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2/8/17 11:28:47
李庄插队纪实（五）
朱文
专案组旧事（下）
与挖茨淮新河相似，我蹲学习班也分上、下半场。不同的是，没人预先告知。上半场学习班5个多月，在1977年春节前中场休息，我还以为结束了呢。在学习班上半场里，我就和这县直各个单位揪出来的有经济问题的人或走资派关押在一起；到了下半场，时间也是5个多月，待遇有所提高，变为单独管理了。我被关在教育局，夜晚与局里的一名干部同住在一个带里外间的宿舍里。白天则由一名专案组员专门伺候。记得有一次，这个戴着一副眼镜文质彬彬的教育局的干部，突然提高嗓门质问我：你与某某究竟是什么关系，是不是恋爱关系？得到我否定的回答后，他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我只得苦笑地跟他说，你不信，我有什么办法？
在学习班上半场结束时，我被押送回李庄大队，并经过一个有意思的交接程序。就是由某某带队一行七八人组成的批判组，到李庄召开一个干群大会，把我批判一通消消毒。然而，事情出乎他们的预料，会前会后，参会的干群都围过来，很有次序地一一地跟我握手，表示慰问，我成了明星，而某某他们虽有领导作陪，也略显尴尬。开会时，主席台上领导讲话，压不住台下会场上社员的骂声。此景此景，令人顿悟毛主席所说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确是真理。
专案组事件显然绳庄插队组带来了生存危机，几个知青战友算是因祸得福，先后招工走了。1977年的春节，插队组只有我一人独守。自从6月份我进城搞专案，短短半年内，李友华、钱永安都招工走了，李家刚则调到路庄大队，好端端的先进插队小组已经土崩瓦解。就在学习班归来当天，我正在与最后一个离开的寿县知青李家刚分家，即把剩余的粮食一分为二的时候，已经当上工人的李友华回到插队组看我。大家分别时，都不知该说什么好，我精神已经麻木。老实的李家刚，临行时讲不出话，待我送到门外时，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刚才一肚子的话，一着急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说完眼含泪水，扭头离去。
很快就是春节了，我成功地蒸了一锅馒头，贫下中农给我送来了一大堆馓子、绿豆丸子等年货，在谢桥邮局工作的姐姐，知道我从不喝酒，她也不会喝酒，却携一瓶酒和若干菜食，我破天荒第一次喝酒，感到这酒很酸、很辣。姐姐出生于父母当年工作的谢桥区，插队比我稍晚也到了李庄，与几个女生组成郭庄插队组。1975年8月招工离开，旋即又分配到谢桥邮电营业所工作，她说过一句不无困惑的话，给我印象深刻：我出生在谢桥，插队在谢桥，招工还是在谢桥！不过若干年后姐姐回是离开谢桥回到了县城，八十年代初结婚后调到淮北市安家。
这次学习班回到李庄，曾借口开会不愿搭理我的大队一把手（当时我还是二把手），这回是事先安排好的，大年初一，和一名包点干部一起来到我插队组所在绳庄生产队绳从彬队长家，把我当作失足青年一样，跟我一起吃了頓忆苦思甜饭。
当时正值冬旱，绳庄生产队是著名小麦生产先进单位，每年都要在这个时节冬灌小麦，施返青肥，以确保小麦丰产。一大早，我就踩着冰碴子赤脚到麦田里，抱着一把铁锨捋水，让高低不平的地方的麦苗都能得到浇灌。奇怪，我听到脚下冰碴的响声，却没有感到冻脚。
就这样每天与社员一起出工干活，直到出了正月。突然，一天，我再一次被请回县里的学习班，队里派了一辆小板车，帮我拉上铺盖行李卷儿。队里一地的妇女正好在地里干活，我跟在小板车后面，目不斜视地走过她们，然后，就听到身后响起了哭声，再后来这哭声就变成了一片，但是我不敢回头。
在蹲学习班接受批判期间，也有我都不怎么认识的所谓知青战友，对我们落井下石、上串下跳，大有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架势，这两个人果然后来在省直某单位混了个一官半职。然而，无论什么时候，总是君子多于小人。许多知青战友以不同的方式对我们表示同情、理解或关切。如我们一块插队的颍上知青李友华、刘昌华，寿县知青李家刚，还有上海知青马莉、徐银妹，建新农场知青申爱国，合肥知青吕新生等。特别是李友华、刘昌华、李家刚都是招工或调离后，依然寻求机会到家探视。
我们也受到很多正义人士的同情和声援，如王爱华前辈，在案件申诉中，仰仗她的倾情成全，我们才顺利获得原阜阳地委张阼荫书记的接见，促成了学习班的结束；在我们蹲学习班的日子里，李士成前辈等据说还曾私下为我们的遭遇伤心流泪；王化成前辈，因同情我们，而遭到原阜阳地委副书记孙某和颍上县委主要负责人等的打击。当然在难中时，给我声援最多和精神支持最大的是李庄的广大社员群众。
正所谓祸兮福之所伏，在学习班中，在写检讨、参加各类批判会接受批判之余，我自觉系统地精读马克思《资本论》一、二、三卷等几十种马恩列经典著作，偷偷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日记、笔记。这个灵魂洗礼和精神浴火的过程，使得最终明白了我插队期间，特别是后期与若干知青战友共同探讨并一直冥思苦想，终始终没有弄明白上山下乡的道理之所在：这就是坚持乡村不仅仅在于在乡村，而扎根农村也并不在于在农村，而是这些行动之上，确实载荷了一个形而上的更高的更深刻的历史意义，而这些意义需要若干年，甚至几十年后才能逐渐凸显出来。
1977年中央解决安徽问题，宋佩璋垮台之后，又经过我们多次申诉，最终引起安徽省委的重视，特别是阜阳地委书记张阼荫的亲自过问，铸成大错的假案彻底平反势在必行，颍上某些领导硬抗软拖，终于败下阵来，我们的案件作为一个典型的冤案、假案才得到撤销。专案组当场焚毁厚厚的一大摞我们专案案卷的材料，原先是知青战友的县主要领导还敢于当面向我道歉，但县委主要领导人等为掩盖错误，仅仅发了一份文过饰非的平反文件，恢复了我在李庄大队的所有职务。与当初大力张扬这个政治案件时的天兵怒气冲霄汉相比，此时只能用犹抱琵琶半遮面来形容了。
这里需要 指出的是：我们的政治案件平反是1977年下半年，比后来全国性冤假错案平反要早得多，不可同日而语，也不能混为一谈。
对这一与专案组”有关引发的政治事件及其相关背景，在颍上县党史办编撰的《中共颍上县地方史》第二卷（1949-1978）对宋佩璋主政安徽时代的颍上这一段特殊状况，给予了批评和否定，相关概括和述评却对上述重大事件只字未提，不能说不是遗漏和遗憾。即便如此，毕竟官方修史可以唤起这一段集体记忆，从某种特定意义上也是对我们的遭遇及其所有同情者的一个肯定，对深受连累的家人的安慰，包括对已经告别人世的老人在天之灵的告慰。
吃工分的村干部
我插队当知青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与其他社员一样，靠干活挣工分吃饭。1973年年底，被选拔任大队革委会主任，1974年9月入党后，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革委会主任。虽然工作任务多了，但只要有空闲，我就仍然坚持多在生产队与插队小组知青战友一起干活挣工分，也不要享受田间全脱产待遇。不是我不够资格，而是实事求是。一个人没有负担，还有知青的补贴，不需要那么高的待遇。
第一年我享受了300工分的补助。大队主要负责人除我以外的其他5人都是享受田间全脱产，一年补助1060分。大队补助工分含金量很高。一般生产队的年终分配一个工（即一个劳动日10分工）价值仅仅几毛钱，甚至一毛多钱，还有的仅几分钱。但是大队田间全脱产干部享受的工分，每个工却价值2.5元钱之多。折算分粮更是不得了，因为生产队粮食折价很低，一般原粮（包括大豆、小麦、玉米）不过六七分钱一斤，红芋干子算半原粮二三分钱一斤，红芋仅仅几厘钱一斤。除此以外还有现金分配，300分大约可以分配到100多元钱，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
我一直没有搞懂大队财经依据什么政策，是怎么核算运作的。按说作为大队革委会主任二把手，应当过问财经工作。那时大队财经工作十分简单，很少开销，我们大队还有一个食堂，是专为县里和公社蹲点的干部而设的。据我回忆，我几乎不记得在大队食堂吃过饭，其他班子成员也和我差不多。我似乎除了管理一段食堂的伙食之外，几乎没有插手过大队的财经。
现在想来主要原因，其一是大队班子主要成员书记、主任、会计、民兵营长，基本上各司其职，尤其是主任、会计和营长几个班子成员，都是向书记负责的，业务上独立互相不干预；其二是我年纪小，班子里最年轻的营长也比我大10多岁，都是基层工作的老资格，自知是知青，是接受再教育的，本来应该在工作职分上勤奋努力，而不应也不知关切权力上的事，因此对于某些常常绕开我开的会和决定的重要事项，开初还是颇为不平，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其三是我虽在农村任职前后超过7个年头，却从来没要田间全脱产的工分补助，最多的时候大概是补助500分。与钱财打交道什么时候都毕竟是项敏感的工作，过问多了，反为不美，书记王某，是老劳模，在公社、县里都有职务，又是长辈，大队财务似乎轮不上我来操心。大队会计是一个业务能力非常棒的中年人，刻的一手好钢板字，按月给我送来一份工工整整的财务报表。足可以让人放心财经工作的质量。这似乎预示了我以后所供职的单位财务状况都不错，而我即使担任主官也对财经权力意识总是报以务实、合作态度的开始。
现在回想起来至少有一个遗憾，就是对人民公社时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财经政策、核算制度和流程基本不了解。现在看来，幼稚天真也有好处，我和班子的其他主要成员一直保持良好的合作和人际关系，从未为钱财和利益分配上的事情红过脸，假使当时真有所谓利益分配上的的事情发生的话。
一个全脱产的大队干部的一年工分收入，足可以让一家老小过上不错的温饱生活。我一年干活可以挣1600多个工分，加上补助的高含金量的300工分，分得了那么多粮食，全都归在插队组，大家共同享用。在一个只讲求奉献劳动，节衣缩食光荣的时代，我的衣服打满了补丁，温饱是最高的要求，我甚至有了平生第一笔小积蓄，给父亲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
难忘的知青点
我们的知青插队小组，于1974年秋天从高振民家搬进了新居，与当时的众多知青点一样，均建在生产队的稻场上，与牛棚、仓库、打面机房为邻。牛棚，对农民和我们知青并不是什么需要大书特书的不祥象征，而对一部分老干部或知识分子却总是耿耿于怀的奇耻大辱。生产队没有队部，开会就在牛棚里。知青点建成之后，会场就改在了我们的房子里。
插队组房子的样式就是当地农家的那种草房，上盖缮的是麦草库子（即没经过打轧的麦草。石磙打轧过的麦草叫麦瓤子），这比起来当时一般农家麦瓤子缮的房子要高级、漂亮。墙也下了九层砖跟脚，窗户还打了砖垛子，也比一般农家都是土垒的房子高级。
知青点盖的比较顺利，砖头和木材都是上级供给的。木材是国家严格控制的商品，需要计划，盖房子的木材，大概给了0.33或0.4立方米的指标。房东高大爷是木匠，挑选木料自然是内行，队里就派会干木匠活的高振民和儿子高守颍的工，让他们拉架车子徒步到县木材公司购买。回想这爷俩从县里买木料回来，弓腰驼背用力拉车上坎子刹那间的情景，还宛在眼前。
1974年夏秋，因为外出到新马桥五七干校学习三个月，所以房子落成和搬迁我都没赶上。等学习结束回来，大家都已经从搬到新家了。搬家很简单，行李我随身带走了，所有的家具无非就是一张简易单人木床和一张我从家中带去的书桌。
三间新房子和一间锅屋，座落在生产队稻场的西北角，主房坐西门朝东。房子内陈设的格局与当地农民家居并不一样。一般农家的房屋坐北门朝南，格局是三家堂屋两开厢，即三间屋子用秫秸夹起来泥成两道墙，中间一间叫当门子即客厅，间码比两边的间码略小。东边一间主屋，是家庭主要成员的卧室。西边的屋子是孩子们的卧室，来了客人如果住不下，通常孩子们要到村里找小伙伴借宿一下。知青自然不喜欢，也没有必要打隔墙，一开始李有华、刘昌华（后来是李家刚）、钱永安和我四铺床就一人占据一角，屋里显得宽敞开阔，便于圈存我们一年劳动的成果－－粮食，行动和打扫起来也方便，也自然成了生产队夜校学习或开社员会使用的理想会场。
知青点紧挨着生产队的打面机坊。我的床铺跟机房更是只有一窗之隔。从此，生产队那台十二匹马力的柴油机和小钢磨的咚咚咚和嗡嗡嗡的声音就伴随我们的插队小组过日子。
夜深了，生产队打面机坊送走了最后一位顾客，机器响声嘎然而止，我却感到了一种不适应。农村冬夜的静寂突然出现，我却不能静下心来了。看书写作抗干扰的能力就是在这样环境中培养起来的，让我受用至今。我当时就发现一个属于自己的奇怪现象：打面机机器的轰鸣似乎没有影响过我的思维和阅读，但对轰鸣之后的突然静寂感到一阵心绪茫然。
我们插队组始终保持四个人的编制：小夏走后，来了小钱；后来刘昌华调走（先是到廉西生产队当队长，后调到土楼大队任大队革委会主任）后，又来了李家刚。李家刚在我蹲学习班期间走后，就剩下我一人。现在我翻检38年前的日记，看见那发黄的纸页分明写着：“知青战友们都离开了，从此我孑身孤旅，独自过着苦情寡欲、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的日子。
插队期间我养成了夜晚读书和写日记的习惯。一天下来，不管多累多晚，我总要在临睡觉前坐在桌前煤油灯下看书、写作。环视屋内，干了一天农活的知青战友也许已经安然入睡,或者他们已经远走高飞，昏黄的煤油灯影斜印在空荡荡的屋墙上，只有挨着书桌的墙根前，蹲着一位或几位贫下中农大爷还没有离去。他们是生产队会计绳从前，饲养员绳大爷，老队长、高振民等。给他们让板凳他们也不坐，靠墙蹲着习惯了。知道我在学习，怕打扰我，很少说话，只是蹲在那儿一袋接一袋地抽旱烟。室内漂浮着幽微的烟草味。最让我感动和不能淡忘的是，我无论什么时候抬头望他们，微明的灯影下，都能接受到他们含笑充满慈祥的眼神。不早了，也睡吧，最后一个离开的绳从前每次总会这样轻轻地跟我告别。
直到今天，当年知青点生活的场景在我梦境里还总是一再出现。知青纷纷回城之后，作为最后一个离开知青点的留守者，我逐渐意识到这里已经不再属于我，我也再不属于那三间草房了。一条牛声绳都要剁三段分掉的农村大包干之后，插队组的房子和知青点这个名字一起，在历史的天空中消失了，就像从未曾存在过一样。
我于1979年12月，在我插队坚持乡村6年另八个月之后，离开了知青点。颍上县城离它尽管很近，感觉像是咫尺天涯，仅在1999年，顺路回到绳庄一次。我最大的感伤是很多老贫农已经作古了，而更年轻的人已经不认识我。我一直不愿意回到当年插队的地方，原因很多，其中一条就是怕承受生命中重回故地，而故地人事沧桑、面貌全非之轻。时常梦回当年，醒来不免思忖，我真得离开，还是未曾离开？今生我该感恩机缘所赐：始终未有脱离共和国的基层，我出生在乡村，童年在乡村长大，18岁到乡村插队，回县城在粮食部门工作，后主政乡镇近7年，再后从事县政协文史工作，大多数的时间都生活、工作在农民中间，从事农村工作，关心农业生产。泱泱农业大国，县及其以下，其实就是乡村。共和国建国以后有多少人像我一样，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基层和乡村，古来又有多少人与三农休戚与共，将来依然还将有多少人坚持乡村？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挥斥方遒。知青生涯的蓬勃青春、时间都去哪了？ 往事如烟，我那有些天真幼稚七年坚持乡村的日子，至今常常让我怀想，催我思考，促我奋蹄，笔耕不辍。（连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