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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第2期）管子“加左衽之功”发微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12/8/29 10:55:54


管子“加左衽之功”发微
 
范市兵
 
【摘要】孔子曾经表扬管仲道：“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此是孔子对管仲辅助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历史功绩进行了积极的评价。具体的史实是指管子相齐，齐国日渐强大，桓公“北伐山戎，以开燕路”，积极谋求霸业。这段史实涉及诸多方面，特别是春秋时期民族风俗习惯、少数民族与中原列国的关系以及具体的民族政策等方面，仍然具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关键词】管仲；齐桓公；左衽；山戎
 
我国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大家庭，古代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交往不断，他们之间的和与战，一直是史书记载的重要内容。从轩辕皇帝战蚩尤，到秦始皇发兵三十万北击胡，再到始终困扰两汉统治者的匈奴，“前史载之，亦以详备。”不仅渗透到各种体裁的历史著述中，还专门设置类目予以记载。孔子对管仲辅助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历史功绩进行了积极的评价。他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1]现代学者吕思勉言：“孟子斥公孙丑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管晏之功烈，齐人盖称道弗衰。”[2]孟子的话说明到战国时代，齐地的人民仍然乐于称颂管子的丰功伟绩，可见管仲相齐对齐国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有关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史事记载，史籍颇为重视，比如《史记》设《匈奴列传》，《汉书》设《匈奴列传》、《西域列传》，《后汉书》设《西羌列传》、《西域列传》、《南匈奴》、《乌桓鲜卑列传》。前史中把少数民族政权史事列入正史，并且以列传的体例记载，说明传统史学已经在有意识的描绘一幅大一统的封建多民族国家。春秋时期，活跃在中原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常被称之为“山戎”，势力十分强大，常常威胁中原各诸侯国的安全，齐桓公“北伐山戎，以开燕路”，即是中原王朝对山戎的一次重要的反击。
一、山戎之名及其风俗习惯
分布在中原北部和西北部的少数民族以游牧为生，[3]社会结构以部落为组织，很早就组成了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但其时参加联盟的各个部落并不稳定。《史记·匈奴列传》在叙述匈奴族的早期历史时说：“自淳维（传说中的匈奴祖先）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这正是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及其不稳定的情景。其中最强大的是鬼方和猃狁。远在商代中期，就是中原王朝的强敌。“鬼方和猃狁来源很远，在中国历史上绵亘的时间也长。根据文献记载，尧舜时代的薰育，商代的鬼方，西周的鬼戎、昆夷、混夷、畎戎、串夷、犬戎、猃狁，春秋战国时代的戎、狄，秦汉时代的胡与匈奴，实际上都是指的同一族类，只是由于时间、地点、音译、诬称以及个别支派之不同，而异其称而已。”[4]据周予同先生考证：“山戎，部落名，与熏粥、淳维、鬼方、猃狁等都是不同时代不同名称，即后来秦、汉时的匈奴。”[5]《史记·集解》言：“服虔曰：‘山戎，北狄，盖今鲜卑也。’何休曰：‘山戎者，戎中之别名也。’”
山戎这一民族放牧的主要牲畜有牛、马和羊，基本与后世匈奴民族相同。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山戎较早种植大豆、冬葱等农作物，后经管子北伐山戎带回，从而在中原地区广泛推广。[6]《小孟鼎》铭云：康王二十五年，鬼方和周人发生过一次规模很大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周人大败鬼方，俘获“人万三千八十一人”，酋长四人，还获车、马和“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廿八羊”。其民着装与中原华夏族不同，一般披发左衽，而华夏族是束发右衽。所谓衽就是上衣的衣襟，左衽就是衣襟向左交领。主要生存地域是在今天的山西、陕西一带，如《诗经·六月》说：“猃狁匪茹，整居焦获（今陕西三原附近）。”又如《诗经·出车》载，周宣王时国势恢复，有力量对抗山戎，采取攻防并重的策略，先派南仲驻兵朔方，加强防守力量；同时又派尹吉甫还击猃狁，一直攻打到太原即陕北、晋北一带，取得了胜利。整个西周时期，中原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势力，在不断的扩充中，日渐强大，而相反西周王朝江河日下，失去了反击的力量，西周末年，他们已经逼近周都，“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虽无固定城郭，但各有分地。[7][8]
山戎以游牧为主，随着其种族的不断扩大，所需的物资必然缺乏。于是利用其骑兵的机动灵活的特点，向中原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攻击。而以步兵和战车为主的中原民族，就处于弱势，屡屡以失败告终。山戎每到一处，皆以抢劫为主，屠杀人民，生活在边境的饱受其害。《诗经·采薇》言：“靡室靡家，猃狁之故”，“岂不日戒，猃狁孔棘。”《竹书纪年》载宣王“使秦仲伐西戎，为戎所杀。”到幽王时，申侯、缯侯联合犬戎攻杀幽王于骊山下。
　
二、管仲相齐
管仲所相之齐国，地处黄河下游，虽位于中原东陲，但是尽得地利，东有东莱，任由发展，东北临渤海，有鱼盐之利，到了春秋初年，齐在诸侯国中已最强大。齐襄公死后，二子争立，王国动乱，国势转衰。桓公即位，任用管仲治齐。管仲深知齐国的具体国情、存在问题和发展方向，在齐桓公的大力支持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在内政上提出了“叁其国而伍其鄙”，即“三分国都以为三军，五分其鄙以为五属”[9]的制度。纠正了由于社会变动而带来的四民流动杂处，重新固定生产活动以保证社会生产的发展，使公社继续成为一种基层组织，加强对公社农民的控制。这一政策的实施，使纷乱的时局立即稳定下来。所谓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在这个基础上，管仲又采取了“作内政而寄军令”的措施，即把十五个士乡内每五个士乡为一帅，有一万人，由齐君率五乡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同时，把“轨”、“里”、“连“、“乡”的政治组织形式和“伍”、“小戎”、“卒”、“旅”的军事组织形式统一起来，加强了国家对常备军的控制。在这种军政合一的形式内，“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处在一起，公社的活力仍然继续着，即“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因为利害福祸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在这样的组织情形下，“春以搜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管仲利用公社残留的血缘宗族关系的力量，实现建设一支能“方行于天下”、“莫之能御”的武装力量，为后来的争霸战争做了准备。
　　管仲在政治上也要齐桓公“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所谓“修旧法”，是整饰旧制度，注入符合新时代的新内容。他突破旧制度的框框，逐步取向法治方向跨出可喜的第一步提供了理论根据。所以他要“慎用其六柄”，六柄就是“生、杀、贫、富、贵、贱”。“择其善者而业用之”，有选择的继承“旧法”。这种以过去的传统所用的办法，添加新的内容，比较容易被普通民众接受，有益于改革的开展，减小了阻力。 “六柄”的加强，也就是君权的强化，开始了国君集权的序幕。有利于国家的统一，避免“十羊九牧”，政令不齐。
在经济方面，采取了“相地而衰征”的政策，即按土地多少、土质好坏而征收赋税。这是促使生产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对于工商业，管仲在“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的同时，还规定“泽立三虞，山立三衡” [10]，统一管理全国的山林河泽，几乎掌握所有的经济命脉，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他还主张“轻重鱼盐之利，以瞻贫穷”[11]，或言“通轻重之权，檄山海之业”[12]，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13]。此外，他又设轻重九府，采取铸造货币、调剂物价、免除关市之征等措施，使齐国积蓄了雄厚的经济力量，具备了争霸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三、北伐山戎
管仲相齐历二十三年，使得齐国强大起来。期间先后灭郯伐鲁，并且通过军事威胁和政治诱惑，把宋、鲁、郑三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与此同时，戎狄逐渐强盛，不仅对华夏族的一些小国有极大的威胁，还时而进攻晋、齐、鲁等大国。[14]戎狄的不断侵扰极大地损害了齐国的既得利益，使得齐国霸主地位受到严峻的挑战。管仲具体分析了周边列国的形势和利害关系，提出了具体对策。以“明辩华夷” 、“同恶相恤”和“诸夏亲昵“为口号，说服齐桓公出兵讨伐戎狄，以“尊王攘夷”。管仲认为：“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15]。这一观点实际上是通过民族差别把当时的各方力量划分为两大阵营：华夏族和戎狄。由此可以一举两得：其一，在齐国带领下，充分利用华夏诸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为打败戎狄增加砝码；其二，由于齐国的强大，成为当仁不让的领袖，霸主地位更加巩固。面对戎狄不断进攻，华夏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在管仲的大力号召下，华夏诸国逐渐意识到切身利害之处，使齐国联合了华夏各国，击退了戎狄的进攻，把一些小国从戎狄的蹂躏下拯救出来，从而提高了齐国在中原的威信。
北伐山戎是齐桓公针对戎狄势力入侵的最重要的一次反击，其直接导火索是“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国所欲达到的直接目的是“以开燕路”，即是重新打通燕国朝贡周室之路，恢复燕国开国之君燕召公所奉成周时代的礼制。[16]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所谓北狄和南夷指的是北方的山戎和南方的楚国，这两强敌是桓公称霸中原的主要威胁，都有必要通过战争加以解决。[17]传世典籍记载此事主要见于《管子》、《史记》、《汉书》，而《春秋》及其三传也有记述和评论，另外《晋书》中载江统《徙戎论》一文，涉及到此事。具体情况见下表。根本原因应是当时“
 

典籍
战事
抵达地区
影响
《管子·小匡第十二》
北伐山戎
制泠支，斩孤竹
而九夷始听
《管子·戒第二十六》
北伐山戎
 
出冬蔥与戎叔，布之天下。果（三）【一】匡天子而九合诸侯。
《管子·封禅第五十》
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
 
 
江统《徙戎论》
北伐山戎，以开燕路。
 
故仲尼称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
《史记·齐太公世家》
（齐桓公）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
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至于孤竹
 
《史记·燕召公世家》
（燕庄公）二十七年，山戎来侵我，齐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还。
燕君送齐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
使燕共贡天子，如成周时职；使燕复修召公之法。
《史记·管晏列传》
桓公实北征山戎
 
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
《史记·匈奴列传》
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
 
 
《汉书·刑法志》
北伐山戎，为燕开路
 
存亡继绝，功为伯首，所谓善战不败者也。
《汉书·郊祀志》
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
过孤竹
 
《汉书·韦贤传》
 
《春秋》纪齐桓南伐楚，北伐山戎，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是故弃桓之过而录其功，以为伯首。”
《汉书·匈奴传》
而山戎伐燕。燕告急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
 
 

 
从现存传世文献分析，可知：其一，齐桓公亲自出征山戎；[18]齐桓攘之，存亡继绝，北伐山戎，以开燕路。故仲尼称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20] 其二，所抵达的地区是令支、孤竹[19]；其三，给山戎以沉重的打击，不仅击退其凌厉的攻势，还扩大了燕国等华夏族小国的疆域，疏通了各诸侯国朝贡周王的通道。其四，影响显著，成就了齐桓公霸业，暂时解除了华夏种族的危机。江统评论较为允当，其言：“
 
四、战争之外的相关细节
（一）、细节之一
《史记·齐太公世家》载：“燕庄公遂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於燕。’於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诸侯闻之，皆从齐。”
《史记·燕召公世家》：“（燕庄公）二十七年，山戎来侵我，齐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还。燕君送齐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21]使燕共贡天子，如成周时职；使燕复修召公之法。”
以上两则材料说的是齐割地予燕。从史料的叙述上看，似乎是由于庄公送桓公过于恭谨，而偶然发生了失礼事件，齐桓公不得已而为之割地。事实上，管仲和桓公是早有预谋，据《绎史》卷四十四之一：“桓公曰：‘吾欲北伐何至？’管子对曰：‘以燕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于有蔽渠弭，于有渚环山，于有牢，四邻大亲，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可见，在北伐山戎之前，桓公君臣就已经谋划好一切。《说苑》卷五更是直白地道出了桓公之用心良苦，其文曰：“齐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过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问管仲曰：‘诸侯相逆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则，燕君纬而失礼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礼，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与燕君。’诸侯闻之，皆朝于齐。”
这时，由于齐国开始强大，所以一向臣属于楚的江、黄等小国转向于齐。楚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连年伐郑，以此对齐施加压力。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齐、朱、陈、卫、许、曹、鲁等国军队攻伐追随于楚国的蔡国，蔡溃败，齐于是伐楚。当时楚也很强，而且不肯向齐示弱。最后，双方结盟于召陵（今河南邱城）。齐国这次虽然未能把楚国压服，但是还是暂时挡住了楚国北进的势头。
  
（二）、细节之二
《春秋谷梁传注疏》卷六载：“齐人伐山戎，桓内无因，国外无从诸侯，而越千里之险，北伐山戎，危之也。”
《白孔六帖》卷五十三载：“齐桓越千里之险，北伐山戎，束马悬车越太行，推石布土，凿山开道，古之为军，不以阻隘，薄人于险，斥山泽之险。”
《资治通鉴外纪》卷五载：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过孤竹西征攘白狄，至于西河方舟济河，至石枕悬车马踰太行与辟耳。”
《艺文类聚》卷五十九载：“管子曰：‘桓公北伐山戎以升布天下’，又曰：‘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援弓而射，未敢发也，谓左右曰见前人乎？对曰不见，公曰寡人见人长尺而人物具焉。’”
以上几则材料体现，齐北伐山戎是具有冒险和挑战意义的。首先，距离遥远，道路艰险；其次，诸侯并未主动跟随或为北伐提供帮助，尤其是鲁国；其三，齐国当时的军队有战车，也有骑兵，大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之前，齐国早已拥有部分骑兵力量了；其四，其武器重在弓箭。
 
（三）、细节之三
《诗识名解》卷十一载：“《春秋谷梁传》解戎为菽，及管子北伐山戎，菽布天下。”
《诗传名物集览》卷九、《毛诗类释》卷十四、《春秋谷梁传注疏》卷六《考证》均提到戎菽之流传中原一事。
顾炎武《日知录》予以考证道：“戎菽似据管子、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而为之说。”顾氏认为戎菽并非来源于山戎，而是在中原地区，本来就有。他引用《诗经·生民》中的文字，证明后稷之时就有，非桓公布之天下。但据《畿辅通志》卷五十六“大豆”条载引《淮南子·天文训》“北方其地宜菽”。《本草》言“大豆有黑、白、黄、褐、青斑数色”，《农书》“黑豆中最细者曰‘橹豆’一曰‘料豆’，北人以饲马”。据此，又有可能菽之原产地于北方，而北方地区又长期为山戎等少数民族占据，中原人很少前往，自桓公北伐山戎后，燕道始开，中原与北方交流逐渐频繁，从而把冬葱、菽豆一类的物种带入中原种植，也是有可能的。

　　管仲所策划的北伐山戎，顺应当时的现实需求，以“尊王攘夷”的口号，把黄河中游的诸侯国联合起来，北御戎狄，暂时摆脱了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华夏民族的威胁，扭转了“南夷”、“北狄”交伐中原的危机形势，不仅巩固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还有效地保卫了比较进步的中原文化。孔子盛赞道：“微管仲，吾其被发左在矣”（《论语·宪问》）。但是，管仲所提倡的“明辩华夷” 、“同恶相恤”和“诸夏亲昵”的民族观念是十分落后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今天的中华各族人民都应该坚持民族团结，民族和睦，共同发展的原则。
 
 

[1]《春秋》“齐小白入于齐”又见《论语·宪问篇》
[2]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世界书局印行，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月印刷出版。
[3]关于这些少数民族的来源，《史记》、《汉书》皆记载为“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
[4]白寿彝：《中国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4月。
[5]周予同：《中国历史文选》，1961年10月，274页。
[6]《诗识名解》卷十一“荏菽”
[7]关于具体的民风民俗可参见《史记·匈奴列传》和《汉书·匈奴传》。
[8]《诗经·出车》
[9]《国语·齐语》韦昭注
[10]以上均见《国语·齐语》
[11]《史记·齐太公世家》
[12]《史记·平准书》
[13]《史记·管晏列传》
[14]《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九言：“其在直隶之永平者曰北戎，亦曰山戎。春秋初尝侵郑伐齐，已而又病燕。齐桓公因北伐山戎。”鲁闵公元年（公元前661年），狄伐邢（今河北邢台），前660年，狄又破卫（今河南淇县），卫人连夜弃城而逃，逃过黄河的只剩七百三十人。桓公把他们和共邑（今河南辉县）、滕邑的人集中在卫国曹邑（今河南滑县西南），总共只有五千人。齐于是出兵救邢存卫，迁邢于夷仪（今山东聊城），迁卫于楚丘（今河南滑县），这就是《左传》闵公二年所说的“邢迁如归，卫国忘亡”。
[15]《左传》闵公元年
[16]《春秋辑传》卷三按言：“山戎病燕，使不能通职贡于周，故伐之。桓公以此举多以勤远略为讥，然此时桓势新集，楚势方张，岂兴得己师？”
[17]《吕氏春秋或问》卷十二载：“北伐山戎，南伐楚西，为葵丘之盟；东会于淮，桓公之威加于天下者略遍矣！此伯者之极盛也，桓之心直是欲耀其威于天下，以威遐荒，以懼诸侯。“
[18]《春秋集传辨疑》卷四“庄三十有一年齐候来献戎捷”条言：“赵子曰：‘据齐未霸之时尚不曾朝鲁，今既为霸主，岂有献戎捷乎，必无此理。但文误尔。’二传皆言齐候亲伐山戎。《春秋》唯有‘去年齐人伐山戎’，又‘僖九年葵丘之会’，宰孔曰：‘齐候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征楚西为此会，皆论齐候亲行之事。表里相证，是知是齐候自行也。”
[19]《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孤竹故城在平州卢龙县南一十里，殷时孤竹国也。《史记集解》：地理志曰令支县有孤竹城，疑离枝即令支也，令离声相近。应劭曰：“令音铃。”铃离声亦相近。管子亦作“离”字。《史记索隐》：“离枝音零支，又音令祗，又如字。离枝，孤竹，皆古国名。秦以离枝为县，故地理志辽西令支县有孤竹城。”《尔雅》曰：“孤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也。
[20]《晋书·江统传》
[21]《史记正义》：予音与。《括地志》云：“燕留故城在沧州长芦县东北十七里，即齐桓公分沟割燕君所至地与燕，因筑此城，故名燕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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