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5/12 16:24:41
管孟的义利之辩
谭袁媛
[摘要]理学大师程颢曾言，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可见，义利之辩，作为一种价值认识和取向，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对于义利关系的争论发轫于先秦时代。众所周知，先秦时代，诸子百家，思想争鸣，百花齐放，各家各派，立言立说。其中，儒法两家的主张颇具影响力。管子和孟子，作为两家的代表人物，对义利之间关系的看法有争论交锋也有认同一致。本文立足于《管子》和《孟子》两个文本，对管子和孟子的义利观进行比较分析，并试图找到他们观点差异的根源。
[关键词]管子；孟子；义利观
义利之辩历来是思想家的必争之论。管子和孟子也不例外。作为先秦思想争鸣，百花齐放中极具影响力的两大学派之代表，管子和孟子就义利之辩这一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现在，理论界一般认为，管子代表的法家学派重利轻义，完全忽视和否定道德义理的作用，而孟子代表的儒家学派则重义轻利，是一种否定功利和扼杀人欲的说教。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是有失偏颇的。通过细读《管子》和《孟子》两个文本，对管子孟子的义利观进行比较分析后，笔者认为，管子重利但不轻义，孟子虽重义却也不轻利。管孟二人都认识到了义利之合的辩证关系。真正造成二人思想分歧的是义利的先后依存关系。到底是先利后义，还是先义后利？是义生于利？还是利生于义？
一． 义利之辩
在研究孟子和管子义利观之前，让我们先疏通下义和利的涵义。义在《说文
解字》里解释为己之威仪也。从我，从羊。我表兵器和仪仗。羊表祭祀用的牲口。一般认为，义字兼有义、仪和谊，有善﹑美﹑正义﹑道义等意。而利字在古代本指刀锋锐利，后引申为利益﹑顺利﹑赢利等意。在孔子以前，对二者的解释仅仅停留在上面提到的一般意义。自孔子以后，义和利这一对概念被纳入到了伦理道德思想理论体系，有了新的内涵。本文接下来讨论的义和利取的是在伦理道德框架内的涵义。义是指礼义﹑道德和精神上的要求；而利则是指利益﹑好处和物质上的需求。
二． 管子的义利观
管子是先秦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他的辅助下，齐桓公实现了九合诸侯，一统天下的霸业。齐国的大一统，管子居功至伟。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可见，孔子对于管子的功绩也给予了肯定。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在这句话里用的是“不以兵车”来褒扬管子之力。这就意味着孔子对于管子利用武力之外的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谋求霸权的认可。确实，齐国的一统天下并不是以“兵车之力”，而是管子的“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之法。《史记·管晏列传》载道：“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而管子的“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之法恰恰体现了管子义利观中对于利的重视。然而，管子对利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对义的轻视。并且，管子并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将义与利绝对对立起来。相反，管子重视义的作用，并且看到了义利合一的辩证关系。
管仲在《管子·牧民》中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在这句话中，管子将礼义廉耻与国之兴亡联系在一起，可见，他并不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那样轻视和否定道德礼义的作用。管仲认识到了义利合一的辩证关系，只不过，对于义利两者的先后依存关系，管子认为先利后义，义生于利。也就是先要有基本的物质生活保证，然后才能讲究礼义道德。正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三． 孟子的义利观
关于孟子的义利观，长期以来，很多学者抓住孟子的一句话大做文章，认为孟子重义轻利，只讲义不讲利。这句话出现在《孟子·梁惠王上》的开篇。据载：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孟子曰：“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表面上看起来，孟子似乎真的只讲义不讲利。但是这种理解和看法无法解释后面《孟子》篇章中对于利的重视，即对于发展农业，发展生产，从而提高人民物质生活的重视。孟子认为，一个好的君主应该“制民之产”，使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 “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从之也轻，”不然，“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也就是说，孟子认为百姓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生活保障，就很难有一定的道德信仰，也就很难遵守礼义制度了。“若民，则无恒产，固无恒心”。这也就意味着孟子其实并不轻利，相反，他也看到了义利之合的重要性。
那么我们该如何来理解孟子的“何必曰利，曰仁义而已矣”呢？依我之见，这句话孟子不是在宣扬要重义轻利，而是在告诉我们利生于义，利已在义之中。我们来细细玩味下“而已矣”这三个字的意思。这三个字其实不难理解。但是相信大家应该没有注意到“矣”这个字所含的语气。孟子为什么不说“何必曰利，曰仁义而已”？这句话也表达了讲仁义就好不要讲利的意思。为什么要多一个“矣”字？在我看来，这个“矣”字传达了一种不细查不能体会到的语气。语气一变，意思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何以见得？有了这个“矣”字，这句话的意思就可理解为不用言利，只讲仁义就足够了，因为仁义中已包含有利啦。这样看来，孟子和梁惠王的对话不再是鸡同鸭讲，对牛弹琴。不再是王问以利，孟子答以义，而是王问以利，孟子答以利。所谓的不求利而自无不利。
四． 管孟义利观辨析及观点分歧的根源
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管子重利但不轻义，孟子虽重义却也不轻利。管孟二人都认识到了义利之合的辩证关系。真正造成二人思想分歧的是义利的先后关系。到底是先利后义，还是先义后利？是义生于利？还是利生于义？
管子主张先利后义，义生于利。 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只有仓廪实了，衣食足了，百姓才会知礼节，讲荣辱。不然的话，仁义道德就是镜花水月，纸上空谈。管子对义利之辩的看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立论基础深深根植于法家的人性论。在人性论问题上，法家认为人性好利自私。管子认为人有趋利避害的本性，所谓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优，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管子·禁藏》。既然人性好利自私，那么就应该利用人的本性来实现国家的富强。也就是所谓的利出一孔。关于这点，《管子·国蓄》里有提到：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国家富强了，人民的基本物质生活得到保证了，礼义道德也就自然而兴了。
与管子不同，孟子认为应先义后利。孟子曰：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如果说后义而先利，那么私欲永远得不到满足。所谓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与管子一样，孟子的立论基础也在于人性论。不过，孟子相信的是人善论。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心固有的善端和美德。这个可由孟子提出的四端说观之。有无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是人与禽兽的区别所在。义这一美德就是人所具有的善的本能，非外界所授。义而是先天的，只是人没有自觉意识到罢了。所以孟子主张要先正心诚意，然后再把自己的仁义之心推己及人。当我们把仁义之心扩而充之，推而广之后，其力量就胜过了任何的坚甲利器。这也就是孟子仁者无敌的含义。而所谓的仁者无敌中的无敌就是生利。因为国家富强，所向披靡就是一种利。所以孟子才认为是利生于义。
五． 结语
综上所述，不同于先前学者的看法，本文认为管子和孟子都不是“义利两分”言说的鼓吹者。作为先秦时代的著名思想家，二人英雄所见略同，都看到了义利统一，义和利之间的紧密联系。然而，由于所处学派对于人性论的看法有分歧，所以二人对义利的先后依存关系看法不一。管子因为相信人性好利好私，遂主张要因利导义，先利后义。而孟子相信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相信人如果能正心诚意，将仁义之心推而广之，那么就会仁者无敌。因此，孟子主张要先义后利。然而，无论孟子的先义后利还是管子先利后义都有自己的立说之基，二者其实并无优劣之分，只有哪个更适合现在时代和社会的发展需要之别。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应把握时代和社会的发展需要，研究管孟二人的义利之辩，汲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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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赵守正，《管子通解》［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
（作者简介:谭袁媛,女,湖南株洲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古典文学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