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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1期)管仲故里颍上县说综考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12/8/29 9:40:38



 

 

管仲故里颍上县说综考
 
陈希红     陈立柱
 
摘要:《左传》记载的春秋地名“颍上”在颍水下游,司马迁据《左传》述春秋史事谓管仲“颍上人也”,东晋人张湛说管仲、鲍叔牙“并颍上人”,隋设颍上县于今颍上县地,北宋初乐史根据汉晋以来地志资料完成的《太平寰宇记》明确指出管仲为今颍上县人。由此,颍上地名很早就有,管仲为今颍上县人,前后线索清晰,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另外还有不少旁证资料也足为参考。考管仲故里者或未细察,或者故为立异标新视而不见,尤其是一般人将“颍上”错误地理解为颍水上游,致使本来清楚的管仲故里之所在,聚讼不已。我们综合有关资料,评析种种说法,将管仲故里颍上县说详为梳理,期以正本清源。
关键词:管仲;故里;颍上;综考
 
做这篇文字的缘由有三:一则说者多以为“颍上”为颍水上游,检点旧籍古无其例,显然是以今例古、望文生义之论,需要澄清;二则近世以来,梁启超、柳诒徵等人于管仲故里各为新说,影响后学,以致管仲究竟哪里人氏,聚讼纷纭,越说越多,有待于细为辨析;三则司马迁说管仲“颍上人也”,同为大家所遵信,但颍上是否今安徽颍上县,终是没有系统之讨论与较可信据之证明。笔者不揣浅陋,详为引述,统而论之,作此综考。
 
一、以往研究之检讨
管仲是春秋早期著名的政治家,相齐桓而霸诸侯,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么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哪里人氏?最先回答这一问题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颍水很长,汉时也没有颍上县,司马迁所说的颍上究竟在颍水的什么地方?颇叫后人猜想。唐司马贞“索隐”云“颍,水名。《地理志》颍水出阳城。汉有颍阳、临颍二县,今亦有颍上县。”司马贞说的“今颍上县”设于隋大业二年,即今安徽颍上县,但他没有明说司马迁说的颍上即那时的颍上县。他又指出颍水出汉代的阳城,与汉有颍阳、临颍二县。材料举出不少,但司马迁的颍上当唐时的何地,他却没有说明白。据说一本叫《中国名胜词典》的书直言:“管仲,今河南省颍上县人,”或者就是从他这里得了启示?臧励龢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其中之“各县异名表”把河南临颍县之异名标为“颍上”,可能也是受到了他的影响。臧氏又在“颍上县”条写到:“古郑地。隋置颍上县。治古郑城。在今安徽颍上县南。唐移今治。”这里何以会成为郑国的土地?他没有说。
与臧说接近或受其影响的柳诒徵著有《中国文化史》,其中讲到管仲的籍贯,他说:“仲为颍上人,春秋之初,其地属郑。”[1]柳先生为大学问家,创发中国文化与史学,多为后人开山,其书传布广泛,影响也大。但是说颍上春秋初为郑国的地盘,也没有提供证据。今颍上在颍水下游,郑在颍水上游,中间隔着许、陈、蔡、顿、项、胡等多个国家,史籍未载郑曾越数国而取其地。事实上,此地原属州来国淮北之地,文献有明载。《左传》昭公九年云:“楚公子弃疾迁许于夷,实城父。取州来淮北之田以益之,伍举授许男田。”这个州来所属的淮北之田在城父(今亳州东南)之南、寿县(古州来国的中心)淮河以北,显然包括今阜阳至颍上等地。鲁昭公时期州来已为楚地,其所属土田尚且包括此地,春秋前期独立为国时尤当如此。[2]颍上县有一郑城,本于汉时郑吉封于慎县(即今颍上)之蜩蟟郭,筑城,当地人以姓名城,故谓之郑城。郦道元著、杨守敬与熊会贞注疏之《水经注疏》早已指出这一点,不知臧、柳二人是否因郑城而言该地为郑地?
今传本《盐铁论·相刺篇》记载“大夫”与“文学”辩论中提到一个叫夷吾的为越人:“越人夷吾,戎人由余,待译而后通,而并显齐、秦,人之心于善恶同也。”“文学”的辨言中也云:“不患无由余、夷吾之伦,患无穆、桓之听耳。” 柳诒徵据此而曰“谓管子为越人,未知所本。”其实清代学者张敦仁所作的《<盐铁轮>考证》,已辩论得很清楚,所谓“越人夷吾”为历代传抄所误,尤其是明人刻书所乱。[3]这里抄缀几点以供参考:
按:此句有误。《史记》列传云:“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又按:《邹阳列传》:“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齐用越人蒙而强威、宣。”《索隐》云:“越人蒙,未见所出,《汉书》作‘子臧’。又张晏云:子臧或是越人,蒙,字也。”此下句连言“戎人由余”,似即取彼语。“夷吾”或“子臧”之误也。下文又云:“不患无由余、夷吾(依上则当作“子臧”)之伦,患无桓、穆(依上则当作“穆、威”)之听耳“,亦有误。
张氏的话说的很谨严。依据《史记》、《汉书》,夷吾实为越人蒙(字子臧)之误,其生活的年代当战国齐威王与齐宣王时,曾帮助二王有所作为,只是事迹不太为后人熟知而已,汉代的邹阳尚知之;又因为都是边地的少数民族,所以需要翻译才能与中原人沟通,是以才会与戎人由余并论。后来学者很少据此而说管子的籍里,就是因为张敦仁早已做了考证,《史记》、《汉书》“邹阳传”于相关事迹的载述也较清楚。为省篇幅,这里不为详引,读者可自行参看。
关于管仲的籍里,早期文献还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如《说苑·尊贤篇》邹子说梁王云:
管仲故成阴之狗盗也,天下之庸夫也,齐桓公得之以为仲父。百里奚道之于路,传卖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宁戚故将车人也,叩辕行歌于康之衢,桓公任以国。司马喜髌脚于宋,而卒相中山。范睢折胁拉齿于魏而后为应侯。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齐。
由这一段文字可以知道,成阴(可能为“成阳”之误)只是管仲曾经居而为生之地,一如太公望居朝歌为屠户等一样,不是说的籍贯、乡里。又《战国策·秦策五》姚贾与秦王对话中,也提到“管仲其鄙(人)之贾人也,南阳之弊幽,鲁之免囚”,以及太公望等事,与《说苑》所言当为一种传说的不同版本。
古代学者,至少宋代以来,大家一般认为管子为今安徽颍上县人没有问题。《太平寰宇记》把管子列为颍州府颍上县即今颍上县人(详下),表明这一点。近代以来,学者们对于古代的记载,常常是疑而后考之,尤其是喜欢标新立异,所以对于管子为今颍上县人说颇有不以为然者。梁启超于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著成《管子评传》,明确提出管仲“齐之颍上人也”。他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只是指出前人提出管仲为管严之子,也以为“不知何据”。[4]所以他的管仲齐人说可能是据古代世官其职及管子在齐任职而推断的。但是,西周后期世官制度已逐渐破坏,到春秋时三王之后于今为庶的情况已很平常,异地为官的也很不少。如与管仲大略同时的蹇叔,本为古干(又作邗)国的大臣,干亡居宋。后入秦为官,助秦穆公称霸西戎。再说,齐地古今未闻有颍水、颍上之名,何以曰“齐之颍上”?
关于管仲出生之颍上的所在,于孔宝教授指出,当今“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有今河南禹州说、安徽颍上说、河南郑州以南颍水上游说及先秦齐国颍上说。”[5]这其中的郑州以南颍水上游说,笔者只见于郑州市的一个网站,没有讨论,当是据管子出于管叔(封郑州管地)之后推测的。另外,据说还有人认为上蔡、新蔡(在汝水之滨)、四川、河南登封、禹县等为管仲生地之颍上者,[6]因为没有论证,这里不再讨论。以下说说管子故里在今安徽颍上县的几种论述。
   最早讨论管仲籍里在颍上县的可能要数清同治九年修、光绪四年补刊之《颍上县志》,其“沿革考述”在引述《史记》及其注文后说:
   旧志遂以《史记》以前未有以颍上名县者,史迁所称不过泛言颍水之上耳。考颍上县置于隋大业二年,隋去古未远,度置县之始,必以斯地为仲所生,因取《史记》颍上二字以名之。不然,颍水自河南发源,下迄颍口入淮,数百里间,何处不可名县,而独有取于此耶?此固理之显而易见者也。
这里将隋之名县曰颍上与《史记》管仲“颍上人也”结合起来,推测隋设颍上县与管仲生地应该有关,乃理之所然。道理上讲得通,只是没有证据支持。
李则纲著《安徽历史述要》,认为管仲“家在颍水流域,可能是安徽颍上县人。”[7]在该书第1编第11节末又附一文“颍上究竟在哪里?”讨论司马迁所说管子为颍上人的地理问题。他说:“我们认为:春秋时,安徽虽没有颍上县,因为司马迁说这个地方是管仲的生地,后人就把这个地方称作颍上县,也是可能的。” 文中他虽然提到我们下文指出的《左传》中的“颍上”,但没有讨论这个颍上在哪里,也没有引用《太平寰宇记》等的有关记载,讨论其他不同的意见(如管城说)也是模棱两可。最后说:
总之,古史记载秦以前人物的生地,本多可疑。只有疑则传疑,各是其是。如果一定要追根究底,非甲是乙,未免自找麻烦,滥费渚墨。本文因过去疑管仲非安徽颍上县人的很多,又不能提出确证,故不得不抒其所见。
另外,阜阳市与颍上县的一些同志也著文讨论管仲为颍上县人,这里就不细论了,欲知者可自己参看[8]
目前学术界认为管子为安徽颍上县人的,仍是主流倾向,如一些重要的通史、[9]国别史[10]与断代史书[11]等都取此说。但是,也应看到这一个说法的相关论证工作,直到今天没有人系统为之,一些学人的相关研究所据资料多不甚确实,甚至错误,相关一些较重要的资料也未被注意,这也是新说不断推出的背景因素。因此为之详细的梳理证明,诚所谓理之当然亦势所不容缓也。
 
二、《左传》“颍上”在颍水下游
古文献中,“颍上”一词最早出现于《左传》,鲁成公十六年载:
诸侯迁于制田。知武子佐下军,以诸侯之师侵陈,至于鸣鹿。遂侵蔡。未反,诸侯迁于颍上。
其时,中原诸侯军队在晋国带领下讨伐郑国。制田在今河南新郑附近。因为陈、蔡两国从楚,接着进伐陈、蔡。鸣鹿在今河南鹿邑县西北、陈国之东,蔡国都此时尚在今上蔡县,陈国西南、汝水之滨。杜预与孔颖达对此“颍上”都没有注解,可能是因为当时大家都知道它之所在吧,因为隋唐时颍上县已经设立。“未反”,当然是既未从来的路线即颍水中游的陈、顿一带返回到制田,也未从蔡直接沿汝水朝西北方向返回制田。侵蔡未返而迁颍上,则此“颍上”既不会在颍水中游的陈、顿一带,也不会指颍水上游的郑之某地,只可能是在蔡国边邻的颍水下游一带,地理上正在今颍上县或其附近。
但是,杨伯峻注《左传》却认为:
颍水出河南登封县西,东南流经禹县、临颍等地而后入于淮。此颍上意即颍水之旁,当在今禹县境。[12]
他自己说自己是以意度之,而忘记了“未反”这个关键词,是以所谓“当在禹县境”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禹县在颍水上游、郑国都南边,诸侯的军队既未返回,当然是不可能迁于此地的。张力著《管子评传》,举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八(其中并未具体说颍上在何处)及杨伯峻注《左传》文后说:
我们认为,颍上指的是颍水上游,司马迁时已不能确指管仲之先出自何处,故用了‘颍上’这一含混的称谓。说在今河南禹州,也只能是大概而言。[13]
其说既没有注意到《左传》记载诸侯军队的进攻路线,与未往回走就直接迁于“颍上”的事实与地理,又臆度司马迁含混不知颍上之具体所指,显不足取。
把颍上理解为颍水上游,一般人多如此,就是阜阳市与颍上县的很多为地方争名人者也是这样。[14]《左传》“颍上”的地理位置说明,这些都是望文生义、以今例古的结果,古代并非如此。不光“颍上”不能解为颍水上游,像“淮上”、“泗上”、“江上”、“河上”等都不可随便说为其水的上游。试举几例。
《史记·楚世家》: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周元王……命为伯。勾践已去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地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
《史记·伍子胥列传》:伍胥遂与胜独身步走,几不得脱。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吴人怜之,为立祠於江上
《史记·西南夷列传》: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
《诗经·郑风·清人》:清人在彭,驷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驷介麃麃。二矛重乔,河上乎逍遥。
以上泗上、淮上、江上、河上,不惟不可以解为该水之上游,而且都为中下游甚至就是下游的地方。如“淮上”,指原来吴国占有的淮河下游地区,中游以上原本就在楚国的控制范围。“泗上”指楚国占领的泗水下游的淮泗一带,略相当于《战国策·齐策三》的“下东国”,即泗水下游至淮河一带,此时中上游的薛、藤、任、邾、鲁国都还在。“立祠於江上”,在吴国所属的长江之滨,只可能是长江的下游。这些都与《左传》的“颍上”在颍水下游相一致。《诗经·郑风》所述之事发生于今河南郑州的黄河之滨,当黄河的中游。先秦文献中,“某(水)上”指该水上游者除“泗上”有时可以外,其它很少见。学者如杨伯峻,深邃于古尚且受到流俗之见的影响,一般人以今例古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一向有编写水经的传统。[15]古人述水道,皆自源头讲起,沿水流方向述其经过地点、曲折走向,最后为流入之湖(海)等,如《山海经》,如《尚书·禹贡》,如《汉书·地理志》,如《水经》及郦道元《水经注》等。是以“某(水)上”一般不会指先记述之源起部分,即今之所谓的“上游”,反而是相对于记述者之前方即水流方向的某地,即所谓的“下游”。史书中的“某(水)上”一般指该水之滨,既可以指上游附近的地方,也可以指中游、下游的地方,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如《左传》襄公十九年的“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及哀公八年的“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这两个“泗上”接近于泗水上、中游的鲁国、邾国的地方。文献常见的“泗上诸侯”或“泗上十二诸侯”,一般认为包括泗水流域的各小诸侯国,时也兼及附近的国家。[16]古文献中多见“上流”,少见“上游”,流与游音近而通,游字常是流字的通假。其例多甚,不赘。“上流”为动名结构,非今日一名词也,上流者,自上面流来之水所谓也。
三、从司马迁到乐史,“颍上”为今颍上县前后线索清晰
笔者初步检索了先秦秦汉时期的重要典籍,发现“颍上”一名只见于《左传》与《史记》。《左传》的颍上既在颍水下游,司马迁所说的管仲“颍上人也”之颍上会是哪里呢?
前述司马贞已不能确知,主要因为他对于《左传》颍上的地望没有考察过。《左传》是司马迁叙述春秋史事的主要参考。按照常理,管仲“颍上人也”之颍上当然也应与之相一致。齐地没有颍水、颍上,管仲在齐为官而司马迁说他是颍上人,若如张力所言司马迁不能确知而含混其事,也不应该说为颍上人,而是该在齐国境内找一个地方含混了之,为什么司马迁斩钉截铁地说他是颍上人呢?解释只能有一个,这就是司马迁确知颍上在颍水下游,如《左传》作者一样,并且也有文献记载管仲就出生在这里。只是这文献我们今天看不到了。《史记》关于许多历史人物籍贯的记载,尽管具体所在后人颇有争论,而司马迁所记则基本为后人所相信。这当然是因为司马迁“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17]又能到全国各地考察,寻访故旧,加以辨别,所谓“疑以传疑,慎言其余”的结果。所以我们认为,司马迁对于管仲籍里在颍上的记载应该不仅与《左传》相一致,而且也有相关的文献为参考,决不会含混其词随便乱说的。
《列子·力命》有文云:“管夷吾、鲍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处于齐”,张湛注曰:“并颍上人也”。
管、鲍友善“同处于齐”,正文似有二人非齐人而在齐为官之意,故曰“处”于齐。若为齐人不应如此口气。张湛为东晋人,得《列子》而注之,近人常以为其自撰自注,欺世盗名。是否如此,今日学者仍然聚讼纷纭,但张氏为晋时学者则没有问题。若非自撰,则战国人列子已有管鲍非齐人的意思;若为张氏自撰自注,则注文至少可以说明晋时学者相信二人都是颍上人。如此,管仲为颍上人说,司马迁以后,张湛续有持论。那么这个颍上人又是什么时候和颍上县联系在一起的呢?
北宋初年,乐史(公元930-1007年)撰有《太平寰宇记》,该书卷十一颍州府人物条写到:“管夷吾,颍上人;应璩,汝阴人”。[18]
这里的颍上是当时颍州府的属县,也就是今天的颍上县,说明至少北宋初年,学者已明确指出管仲为今颍上县人了。
乐史《太平寰宇记》,主要借鉴了唐贾耽《十道志》、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的体例,记述北宋初年十三道范围内的全国政区建制,增加了风俗、人物、特产等内容,其中关于东晋南北朝,尤其是五代时期的政区建置,比之其它史志,尤为详备。[19]他的资料来源主要为汉晋以后至隋唐五代时期的方志、图经等,清人洪亮吉甚至说其据汉晋以来地志载籍“百数十种”。[20]。我国汉以后有地方风俗、地志的撰写,晋以后许多王朝命令地方政府编制方志、图经,国家则有全国性的志书,《隋书·经籍志》就记有《冀州图经》、《幽州图经》、《江图》,《晋太康土地志》等,郑樵《通志·艺文略·地理类》图经一门列有诸州图经33部,1700多卷。这些图籍图经可谓是今日地方志的滥觞。隋唐以后的学人也多编有全国性的图志,如《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复因此,乐史关于管仲为颍上人的意见应该是其来有自,至少是自隋唐人那里继承来的,换一种说法,即至少隋唐时管仲为今颍上县人已见于记载。
今颍上县,汉时北部为慎县地,靠近淮水的地方也可能属于下蔡县或寿春县,隋大业二年(公元607年)于故郑城设颍上县。颍上之设置根据的是什么到现在可以说已比较清楚了:春秋时颍水下游已有“颍上”的地名,或为邑里,或者军镇[21];汉、晋学人述管仲籍里,因为颍上著名而未及其县名;唐宋时颍上县已设,故明确指出管仲为颍上县人。颍上县之设,诚如上引清代《颍上县志》作者的推测之言,正是因为管仲出生于这里。本地很多相关的传说遗迹也可以说明之。
 
四、间接证据
(一)、颍上县多有关于管、鲍之传说及遗迹。
一是颍上县管谷湾多有关于管仲与鲍叔出生及青少年时代的传说故事。这方面的情况,冯传礼先生已有搜集,我们简要介绍几则。管仲的乳名叫“芒种”,生于戊午年、戊午月、戊午日、戊午时、五月初五正午时,收麦种豆的“芒种日”,管夷吾的“夷吾”者,一个人占五个午的“一五”之谓也。“管鲍两姓不通婚”,说的是管仲于鲍叔牙情同手足,为使异姓手足情义代代相传,两家世代不准通婚,通婚者视为非管、鲍嫡传,此俗世代相传,至今保持。“射蛇让金”,说的是鲍叔牙为蛇所迫,管仲搭箭射之,地面现出金块,两人相互推让,最后两人商议用这块金子请师学艺,以后果然成就了一番事业。[22]这些传说多数可能是后世衍生出来的,但有此传说总是地方有了管仲的事迹,以后逐步衍化而成为风俗文化的一部分。
二是颍上县地多有相关于管仲的遗迹。如颍上旧八景之一的“文地春风”,传为孔子经过此地凭吊管仲处,今有遗址,见于明清以来多部《颍上县志》。此事可信度较高。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孔子自陈迁于蔡。蔡昭公将如吴,吴召之也。前昭公欺其臣迁州来,……明年,孔子自蔡如叶。叶公问政。……去叶,反于蔡。……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今者久留陈蔡之间,……
由上,孔子在陈(今河南淮阳)、蔡(此蔡即下蔡,为蔡昭公所迁之州来,当今安徽寿县[23])、叶(今河南叶县)之间多次往返,“久留陈蔡之间”,算起来差不多有四五年。当时自叶地、陈地前往下蔡,都要经过今颍上县地,[24]而今颍上县地正在所谓“陈、蔡之间”者。是以说孔子于今颍上县地凭吊管仲,可能性极大。久留其地无事,凭吊一下当地古之先贤,再平常不过了。
管仲小时生活的地方叫做管谷湾,在颍水之滨,至今仍有“管谷村”,旧志记载在“县北25里,相传管仲家于此。”又有“管仲墩”,俗称管仲父墓。附近还有管仲衣冠冢。颍上县城原有管子祀,明代颍上县令屠隆重建,增祀鲍叔,并撰有《管鲍祠碑记》,记述修建管鲍祠的情况。[25]管鲍祠明朝末年毁于战火,以后又多次重修,至今尚在。
以上这些,其他地方如河南临颍、禹县、郑州,山东临淄等地,似未之见。
(二)、颍上为管氏流寓之地的可能性较大。
管姓一般认为起源于周初管叔封管(一般认为在今河南郑州市附近),也有说是周穆王的后代,而封于管则相同。由地理上看,自管地东南行,走平缓而悠长的颍水与汝水道,很容易到达颍水下游一带。西周时对东南地区的征伐甚多见,特别是对于淮夷的征伐与收贿,非常之多,都走这一条路。这方面出土的金文与传世文献记载很多,相关讨论也不少,[26]感兴趣者可自己参看。其实夏商以来,颍水下游及淮河对岸的六安一带,就是中原势力努力掌控的地方。夏封六、英与六安,商代,六不仅与商王朝关系较好,嫁妇与商王,进贡大龟于中央,而且商还在这里设立监狱,管理犯人,都是因为这里距中原较远但来往较方便。还有史书中管、蔡经常并言,《史记》中就是管、蔡合为一《世家》,而蔡地正在颍上的西边,汝水之旁。蔡叔流放,管叔后人或随其后,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的。后代还有传说霍叔之后迁于颍上之南的霍邱与霍山县一带,其地有霍叔墓。[27]
(三)、管氏谱牒记载管仲居于今颍上县。
《管子研究》2007年第3期刊登了《管氏牒谱资料选录》,其中记载了自管叔鲜到唐景云年间本支51世谱主的居住地。管叔鲜死后,长子承流(二世)迁于颍上,期间12世管仲、直到32世管望,皆贯籍颍上。这个族谱前后几十代的世系传承没有中断,自明清一直流传至今,所记管氏早期谱系与《世本》、《史记·管晏列传》之“索引”等有关记载相一致。因此也是管仲家于颍上的间接证据。
 
结论
颍上县设于隋,上接《史记》、《列子注》所谓管仲“颍上人也”,下连唐宋志书管仲为颍上县人,而“颍上”在颍水下游,《左传》早已明之,今颍上县又多有关于管仲、鲍叔牙出生、交往的各种传说、遗迹,相关的族谱资料也有发现,而汝、颍水道一向是中原人南下的方便通道。综合起来看,管仲为今颍上县人,证据充分,前后线索清晰,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考管仲故里者或未细察,或者故为立异标新视而不见,尤其是一般人将“颍上”理解为颍水上游,致使本来清楚的管仲故里之所在,在新说不断的情况下如坠五里雾中。我们综合考论之,平情而定之,希望得到指教。
 
 


[1]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版,第228页。
[2] 关于州来国地域问题,卢茂材有《关于“蔡迁州来”及“古州来国”地望考辨》,见《楚文化研究论集》(第5集),黄山书社,2004年版。
[3] 见《盐铁论·刺相篇》附“盐铁论考证”序及考文,收上海书店影印《诸子集成》第8册。
[4] 梁启超:《管子评传》第三章,收上海书店影印《诸子集成》第5册。
[5] 杨朝明、于孔宝:《齐鲁文化通史》春秋战国卷,中华书局 ,2004年版,第104页注。
[6] 参见胡天生:《颍上就在颍之上》,《阜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朱文:《中华何处颍上县?》,《管子研究》2008年第4期。
[7] 李则纲:《安徽历史述要》(上、下),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印(1982年),第34页。
[8] 相关论述较多,《管子研究》2008年第4期登载3篇文章,为较集中者。
[9] 见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9页。
[10] 王阁森、唐致卿主编:《齐国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9页。
[11] 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
[1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92页。杨氏的见解影响甚大,为许多《左传》的注译者所从。
[13] 张力:《管仲评传》,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
[14] 参见胡天生论文《颍上就在颍之上》对有关情况的介绍,刊于《阜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15] 周振鹤:《中国古代撰写水经的传统》,《历史地理》第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6] 蒙文通对“泗上十二诸侯”有较中肯的认识:“是‘十二诸侯’者,系泛指诸附庸小国,固不能拘于十二国之数;小国以泗上为多,故每言‘泗上十二诸侯’,然亦不限于泗上也。”参氏著《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页。
[17]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
[18] 乐史:《太平寰宇记》,台湾文海出版社,第108页,《宋代地理四种》丛书本。
[19] 参看王文楚撰写的《宋本<太平寰宇记>前言》,《宋本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1999年版。
[20] 洪亮吉:《重校刊太平寰宇记序》,载台湾文海出版社《太平寰宇记》卷首。
[21] 古代这里常是军事设防之地,至少春秋与魏晋时期如此,参《史记·楚世家》、《太平寰宇记》卷十一颍州府颍上县条。
[22] 《颍上历史文化集锦》,黄山书社,2005年版,第255-265页。
[23] 过去学者多认为蔡所迁之州来在今安徽凤台县,检索文献与新近考古可知,州来乃在今寿县,已有人倡此说,笔者另有文详考。
[24] 当时自州来(下蔡)往来于淮北各地,甚至西出方城前往楚都,都要经过今颍上县地。出土战国铭文《鄂君启节》记述当时商业路线亦是如此。
[25] 清同治九年修撰、光绪朝补刊本《颍上县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中国地方志丛书》本。
[26] 一般性的介绍可参看杨宽:《西周史》有关章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7] 明、清(一统志)都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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