颍上政治中心的变迁（一）

胡天生

解题：考古证实：颍上在商代即有方国存在，但记载于文献中的慎却出现得很晚。方国是统治中心，而慎只是一个城邑，后来建县，才成为这一区域的行政中心。所以研究颍上建置的历史变迁，应该包括统治中心、城邑和行政中心，为行文简便，本文统称之为政治中心。

一、青铜器记载的颍上

在有文献记载以前，颍上境内就存在着不止一个统治中心。上世纪七十年代，颍上县紧靠淮河的王岗镇曾经发现一批商代青铜器，著录于原阜阳市博物馆馆长韩自强先生的《阜阳亳州出土文物文字篇》。其铭文虽已释为今字，但具体的文化含义，却少有人研究。笔者在研究阜阳上古史时，请教了阜阳博物学界的各位专家，虽得到不少教益，但目前还没有人真正从历史文化角度予以全面阐释，指明其为某古国器物。所以笔者不揣愚陋，结合先秦文献，试解读如下：

一、豢父丁卣及爵

王岗镇发现的器物中，有图案相同的卣、爵各一，二器铭文为图案加文字：上部左右为二马，中间下方为一人张开双臂，似在牵马；再下为一豕，最下是父、丁二字。父、丁二字释读无误，而上面的二马、人、豕图案，韩自强先生释为（上大下豕），似误。甲骨文有（上父下豕）字，很像这个图案。丁山先生《商周史料考证》记有卜辞：曰：吉方其至于（上父下豕）土亡员；并且以为（上父下豕）可能就是豕韦氏。但是，我们通过对器物图案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这个图案其实是个豢字；下部的豕释文无异议，上部的二马在文字中可以省略为两点（韩先生似乎忽略了这里的二马），中间的人形，既可释为人；也可以释为或夫。若释为人，即丁山所引甲骨文中的（上父下豕）字；若释为夫字。夫是男人的通称，而图案上的人毫无疑问是男人，那么，整个图案合起来，正是一个豢字，豢应该就是豢龙氏，这个图案很可能是豢龙氏的族徽。

文献中有豢龙氏的记载。《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蔡墨对魏献子说：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研究、了解龙的喜好）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驯养）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鬷（zōng）川，鬷夷氏其后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因办事得当而讨夏王的欢心。少康以后各代夏王均称帝，这里的帝即夏王。而此时孔甲尚未为王），帝赐之乘龙（驾车的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饲养），而未获（没有找到）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

从这段记载来看，豢龙氏形成于舜帝时代，其先祖是董父，能驯养龙，因此被舜帝赐姓董，为豢龙氏。《国语·郑语》：董姓鬷夷、豢龙，則夏灭之矣，说明豢龙氏为夏朝所灭，到了夏朝中期，已经没人知道他们的下落了。孔甲虽得到四条龙，却不知道怎么饲养。此时出身于陶唐氏的刘累从豢龙氏那里学到养龙的本领，给孔甲喂龙。孔甲很高兴，赐封御龙氏。这说明豢龙氏并没有消失，只是到了当时人们还不知道的地方。从这里可以看出：豢龙氏出身于董父，而御龙氏则是尧帝（号陶唐氏）的后裔，二氏不是一个家族。

董姓源于己姓。《国语·郑语》：己姓昆吾、苏、顾、温、董。韦昭注：董姓，己姓之別受氏为国者也。己姓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姓，其族源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国语·晋语四》：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由此可见，己姓实为黄帝的后代，其始封祖为黄帝之子青阳与夷鼓。

豢龙氏、御龙氏均以官为氏，他们的职责就是为王室饲养大牲口。中国龙的形状和传说很多，上古往往以马为龙，所谓御龙、豢龙其实就是养马，也很可能是驯养野马。上古以四匹马驾车，而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恰好是四条龙，说明这里的龙很可能就是马，或者野马。又辽宁赤峰市出土有新石器时代的玉器猪嘴龙。古代的家猪由野猪驯化而来，仍然保持着头大、腰细、后腿强健的身形，玉雕猪嘴龙简洁生动地表现了古代家猪的神韵。所以豢龙氏、御龙氏实际上可能就是专门给王室饲养战马或驯养野马的官员，从字形看，豢龙氏可能还负责养猪（或野猪驯化）。

从蔡墨对魏献子的话中，我们知道豢龙氏是董姓，而董姓又出自己姓。夏灭豢龙氏，说明他们可能在夏朝初年就已经迁徙到今颍上一带，并且不与夏王朝联系，所以孔甲找不到他们。早在夏朝就已消失的豢龙氏，我们通过颍上的出土文物给找出来了。

董姓（己姓）与夏王朝是同宗。《国语·晋语八》记载：晋平公久病不癒，郑国使者公孙侨（子产）出使晋国，问候平公的病情。晋国大臣范宣子告诉他说：国君已经病了很久，天上地下的神祇都求告遍了，一直不见效。现在又梦见黄熊进入寝宫大门。不知道是死去的冤魂作祟呢，还是厉鬼作怪？子产说：哪里有什么厉鬼？古时候鲧治水无功，被杀死在羽山，化为黄熊。其子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为有虞氏。从大禹开始，夏、商、周三代在郊祭的时候都祭祀他（称为夏郊）。现在国君梦见的黄熊，应该是鲧的神灵，那么可能是你们没有举行郊祭吧。宣子告诉了晋平公，于是举行夏郊祭祀礼，董伯为尸。五日后，晋平公就康复了。韦昭注董伯为尸；董伯，晋大夫。神不歆非类，则董伯其姒姓乎！尸，主也。在古代，尸是代表死者接受吊唁的人，一般是死者的嫡长孙（据韩自强先生说，此俗建国前犹存）。神不歆非类（被祭祀的神不享受异姓的祭物），祭祀鲧，必须由鲧的后裔为尸。但由于年代久远，晋平公在祭祀鲧时不可能找到他的嫡长孙，只有选择其同族后裔接受吊唁。举行夏郊祭祀而让董伯为尸，说明董伯是夏的后裔。夏为姒姓，董为己姓。己、以古字通，以加女字旁即姒，己姓也是夏朝的后代。再往上数，即鲧、大禹之后。

己姓还有莒国，在今山东莒县。《郑语》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韦昭注：齐，姜姓。莒，己姓，东夷之国也。莒与颍上相隔上千里，在古代竟然是同族的同胞，可见东夷族人当时就生活在祖国东部，具有悠久的历史。蒙城县尉迟寺发现的瓦棺上，有一个图案是上部为日、中间为火，下部为山的图形，与山东临沂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器物图案完全相同，充分说明在新石器时代今阜阳地区就是东夷人的居住地。

据韩自强先生说，相同图案的彝器在河南境内也有发现，并因此怀疑此器晚于商朝，是西周的器物。但是，既然豢龙氏在夏朝就已被灭，其氏族当时就可能南迁，绝不会拖延到西周。而一个氏族在迁徙途中留下几个分支，也极为常见。同样的龙虎尊，在阜阳和四川三星堆都有发现，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再说，豢龙氏为东夷，东夷主要分布在今安徽、江苏北部和山东省，而不在河南。那么，到底是这一带的夷人迁往中原，还是中原人迁往本地，就很难说清。从古代人口流动的规律看，可能是中原人迁往这里；但从族源关系来看，则很可能是这一带人迁往河南或到彼处为官。所以，如果没有显著的时代特征，不应轻易断定此器较河南器物为晚。

至于丁山先生所说卜辞中为（上父下豕）的  豕韦氏，文献记载非常含糊、矛盾。《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曰：昔匄（即范宣子，匄为其名）之祖，自虞（舜帝）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如此则豕韦氏是御龙氏的后裔，是先有御龙氏后有豕韦氏；而《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则又说先有豕韦氏后有御龙氏。又：《国语·晋语八》在商为豕韦氏韦昭注：商，谓武丁之后为豕韦氏。是豕韦氏出现在武丁以后；而《国语·郑语》：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韦昭注：大彭、豕韦为商伯，其后世失道，殷复兴而灭之。;殷复兴即武丁复兴。据《史记·殷本纪》：武丁之前，商王室不振，内忧外患不绝。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后得傅説为相，治理内乱，征讨不臣，重振国威，史称复兴。殷复兴而灭之，是说武丁灭豕韦氏，与武丁之后为豕韦氏又相矛盾。还有：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国语·晋语八》，豕韦氏应该是陶唐氏（尧）的后裔；而据《国语·郑语》，则为祝融的后代。这种种自相矛盾的记载，说明豕韦氏的历史已经很难理清了。丁山释卜辞（上父下豕）字为豕韦氏，亦不知确否。

二、月己爵

颍上县王岗镇发现的月己爵，为商代器物。据韩自强先生说，此类铭文的器物在国内其他地方没有发现过，唯独在北京见到日本国有著录，应该是在抗战期间掠去的（1944年夏，颍上一度被日军攻占，见民国《阜阳县志续编》）。其铭文即月己二字，上下排列。或以为月己爵当为商代己姓国的器物，似有误。上古同姓不婚，贵族男子称氏以明贵贱，女子称姓以别婚姻，贵族女子的姓比氏更重要。女子出嫁以后不称名，只称姓。为示区别，一般在其姓前加缀娘家的国名（如齐姜、秦嬴）、婆家的国名或配偶的氏、封邑名（如秦姬、赵姬），平时在其姓后加氏字，如姜氏、姬氏。丈夫或其本人死后，一般在其姓前加丈夫或其本人的谥号，如武姜（郑武公妻）、齐归、敬归（皆鲁襄公妾，齐、敬皆为谥号）。按照这个风俗，月己爵的己字当为姓，所以此爵当为己姓国女子出嫁时的陪嫁品。

己姓的分支有很多。《国语·晋语一》：殷辛伐有苏，有苏以妲己女（嫁为殷辛妻）焉。韦昭注：有苏，己姓之国，妲己，其女也。殷辛即威名赫赫的商纣王，而妲己就是《封神演义》中大名鼎鼎的苏妲己。因此，月己和妲己是同族同源的关系，只是妲己是有苏国女，月己不知道是哪个方国的女子。另外，女子出嫁后的称谓已如上文所述，而未嫁时一般的称呼是排行姓，如孟姜（上古以孟〈或伯〉、仲、叔、季排行，孟为老大。孟姜即姜家的大女儿）、叔姬（姬家的三妮儿）。但是妲己和月己似乎都不符合这两种情况。然而，前面所举的例子都是西周以后的习俗，不完全等同于商代的规矩。所以我们推测这里的妲和月可能都是其本名（小字），妲字拆为旦、女，意即像初升的太阳一样的女孩，而月己即己姓国一位名叫月亮的姑娘，二者命名的意境也相仿佛。

所以，月己出于己姓，月己爵是己姓女的嫁妆，当毋庸置疑。另外，前述豢龙氏既为己姓，那么，这个月己爵就很可能是豢龙氏之女的嫁妆。二者互相印证，可证豢龙氏的确就在今颍上境内。

三、酉爵

颍上同时发现的还有酉爵。上海黄浦区业余大学退休校长张家琦教授《安徽阜阳地区史略》说：陈梦家同志在其《殷墟卜辞综述》中说：此骨记南土或南邦方之（上雨下酉）方似在今商丘以南到淮水一带，因据乙辛征人方的途径，在商丘附近。（上雨下酉）方在商丘以南到淮水一带，那就是说（上雨下酉）在今安徽阜阳地区，自亳县、太和、界首、临泉、阜阳直到阜南和颍上一带。由于以前一直没有找到（上雨下酉）方的彝器，所以对（上雨下酉）所载的位置无法确定。韩自强先生考证后认为，此铭文为酉的彝器应该就是（上雨下酉）方的器物。这为找到（上雨下酉）方的具体方位提供了实物证据，说明陈梦家及张家琦所考不误。

张家琦：《安徽阜阳地区史略》还说：武丁时期，在阜阳地区的（上雨下酉）方与殷王朝是敌对的。于是殷王武丁和大臣（弓弓）等亲自带兵征伐（上雨下酉）方，（上雨下酉）方失败，臣服于殷。祖庚子、祖甲以后，再无征伐（上雨下酉）方和归方的卜辞。这说明（上雨下酉）方在武丁征伐之后，不再和殷王朝为敌，彻底臣服于商，或者远徙他方，不在殷商的势力范围了。在颍上县发现酉爵，证明商代的（上雨下酉）方就在今颍上境内。

我们所能找到的（上雨下酉）方的历史仅此而已，其具体位置只能大致说是在今颍上县境内，但是还不能断定它就在颍上县王岗镇或其附近。还有，月己爵是己姓女的嫁妆，豢龙氏又是己姓，同姓不婚，那么月己所嫁的对象，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上雨下酉）方的国君。

综上所述，王岗镇出土的文物表明，颍上县至少在商代就已经是东夷族己姓豢龙氏和（上雨下酉）方的居住地方国。方国的概念有别于封国。封国是受天下共主（帝王）册封、承认的统治区域，而方国则不一定被天下共主所承认。从夏朝已经找不到豢龙氏的记载来看，豢龙氏可能远在夏朝就已经和中央王朝失去了联系，没有受其册封；而（上雨下酉）方则在商代被商王朝征伐，或服从于商王朝，或迁徙外地，所以我们认为，现今颍上境内在商代可能存在至少两个不同族源的方国（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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