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19/10/21 17:22:45
论《管子》的仁义思想及其实践
郭世东
习近平同志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管子》一书博大精深，精彩纷呈，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和生动实践，对后世乃至当代仍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本文梳理该书中有关仁义思想的内容，就有关仁义思想及其实践进行整理、探讨，从推行仁义的意义、推行仁义的方法和如何修养仁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希冀对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加强当今社会的道德建设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推行仁义的意义
1、以史为鉴，需要推行仁义。
《中匡》记述了管仲为齐相后，与齐桓公讨论有关治国的策略，认为称霸诸侯需要有充分的准备，要学习“先王必有置也，而后必有废也；必有利也，而后必有害也”的历史经验，特别强调要“善之伐不善也”的历史规律，要以治平乱，稳定社会，以诸侯和百姓为重；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取信于天下，不能偷安于一时。齐桓公问：“昔三王者，既弑其君，今言仁义，则必以三王为法度，不识其故何也？”管仲回答道，从前夏禹平定治理好天下，到夏桀却使天下大乱，商汤放逐夏桀而安定了夏禹的功业，但到商纣王又使天下混乱，周武王伐纣而安定了商汤的功业。可见这些都是“善之伐不善也”，从古至今，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过。管仲用禹、汤、武王时期兴衰治乱的历史事实，说明治国之道在于推行仁义，而那些不仁不义的昏君暴君必然被推翻，得出结论“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可见，治理国家要以古为鉴，实行仁政，远离暴政。接着，齐桓公又问，古代亡国的人是因为失去了什么呢？管仲明确回答有三个方面原因：“计得地与宝，而不计失诸侯；计得财委，而不计失百姓；计见亲而不计见弃。三者之属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这就明确告诉齐桓公，只算计着能够获得多少土地和财宝，却不计算失去了多少诸侯；只算计着能够获得多少财物，却不计算失去了多少百姓；只算计有多少受亲附的，却不计算有多少被抛弃的。如果触犯其中一条，就足以削弱国家；如果都触犯了，那么就要亡国了。告诫君主不要只顾攫取土地和财物，更重要的是不能失去诸侯的支持和百姓的拥护。管仲还直言不讳地指出：“古之隳国家、陨社稷者，非故且为之也，必少有乐焉，不知其陷于恶也。”这是警告君主治国要以史为鉴，施行仁义，防止国破家亡的办法就是要防微杜渐，小心谨慎，慎小慎微，忽以恶小而为之，以防偶有淫乐，最终不知不觉陷入罪恶深渊。
2、“义”为四维之一，治国不可或缺。
《管子》开篇之作《牧民》篇阐述了治理国家的理论和原则，认为治国的原则在于“张四维”，并说明礼义廉耻四维的含义及其重要性。立国的根本在于“有四维”，如果“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进一步阐述缺少“四维”的不同危害性：“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意思是说，国家倾倒是可以扶正的，危险是可以转危为安的，翻覆也是可以再振兴的，但是如果国家灭亡，就不能再恢复了。君主治国都是希望长治久安的，那么礼义廉耻对治国有什么作用呢？答案是：“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遵守礼就不会超越规范，讲求义就不会自行钻营，做到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懂得耻就不会追随邪曲。可见“礼义廉耻”是治国不可缺少的，尤其是“义”在治国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管子》提出在当时状态下要实行道义，振兴周王室。《轻重戊》篇记载管仲与齐桓公探讨如何利用轻重之术来治理国家。管仲历数从伏羲氏直到周朝，不同统治者实行不同的轻重策略。他建议齐桓公要实行道义。管子说：“帝王之道备矣，不可加也。公其行义而已矣。”齐桓公又问：“其行义奈何？”管子回答说：“天子幼弱，诸侯亢强，聘享不上。公其弱强继绝，率诸侯以起周室之祀。”这段意思是说，前代帝王的统治之道已经很完备，不必要再增加什么，你只要实行道义就可以了，并劝说齐桓公，当今周天子年幼力弱，诸侯过于强大，都不对天子聘问贡献，你应该削弱过于强大的诸侯，延续濒于灭绝的国家，率领各国诸侯振兴周天子的王室。齐桓公采纳了管仲的意见。这样做也体现了仁义之道。
3、得人之道，关键在于推行仁义。
《五辅》中谈到治国需要实行“德义礼法权”五种措施，并具体阐述了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法有五务，权有三度。本篇是从治国安邦，巩固政权开始论述的，首先指出：“古之圣王，所以取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非得人者，未之尝闻。”并从反面论述暴君失国，是因失去人心所致的。因而告诫齐桓公“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得人之道”，就是得天下之道。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那么，君主如何才能做到“得人之道”呢？简而言之，“得人之道，莫若利之；利之之道，莫若教之以政”。国家的政事很重要，不可不慎重对待。第一要务就是是兴六德。兴六德首先要采取三项举措，就是发展经济，满足老百姓生产的需要。“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墆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通过上述措施发展生产，务农经商，老百姓才能获得收益。但做好这些并不是说老百姓就一定能过上安定幸福生活。要让百姓安定生活，君主还要采取三个方面措施：“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即实行宽政、匡急、解困三种仁义办法，来满足老百姓生活。一要轻徭薄赋，减轻刑罚，对老百姓实行宽大政策；二要养老爱幼，救济鳏寡等，帮助老百姓解急济困；三要帮助贫寒百姓，赈济衰落人家，资助面临绝境的人。所以说：“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民可使富；论贤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税敛，毋苟于民，待以忠爱，而民可使亲。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义其要也。”总之，发展农业生产，任用贤能人才，减轻百姓赋税，这些都是关系到称王称霸的根本大事，要达到目的，实行仁爱政策才是关键。
4、实行仁义，民亲国泰久安。
齐桓公在当时历史环境下，提出治国要实行大仁大义是难能可贵的。《小问》记载，齐桓公问：“吾欲行广仁大义，以利天下，奚为而可？”管仲的答案是：“诛暴禁非，存亡继绝，而赦无罪，则仁广而义大矣。”管子的建议是惩罚强暴禁止侵略，让亡国能够复存、灭绝的君位能够复继，并赦免那些无罪的人，这样就做到大仁大义了。这就要求君主对内要惩罚强暴、减轻刑罚，对外不要发动侵略战争等。《山权数》还记载了管子和齐桓公讨论如何使用权衡轻重的方法治理国家问题。该篇不仅论述在经济活动中要使用权衡轻重，乘时适变，而且要学会使用权衡一统天下的办法。管子说：“君不高仁，则国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则民简其亲而轻过。此乱之至也。”即是说，君主如果不倡导仁爱，百姓就不会相互帮助；君主不倡导父慈子孝，百姓就会怠慢亲人而屡犯错误。警告齐桓公，这是国家发生动乱的源头。为了避免祸乱，应当采用平准之道，奖励孝道，宣传典型。“君请以国策十分之一者树表置高，乡之孝子聘之币，孝子兄弟众寡不与师旅之事。树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财散而轻。乘轻而守之以策，则十之五有在上。运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终复。此长有天下之道，谓之准道。”这要求，君主应该用盈余的十分之一来树立标志，表彰仁孝，对乡里的孝子要赠币慰问，孝子的兄弟不管多少都可以免除兵役。这样，树立标兵，倡导仁孝，财货布散于社会，币值就会变轻。国家乘币轻之时运用轻重之策加以控制，十分之五的财货又被国家掌握。再用十分之五的盈余投入辗转运用，就像日月那样往而复来。这就是长久地掌握天下的方法。实施这种“平准之法”的奖励方法，既倡导仁义、孝道，又控制财货和经济，可以一举两得。不仅如此，管仲针对当时大夫们藏匿财货不肯献出，宁愿粮食腐败也不肯发散给饥民的状况，向齐桓公提出建议：大夫们散财济民才算尽忠心，否则就是对君不忠。齐桓公采纳了这项措施，结果，社会上出现了可喜的现象。“功臣之家皆争发其积藏，出其资财，以予其远近兄弟。以为未足，又收国中之贫病孤独老不能自食之萌，皆与得焉。”这样仁义措施推行后，不仅密切了亲情关系，还救济了贫困人家，结果“桓公推仁立义、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亲，国无饥民。”（《轻重丁》）
二、推行仁义的方法
1、以人为本，本理国固。
《霸言》篇围绕如何实现霸王之业展开讨论，主张君主“欲用天下之权，必先布德诸侯”，圣明的君主要“务具其备，慎守其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要以百姓为本，王者之心要方正而不偏执。该篇提出“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的治国理念，“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一是君主应该让百姓能安定生活。作为春秋时代中等诸侯国“千乘之国得其守，诸侯可得而臣，天下可得而有也。”欲用天下之权者，必先布德诸侯。这就是为什么“先王有所取，有所与，有所诎，有所信，然后能用天下之权。”君主一定要懂得“诸侯之得地利者，权从之；失地利者，权去之。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要想拥有天下，必先争人。进一步指出“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权；以遂德之行，结诸侯之亲；以奸佞之罪，刑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威，以广明王之伐；攻逆乱之国，赏有功之劳；封贤圣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意思是说，明君要想拥有天下，必须先争取人心，要广施恩惠，结交诸侯，这样坚持下去，百姓才会归顺，人心才能安定，国家才能强大。二是君主应该采用仁义德行治国。《霸言》中说：“无德而欲王者危”，告诫君主，如果缺乏德行而妄想称王称霸是很危险的。作为君主要“上明则下敬，政平则人安士，教和则兵胜敌，使能则百事理，亲仁则上不危，任贤则诸侯服。”提出“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认为君主要想称王天下，必须懂得“德义胜之”的治国道理。不仅如此，“王者之心，方而不最”，成就王业者的心，必须方正而不偏执。只有君主实行公道之心、秉持公正理念，才能使百业昌盛，百姓顺从。因此，在制定政策法律时，要顺应民心，“立政出令用人道”；在执行政策法律时，要讲求公平正义，“以正使之”。这样以德义、人道理念来治国理政，体现了以德治国精神。三是君主应该以民为本施行德政。《霸形》记述了齐国图霸的理论和实践。齐桓公问管仲：“敢问何谓其本？”管子对答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管子的回答明确指出民为君本，君主应当懂得怎样固本培元，巩固根本。百姓希望安居乐业，君主就要顺应民心。为此，他建议齐桓公“轻其税敛，则人不忧饥；缓其刑政，则人不惧死；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齐桓公采纳了管子轻赋税、缓刑政、不劳民三项举措，并立即实施，用于治国实践。第二天对官吏颁布法令：“使税者百一钟，孤幼不刑，泽梁时纵，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近者示之以忠信，远者示之以礼义。”通过实行这些仁义德政举措，齐国“民归之如流水”。
2、与时俱进，顺应民意。
治国的基本要求，得天时是首要的，得人心是关键。《禁藏》篇指出：“夫为国之本，得天之时而为经，得人之心而为纪”。要遵从一年四季的季节规律，春夏秋冬顺时施策，不误农时，发展农业生产，这样才能富民强国。为此，要做到“春仁夏忠秋急冬闭，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可以达到“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民材而令行，内无烦扰之政，外无强敌之患也。”可见，按照时令规律，顺时施治，才能内外无忧，民富国强。他还进一步论述道，善于治国的君主必须首先了解百姓拥有土地的情况，要懂得土地这一生产资料对于百姓生产的极其重要性。“田备然后民可足也。”因为满足百姓生活的条件是吃和穿，而食物的生长离不开土地和水。让百姓生存下去的食物产出是有一定标准的，“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亩取一石，则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当十石，糠秕六畜当十石，则人有五十石；布帛麻丝，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也就是说，按照每人三十亩土地够吃一年，一亩收粮一石，一人就是三十石；瓜果蔬菜相当于十石粮，米糠秕谷和畜产品相当于十石粮，那么每人共有五十石粮食，还有布帛麻丝未计在内。可见，国家要按照这样标准，让百姓占有土地，最终才会做到“国有余藏，民有余食。”“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五辅》提出“德有六兴”，主张改善民生、输导财货流通、改善交通、减税宽刑、救人之急、赈济灾害。首先就是关注百姓生产生活方面的“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要求君主及时下达发展生产命令，发展农业生产。《君臣下》说：“民有三务，不布其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则不可以守战。”君主如果不及时发布政令而耽误了农时，致使百姓不成其为百姓，继而也就不能执行守战任务，这是君主的过失。为了避免过失，君主必须重视农业。适时发布君令，推行仁义之道。《山至数》说：“圣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决塞，夺之以轻重，行之以仁义，故与天壤同数。此王者之大辔也。”是说，圣明的君主要用政令的缓急来治理国家，用政策的放收来控制国家，用轻重之术来盈利，用仁义之道来推行，因而能与天地同存。强调这是成就王业的君主的根本纲领。“王者乘时，圣人乘易”。君主要审时度势，赈济不足的百姓。因为君主对百姓失去控制就是失去基础。《山至数》又说：“君敛三，上赋七，散振不资者，仁义也。五谷相靡而轻，数也；以乡完重而籍国，数也；出实财，散仁义，万物轻，数也。乘时进退。”这告诉君主要把握时机而实行进退，将国库粮食留存十分之三，其余十分之七全部放贷出去，赈济不足的百姓，显示自己的仁义。要采取多种办法来控制粮食价格，解救生活困难者。一是对付大夫，粮食分散导致谷价下跌；二是以乡、家的高价粮，来征敛大夫的粮食；三是投放粮食财货，散布仁义之名，平抑万物价格。因此说，成就王业的人要善于把握时机，圣明的君主要善于把握变化。
3、推行义体，导民行义。
首先，实行七体，匡扶社会风气。《五辅》中，管子提出“民知德矣，而未知义”，劝导君主要“明行以导之义”，通过推行义来引导百姓，整肃社会风气，并详细论述“义有七体。”即“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僇；纤啬省用，以备饥馑；敦懞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是说，以孝敬父兄、慈爱和顺来供养家属，以恭敬忠诚来事奉君主，以公正合宜来实行礼节，以严整谦逊来避免犯罪，以节俭省用来防备饥荒，以纯朴专一来防备祸乱，以协调和睦来防备敌寇。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夫民必知义然后中正，中正然后和调，和调乃能处安，处安然后动威，动威乃可以战胜而守固。”因此说“义不可不行也。”
其次，设立官职，任用德才兼备的人才。《国准》论述国家的平准政策，认为君主要“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义，乘天固以安己者也。”要求君主设立官职，任用贤能，避免杀戮，倡导仁义，利用天道稳固来安定自己。什么是贤能的人才？《立正》篇提出，君主用人必须注意三个方面：“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强调用人必须使用品德与爵位相称、功绩与俸禄相称、才能与官职相称的人才。因而“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强调道义品德和功绩能力没有展现的人，不能给与爵位和俸禄，尤其是那些治理政事不能取得百姓信任的人，不能担任重要的官职。此外，还要避免用人失当和用人错误，“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宁可安排君子失当，也不可错误使用小人。“宁过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并且告诫君主必须慎重四种人：标榜道德但做不到仁，见到贤能但不能谦让，优亲厚友而处罚不公，忽视农业生产而轻率征税。“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君主必须慎重对待这四种人，这四项巩固权力的措施，是事关治国安邦的大事，是国家安危的根本。管仲郑重告诉齐桓公要使用“有道之臣”，千万防止使用“无道之臣”。《四称》中就记载了几类无道之臣：“不仁群处，以攻贤者，见贤若货，见贱若过。贪于货贿，竞于酒食，不与善人，唯其所事。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谗贼与斗。不弥人争，唯趣人诏，湛湎于酒，行义不从。不修先故，变易国常，擅创为令，迷或其君，生夺之政，保贵宠矜。迁损善士，捕援货人，入则乘等，出则党骈，货贿相入，酒食相亲，俱乱其君，君若有过，各奉其身。”列举这些无道之臣：结交不仁之辈，专门攻击贤者，遇贵如逐财货，逢贱如同路人；财货贪得无厌，酒食竞相争吃，不去亲近善人，专门亲近同伙；为人傲慢不敬，不愿交结善士，私下勾结小人；不去排解纷争，一味鼓动诉讼，整天沉湎饮酒，行为仪容不端；以及捐弃贤才善士，援引市侩门徒，入朝凌越等次，出朝结党营私，互赠财货相交，互请酒食相亲，都来惑乱君主，君主一旦有祸，人人各保自身，等等。这些“无道之臣”千万不能任用，否则，要祸国殃民，危及政权社稷。
再次，奖赏诚信，力行仁义之道。《揆度》说：“天下宾服，有海内，以富诚信仁义之士，故民高辞让，无为奇怪者。彼轻重者，诸侯不服以出战，诸侯宾服以行仁义。”天下归顺，海内统一时，就可以奖赏诚信仁义的人士，这样做，百姓就会崇尚谦让，再无异常行为。诸侯不归顺时，轻重之术可用于战争；诸侯归顺后，轻重之术可用来推行仁义之道。为此，君主要推行仁义，须率先垂范，推行仁义而又不能损毁法令。《枢言》说“法出于礼”。《法法》说：“为爱民之故，不难毁法亏令，则是失所谓爱民矣。夫以爱民用民，则民之不用明矣。夫至用民者，杀之，危之，劳之，苦之，饥之，渴之，用民者将致之此极也，而民毋可与虑害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恶。”为了爱民而损毁法令，就失去爱民的本义了，用毁坏法令来爱民用民，那么民不为所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善于驾驭百姓的君主，可以让百姓愿意为他赴汤蹈火，使用百姓而使百姓要是到了这样的绝境，百姓仍然不以为是有意害己，那是因为明君在上，道德和法律在全国施行，百姓都愿意舍弃个人的私欲而实行国家的公事。所以“善用民者，轩冕不下拟，而斧钺不上因。”作为明君赏赐不要吝啬，刑罚不可滥用。不仅如此，《法禁》指出，圣王还要明令禁止“以朋党为友，以蔽恶为仁，以数变为智，以重敛为忠，以遂忿为勇者”行为。就是对那些以勾结私党为有爱，以包庇邪恶为仁慈，以诡计多端为才智，以横征暴敛为忠君，以发泄私愤为勇敢的行为，要制定法律加以禁止。总之，君主要通过推行仁义之道来治理国家，倡导讲诚信、守法律、行仁义的社会风气。
三、如何修养仁义
1、要仁德若水，以人为本。《水地》篇论述了水的品性和功用，强调圣人要改变世风，一定要了解水性。众所周知，“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恶，仁也；视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满而止，正也；唯无不流，至平而止，义也；人皆赴高，己独赴下，卑也。”水有洗涤污秽的仁德，还有诚实、端正、道义和谦卑的品德。“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一则欲不污，民心易则行无邪。”水纯洁人心就公正，水清澈民心就平易。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主要处理好与百姓的关系，对待百姓要宽容厚道才能长治久安。《形势解》说：“惠者，主之高行也。”“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宽裕纯厚而不苛忮，则民人附。”“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尽力事上，则当于主。”君主崇高的德行是给予百姓恩惠，君主是百姓崇仰而赖以生存的人，如果能够宽容厚道，而不苛严忌恨，百姓就会归附；臣下是君主所任用的人，能尽心尽力地为君主效劳，是君主需要的。因此，统治者要懂得水德的道理，更要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做一个“既智且仁”（《枢言》）完美的人。
2、要遵仁守礼，不忘初心。《君臣下》说：“仁智者君”是天道人情。“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礼也。”君主要实行仁德，臣子要恪守信义，这就是上下之间的礼制。《幼官》说，君主要恪守虚静，无为而治，各种人物各得其适，这样就能成就皇业。遵循常道，达于天命，尊重贤能，任用贤德，这样就能成就帝业。身体力行仁义之举，选拔使用忠信之臣，这样就能成就王业。安定生者，安葬死者，敬重贤德，修治百姓，这样就能赢得民心。君主要想成就功业需要实行无为而治，顺应天道，毋忘初心。《势》说“毋亡天极，究数而止。事若未成，毋改其形，毋失其始，静民观时，待令而起。”这就是说，不要忘记天道，尽到天数就应该停止。如果事业尚未成功，不要改变常态，不要放弃初衷，不要忘记初心，修养民力观察时机，对待天令起事，这样尽行天道就能拥有天下。
3、要天下为公，内外兼修。《内业》说：“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听，公之谓也。”意思是：一个字在心中已得，天下人就会敬服；一个字在心中已定，天下人就会听从，这个字就是公字。要端正外形，摄取精气，像天地那样仁义。《侈靡》说：“君亲自好事，强以立断，仁以好任人。”“大王不恃众而自恃，百姓自聚；供而后利之，成而无害。”君主要亲临治政，以果敢断事，以仁爱用人；要亲近百姓，克制自身，百姓就会归附，实行仁义，然后给予利益，就会事业成功，没有祸害。还要“上义以禁暴，尊祖以敬祖，聚宗以朝杀，示不轻为主也。”崇尚仁义而禁止残暴，尊荣祖先又敬奉祖宗，聚合宗族而昭明等差。对待诸侯国，要“国虽强，令必忠以义；国虽弱，令必敬以哀。强弱不犯，则人欲听矣。先人而自后而无以为仁也，加功于人而勿得，所橐者远矣，所争者外矣。”就是说，虽遇强国，辞令一定要既诚心又合道义；虽遇弱国，辞令一定要既恭敬又含爱心。强国弱国都不冒犯，各国就愿意听从了。先人后己，不自以为仁，归功他人，不自以为德。做到这样，所包容就十分广阔，所争取就十分远大。
4、要道德当身，修身律己。《戒》说：“仁从中出，义从外作。仁故不以天下为利，义故不以天下为名。仁故不代王，义故七十而致政。是故圣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贱物。”意思是说，仁从心中发出，义从外表体现。做到仁所以不凭天下谋利，做到义所以不凭天下争名。做到仁所以以道辅君而不取代称王，做到义所以年过七十便还政于君。因此，圣人以德为上，而以功业为下；以道为尊，而以物利为贱。可见，圣人要以道德为上，以道德为尊的。“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是故身在草茅之中，而无慑意；南面听天下，而无骄色。如此而后可以为天下王。所以谓德者，不动而疾，不相告而知，不为而成，不召而至，是德也。”作为一个心怀天下的君主应该以道德为重，注重用道德来修养自身，做到道德在身，不受外物的诱惑。即使身在茅屋之中，而无忧惧的心意；面南治理天下，而无骄傲的神色。做到这样才可以统治天下。所以称作有道德，是因为无所发起而百姓奋起，无所言语而百姓领会，无所作为而百姓成功，无所召唤而百姓聚集，这就是道德的力量。《小称》记载，管子论述君子修身之道。管子说：“善罪身者，民不得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故称身之过者，强也；治身之节者，惠也；不以不善归人者，仁也。故明王有过则反之于身，有善则归之于民。有过而反之身则身惧，有善而归之民则民喜。往喜民，来惧身，此明王之所以治民也。”作为明君要善于责备自身，这样百姓不会责备他；如果不能责备自身，百姓才会责备他。承认自身的过失是有力的表现，修治自身节操是智慧的表现，不把不善归于别人是仁爱的表现。所以说，明君有过失就自身承担，有善行就归功百姓。这种勇于承担责任，不诿责于人的反省自身的做法，不仅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智慧。所以说，有过失就自身承担，自己就会戒惧；有善行就归功于百姓，百姓就会喜悦。归善使百姓欢喜，招过使自身警惕，这就是明君能治理百姓的道理。同时，还以夏桀、商纣作为反面教材，进一步强调暴君昏君就不懂得这个道理。最后得出结论：“不善人在则乱，善人在则治”，因为善人本身尽善，所以就影响到他的治理天下的事业。
参考文献：
谢浩范 朱迎平译注《管子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
(作者简介：郭世东，安徽省管子研究会会员，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