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12/8/29 9:4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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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的治国思想及其齐文化特征分析
高 建 立
摘 要:管子是我国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他相齐期间，对齐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使齐国很快发展起来，并成为春秋霸首。管子在相齐的政治实践中积累形成了丰富的治国思想，这些思想不但体现了齐文化开放性、兼容性的鲜明特色，而且也大大丰富并发展了齐文化，使得齐文化融入到中国主流文化之中，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管子；治国思想；齐文化
管子，名夷吾，今安徽颍上人，春秋时期齐国的著名政治家。他辅佐齐桓公“用其臣民，三岁治定，四岁教成，五岁出兵以万数，士方行东西南北无抗”[1]，使得齐国“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通货积财，富国强兵”[2]，成就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功。梁启超评论说：“其以伟大之政治家而兼为伟大之政治学者，求诸吾国得两人，于后则有荆公，于前则有管子，此我国足以自豪于世界也”[3]。梁氏评价可谓高矣！管子的思想主要体现在《管子》一书中。该书是我国春秋战国时代一部著名的子书，它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政治、经济、哲学、军事等诸领域。本文试对管子的治国思想进行分析，并就其思想的齐文化特点谈点看法。
一、 强国富民的政治经济思想
中国是个传统农业国，重农思想是中国传统治国思想的根本。所谓“民以食为天”，就是强调发展农业的极端重要性。管子作为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自然有着浓厚的重农思想。他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4]认为统治者要想统治人民，必须注重发展农业，开垦荒地，鼓励从事农业生产。只有多生产粮食，才能富国安邦。同时，他还把从事粮食生产与称王称霸联系起来，认为“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5]。认为只有多生产粮食，并且有所储备，才是称王成霸之道。它还进一步指出： “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5]。只要增产粮食，就能吸引人民，招引财富，开拓疆土，并认为“粟者，王之本事也” [5]，明确指出了增产粮食乃是成王业的根本大事，是“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5]。它还以先王为例，指出先王之所以得民心，一统天下，就在于先王善于为人民除害兴利。“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民移众，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5]。只要能够发展农业，增加粮食收入，老百姓就会安居乐业，听从调遣，国家也就很好统治了。如果不这样做，那么，“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5]这样的结果只能导致国家大乱，社会动荡，使政权陷于风雨飘摇之中。
管子发展农业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调整土地，发展农业。
他说：“地者政之本，是故地可以正政也” [6]土地是政事的根本，所以土地可以用来调整政事。管子还认为，春夏秋冬，农时长短，昼夜更替，都属于阴阳之变，阴阳运动是有常度的，“有余不可损，不足不可益也。”[6]非人力之所为，只有土地可以用来调整政事。所以“正地者，其实必正。长亦正，短亦正，小亦正，大亦正，长短大小尽正。”否则，“地不正则官不理，官不理则事不治，事不治则货不多。”[6]因此必须调整土地，合理利用，才能有利于农业发展。
其次是合理安排农时，兴修水利，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
管子认为，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国家要经常派人“行乡里……劝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怀乐家室，重去乡里。”劝勉百姓专心务农。同时还要注意因地制宜，顺应天时，合理安排农业生产，“相高下，视肥瘠，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钧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7]另外，它还主张兴修水利，“决水潦，通沟渎，修章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悍，有所输获。” [7]排泄积水，疏通沟渠，修整堤坝，使农业旱涝保收。这些思想对现代农业生产仍具有重要意义。
在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管子认识到，统治者必须爱惜民力，实行惠民政策。
一次桓公问管子有关治理百姓的方法，管子回答说：“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忧之以德，勿惧以罪，勿止以力，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 [8]意思是说，治理百姓，不能单靠刑罚恐吓，强力禁止。而应了解人民疾苦，广施仁政，因为“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是故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久；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9]，故此，“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力。”[10]，只有如此，才能达到长治久安，国富民强。所以为政者必须“取人以己，成事以质。审用财，慎施报，察称量。”；“用财不可以啬，用力不可以苦。用财啬则费，用力苦则劳。民不足，令乃辱；民殃苦，令不行。”[9]如果做事任凭主观想象，滥用民力，不管百姓死活，那么，即使政令再多再严，也不奏效。
另外，管子还把重民看作治国安邦、称王称霸的根本，认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11] “古之圣王所以取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12]趋利避害乃人之本性，“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故欲来民者，先起其利，虽不诏而民自至。”[13] 。管子还以圣人之所以为者为例，指出治国必须“善分民”[6]，即分利于民，与民同利，所以圣人必须“有事则用，无事则归之于民”[6]。主张国家有事则取之于民，无事则藏富于民。另外，统治者还必须为百姓谋利益。“民恶忧劳，我侠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4]；“居民于其所乐，事之于其所利”[14]。
民是国家的基础力量，管子特别强调为政者必须爱民、亲民、施德于民。他说：“人主之所以使天下尽力而亲上者，必为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泽加于天下，惠施厚于万物，父子得以安，群生得以育，故万民欢尽其力而乐为上用。” [13]只要为政者施行仁政，爱民亲民，给百姓以惠德，那么，百姓就乐于为其统治。有道的明君就是这样做的，“设利以致之，明爱以亲之。”以实行福利措施来吸引百姓。如果“徒利而不爱，则众至而不亲；徒爱而不利，则众亲而不至。”只有“爱施俱行”，才能够作到“说君臣，说兄弟，说父子。”[9]因此“明君兼爱以亲之，明教顺以导之，便其势，利其备，爱其力，而勿夺其时以利之。如此则众亲上乡意，以事胜任矣。”[9]
二、以法治国、礼法并重的法治思想
管子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实行法治，依法治理国家。
首先，管子认为，法治是治理国家的保障，只有依法治理国家，才能国富民强，社会安定。他说：“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则法不可不重。” [10]强调了法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他还把法列为“国之重器”，认为“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故国安在于尊君，尊君在于行令。”[15]明君治理百姓最根本的莫重于法令的实施，要想使老百姓服从统治，就必须“法立令行”， “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法不立，令不行，则民之用者寡矣。”[16]所以“治国使众莫如法”[17]，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能废法而治国”，如果废法而治国，“即使明智高行”，也是“废规矩而正方圆也”[16]，甚至会导致“民朋党而下比，饰巧以成其私”；若“法度有常”，则“民不散而上合”。因此，必须“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18]。
其次，主张赏罚分明，依法办事。
管子说：“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17]，认为法是天下的规程，万事的制度，统治者必须“当于法者赏之，危于法者诛之。故以法诛罪，则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则民受赏而无德也”。因为“法者，将用民力者也；将用民力者，则赏禄不可不重也。赏禄加于无功，则民轻其赏禄；民轻其赏禄，则上无以劝民；上无以劝民，则令不行矣”[10]。所以，统治者必须执法严明，不以个人好恶、亲疏、远近来行法，“喜无以赏，怒无以杀”；如果“喜以赏，怒以杀”，则怨乃起，令乃废。骤令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祸乃始耳”[9]。所以统治者必须作到“不知亲疏远近、贵贱、善恶”，均“以度量断之”[18] “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人，不自擅也。故能而不可蔽，败而不可饰也”[19]。同时还主张赏罚信实，认为“赏罚信于其所见，虽其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也，喜之无徵；见其不可也，恶之无形。赏罚不信于其所见，而求其所不见之为之化，不可得也”[10]。如果赏罚不落实，要感化别人是办不到的事情。其“杀戮必信”的思想，至今仍有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再次，主张审慎用法，反对滥用。
管子认为：“法者，将用民之死命者也。用民之死命者，则刑罚不可不慎。刑罚不慎，则有辟就；有辟就则杀不辜而赦有罪；杀不辜而赦有罪，则国不免于贼臣矣。” [10]说明了慎用法令的极端重要性。如果办事不合法令，“虽有功利，则谓之专制，罪死不赦”。管子还说：“常令不审，则百匿胜；官爵不审，则奸吏生；符籍不审，则奸民生；刑罚不审，则盗贼生”。所以说，“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也”[19]。
管子虽主张严明法治，但又反对滥用刑罚。认为“刑罚蘩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4]。这些思想对于今天的司法实践仍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礼治是我国历史上封建国家重要的治国之术，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礼当做治国安帮的一大法宝，用繁琐的礼仪来束缚人们的思想，禁锢人们的行为，以为统治者治国平天下服务。管子作为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也把礼作为治国的重要手段。他说：“仪者，万物之程式也；法度者，万民之仪表也；礼仪者，尊卑之仪表也。故动有仪则令行，无仪则令不行。” [13]意思是讲，仪法是万物的准则法式，法度是万民的仪表，礼仪是尊卑的仪表。君主的举动不合乎礼法，违背了礼仪，政令就很难推行，因此必须重视礼仪，才能使国家有条不紊地发展，否则“民无礼仪，则上下乱而贵贱争”[9]。
他还认为，“守国之度，在饰四维”[4]，把四维看作巩固国家的准则。所谓四维即是礼、仪、廉、耻，认为：“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并认为“礼不愈节，义不自进，廉不避恶，耻不从枉”[4]。有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范；有义，就不会妄自求进；有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有耻，就不会趋从坏人。果真如此，那么，“不愈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避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4]。
此外，管子还奉劝统治者不但要重视四维，注重大礼，还应看重小礼，并且特别强调了谨小礼、行小义、修小廉、治小耻的重要性，并把这些当作治国之根本。《权修》篇中对此作了论述：“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礼也。欲民之有礼，则小礼不可不谨也。小礼不谨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礼，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义也。欲民之有义，则小义不可不行。小义不行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不饬也。小耻不饬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只有懂小礼，行小义，修小廉，饬小耻，才能作到行大礼、大义、大廉、大耻。
管子还主张实行等级制度，并认为只有分清贵贱尊卑，才能治理好国家。《乘马》篇中指出：“朝者义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则不乱，然后义可理。不正则不可以理也。”认为朝廷是贵贱等级名分的载体，朝廷爵位安排得当，人民就不会怨恨；人民没有怨恨，就不会作乱，就能把国家治理好。所以主张“一国之人不可以皆贵，皆贵则事不成而国不利也。为事之不成国不利也，使无贵者则民不能自理也。”因此，“辨于爵列之尊卑，则知先后之序，贵贱之义矣。为之有道。”如果“君臣无分，上下无别”，就会导致“法度废而不行”[17]，那时国家就会陷于危险之中。
三、重德尚仁、举贤任能的人才思想
治国在用人，只有选贤任能，才能使国家兴旺发达，因此管子非常强调人才的作用，注重培养贤良之士。他认为，人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从长远利益考虑，培养人才是必须的，如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10]认为培养人才是一种百收的事情。因此，“治之本二，一曰，二曰事”[9]，把人列在了治本的第一位。
国家培养人才固然重要，但发现人才也很重要，对人才视而不见，不善于发现利用人才，则是对人才的极大浪费。管子指出：“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4]。那么该如何利用人才呢?”管子说：“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审其所好恶，则其长短可知也；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 [10]，“信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13]。所谓明主也正是这样作的，“度量人之力所能为，而后发焉”。根据每个人的才能，量才任用，就可作到“令于人之所能为，则令行；使于人之所能为，则事成”[13]。此外还主张举荐贤才，认为“闻贤而不举，殆；…．见能而不使，殆”[16]。明确提出在选拔人才时要注意三点：一是举荐贤要广，“求天下之精才”，“远举贤人”[20]；二是“举德以就列，不类无德”，强调“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7]；三是“举能以就官，不类无能”，主张“察能授官”[10]。管子强调举拔贤才要举拔那些有德有能的人，应把德行放到功劳之上，不因为资历年限而加以限制。只要举才得当，为政者就可以“坐而收，其福不胜收也”。若不当，则“官不胜任”，即使“奔走而奉，其败事不可胜救也”[21]。除此之外，他还以明君举贤用才为例，阐述了择人之法：“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故以战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职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见也，如白黑之分”[17]。人事的安排对于治国是非常重要的，用人必须量才，否则用错了就会贻害国家。 管子明确提出：“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以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否则的话，就会导致“良臣不进”， “劳臣不功”， “才臣不用”[7]。因此，他提醒统治者必须注意四点：“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罚避亲贵，不可使之兵”；“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 [7]。并把这四点称为“安危之本”。
此外，广开言路，积极采纳别人的意见，对于统治者是非常重要的，管子很强调这一点，认为“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废”非治国之道，只有广开言路，多方听取意见，才能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用来治国。有道之君之所以能把国家治理好，就在于他能够“兼听独断，多其门户”。如果能作到多方听取意见，那么“群臣之道，下得明上，贱得言贵。故奸人不敢欺”。而昏君却与之相反，“听无术数，断事不以参伍”，以致于“无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专国，主蒙蔽而聪塞，忠臣之欲谋谏者不得进”[17]。管子还主张，凡是合理化建议都应虚心听取、采纳，不应有亲疏、远近之分，“毋曰不同生(即“姓”)，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4]。要“如地如天，何私何亲”[4]。要像天地对待万物一样，没有什么偏私偏爱。《桓公问》中有一段桓公与管子的对话，管子以古为例，劝奉桓公广开言路，他说：“黄帝明台之仪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生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也；汤有总庭之街，以观人词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此古圣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亡者也。”可见广开言路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还说：“明主不用其智，而任圣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众人之力。故以圣人之智思虑者，无不知也；以众人之力起事者，无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则身逸而福多。”[13]明君只要依靠有识之士的智慧和力量来推动国事，就会自身安逸而多得其福。
四、管子治国思想的齐文化特征分析
齐国是我国历史上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齐文化对中国古代社会曾产生了深远影响。根据史书记载，齐国所处之地是“海滨广斥”、“海物惟错”、“厥土白坟”[22]，属于沿海国家。特殊的地理特点，形成了齐国开放性、兼容性的文化特点。这些特征也体现在管子的治国思想中。
1.管子治国思想的开放性特征
班固在描述齐国的情况时说：“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23]，因地制宜，采取“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24]的工商立国政策，确立了齐国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基调。到了桓公时期，随着国土的开拓，国力的增强，管子采取了“四民分业”的政策，在着力发展农业的同时，实行兼顾工商之策，很快使齐国国力大增。齐国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多得力于此！
前文已经讲到，管子治国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大力发展农业，因为他充分认识到农业是国家的根本。但管子并没有把政治眼光束缚在农业的发展上，而是采取开放的姿态，继承了齐太公的治国方略，在发展农业的同时，注意并重视工商业的发展。并且对从事工商者实行分业定居的政策，认为“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甚至使“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25]。管子不仅鼓励国内百姓从事工商业的经营贸易，而且还制订了许多政策，鼓励其他诸侯国商人到齐国贸易，并且专门推出优惠的政策，如在税收上给予优惠等鼓励境外商人投资。这些都为齐国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此外，在人才政策上也体现了管子治国思想的齐文化特征。
管子认为，治国之道，贵先得人。他说：“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不但要重视国内人才的选拔使用，而且要“远举贤人”[20]，网罗天下俊才为齐国所用。管子甚至派出游士，“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粮，财币足之，使出周游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之贤士”[20]。
管子还主张广开言路，认为只有多方听取意见，把好的建议吸收进来，融会到国家的基本方针政策中，才能使制订的政策更加切合实际，更加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在《桓公问》中，管子提出了建立“啧室”的问题，主张人们在啧室自由发表意见，收集后供决策参考，主张对于提出好的意见和建议的人进行奖励。这些开放性的措施，在今天也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2.管子治国思想的兼容性特征
齐文化具有突出的兼容性特征，在姜太公治理齐国时，就实行“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的政策，到了管子为相，又大力提倡富国强兵，以法治国，推行霸业。在称霸的基础上，齐国频繁会盟，加强了与其他国家的联系和交往，不断吸收融合其他文化，形成了齐国丰富多彩的文化特色。管子的治国思想也体现了齐文化这一兼容性特征。
管子在其治国方针中吸收了早期法家和儒家的思想，强调实行法治的重要性的同时，也不否认儒家思想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他指出：“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世之仪表也”[17]，因此在国家管理中必须严明法令，并且认为，“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法令是治民的根本有效的方法，人民要必须“唯令是视”[17]。管子在强调法治的同时，也非常重视礼仪的教化。他认为，“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4]。
管子认为，治理国家，实行法治是很必要的，没有法治，国家就会陷于混乱，只有实行严刑峻法，才能使国家安定。但管子也并非完全沉溺于法令，他也认为礼仪教化也能起到很好的管理效果，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所以他的治国思想中明显体现了以法治国、礼法并重的思想特点。
另外，在治国实践中，也体现了兼容性特征。管子继承了太公的发展工商业的方针，在着力发展农业这一根本的同时，也提出发展工商业。作为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这看起来是矛盾的，因为法家是主张抑制工商业的发展的。但管子在其治国思想中很好地协调了这一矛盾。他一方面大力强大发展农业，另一方面也适当鼓励工商业的发展，但这种鼓励是有条件的，主流思想还是发展农业经济，如说：“上不好本事则末产不禁，末产不禁则民缓于时事而轻地利，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廪之实，不可得也”[10]。从管子的治国实践上也可反映出鲜明的齐文化兼容性特征。
管子相齐，使得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这与管子丰富的治国思想与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管子提倡的发展农业、主张法治、重视人才、集思广益、惜民惠民等等，不但丰富发展了当时的齐文化，体现了齐文化的开放性、兼容性特征，而且对于新时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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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商丘师范学院科研处副处长、政法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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