了人生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外，在人生态度上孔子和管子也有基本一致的地方，那就是积极入世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主张“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而管子一生都在践行“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的信条，正因为孔子和管子有很多类似的人生经历和态度，所以才使孔子能深入到管子的心灵深处，能理解比他还早的历史伟人所建功业的真正意义。管子由于遇到了齐桓公这位善于用人识才的明君，所以才实现了自己匡时济世的人生理想，孔子同样有匡时济世的情怀，但由于生不逢时，没遇到齐桓公那样的明君，所以才一生不得志，只有在开办私人教育和人类灵魂塑造上别有建树。根据孔子在短暂的司空、司寇官位上的大有作为和周游列国时宣传的主张，笔者推想，在孔子的思想深处，管子类型的功业才应是孔子真正心向往之而又非常羡慕的事情。
孔子对管子的评价是很高的，也是发自内心的，但却是有所保留的，在高度肯定评价管子的历史功绩的同时，却又指出管子的“器小”和“不知礼”，也就是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的，“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这要从两位伟人所在诸侯国文化传统及所从事历史伟业的性质和看问题的角度等方面来稍加分析。管子是一位重实际、重改革的治国政治家，而齐国的开国君主姜太公以重谋略、讲实际、倡改革而著称，这种传统对管子不可能没有影响，因此为达到带有功利性质的治国目的而有所不拘小节也在所难免，所以才有管子向齐桓公要权、要利、要名的故事，也就成了孔小指责管子“器小”的口实。但在管子看来这都是为了治好齐国的需要，治国实践是一个错缩复杂的系统工程，不是说几句漂亮话就能办到的，一切要看实践的检验。而孔子生活在周公制礼的鲁国，以宗法等级为核心的周礼既完备又琐细，孔子从小就受周礼熏陶，十五岁时就立志成为一个懂礼的学者，十六七岁就以知礼而闻名，他没有管子那样受到国君高度信任并让其放手治国的全面实践的体会，但却有按照周礼，按照他自己所创立的仁学、礼学的理论体系使每一个人都要变成几乎是完人的美好而崇高的理想，所以他看问题的角度不会和管子完全一样，因此对管子公开接受“市租”、有“三归”、“反坫”等不合周礼的做法自然要提出批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司马迁说：“管仲，世人都称他是贤臣，但孔子却轻视他”。不过，司马迁毕竟是个伟大的史学家，他对被“孔子小之”的管子作了如实的记载，指出：“管仲的财富足以和公室相比，他有三归高台，又有反坫，但齐国人并不认为他奢侈”。看来世上最公正最宽广的还是老百姓的心胸。
有专家指出，在汉代之前，管子的影响是很大的，应不在孔子之下，但是到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孔子的地位直线上升，而管子的地位越来越下降，到了宋朝理学兴起后，管子地位下降更明显，直到晚清中国政府衰败，国弱受欺，人们才重新发现管子学说强国富民的实用价值。受到孔子高度赞扬的管子为什么和孔子地位长期以来有如此悬殊呢？《管子解说》（华夏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的编著者张小木先生认为大体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最高统治者尊儒的意志变成了国民的意识形态；二是管子的实践和学说着重治国大事，离百姓日常生活较远，而孔子的儒学是重点讲个人修身和人际关系的学问，在老百姓看来既切近，又实际，所以接受的快，关心的多。加之孔子也对管子有批评，特别是到了孟子，对管子批评更多，对管子辅桓称霸的“仁政”、“仁的境界”强调不够，所以管子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不能和孔子相提并论，这实在是历史的大误会。人们常说儒家学说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主要源头，实际上应该是齐鲁文化相提并论的，齐文化的代表就应该是管子。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人们从管子治国实践和学说中发现了其他诸子学说中多有忽视而管子早有实践和阐述的强国富民的光辉思想，发现其资政治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独特贡献，从而更加重视管子，研究管子，宣传管子，借鉴管子已蔚然成风，前不久浙江大学董平教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中讲了《名相管仲》，相信人们对孔子两千多年前就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的管子将会有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