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第2期）浅谈《管子》“以百姓为天”的思想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12/8/30 8:20:55
浅谈《管子》“以百姓为天”的思想
管仲担任齐国的宰相以后，向齐桓公提出自己的治国理念，“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1]。即使在今天，“以百姓为天”的思想也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管子》“以百姓为天”的思想，是一种以视百姓为本、为百姓服务、帮百姓致富、替百姓谋福、让百姓满意、得百姓拥护的思想。《管子》强调民众对于国家兴亡、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所以“争天下者，必先争人”；作为君主，治国施政的出发点应当“始于爱民”；而治国施政的途径和手段，即是“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一、“争天下者，必先争人”
《管子》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君主若想成就霸王之举应重视民众的作用，“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2]。君主的政令措施只有符合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才能得到民众热情的拥戴，“人主出言，顺于理，合于民情，则民受其辞。民受其辞则名声章”[3]，这样就能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主政可往于民，民心可系于主”[4]。明君之所以能够成就丰功伟业主要是得到了民心，“明主之治天下也，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不扰则民自循；不劳则民自试”[5]。即使君主拥有广阔的国土、众多的大臣，但如果对民众过分压榨，得不到民众的拥护，那他也必定垮台，“无以畜之，则往而不可止也；无以牧之，则处而不可使也”[6]。霸王之业应以百姓为本，应坚持轻税敛、缓刑政和举事以时的原则，“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7]。君主离不开民众，民众是君主存在的先决性条件，“蛟龙，水虫之神者也，乘于水，则神立；失于水，则神废。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则威立，失民则威废。蛟龙待得水而后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后成其威”[8]。《管子》以蛟龙和水的关系比喻君主和民众的关系，蛟龙无水就失去了神威，君主没有民众的支持也就丧失了威势。
《管子》认识到民众对于政权巩固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把民众当作国家的根本和社稷的基础，认为只有安众养民，培根固本，才能治国宁邦，长治久安，“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9]。天下治乱系乎民众，“纣之为主也，劳民力，夺民财，危民死，冤暴之令，加于百姓；憯毒之使，施于天下。故大臣不亲，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愿为文王臣者，纣自取之也”[10]，民众痛恨怨怒就会背叛，商纣王失去天下始于失去民心。治理国家的关键是得民心，“夫为国之本，得天之时而为经，得人之心而为纪”[11]。治国坚持“以百姓为本”是成就事业的基础，坚持这个“本”国家则巩固，背弃这个“本”国家则危亡，“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12]。民众是至关重要的，是取得天下的根本，君主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才能创建丰功伟业，显赫于天下，“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偿闻”[13]。因此，只有百姓生活安定，政权才能巩固，社会才能稳定，《管子》中的“爱民”、“惠民”、“利民”、“富民”、“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等都是基于这种认识所采取的有效措施，“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14]。《管子》把民心向背看作自身统治是否稳固的关键，明确提出“务得人”的观点。历史证明，得人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一个国家能否建立及能否强大关键在于能否得到民众的支持。有了民众的支持就可以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夺取政权，并牢固地保持政权。失去民众支持的政权，必然要走向灭亡。
《管子》认为国家立法也应顺应民心，应把立法作为君主争取民心的重要手段。施政立法应当从民所欲，“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15]。《管子》认为政策法令的好坏，要以是否符合民心来衡量，“法令之合于民心如符节之相得也，则主尊显”[16]。法令是君主利用民力、争取民心的重要工具，法令顺乎天理，合乎民情，人民就会自觉遵守，君主的地位就会得到巩固。只有顺乎民心的法令，才能为民众所拥护，才能行得通，即“令顺民心，则威令行”[17]。同时，法令必须与民众智力相适应，“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使民”[18]。《管子》强调立法不能以君主的好恶为标准，而应该以民众的好恶为标准，主张立法应该顺应追求利益的民心，应当为民众兴利除害，“人主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19]。
在礼崩乐坏、极度无序的时代，社会动荡现象的背后，民心向背在战争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得众而不得其心，则与独行者同实”[20]。一旦民众怨恨君主，政令不能推行，要想敌国不犯是不可能的，“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己，不可得也”[21]。克敌制胜的前提是得民心，不然即使让百姓出战也必败，“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饥者，不可以使战；众散而不收，则国为丘墟”[22]。《管子》强调首先要“布德诸侯”，做到“近无不服，远无不听”，对内要“治其民”、“为自用”，“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胜”[23]。有了群众基础战争胜利就有了保证，而“得众”一定要“得其心”，使民众专一，同心协力，方可保证战争胜利。
《管子》指出在治国施政的过程中要顺应民心，并以顺民心或逆民心作为国家治乱的根本，“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24]。君主只有顺应民心，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反之亦然，“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25]。《泰誓》记载商纣王拥有亿万臣民，也拥有亿万之心，而周武王有臣民三千而一心，“纣以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之治以为下法，则虽有广地众民，犹不能以为安也”[26]，即使像周武王那样的英明君主也要听从民众的意见，行事都从关心民众的角度出发，推行符合于民众心愿的政策，如果政逆民心，民众必然与君主离心离德，最后可能会落得与商纣王同样的下场。因此，君主要善于听取民众的意见，即使有商汤、周武的德行还是要综合吸取众人的意见，所以“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然则民不便为非矣”[27]。《管子》认为，在国策制定之初就应该“善收之于民者也”，广泛听取民众的意见，在制定国策时也应该“发于众心之所聚”，顺应民心民意，然后才能顺利推行国策。为使地利得以充分利用、民力得以充分发挥，《管子》强调君主应以古代善于分利于民的圣人为榜样，实行与民分货的制度，“与之分货，则民知得正矣；审其分，则民尽力矣”[28]，所以“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29]。要想使民众归附，百姓要有明君在位，实行有利于民生的统治。
二、治国施政当“始于爱民”
《管子》把“爱民”提到治国理政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的高度，将“爱民”当作治国施政的根本。齐桓公曾向管子询问，修明政事以使天下诸侯按时参加盟会能否可行的问题，“管子对曰：‘可’。桓公又问：‘安始而可？’管子对曰：‘始于爱民’”[30]。因此，《管子》认为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务便是开始于爱民，施爱于国内人民，然后才能排斥外来的恶势力。君主统治民众就像父母爱子女，就像兄长爱弟弟，看到他们饥寒就为他们忧虑，看到他们劳苦就为他们悲怜，赏罚就像施行在自己身上一样，征收赋税就像拿走自己的财物一样。君主只有先向民众施恩，民众才会主动亲近君主，“厚爱利足以亲之”[31]。
《管子》主张关心民瘼，关注民生，强调爱民才能得民。为政既要存爱民之心，更要行爱民之政，为民谋利，造福百姓，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资者得振”[32]。齐桓公问：“爱民之道奈何？”管子对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连以事，相及以禄，则民相亲矣。放旧罪，修旧宗，立无后，则民殖矣。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乡建贤士，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出令不改，则民正矣。此爱民之道也”[33]。爱民之道在于修家族使民相亲，关心民众生命使民生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教育确立人民的信仰。《管子》重视对民众的教育，把爱民与教民结合起来，“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34]。倡导教化，要以德服人，对民众施以教化即是爱民。治国施政要保护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而不能让其受到损害；要成就老百姓想做的事，而不要把它搞坏；要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不使其受到侵犯；要努力满足民众的需求，而不能任意地剥夺；要多做让人民满意的事，而不做让人民不满意而引起怨怒的事。因此，只有从爱民出发，才能造福百姓。有了爱民之心，便能实心任事，勤于政务，不因一己的利弊得失而顾盼彷徨。相反，如果缺乏爱民之心，只知谋一己之私，则不但会祸害民众，而且将会动摇政治统治的基础。
《管子》认为应把爱民与利民、惠民结合起来，从民所欲，满足人民的物质利益需求。如何才能得到人心呢？“得人之道，莫如利之”，“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35]，所以“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古欲来民者,先起其利”[36]。只有为民兴利除害，才能得人；只有为民兴利除害，民众才能从君上而效力，“凡众者爱之则亲，利之则至。是故明君设利以致之，明爱以亲之。徒利而不爱，则众至而不亲；徒爱而不利，则众亲而不至”[37]。民众尽力亲服于君上，必然民安而国治，“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则民人从”[38]。
《管子》认为民众厌恶忧劳、贫贱、灾祸、死亡，而喜欢安逸、富贵、稳定、生存，君主在制定方针政策时就应该满足民众的这种心理要求。“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39]，根据人情采取合适的措施，就可以顺利驾驭民众，“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40]。至于如何“致天下之民”，即如何才能做到爱民呢？《管子》认为应该施行“九惠之教”的社会福利政策，即“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41]。《管子》主张在国家内设置掌老、掌幼、掌孤、掌养疾、掌媒、掌病、掌穷、掌振困、掌接绝等九种官职，照顾和接济老、幼、病、穷、困、孤、独等生活无依无靠者。“九惠之教”的推行，使齐国民众的生活得到保障，过上了他们所期待的生活，更使齐恒公得到民众的拥护与爱戴。
三、“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国家是君主的根本，民众又是国家的根本，民生安定则是政治的根本。对君主来说，安定民生的不二法宝即是富民，爱民的根本是富民。民富社会才能安定，民富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君主只有始终以富民为己任，把富民作为第一要务，把富民作为富国的重要手段，充分认识到国富必先民富的重要性，社会才能稳定发展，才能最终实现国家的富强。因此，富国强兵、奖励耕战、谋求霸业，就必须先从富民做起。
《管子》将富民作为确保社会稳定、政权巩固的重要因素。民众拥有自己的一份产业就会安分守己、遵纪守法，社会就会趋于稳定，统治秩序就会得到加强和巩固；如果民众经济生活匮乏，就会轻举妄动，铤而走险。“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42]，这样即使国家有严刑峻法，亦难以奏效。民众“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饮野水”[43]，失去最起码的物质生活保障，到了不能生存的地步，轻则会背井离乡，逃亡求生，重则会引起社会动荡，甚至危及政权的生存。
《管子》认识到富民是出于富国强兵的需要，要克敌制胜必须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强大的军事力量必须建立在雄厚的经济基础之上。君主只有不断积聚自己的实力，使民富才能国强，国强才能兵强，才有力量与诸强抗衡，“王主积于民，霸主积于将战士，衰主积于贵人，亡主积于妇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积”[44]，否则，“仓廪空虚，财用不足，则国毋以固守”[45]。
《管子》把民富与民贫当作国家是否得到治理的标准。治国的根本原则是富民，民富就容易治理，民贫就难以治理。民众的物质生活有保障，才能服从统治，遵守法令，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反之，民众就必然不服从统治，国家也得不到有效的治理，“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46]。这是说民富则能守法，所以民富不但易于君主统治，而且还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民贫就会陷于冻饿之忧，不仅要逃亡求生，而且更敢于犯上作乱，进行争取生存的斗争，所以民贫是社会动乱的根源。
《管子》认为富民与富国是相统一的，富民的目的是为了富国，把富民作为富国一种的手段。从齐桓公与管子对话中可以看出对藏富于民的重视。“管子曰：‘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残国亡家藏于箧。’桓公曰：‘何谓藏于民?’管子曰：‘请散栈台之钱，散诸城阳；鹿台之布，散诸济阴。’君下令于百姓曰：‘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故赋无钱布，府无藏财，赀藏于民’”[47]，管子认为君主应分利于民、藏富于民，让财富掌握在民众手中，并且认为民众富裕，国家一定不会贫穷，而民众贫穷，君主的富裕一定不会长久。如果财富过多藏于国家，只知聚集而不知把财物施于民众，又不懂得财物的合理用度，必然造成祸害。君主要尽可能满足民众的欲望和要求，“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48]，这样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君主只要牵之以利，“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处”[49]，给民众以物质利益，就能驱民尽力为自己的统治效力。《管子》认为“取于民有度”是富民的重要条件，君主必须节制自己的欲望，做到取民有度，爱惜民力。如果剥削过度，激化了阶级矛盾，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而且也会导致国家的灭亡，“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50]。
《管子》提出富民之政的“六兴之德”，即与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六个方面。一要“厚其生”。与人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要尽快解决，“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勤士民，勉稼穑，修墙屋”[51]。二要“输之以财”，就是要发展交通、发展经济，使货物流通，“发伏利，输堞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富”[52]。三要“遗之以利”。即发展水利事业，要求做到“导水涝，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53]。四要“宽其政”。君主必须做到“薄徵敛，轻征赋，驰刑罚，赦罪戾，宥小过”[54]，就是要减轻赋税，减省刑罚，不计小过，宽惠以待民。五要“匡其急”。要求君主做到“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55]，也就是要关心人民疾苦，急民之急，救民之困，以收取人心。六要“振其穷”。也就是要“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56]，也就是要求统治阶级给饥寒贫困者以救济和帮助。赈济贫民，满足了民众的要求，百姓得其所欲对国家的治理也有好处，“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57]。
要富民，还必须重本抑末、发展生产，按照自然规律，毋违农时，无夺民时，则百姓可富。“强本事，去无用，则民可使富”[58]，“本事”指农业生产，还包括开垦荒地、种植、发展畜牧业等，要“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59]。“所谓兴利者，兴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60]，禁害农事就是保护农业生产，利农则兴之，害农则除之。“无夺民时，则民不惰”、“无夺民时，则百姓富”[61]。还要减轻民众负担，“薄徵敛，轻征赋”[62]，“省刑罚，薄赋敛，则民富矣”[63]，反对“轻用众，使民劳”[64]，因为“舟车饰，台榭广，则赋敛厚矣；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赋敛厚，则上下怨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上下怨，令不行，而求敌之不谋己，而不可得也”[65]。再者，不征商贾，不禁泽梁，保护工商业的发展，开发自然资源，“泽梁时纵，关几而不征”[66]，山水以时开禁，关卡不征商贾之税，则自然资源得到保护和开发，这有利于繁荣商业贸易，促进货物交流，利于经济的发展。
《管子》“以百姓为天”的思想具有较强的功利性，是有其阶级内容的，归根结底是为君主统治服务的。在强调富民的同时作者还认为“甚富不可使，甚贫不可耻”[67]，体现其富民在于巩固君主自身统治的思想实质；在强调重民的同时也强调尊君，重民为固邦。“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68]，《管子》标榜“民贵”，实际操作上却是民贱君贵，把“民”作为一种值得重视和利用的政治资源，而不是作为目的，因而也不过只是工具意义上的“以百姓为天”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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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修贵，安徽大学历史学硕士研究生，安徽省太和县第二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