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第1期）管子的历史地位及当代价值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12/8/29 9:46:41
管子的历史地位及当代价值
郭成智 张次第
一、管子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
中国从儒术独尊以来，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管子在诸子百家中不具显著的地位，甚或毁誉参半。然而管子在中国诸子中，却是历史最久，思想最显，成就最高，贡献最大，集思想家与实践家于一体，融理论家与政治家于一身的思想巨人。《管子》一书就是一部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军事学、社会学的鸿篇巨制。然而历史已经走过了将近2800年，一代霸主齐桓公的兵车战马和显赫威名，早已化成了历史烟尘而消弭得无影无踪的今日，管子思想仍熠熠生辉，光彩夺目。尤其经济思想、法律思想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论述，仍具重大的现实意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管子思想几乎超越了诸子百家的任何一家。除了在自然科学、军事科学、逻辑理论等方面不及墨子，几乎再没有一家可以与管子比肩。所以就有朋友针对今天的儒学热和对孔子的过度评价，而发论说：“管仲是诸子百家他爹。”
这话听起来确乎有点愤愤不平和调侃的味道，然而这话也并不错。我们常说某某是什么什么“之父”，正是这个意思。而且就管子的“资历”而言，也可真算是诸子百家的老前辈了。这位朋友还说：“管仲的思想应该说入木三分，即便活到现在，做个哈佛法学院的博士后导师也绰绰有余”。
当然管子已经没有机会到哈弗任教了。但是管子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和人们对他的尊崇却仍深入人心。尤其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管子思想更加显得光彩夺目。
在中国历史上，高度评价管子的学者是很多，其中梁启超先生就是一个代表。
梁先生说：“管子者，中国之最大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巨子也。”又说：“欧洲自18世纪末……能为诸大国巩厥基础，使继长增高以迄今者，非孟德斯鸠与卢梭之学说，而马格亚比里（马基雅弗利）与霍布士(霍布斯)之学说也。而马氏、霍氏之与吾管子，则地之相去数万里，世之相后数千岁，不期而若合符契。而其立说之偏至，又不能如吾管子之中正者也。”（梁启超《管子评传·叙论》）
又曰：“呜呼！管子之功伟矣！其明德远矣！”（梁启超《管子评传·管子之军政》）
台湾学者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说：“在中国历史中，真正堪称为政治家的，不过六七人，管仲是第一人……”
太史公曰：“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其政也，善因祸而得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史记·管晏列传第二》）又曰：“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霸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业。”（《史记·货殖列传》）就是孔夫子也不得不咋着舌头说管子“如其仁，如其仁。”
在管子的思想中，最闪光的是“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在辅佐齐桓公完成霸业中，不管是整顿吏治、开拓疆土、发展生产，始终围绕着顺民心、应民情这一核心问题。在政治上，崇德尚礼，爱民惠民；在法律上，严格执法，以安民心；用人坚持尊贤授德，察能命官，重视人的价值。
管子曰：“夫霸王之所使者，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谓齐桓公曰：“齐国百姓，公之本也。”（《管子·霸言》）又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一农不耕，民或为之饥；一女不织，民或为之寒。”（《管子·轻重》）
在中国，自管子以来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具有如此民本思想的思想家不多，除了被誉为平民思想家的墨子（楚国鲁阳人，即今河南鲁山县人），几乎无人可与管子伦比。
在中华民族走过的漫长的历程中，每次中华民族步入盛世之时，都是管子思想大放光彩的时侯。汉、唐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等时代，重农轻赋，倡俭扬廉，减轻刑罚，都是管子重民、爱民、惠民、富民思想的显现。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与管子的“无夺民财”是一样的。李世民常言的“以民为本”、“与时俱进”、“以古为鉴”，也是从管子那里借来的。他的《百字箴言》里的“耕夫役役，多无隔宿之粮；织女波波，少有御寒之衣。一日三餐，当思农夫之苦；身着一缕，每念织女之劳。”正是从管子的“一农不耕，民或为之饥；一女不织，民或为之寒”中借来的。
唐太宗的宰相房玄龄，还亲自译注了《管子》，魏征编撰了《管子治要》。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胡锦涛主席提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与时俱进”和一系列惠民政策，追根究底也源自管子。温家宝总理还常用管子的“和合故能谐”、“招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等话教育干部群众和激励自己。
虽然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圣哲先贤和称得上诸子百家者很多，并都在我们的历史上绽放过光辉，但最为璀璨的当属墨子和管子。管子除了在军事科学、自然科学与逻辑理论等方面逊于墨子以外，在中国学术史上都是最显要的。一是其思想学说几乎包罗了政治、哲学、法律、经济、教育、伦理、社会以至于军事、科学等各个领域；最为可贵的就是其民本思想。
在中国其他思想家的思想中，尽管也各有卓见，然而往往带有浓厚的功利色彩或历史的局限。他们多是把眼盯着国君、皇帝和个人的功名利禄。他们献的计，多是治老百姓的计，他们献的策，常为治老百姓的策。他们一边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作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同时又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我标榜。其实，“修身”是作出的姿态，“齐家”多是为了私欲，“治国、平天下”也往往成了旗号。商鞅、李斯入秦是这样，孔子周游列国也是在寻找机会。究其实就是“学而优则仕”的另一版本。鉴于此，他们不得不向王者献媚，出谋划策，巩固其统治。这就是他们的思想局限所在。
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墨子是给官不要，封赏不受。而管子是挂着相印，机智地牵着齐桓公的鼻子，要他奋发图强，律己抑奢，省刑法，薄赋敛，富国强兵，安定天下。并悠然自得地享受着相国的锦衣玉食。从这一点看，管子比墨子机敏、圆滑和洒脱。以至于惹得孟子都有点嫉妒。
管子是一个成功者。有学者说，管子思想是一盏中国人民世代传递的明灯，这话不错。但很多时侯这盏灯却没有传递好，甚或把它丢弃了。因为在长期的以儒、释、道为正统的封建社会里，管子只能处在遮蔽和压抑的边缘，甚至冷冷地坐在板凳上。当然这并不是管子的能耐不如孔子和老子，而是他的民本思想及革新意识犯了封建帝王的忌。
以下试将孔子和老子思想与管子略略做些比较，以便加深对管子进一步理解。因为释迦摩尼是客居中国的教主，所以就不说他了。
二、孔子崇君、贱民，重说教、轻实践，无法与管子伦比
在中国封建时代，最受推崇、最为神圣、最具影响的思想家是孔子；最为神圣、最受推崇的思想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及三从（闺中从父、出嫁从夫、夫亡从子）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等仁义道德是其理论核心。孔子讲的最全面、最详细。影响深远，妇孺皆知，是最好的，所以孔子也是一位教育家。
儒家启蒙经典读物《三字经》说：“《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出自孔门的儒家经典《论语》也曰：“子（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儒家的“六艺”也说是“礼、乐、射、御、书、数”。然而这其中却没有立法行政，科技生产，经商理财，国防建设和国际关系及外交策略。很明显孔子只是一个只重说教的单纯思想家，既不能搞经济建设，又不能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可是汉武帝却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把孔子思想作为正统。他到底要孔子为他做什么呢？
这是因为孔子在政治上是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在哲学上是唯心主义的。“三纲五常”等仁义道德，是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的理论核心。“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以及“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唯心主义宿命论，是麻痹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把孔子抬上最高政治殿堂是可以把他作为一尊护法神，用以愚弄震慑天下百姓，使天下劳动人民永远拜倒在他的脚下，做他的顺民，而不得“犯上作乱”。
那么汉武帝只要“独尊儒术”就行了，又为何“罢黜百家”呢？其实就是怕墨子、管子这一些思想家的思想学说被世人所知，而影响动摇他的统治。
其实儒术独尊并不能救封建统治者的命。西汉王朝开始有一些发展，但很快就又不行了。即便是那一点发展，也既不是“罢黜”和“独尊”的“成效”，也不是汉武帝的“文治武功”，而是他的祖、父辈文景二帝遵循管子思想为他积累下的那点“老底”。他的“独尊”不仅没能使中国强盛起来，反使中国封建社会走进了一个死衚衕，致使封建社会制度漫延了2000多年。当世界西方早已步入工业时代，军队也是坚船利炮时，中国却仍然是刀耕火种和长矛大刀。且连年灾荒，民不聊生。这实在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悲哀。
再者，孔子思想中有很多分裂和相互矛盾的东西，表现了言行的不一。陈蔡绝粮时，子路偷来一只猪，饿坏了的孔子不问来由拿起肉就吃；子路抢来别人衣服换的酒，他不管三七二十一端起来就喝。全没有了圣人的斯文。当他回到鲁国见鲁哀公时，却又摆起了架子，“席不正不坐，”“切不方不食”。子路问他为什么前后不一样，他说，陈蔡时是为了偷生，今天是为了讲义。在楚国叶邑时，叶公问他父亲偷了别人的羊，儿子去告发，算不算是“直”？他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和他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的说教和标榜的礼仪道德，完全背道而驰。
孔子是中国封建统治者精心用泥土打造起来的一座高山，看似巍峨高峻，实际经不起风雨的冲刷。因为那些道德仁义是要以经济作基础的，离开经济生产，一文不值。管子曰：“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財，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这才是治国的至理名言。
管子短短几十年，使齐国民富国强，称霸于世，而儒术独尊了2000多年，1900年，俄、英、德、美、法、日、意、奥八国联军又攻入北京，几乎亡国。最后中国人不得不冒着死亡的威胁，起来打到孔家店，推翻帝制了。又历经了100年来的凄风苦雨和流血牺牲，才艰难地走到今天。
很显然，中国的进步和富强，孔夫子从来没有帮过忙。胡适先生说：“这20年的一点进步不是孔夫子所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结果。只有朝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这二三十年中，我们废除了三千年的太监，一千年的小脚，六百年的八股，四五百年的男娼，五千年的酷刑，这都没有借助孔夫子的力量。”（《写在孔子诞辰之后》）
看来再指望孔夫子来救中国已是不行了。中国人向他跪拜了2000多年，他都没有显一显灵，还求他干什么？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孔夫子也没有罪。他是一位学者，发了一些议论，没想被董仲舒这位大秘书知道了，竟戳了那么大事儿。然而这一切孔子全都不知道。
三、老子是消极的哲学家和悲观主义者，难与管子同日而语
老子的哲学思想是唯物主义的（也有人认为是唯心主义的），他承认世界的物质性并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而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处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首先指出宇宙间“有物混成，先天地而生”，并又认为“道法自然”。从此可以看出老子的自然观是极具远见的。这一认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的哲学史上，都是十分超前的。
老子的辩证法，应是全世界的一枝奇葩。睿智而机敏，深刻而犀利。处处透露出东方哲人的深刻、从容、淡然和几分诡谲的情态与神韵。
老子曰：“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又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人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曲，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这些思想都充满着东方哲人的机敏和无穷的智慧。堪为中国文化宝库中之瑰宝。
但老老子与管子比起来却显得过于单纯，尤其在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方面，较少论及。而且其思想中，有些看似是辩证法，实际却蕴含着消极的倾向。
例如“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又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还曰：“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之老死不相往来。”
他的“无为而治”和“无为而无不为”的论断，看似满含着辩证思想，实际是一种空谈，有极大的消极作用。因为“无为而治”是有条件的，辩证也是有限度和条件的。我们常说的坏事可以变好事，也是有条件和限度的。这种不讲条件的所谓辩证是会滑到唯心主义的泥坑里去的。我们今天可以“不出户”知天下事，但我们还是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否则就是纸上谈兵。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改革开放，走出国门，融入世界，不能“民之老死不相往来。”其“绝巧弃智，无有盗贼”的说法，同因噎废食一样可笑。有人说老子的有些言论是在愚民，不能说没有道理。
总之，老子是一位比较单纯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仅靠他这些是不堪富民强国的，更不要说建成世界强国了。但老子比较淡泊，不大看重名利，有几分超脱和清高，少几分圆滑和世故。既不向周天子递媚眼，也不在老百姓面前装腔作势。很有骨气，非常可爱。关尹喜要他著书立说，他不推辞，挥笔五千言，润格都不要，毅然西去。一千多年后又成为“太上老君”，登上中国正统的最高位，坐在了太上皇的头上。当然，这多得益于李唐认他为祖，“老子天下第一”也就成了神话。其实老子对此一概不知，若有知是要发脾气的。
此文到此就要结束了，有几句话还需要说一下。就是笔者谈管子为什么要把孔子和老子拉上数落一番。主要是笔者想为管子鸣一下不平。为什么真正有才华的管子后世对他冷冷落落，而对与他相形见绌的孔子和老子为什么那样钟情？其实世间好多事是很荒谬的，政治斗争也极具残酷性。但随着时代的进步，文明的发展，世界会越来越理性。但作为人文科学的研究者，却什么时候都要保持着高度的清醒，并要时刻提醒自己，实事求是，忠于学理，永远怀着一颗公平、正义的人文道义精神。
（作者简介：郭成智，男，中国鲁山墨子研究中心主任；张次第，女，沈阳师范大学副教授、南开大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