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第2期）《管子》学说的“中庸”思想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12/8/30 8:19:54
《管子》学说的“中庸”思想
彭悦
管仲任政于齐后，辅佐桓公达四十年之久，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功绩主要包括：一、在齐国大力发展农业，提倡商业，进行盐铁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二、提出“顺民心”、“予之为取”的政治思想，采取“制地分民”“相地而衰征”的政策。三、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在“尊王”的旗帜下，抵抗外族的入侵，保障中原华夏民族的利益和安全。四、提倡礼治与法治并举：一方面维护君臣上下的等级制度；一方面重视以法治国，任用贤能。在管仲的辅佐下，齐国在诸侯中取得了极高的地位，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
《管子》一书，经西汉刘向校勘后定为八十六篇，今存七十六篇，分为八类：《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九篇（亡两篇）、《短语》十八篇（亡一篇）、《区言》五篇、《杂篇》十三篇（亡三篇）。学者们认为《管子》非一人之笔（书），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所提及的该书中《牧民》、《高山》（又名《形势》）、《乘马》、《轻重》、《九府》等作品，当为管仲自己的言论，或其门人参与整理的作品。这从《韩非子》、《贾子新书》中也可得到验证。《管子》中的《大匡》、《中匡》、《小匡》诸篇，反映了管仲的一些生平事迹。书中的其他篇章，也多多少少与管仲的思想有一定的联系；或从侧面再现其学说；或是其思想的阐释和发展。管仲是齐稷下学派开创者之一。《管子》中的某些篇章，虽为战国时期的作品，包含了儒、农、道、法、兵、阴阳等诸家思想，但这是稷下学派思想的一个特点。因此，学者们特别是现代大都将《管子》作为研究管仲思想的重要材料和依据。
《管子》一书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法治、军事、哲学等思想。要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尊君与重民。《管子》认为“安国在乎尊君”，君之当尊，非由君之德行而由其位职，“凡人君之德性尊严，非独能尽贤于人也。曰人君也，故从而贵之，不敢论其德行之高下”。此与商韩之法家同而与孔孟之儒家异。《管子》之“君之所以为君势也”乃法家思想之发展。《韩非子》指出：“贤人而诎于不肖者，则权轻位卑也。不肖而能服贤者，则权重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侍而贤智不足慕也。”虽然如此，《管子》提出应“重民”，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天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天绝。”此乃与孔孟之儒家同，而与商韩之法家异。孟子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予尔也。”因此，“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儒家重民，法家尊君，《管子》对二者兼而有之并不互相矛盾。它认为：“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故爱之也。”《管子》之顺民、爱民、重民为尊君行政之手段，而儒家怀民本之思想，法家则以刑名法术来尊君，此《管子》与儒法两家之显著区别。
法治与教化。此亦糅合儒法两家之思想内容而以民为君用为其根本之目的。《管子》认为：法具有衡量与规范作用。“尺寸也，绝量也，规矩也，斗斛也……谓之法。”
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应该“正法直度”，“置议设法以度量断” ，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韩非子》同样认为：“以法治国，举措而矣。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不臣，赏善不遗匹夫。”班固《汉书》指出：“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易曰：先王以明罚饬法，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伤害亲，伤恩薄厚。”与《韩非子》相比，《管子》有法家之长而无法家之短。《管子》认识到社会伦理道德秩序对政治统治的重要意义，因此将礼、义、廉、耻作为“国之四维”，即维护国家政权的四条纲领与基础。要明礼义廉耻，就必须教训民众。“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与训是一个渐进化的过程。所谓“化”即“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形象而言，即“一为赏、再为常、三为固然。其小行之则俗也，久之则礼义。”《管子》认为无礼无法，无法无礼，礼与法互为基础，互为条件，互相制约又互相促进。如“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而如果“民不心服体从，则不可以礼义之文教也。”法制与教化相辅相成，二者所能达到的最好效果是：“教训成俗而刑罚省。”
综上所述，管仲采用了“法”与“礼”并重的经世致用的政治思想，辅佐齐桓公四十年，终于能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上升到《管子》哲学层面来分析，则是“中庸”两个字。——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而管子“中庸”思想的形成，与他所处的时代是分不开的。“盖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无立极，而司徒之职，典乐之官，所由设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 （《大学·章句序》）。这段话的意思是：“伏羲神农黄帝三皇及尧舜二帝，所以接受天命站在顶尊位的位子，司徒者即那些掌教化的官员，典乐官员，管祭祀典礼及音乐的官职，从此设立了。三代之隆，到了夏、商、周三朝鼎盛的时候，那教人的法子渐渐完备（寖备）。然后王宫国都，直到乡村巷道地方（闾巷），莫不有学，人人都有书读。这就是说，当时的教育已很发达。而管仲所处的大的时代特点则是：周王朝一统权威已经分崩离析，各路诸侯纷起争霸；中国古代奴隶社会濒临解体，封建社会开始萌生的时代，正是处于这样一个空前的社会大变动时期，为管仲提供了一个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思想上佐桓公治齐实践的绝好天机。因此，他的学说和主张，就有着与众不同的凡响之处。比如同样是“牧民”，法家强调严刑峻法；儒家提倡伦理道德；道家主张无为而治；墨家宣传“兼相爱，交相利。”而《管子》则把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放在首位。认为仓廪实才能知礼节，衣食足才能知荣辱，有恒业才能有恒德，先富民才能治国……他的这些主张，在先秦诸子中无疑要高出一筹。
或许是国务实在繁忙，管仲生前并没有将他的治国实践归纳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可喜的是人们在他死后并没有冷落他。在齐国，他的事业继承者和他的业绩景仰者，整理他的遗说，研究发展他的思想，逐步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管子学派。在百花齐放的春秋战国时代，管子学派创立于鲁国的儒家，发端于三晋的法家，并和产生于荆楚的道家齐头并进，成为诸子百家中一朵璀璨的奇葩！而这朵奇葩，正是《管子》中的“中庸”思想。而中庸思想的核心内涵又演变成“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上一章》）。
所谓“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即人生发出来的（言论、行动等）不偏不倚、合宜、一点都不错，这就是和谐；“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即中的本性是天下人人都要遵从的根本；“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和的概念说的是天下人人的通同大路；“致中和，天地位焉”：如果人能够造到“中”字“和”字的地步；那未我心的安置也同天地一样安排得端端正正，不偏不倚；“万物育焉”：我的思想和行为都合乎天地好生之德，一切万物的生长发育，都顺着自然规律生于发展。
总之，这种“中庸”“致中和”科学观点，是《管子》博大精深学术思想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研究和实践《管子》经世强国的成功业绩，对我们今天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的公平、社会的和谐，仍有积极地社会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