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4/7 15:42:48
管子治国理政思想及其现代社会科学价值
孙军红
【摘要】管子既是学识渊博的思想家，又是政绩斐然的政治家。管子的治国思想中逻辑的包括了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君人者以百姓为天，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等。管子非常注重道德教化，强调礼义耻感伦理和荣辱观，提出了四维论，也即礼义廉耻四个道德要素。管子的这些闪光的哲学思想极具有现代社会科学价值，从中可以选择执政为民作为执政理念以及以礼义廉耻为中心的构建新的道德规范。
关键词：管子；治国富民；国之四维；现代社会科学价值
在先秦诸子，管子既是学识渊博的思想家，又是政绩斐然的政治家，《管子》一书，裒为巨轶，远非他书所及。其中的治国思想中包含了一些深刻的命题，比如：善为国者，必先富民，以百姓为天，以人为本，礼义廉耻等，在现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中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含义, 并保持了历史的生命力，被奉为圭臬之论，今天，管子的思想遗产仍有借鉴意义。
一、管子的治国富民思想
管仲担任齐国的宰相以后，立即向齐桓公提出自己的治国理念：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君人者以百姓为天，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即使在今天，以百姓为天、以人为本这样的话也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而管仲在2600多年前就能够提出如此深刻的政治理论，实在是非常可贵的 (胡显中.略论管仲的功与过[N].光明日报，2005-06-05.) 。管仲治齐的辉煌业绩赢得了孔子的极高评价：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司马迁评价说：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一）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治国之道，中国历代的先哲考虑最多的不是政体,或政治体制的形式,而是政道,即为政之道、治国理政之道,或更具体地说,是治国的理念、治国的方式。孔子推崇先王之道，并以道的标准来衡量现实国家: 有道就是仁与礼的和谐统一。他反复说到邦有道如何, 邦无道如何,把有道与无道对立起来。孟子严格区分了以德服人的王道与以力服人的霸道,力倡王道,力拒霸道。荀子在承认王道是正途的同时,承认霸道的作用,这就是所采用的王霸杂之的治理方式,采取了重王道兼采霸道的立场。 (政道与政体（一）[EB/OL].http://reader.gmw.cn/2011-07/25/content_2336993.htm.)管子则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治国》）认为治理国家的道路，必须是先让民众富裕。
强国富民是治国从政的一个根本目标。《尚书》中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裕民，惠民的哲学思想，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基，根基稳固国家就平安了。《周易·益》有损上益下,民说无疆，都把重视人民的利益视为统治者的德政。司马迁指出：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史记·孝文本纪》）意思是说，懂得给百姓以利益，就会从百姓那里得到支持，这是治理国家的一个法宝。在孔子看来，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孔子家语·贤君》）认为最紧迫的政治措施，没有什么比使民众富裕而且长寿重要的了。代贾谊所说：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新书·无蓄》）原因就在于;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管子·治国》）民众富裕那么就容易治理，民众贫穷那么就难治理。民众富裕安乡重家 （《管子·治国》）、敬上畏罪 （《管子·治国》）就容易治理。那么，民贫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民贫则危乡轻家（《管子·治国》）、敢陵上犯禁（《管子·治国》）自然就难治。因此，管子认为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以善良对待国家的，必然是先让民众富裕，然后才治理国家。
（二）民惟邦本，百姓为天
在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富民意识下，管仲向齐桓公提出了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的治国理念，以百姓为天，这是历史经验的重要启示。
齐桓公问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茫茫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诗云：人而无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之有也。
在古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王权观念与民本思想相伴而生，其中的贵民思想不仅源远而且流长，在管子之前之后都有反映，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古之为政，爱民为大。（《孔子家语・王言解》）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王者以百姓为天。（《韩诗外传》）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代吕公著应诏上神宗皇帝》）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原臣》）[徐诗达.国以民为本，党以民为基[N]. 光明日报，2004-08-24.]黄宗羲提出应将万民忧乐作为行政标准，否定君为臣纲，屈民伸君”的君本思想。王夫之则提出了众为邦本，土为邦基，财用为生民之命的思想。
为了贯彻以百姓为天的治国理念，管仲就明确提出：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 古训：古之为政，爱民为大。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管仲又提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也就是说要使政事有所建树，关键在于顺从民心，政事所以废驰，关键在于没有顺应民心。并实行了一系列富民、利民措施，使齐国的经济繁荣、民风纯朴、综合国力空前强大。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早就做了异族的奴隶了。
（三）为政之道，厚民为本
一般而言，执政理念主要是回答为谁执政、靠谁执政的问题。管子最早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概念，指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深刻指出了霸王的事业之所以有良好的开端，也是以人民为根本的，并且进一步指出本理顺了国家才能巩固，本搞乱了国家势必危亡。管仲的以人为本体现了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精神，肯定了人具有不同于物的自我价值，体现了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以人为本要求为政必须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官为本，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士大夫阶层解决官民矛盾的一种政治主张，被视之为中国古代农本社会中缓解阶级矛盾、德化君臣关系、约束君权、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之一。(袁占亭.对以人为本的一点认识[N].光明日报，2005-01-04.)这就是这一伟大思想提出者管子的贡献。
管仲所说的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为本。在我国古文献中，人与民二字经常连用，合成为一个词组。首先是人这个概念。人在哲学上，常常和两个东西相对：一个是神；一个是物，人是相对于神和物而言的。因此，提出以人为本，要么是相对于以神为本，要么是相对于以物为本。中国历史上的人本思想，主要是强调人贵于物，天地万物，唯人为贵。 其次是本这个概念。本在哲学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世界的本原；一种是事物的根本。以人为本的本，不是本原的本，是根本的本，它与末相对。管子提出以人为本思想既使在今天也是难能可贵的，在现实社会中，人的异化是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作为执政理念，以人为本还是有现实意义的。另外，古典文献中还明确提出以民为本的概念，齐国政治家晏婴提出了以民为本。指出：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晏子春秋》卷四《内篇问》下第二十一章）。以及民为邦本，民为贵，民者，君之本也（《谷染传》）、闻这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新书·大政上》），国以民为本，民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民可畏论》）等哲学思想。以人为本或以民为本，是哲学价值论概念，不是哲学本体论概念。提出以人为本，不是要回答什么是世界的本原，人、神、物之间，谁产生谁，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而是要回答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什么最重要、什么最根本、什么最值得我们关注。以人为本，就是说，与神、与物相比，人更重要、更根本，不能本末倒置，不能舍本求末。总之，管仲提出的以人为本应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当今我们既要继承，又要超越。(高放.说说以人为本提法的由来[N].学习时报,2006-03-21)
二、管子的理政思想
管子非常注重道德教化，强调礼义耻感伦理和荣辱观，提出了四维论，也即礼义廉耻四个道德要素。“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正）。不从枉，则邪事不生。（《管子·牧民》）这是对四维概括性的论述，所谓四维原意是指系在渔网四个角上的绳索，以控制网之开合，乃渔网发挥功能的关键部位，《管子》一书借用其喻义表示礼义廉耻四德在维系国家安定中的关键作用。它不仅讲了四维的内涵，而且指出了四维的重要性，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对这四个要素非常看重，称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四大道德要素如果能够弘扬，君主的政令就能够畅通，反之国家就要灭亡，从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强调了这四大道德要素之重要 (徐光春.中华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荣辱观[N].光明日报，2007-01-25.) 。管子认为：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管子·牧民》）在管子看来，有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范；有义，就不会妄自求进；有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有耻，就不会趋从坏人 (程必定，龚 武.管学论丛（第一卷）[M].黄山书社，2013：101.) 。如何才能使四维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管子·牧民》）？管子以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管子·牧民》）的哲学思想应对四维绝则灭的现实。
(一 )礼维
礼维是管子，四维思想之一。管子认为：一维绝则倾，倾可正也，礼不逾节，故不逾节，则上位安（《管子·牧民》）的哲学思想。礼维绝则倾，倾需要正，要求做到礼不逾节，达至上位安。既然礼这么重要，那么，管子是如何认为礼呢？管子认为：礼仪足以别贵贱。（《管子·禁藏》）吸收周礼文化，强调礼制，把礼看作区分贵贱的标志，同时还认识到：贵以无礼者复贱。（《管子·霸言》）管子特别强调君臣之礼：君臣之礼，父子之亲，覆育万人。（《管子·问第》）管子认为：礼有八经则是指是以八经作为伦理实体的根本原则。民知义矣，而未知礼，然后饰八经以导之礼。所谓八经者何？曰：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管子·五辅》）。礼治的核心是维护宗法等级制,用血缘巩固统治,用族权加强政权, 以家长制为轴的礼制作为社会角色的规范, 总是标志着人们的身份等级。
作为一向以富民为己任的管子，十分重视仓廪实与衣食足与个人内在情感体验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的荣辱理念。他实践地把握与荣辱观念相联的经济生活与人的精神生活的相互作用的现实基础。这个问题，商鞅也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孟子也认识到：夫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主张制民之产，满足民众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以达到和协辑睦的目的。
（二）义维
义维是管子四维思想之二。管子认为：二维绝则危，危可安也，义不自进。不自进，则民无巧诈（《管子·牧民》）。就是不巧谋欺诈、中饱私囊，见利忘义。谈论义维不能单单以义论义，必须相对应的利来谈义，也即义利问题，这是中国传统伦理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管子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管子曾经说过:夫凡人之性,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万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所以，对于执政者来说，就要善于趋利避害 (程必定，龚武.管学论丛(第一卷)[M].黄山书社，2013：57.) 。正如管子所说：故凡治乱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圉之以害，牵之以利。他又认为：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安矣。又说：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则人从。
见利思义，利不害义，这是古人处理义利关系的一条基本准则。管仲曰：非吾仪（准则），虽利不为；非吾当，虽利不行；非吾道，虽利不取。（《管子·白心》）古人十分强调为官者必须见利思义。梁章钜在《仕进》一文中写道：古之仁者，以官行其义，不以利冒其官，强调必须运用手中的权力为百姓造福。为此，必须摩顶放踵（不顾身体，不畏劳苦）利天下（《孟子·尽心上》），只为苍生未敢休（朱熹《朱子大全》卷二），做到义以生利，利以丰民，只有这样，方能义厚则敌寡，利多则民欢（《国语晋语下》）。一个为官者如果见利忘义是一种耻辱（沈仰佑.见利思义功在民[EB/OL]. http://guancha.gmw.cn/2010-11/29/content_1421917.htm.） 。
（二）廉维
廉维是管子四维思想之三。管子认为：三维绝则覆覆可起也；廉不蔽恶，不蔽恶，则行自全（正）（《管子·牧民》）。廉是治理国家必须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贯彻了廉的原则，不仅可以惩贪抑恶，而且能保证行政主体即政府的行为不发生偏差。贯彻了廉的原则，即便是国家遇到了再大的困难，也会重新振兴起来，走向大治，即所谓覆可起也（《管子·牧民》）。相反，如果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管子·权修》）。指出了廉的重要性。
管子从治国安邦的政治需要出发，强调为政清廉对于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重要性，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去奢节剑的廉政思想。管子强调：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不通于若计者，不可使用国。（《管子・八观》）明未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又说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管子率先把廉德提升到国之四维的高度来加以强调，将廉提升为国家兴亡成败的关键，他认为上述四德或四维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最为重要的要素。《周礼·天官冢宰》篇曰：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也就是说要整顿吏治，必须按照六廉之要求来进行。
管子认为官吏克己奉公而不要化公为私之谓廉，提出各级官吏都要贞廉奉公，如《管子·四称》篇曰：圣人在前，贞廉在侧。辅佐圣王的都应是贞廉之人。管子把贞廉奉公之臣称之为朝之经臣，如《管子·宙合》篇有言：察身能而受官,不诬于上；谨于法令以治,不阿党；竭能尽力,而不尚得;犯难离患,而不辞死；受禄不过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实虚受者,朝之经臣也。管子认为治吏之道重在义以与交，廉以与处。管子认为廉德修养之方在于做到廉不蔽恶，管子认为廉德之要务就是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只有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不加掩饰、慎重对待，自己的行为才能更加完善，才能做到真正之廉而不会贪污腐败，使自己达致完人的境界（孝与廉[N].光明日报,2013-01-21.）。
（四）耻维
耻维是管子四维思想之四。管子认为：四维绝则灭，灭不可复错也；耻不从枉，不从枉，则邪事不生（《管子·牧民》）。德治之所以有效，就在于它能使民众知耻。知耻体现了士大夫的担当精神。耻感文化，是中国古代哲人对于社会和人生的一种高度抽象，它具有深刻而丰富的道德和伦理价值。其一是注重内省、慎独，强调反求诸己，通过正己而达到正人；其二是改过迁善，见贤思齐，最终达到至善的崇高境地；其三是耻感文化能激发人的奋斗精神，使人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道德实践而积极进取，不屈不挠；其四是崇尚操守，砥励名节，使人从内心控制自己的行为，形成崇尚操守、不媚时俗的道德品格；其五是形成了建立于耻感文化基础上的社会道德评价机制 （胡凡.传统耻感文化的形成及其对中国历史的影响[N].光明日报,2009-09-08. ）。
管子把耻感文化提到关乎国家兴亡的高度，认为到了知耻对治理国家、安定社会的重要性。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管子・牧民》）。由此可见,管仲虽为法家之代表,但他对于廉耻观念也是相当重视的。《管子》不仅将耻提高到国之四维即立国、治国的四项基本道德原则之一的高度，而且强调，在国之四维中，耻既是底线，也是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危的最后一道道德防线，这个底线如果守不住，则国家的命运便不是倾或危，乃至不是覆，而是灭，灭不可复错也；耻的核心是不从枉，即不做不符道德的事，知耻、远耻便可邪事不生，即不会伦理失序，道德失范。可见，在法家道德体系中，耻具有比在儒家道德体系中更高的地位，它不只具有个体德性的意义，而且被抬高到国家安危、民族存亡的伦理地位（樊浩.耻感的道德哲学意义[N].光明日报,2006-10-30.）。
三、现代社会科学价值
（一）以百姓为天为作执政理念
执政为民也是我们党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升华。民本思想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商周时期萌芽的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是中国民本论的最初表达，而管子的以人为本则是民本的精义。这些民本思想的论述，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它哺育了一大批关心民众疾苦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
人类社会发展既是客观历史演进的过程,又是人的价值实现的过程。考察人类社会进步既要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去衡量,也要以人的价值实现的程度去评价,前者是历史的尺度,后者则是价值的尺度。在确立社会发展目标时,既要有物的目标,更要有人的目标,不能见物不见人。社会的发展进步,是人与物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没有先进的生产力,没有先进的社会制度,就没有人的全面发展;同样,没有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进步也就失去了内在价值。因此,必须以人的发展为最高目的和终极价值（夏兴有.论以人为本[N]. 光明日报,2004-05-27.）。它不仅关注物的目标,更关注人的目标,处处体现着以人为本的价值诉求。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顺应当代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以人为本的实质在于以民为本、以人民为本,尊重人,就是尊重民，不断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兴国富民。
（二）以礼义廉耻为中心构建新的道德规范
道德是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重要基础，对道德的崇尚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优良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华民族人生追求的理想目标。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孙中山提出了要恢复中华民族的地位，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并将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为国民道德修养的规范。
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祟尚礼治，使明礼尚德成为重要的社会风范，这种文化氛围也滋养了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当今时代，明礼是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讲文明，懂礼貌，重礼仪，知廉耻，也是公民道德修养的外在体现。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把明礼、守礼作为重要的治国手段。礼义连属丰富和提升了其分别作为单个词原有的意涵，所表示的含义就有礼义廉耻、礼义教化、以礼治国等等（王能宪.岂止一字之差，礼义之邦考辨[N].光明日报，2012-12-17.），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特质和文化品格的重要方面。
明礼和知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有明礼，才会知耻；只有知耻，才能守礼。知耻，也就是知道羞愧和荣辱，它是一个人自尊心的重要体现，是人所具有的最基本的道德感。耻感教育是中国古代道德教化的重要内容，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在当今社会，羞耻感依然是人之为人的底线，是追求荣誉、远离耻辱的精神力量，是抵御不良诱惑的道德堤坝；耻感教育是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有效切入点。耻感教育是一种养成教育，目的是要培养人们的耻感,使人们以行道德之事为荣,以行不道德之事为耻。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尊重和负责,是耻感教育的本质内容。
以礼义廉耻为中心构建新的道德规范，要珍惜民族文化的道德传统。一个民族的道德文化往往扎根于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因此，我们亟须加强对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特征识别，发掘中华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价值，并使之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娄勤俭.道德自觉：文化兴国的基石[N]. 北京日报，2012-04-23.）。
(作者简介：孙军红，河南省汝州市人，平顶山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博士，主要从事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