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2/8/16 15:42:08
管子超级权威治齐及其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启示意义
龚 武
【摘要】管子辅佐齐桓公治理齐国，施展治国智慧，从实践理性出发构建超级权威，然后依靠权威之势，选贤任能，特别是他所倡导的非诚士不得立于朝的以诚为美的治吏之道，化育诚信之风，铸造人格之魂，恪守民本之源，创制度之新，举法治之规，终于实现了齐国做大做强，统领诸侯和共襄周室的远大目标。管子超级权威治齐的成功案例，对于今天全面从严治党和社会治理仍不失其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管子治齐；超级权威；以诚为美；全面从严治党
我们的管子学术研讨会已经办了十一届，今年是第十二届。每一届都遴选一至两个主题。主题紧盯时政，是我们的一个传统。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还有一个政治热词是较早提出的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引领的经济发展新常态。作为研讨的主题，它们对于今天的社会具有普遍意义，也与管子成功案例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
众所周知，管子是为数不多集文化先贤和立德立功立言的千古名相于一身的杰出人物。这是今天我们的看法。而在孟子等后代儒家学人看来，管子从齐桓公那里获得超级权力或超级权威，却并没能做到应该做到的事情，实现所谓王道理想。也许真理和真相就在于我们与孟子之间。但是这并不意味，管子政治生涯中行为艺术式的经验一定失去了启示意义。
一、权威+模式的超级权威
管子拜相，成了百官之首，自然有很大权威。然而，这种权威，用于治理当时的齐国，还是差了点。为什么？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管子固然自信自己的价值，不过，他更深知齐国的国情：刚刚发生过的一系列宫廷杀戮、君位更迭内乱造成的社会创伤自不必说，就是这个周天子封建给姜太公的老大邦国，几百年以来，京畿盘踞着齐国监国之世袭贵族高、国两大家族，也是钟鸣鼎食、人多势众，权势熏天。况且还有多少富N代、贵N代、官N代？管子出身卑微，没啥台阶，直接从阶下囚，一步登天，位居相国，国民服气不服气，放在一边，首先这些高、国家族、XN代们如果不服从调度，管子也很难拿他们开消。那么管子治国的方略再好，不能得到贯彻执行，也是纸上谈兵。
因此，管子接手治理混乱的齐国就需要一种超级权威。所谓超级权威，用时文表达式，就是权威+模式。
1.权威+卓越的个人价值。就管子个人价值而言，当时他就是名满天下的治国理政之才。鲁国君臣在朝议管子和公子纠君臣生杀的时候，大臣施伯就发表言论说，管仲天下之才也，像这样的人才，要不留着自己用，要不就杀掉他。当然，由于鲍叔牙暗中护佑，鲁国别无选择，只好把管仲归还给齐国。管仲对自己的分量也是心知肚明。管仲拜相之初，齐候并不重视管仲的意见，还是我行我素地出兵打仗。派遣鲍叔牙征伐鲁国，吃了大败仗。鲍叔牙都急眼了，找到管仲商讨对策。管仲说，齐候最近有点不太清醒，事实面前他自然会认输。因为自己和鲍叔牙都在齐国，而不是其他国家，所以，齐国就不会出问题。这是何等的政治自信和文化自信！
2.权威+高贵的社会地位。在古代社会人的出身是极端重要的，人的出生属于人的价值的重要一环，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一样，区别在于古代个人价值，看出身、才能，现代个人价值，看金钱、文凭。这就是古代和现代的俗与俗的不同。管子出身贫贱而不是名门之后，就社会地位而言，就不能以贱临贵，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除非他辈分比齐候还高，拥有仲父的头衔，这样他就可以以超级话语权，压倒高层权贵阶层发出的杂音。齐候都三曰仲父，孰能妄议朝政？一言以蔽之，政治地位必须足够高,才能产生足够强大的落差势能。
3.权威+超乎寻常的田宅财富。经济地位的情况也是大同小异，俗谓屁股决定脑袋。齐候还赐封给管子所谓三归之家。三归究竟具体而确切的内容是什么，学界还有争议，但共识在于三归是供管子支配的一定数量的田宅，包括田宅上的劳动者。这是古代最重要的财富形式，也是周代乃至后世君王赏赐功臣的通常做法。就是说管子坐拥相当数量的田宅财富。否则，就不符合社会大众的以上临下，以贵临贵，以富临富的心相，高、国家族，还有那些坐拥巨额财富的XN代们，就会有恃无恐、趾高气扬，甚至寻衅作乱。
现代情况，形式有变，内容雷同。其余且不讲，一贫如洗地做官，在今天也不一定好使。在农村基层尤其明显，如果自己不能致富，又凭什么当致富带头人，带领农民致富？三农工作就讲这个理。作为标配的条件之一，一般担任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人，得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不仅仅是农村，城镇，各行各业也都大同小异。有人抱怨说，国家嫌贫爱富，领导嫌贫爱富。其实社会大众也嫌贫爱富。不然，为什么邓小平一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真正起到了顶一万句的作用？说到底是财富权威的实践理性力量。
有文凭、做了领导，可能领导不了土豪。因为财大者，必然气粗。先富者，帮不帮后富，这暂且不提，就是土豪他现在比你有钱，就比你阔。豪车，游艇，私人飞机都有，出手一掷千金的，你就做不到。以贫临富，也就违背了大众心相。要不与之勾肩搭背，要不受气受累。还有现代的士阶层，就是教师、医生、文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按理说该比一般人思想境界高，比一般人有文化，有道德。但是，很多人都不惜违章犯禁背小猪、收红包、走穴、搞有偿新闻，干一些为五斗米折腰的事。
所以，全社会人格和信仰就这样在向钱看、富尊穷卑的实践理性氛围中打了水漂。
于是权力寻租或利用职务或职业之便捞外快敛财现象应运而生。有的国家管理者让家属子女做生意，或者干脆自己一边公干，一边做私生意。还有的甚至贪污、盗窃，渐渐走上了危害社会和国家的贪腐之路。这些人就一定是坏人，一点优长都没有，没为党国做过贡献？那可不一定。
4.权威+人格的信用保证。管子拜相，实际上，并没有更多资历或现代语境下反权威主义的资格和程序性的条件。管子凭什么获得恁多好处，齐桓公凭什么答应管子种种无理要求？齐候的做法按照当今一些学者的意见，无疑违反了程序正义。其实，当时齐国的高、国二氏何尝不是这么想的。但是管子和齐桓公，一方面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政治清醒的识时务的俊杰，懂得权威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就是依赖人格的信用保证，实现彼此信任，而不拘泥于条条框框，以人格力量的信用保证了君王家天下的治理目标的实现。一般而言，政治家合法地位往往来自于授权：一个是根据血缘纽带关系的世系制度获得的世袭授权；一个是根据法律制度安排选举产生的法定授权；一个是通过领导人民进行社会革命或变革成功的人民授权。管子获得崇高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显然只能来自于古代社会世袭制度下的君主授权。
管子辈分提高了，被尊为仲父；身份提高了，获得封爵；经济地位提高了，有了田宅。特别是提高辈分，这是非常大的事情。在中国古代以血缘纽带为核心的家天下政治背景下，君王称家臣为父，管子虽不是第一例，也不是最后一例，但也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前者为周文王之尚父姜太公，后者为项羽之亚父范增。有些学者一向责难管子伸手向齐桓公要地位、爵位和财产。其实在上面超级权威=权威+的模式里，最大的看点还是人的卓越价值和人格信用保证。
总之，在人格至上，还可以作信用保证的古代社会里，真理和正义的灵光闪现。实现真理和正义，政治要搞的是阳谋，而不是阴谋。这对于任何时候的国家政治都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管子获得超级权威之后是以上临下，以贵临贵，以富临富得心应手地治理国家，不是为满足个人私欲、荫妻封子。
二、以诚为美支撑超级权威
获得超级权威难，限制超级权威更难，而实现超级权威的正能量发挥和预期的政治目标难上加难。但是管子都做到了。
管子权势熏天时并没有忘记初心，这一点也足以让现代人啧啧称奇。纵观其一生，他做人（当过兵、马夫和小商贩）、做事（种田、喂马、打仗、经商）、作文（司马迁说他论卑而易行）都特别接地气，这样的人一旦做大官，管理国家，就是厉害角色。你看，他懂得大众心理，说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对士阶层的心理也是了如指掌，他尊重读书人，把姜太公的农工商，国之三宝，改造为士农工商，国之石民，不仅将士加入，而且后来居上，极大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历史和社会地位。在文化和价值观上，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的第一人，非管子莫属。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感恩管子提高知识分子地位的士人和论文，极为少见，倒是挑头否定管子的，几乎全是这些人。不过，没关系，管子九泉之下已经没有知觉了。回到正题上来，管子提出治理国家，夺取天下，就要依靠以人为本和必先争人，他说：
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
（《管子·霸言》）
也许他当初就是这么跟齐候说的道理，才获得了那么多的超级法权。他主政后，便向天下知识分子伸出橄榄枝，采取层层选拔的官员的方式，打开了知识分子向上攀登的通道。但是管子对知识分子，或者对官员管理，换言之，治吏也是非常严格的，标准简易可行。就是讲礼义廉耻，用懂礼节、讲诚信的标准，来全面治理社会，包括了知识分子，而不仅仅是针对知识分子而已。
管子和齐桓公君臣之间，以诚相待，开诚布公，不搞阳奉阴违。管子和鲍叔牙等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拓而展之，对外交往，处理齐国与诸侯国的关系，包括齐国与周天子的关系，管子也都突出讲礼节、重诚信。如齐国的割地礼燕、管子拒绝周天子给予的超规格接待，齐国带头遵守会盟条款等等，具体的案例很多，这里就不多讲了。
人格诚信是管子教民中一项十分具体的刚性规定，就是士农工商都必须诚实守信，否则不得从事这个职业，这是行业准入的标准，也是非常严厉、有效的规定。
管子云：
这个以诚为美的四诚标准跟当下的社会现实，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尤其是非信士不得立于朝的用人标准与全面从严治党存在较大的耦合性。
所谓以诚为美，就是将人格诚信作为用人的第一标准。
1.管子确立了士人惟诚者立于朝的政治标准。非诚士不得立于朝，这就是一个用人的政治标准。为人要诚，是古代做人的起码标准，也是最基本的要求。考诚字之意义，诚者，望其形审其义，言而成，有言行一致的含义，更有行随言至，言行而有果的内在要求。就是说知识分子做官，言行果三要素缺一不可。孔子对管子这个士人惟诚者立于朝的思想继承和做了调整，将言与行的关系，理解为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这里面有经验，也有世故，但也缺少了果的因素。分明与孔子一生仕途坎坷、怀才不遇的经历和体验有关。管子非诚士不得立于朝，或者换言之惟诚者立于朝的，言行果三统一的用人原则并没有被后世朝廷很好的继承，而是被片面地发展成为一种忠君伦理价值观，以至于出现了后世王朝官员愚忠的现象。官场的诚信之士递减，及其国家机器诚信的缺失，一方面来自义礼伦理观的历史演化，及其影响下的士阶层人格信仰的弱化，一方面来自对传统愚忠现象的片面反拨，近现代更是受到西方工商文化和资本原则的进一步的摧毁，接下来出现了文政治化断层或异化现象。管子的诚信标准，与后世的用人重德、突出政治或革命化等标准，既有一脉相承之处，但各自的着重点并不一致。
2.管子选拔士人自下而上的制度安排。这就是著名的三选进士的方略或者叫制度性安排。管子最懂得人才的重要性，提出必先争人，把选贤任能当做政治任务布置给各级主官，就是要不拘一格，把符合标准的优秀学子士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他专门设计一个培养高级官员的通道，在这个下自民间基层，上到诸侯朝廷的制度通道里，一个优秀的读书而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经过基层的、中层的和高层的三次荐举，最后经过齐国君主的面试就可以担任上卿助理，相当于副首相的要职。管子曾亲自推荐过一个著名的人才宁戚给齐桓公。宁戚只是一个以饭牛（喂牛的饲养员）为业的游士，根据其才具，直接任命为大司田，相当于农业部长。宁戚其人非常有才，是管仲理想的齐国丞相的接班人，可惜英年早逝。管子的基层举荐官员的制度创新，并没有被后世继承下去。无论是举孝廉、九品中正制，还是科举进士制度，都与管子的初衷貌合神离。倒是曾经出现过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和三结合的做法与之有些神似。
3.管子为各级主官建立责任追究的法律制度。士人为官之后必须遵宪守令，做到令行禁止。用今天的话，就是把中央政策落实与否作为官员问责的标准，上升到刑法，执行条件十分苛刻，所谓严法重惩。在对各级官吏的管理建立了严格的监察惩罚制度的同时，提出更为明确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要求。每年正月，宪令颁布下去，各级官员对朝廷的法令执行起来必须不折不扣，五属大夫等中央要员，要各负其责，跟踪督促检查，跟踪落实，发现问题，严惩不贷。明确规定：留令、亏令为死罪的严刑。管子这种严厉的督查落实制度，为历代王朝的监察、巡抚等形式所继承、发展，与今天的巡视和问责制极为接近。
4.管子要求在朝臣中铲除团团伙伙。自古朝官和各级管官吏拉帮结派就是天然痼疾，因此铲除群党比周的毒瘤是新兴王朝的当务之急。管子尖锐地指出，群臣比周的责任首先在君王。君王率先垂范，言行要公，做到在室言满室，在堂言满堂。这样，管子提出的废私立公，能举人乎的干部组织路线，在齐桓公以身作则执行之下，避免了群臣比周现象的发生。管子著名的病榻论相并没有推荐好友鲍叔牙为相，一直为世俗所诟病。所有诟病的理由指向是鲍叔牙推荐管子为相，而管子没有知恩图报。这个案例正好说明管子打铁还得自身硬，要求君王和大臣废私立公用人的原则，自己就不能利用超级权威在亲密朋友鲍叔牙身上坏了规矩，而要出于公心，身体力行，表明管子做事严苛的求真态度，和为人言行一致的人格魅力。管子杜绝政治帮派的观点和实践，被后世王朝继承的参差不齐。最坏的典型可能是刘备及其三结义。最自觉的典型当属赵匡胤，他要求大臣之间不能通婚。理论上容忍或把帮派的存在视为正常现象，则可能是现代党派政治学中最有争议的观点。
5管子最早给权钱交易画出红线。管子认为商贾入朝，植货上流，是官员贪腐和朝廷昏庸的根源，必须从源头堵住贪腐和钱权交易。有人由此解读为管子是轻视商人的，或者是重农轻商的。其实这是肤浅的误解。管子经历丰富，务过农，喂过马，当过兵，经过商，游过士，教过书，当过小吏，最后当上百官之首，贵为一国之相，他把士农工商当做国之石民，还将士农工商的分业定居作为首要重大社会改革举措，并从此奠定了这个社会阶层划分的原则，而被后世沿用至今，说明管子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士农工商的社会作用、社会功能和社会地位，因此才能够作为一国之丞相极端重视士农工商，并对它们做出合适的制度性安排。但是管子认识到经商之道与国家管理之道的不同，意识到商道与政道的利害关系，从而对士的功能与商的功能进行了明确的切割。管子的这个观点和实践，在后世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而在现代党派政治的语境下则更是如此。
三、管子治齐超级权威的神奇功效
超级权威，当然会有超级效率，产生超级成果。管子治理齐国内政不过用了短短四、五年的时间。那么管子是怎么做到的呢？《管子》有记载曰：
于是管仲与桓公盟誓为令曰：老弱勿刑，参宥而后弊，关几而不正，市正而不布。山林梁泽以时禁发，而不正也。草封泽盐者之归之也，譬若市人。三年教人，四年选贤以为长，五年始兴车践乘。遂南伐楚，门傅施城。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叔，布之天下，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诸侯。（《管子·戒》）
就是说，齐国从管子接受治理安内，到兴车践乘以攘外总共只花了五年时间，相当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二年主要是用来安抚社会，休养生息，轻徭薄赋，涵养财源，发展经济，第三年，也包括前两年在内，以人格诚信教化为目标，教育民众讲礼义，守廉耻，知荣辱；第四年，也包括前三年在内，要把各级政权建设好，选拔任用一批贤能之士担任各级长官；这样到了第五年，就可以强化国防建设，打造战车，演练军队在国际上安良除暴有所作为了。
这里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虽然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但是管子辅佐齐桓公的征伐，还是非常王道的，就是孔子赞赏的常常不以兵车。更重视的是精神教化的作用，比如对楚国的讨伐是送教上门，领导者诸侯之师的管子自信满满，发挥口才优势，对楚国官兵着实进行了一番以周天子为核心的爱国主义现场培训。笔者曾撰文把教确定为管子治国理政的核心内容之一，指出其教之内容包括教君、教官、教民和教育学生，这里还需要加进一个内容：教诸侯。对山戎的征伐则是把北方的优良品种，带过来散布到天下，普惠黎民。三次让周天子享受到众臣（诸侯）礼拜子荣耀，九次召开诸侯首脑的峰会，订立相关盟约，为国际社会制定一系列行为规则，其目的都是教化天下都诚实守信，培育一种以诚信为主脑的人格信仰的文化。
显然，管子辅佐齐桓公的政治效率除了归功于先王理论思想的指导，齐桓公的英明领导，团队的集体智慧，老百姓的苦干实干，好的富民政策，管子的政治智慧和权威，显然更为重要。
权威是国家学说的一个核心理念。古今中外统治者或政治家，都回避不掉这个问题。有些学者侈谈去权威，在现代或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权威甚至成为专制、独裁的代名词。其实这正是现代国民教育柔弱化的通病。对这种观念最具有冲击力的当代事件可能是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非典型科班出身的特朗普，以完全商人化的气质，以资本务实的超级权威做背书，赢得了更多的选票，这还是在天下士人向往之至的文明和民主天堂的美国。这说明懂得权威的往往并不是坐而论道的学者，而是老百姓和特朗普者流。管子无疑更早懂、真懂，早用、真用，而且是运用权威治国善作善成的典范。
毋庸讳言，管子通过超级权威把个人治国才具发挥到极致，并获得实践的辉煌成功。里面是否蕴涵一种我们已经久违了的依靠权威之势，施展智慧之能，举措法治之规，践行教化之功，化育诚信之风，铸造人格之魂的大道呢？
四、管子成功案例的启示意义
在西方政党制治理模式统治世界的语境下，管子的超级权威及其权威+人格的信用保证在形式上似乎已不可复制。但是，中国特色政党的权威问题，政党权威来源问题，党的领袖的权威问题，等等，同样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因此，管子超级权威治齐模式在其内核上依然具有启发意义。政党政治最大问题之一是政党权威与人格信用保证二者的分立，党政主官贪腐高发问题，说明了这一点，而另一方面，领袖去权威化倾向，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重铸政党权威+人格信用保证。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正是对中国特色政党治理模式产生的上述问题的高水平的回应和解答。因此，顺理成章党中央需要重塑超级权威。正是在当前高压反腐的关键时刻，党确立了习近平同志为核心，提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建党理论，党的领袖是党的象征。中共肩负领导中华民族复兴的重任，当然当务之急莫过于从严治党、牢记党的宗旨，新鲜党的血液，健康党的肌体，雄健党的魂魄。
2.治乱必用重典，夯实根基，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立于朝的诚信之士。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初，就得益于高层领导集团始终有一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人格与信仰相结合的优秀诚士如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董必武等职业革命家做中流砥柱，而没有让向忠发、卢福坦、李涤生、顾顺章，包括王明、张国焘之流得逞。显然，正是党的政治权威加上一批诚士中的精英人物，以及此后成长和选拔出来的一大批诚士，才奠定了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深厚基础。
3.不拘一格选贤，革故鼎新，保证国家管理者队伍的纯洁、健康和贤能有德。任何现代社会成员，知识分子也好，农、工、兵、商也好，在理论上都应该可以成为国家的管理者，却不能简单地进入政治管理体制，而成为党国高管。这里需要一个复杂转化而简单转化过程，就是毛泽东说过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要深入三大革命实践，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实现知识分子工农化的转变；而工农兵等各行各业出身的干部，也要通过学校学习，接受书本知识的教育，实现知识化的转变。倘非如此，这个社会必将会付出惊人代价。十八大以来党之所以戳力治疗官场贪腐顽疾，这多少与一个时期的说与做脱节、两个转化夹生，官员队伍素质鱼龙掺杂、以及人格信仰和诚信缺失有关。
4.人民赋权，必为人民所用，党的超级权威与党的规矩，纪律建设和执行力互为表里。从体制上做文章，比如建立新的监察体制，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从长远的可持续的观点看，以惩戒性功能为主的党纪和法治手段，是一种事发和事后的重要解决办法，一种减少官员贪腐存量的重大举措。问题的源头解决，还有赖于社会综合治理，从源头预防和人才培养教育入手，以达到官员队伍素质的优化，和最大限度减少贪腐增量的目的。这里无疑具有数不胜数的困难。
5.筑牢入门关口，考录选官，全面建立国家管理者的考录机制。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发挥党的超级权威，抓好共和国管理者队伍的建设。换言之从党的干部遴选、任用、晋升、调转、监督、奖惩等各个环节建立起严密、系统、切实可行的制度和机制保障体系。譬如仅就把好干部的入口关而言，要超越或打破管子以来创造的范式，也并不容易，至少既往个别时期的局部性实践，包括社会革命实践和改开实践表明，这样的范式是不可摧毁的，更需在高水平上重生建立现代考录官员（入士）的制度和机制，来保障国家得到高水平的治理，以使得共和国长治久安。
现代应试分科教育模式培养的人才，与国家管理者所必须具备的素质相差甚远。甚至也不能简单地通过考录，就成为国家的管理者。考录解决的不过是入口问题。但考录入门+实践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模式毕竟是目前最优的选择。这就是最近十年建立的全国以及地方初级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内驱力之所在，尽管这个考试制度还很不完善，比如公务员初考存在条块分割的分散化倾向，还缺乏配套的全国性或分级管理的中、高级公务员考试制度等等。
6.百年树人，锻造治国之才，柔弱的应试教育已与时代所需渐行渐远。发挥党的超级权威全面从严治党，还需要进一步延伸到国民教育部门，从娃娃抓起，荡涤奢靡柔弱之风，强调人格、信仰建设，营造雄健风气。毛泽东生前说过，我们的基础不牢。根基不牢，地动山摇。须知，每一代人都是学校、家庭和社会教育的综合产物，包括士农工商和国家各级管理者。邓小平曾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说过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近三十年过去了，历史的答案总会揭晓。这就是百年树人的意义，一代人教育的结果，需要百年之后才能见分晓。所以，百年树人才是人类最伟大、艰巨的，也是最具不确定性的工程。现在是认真审视和解决国民教育体制的弊端，防范发生包括在教育理念、学校、学制、教材、教学方法、教育资源和教师队伍在内的系统性风险的时候了。
（作者简介：龚武，安徽省管子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北京大学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