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期 论管子里籍颍上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3/17 10:51:32
论管子里籍颍上
——兼与耿振东先生商榷
龚 武
（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安徽 颍上 23600）
[摘要]管子里籍颍上，经过长期科研探索，形成科学论文，对古文献、管氏家谱，考古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进行全面分析和综合证据，早于2010年前，管子里籍颍上，最终得到确认，形成学界共识，获得省部级认证，经由国家主流传媒公布于世。然而，耿振东先生于2016年、2017年在《子藏·法家部·管子》“前言”和《中州学刊》发表的《管仲故里在河南考辨》中主张“管仲里籍”在“许昌、临颍一带”（为行文简洁，本文称之为“许临说”）。但是从文献和考古、语言学、军事地理和地名学等方面剖析，耿文的失误源于将《左传》《史记》地名“颍上”与《晋书》的“颍上”混为一谈，理解成了“‘颍上’一词”，并以此为前提提出管仲里籍不是今天的安徽颍上县。然而耿二文在古文献的理解、语文阅读、对地名形成和军事地理等诸多方面存在硬伤，所谓“许临说”或“管仲故里在河南”根本不可成立。
[关键词]管子里籍颍上；地名颍上；“颍上一词”；商榷
一、管子里籍颍上的由来和确认
管子里籍颍上，即今安徽省颍上县，近十年来，在社会和学界业已渐成共识。
（一）国史记载管子里籍颍上
1.《左传·成公十六年》：颍上地名最早的文献记载。
知武子佐下军，以诸侯之师侵陈，至于鸣鹿，遂侵蔡。未反，诸侯迁于颍上。［1］929
2.《左传·哀公十六年》：颍上“改颍称慎”后“慎”的最早文献记载。
吴王伐慎，白公败之。［1］1235
3.《史记·管晏列传》：管仲里籍与颍上地名结合最早的文献记载。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2］392（原文如此，“ ”为人名、地名号——笔者注）
（二）地方志记载管子里籍颍上
安徽省地方志研究院张军先生的论文《地方志记载管仲的演变》，翔实地记述了明正德《颍州志》、顺治《颍上县志》、康熙《江南通志》、乾隆《颍州府志》等十二部代表性古今志书记载管仲的演变轨迹。“古来方志半人物”，“志书记载人物的原则就是以本地人物为主，以正面人物为主”。［3］289毫不奇怪，管子是父母之邦各级地方志里的一位“主角”。
颍上地方志编修从明代至今，已达十数种。从现存的颍上史志文献看，记载虽不尽相同，但凡涉及管仲里籍或管、鲍里籍，在其“地理”和“人物”“风俗”“文化”等篇章中，对管子出生地（管谷，实为管母出生地）、管子（包括鲍叔牙）生平事迹、“管鲍之交”的友谊故事，管鲍遗迹、祭祀管鲍场所、建筑等的记载，均认真周到，不惜笔墨。
（三）屠隆赓续管子里籍颍上历史
明代著名文学家、学者屠隆任颍上知县，于明万历七年（1579年）兴修管鲍祠（今存安徽颍上老城区，内有管仲衣冠冢即“管仲墩”，1986年被确定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作《管鲍祠碑记》。其曰：
颍上祠管仲、鲍叔，礼也。旧志：管子，颍上人。盖本之《史记》。今邑有管仲墩，相传为管仲故里，而不言鲍叔颍上人。近考张处度注《列子》，谓管仲、鲍叔并颍上人也。处度在晋，去春秋七雄时不甚远，旧志必有据矣。又考《齐人物志》，无鲍叔。则鲍叔为颍上人信乎！ ［4］262－263
屠隆在给沈君典等的信中写道：
颍故自小邑，不谓又凋敝不可言。延城广袤三里，寥落数家。……汉称黄霸所治颍川，及灌夫家颍川者，今河南汝州，非颍上也。唐宋所称颍川，为欧、苏宦游处者，今颍州，去颍上尚百数里而遥。……史称管仲颍上人，今颍上有管仲墩。［4］319
屠隆正是从史志文献考证、地方传说、管子遗存等确证了管鲍故里就是他任职的颍上，从而肇开了官祭管鲍、赓续管子里籍颍上的历史。
（四）高泽生发现古颍上城和《左传》记载
高泽生（1642—1696），字孔霖，文史学家，作《颍上风物纪》。被时人称为“高子”，王世桢（字础尘）赞其“夷吾为霸者之佐，然自伊、吕以下，具开辟手眼者，不得不推是人”。［4］3
高泽生《颍上风物纪》首次引证《左传·鲁成公十六年》“颍上”的记载。这是发现《左传》记载“颍上”与司马迁《史记》记载管子里籍存在互文关系的最早文献。
高泽生考证，古“颍上城在沙河西岸，周环三里”，“鹿邑至上蔡，颍上在其间，是此地未名慎已名颍也。隋以慎名颍，盖因史称‘管子颍上人’而，因而复其初”。明确指出，隋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建立颍上县，并非是颍上地名的开端，而不过是“复其初”名而已。［4］6
（五）考古发现佐证管子籍里颍上
就在高泽生写作《颍上风物纪》三百多年后，1982年，颍上境内王岗镇（旧称王岗铺，或为古“颍上城”所在地）附近考古发现商周时期青铜礼器近20件。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9件，包括1尊“丁”字鼎（国家一级文物，现存安徽省博物馆）。
鼎乃王者之器，考王岗本并无王姓家族集居，此“王岗”之“王”，该是古代方国“百里为王”之“王”［5］86－91。颍上邑治或古方国，发端可追溯至商代或西周初年，已有三千多年历史。
（六）科考确认管子里籍颍上
一个出了像管仲这样大历史名人的地方，自然会有民间口碑流传及其相关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留存。颍上自古流传管子生辰八字（即人的出生干支纪年、纪月、纪日和纪时辰）为戊戌年、戊戌月、戊戌日、戊戌日的传说。
为论证管子生辰八字的真伪，2006年笔者做了专题调研，专程赴南京大学向资深著名天文学史学家萧奈园教授求教，萧老认真审核论文稿，结论是经其“验算确认无误”。论文发表于《管子学刊》2007年第2期。论文结论认为：一是“管仲生于公元前723年6月27日11～13时之间”；二是管仲拜相时年38岁，享年78岁。从而证明了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管仲里籍颍上确凿可信。［6］13－17
2010年第5期《江淮文史》发表笔者《“颍上”与“慎”的来龙去脉》一文。论文阐释“颍上”是管子出生地，并作为隶属古蔡国的邑治（或古方国），位于今天安徽颍上境内王岗镇（或附近）。颍上作为古地名存在在前，“慎”地名在后。颍上和慎的历史沿革、存亡更迭，脉络清晰，承续有序。［7］171－176
（七）管氏谱牒资料佐证
山东理工大学齐文化研究院邵先锋教授推荐的《青溪管氏本谱承世系总图青溪管氏本谱承老集雁行卷之二》记载：管叔鲜为管子始祖，从管叔鲜长子管承流开始“居颍上”，“隐迹于颍上配姜氏之女生二子长子既次子兴”。管子系管叔鲜第十二世孙，即“第十二世讳敬仲（居颍上）字夷吾严公之子……”其父为“第十一世讳严（即庄仲山居颍上）”。此支脉为嫡系管氏，自第三十三世起即“汉明帝己未年”“公元59年，永平二年”第三十二世“讳望（居颍上）”始离颍而“居九边比海”。此管氏家谱与《史记》管子里籍颍上构成密切互文关系。［8］379－384
（八）颍上地名本于地名学通则
胡天生先生《初论管仲故里在颍上》认为：中国地名学确定方位大抵有两个系统，一是《易》学风水系统，一是地图（军事）系统。由于我国历史久远幅员广大，后者又有两种相反的制式：“上南下北”和“上北下南”。考颍上地名的生成，实本于中原及其江淮流域广泛通行的《易》学风水学——上南下北，右东左西（水北为阳，水南为阴，右为上，如成语“无出其右”）的地名学原理的通则。这种原理至今仍为民间堪舆所用。［9］426－431即如：
与江河相关的地名，下游（东方）一般称“某上”“某口”，如汶上、颍上，汉口、浦口等；中游一般称“某阳”如淮阳、涡阳等，“某阴”如江阴、淮阴（水北为阳，水南为阴）等，“某滨”如淮滨等，“临某”如临淄、临沂等，或“某方”（如东、西、南、北）如河北、济南等；上游（西方）一般称“某源”，如颍源、河源、三江源（均为自然江河上游的地名）等。
正是建立在一系列长期科研探索，形成科学论文，对古文献、管氏家谱，考古发现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进行全面分析和综合证据的基础上，2010年，管子里籍颍上第一次通过央视省部级资格审定，在当年4月上旬的十套“百家讲坛”董平先生主讲的4集专题片《名相管仲》节目，公映“管子故里，安徽颍上”的广告片。
至此，管子里籍颍上，最终得到确认，形成学界共识，获得省部级认证，经由国家主流传媒公布于世。
二、《左传·成公十六年》如是曰
然而，山西社科院副研究员耿振东先生，于2016年、2017年连续发文，先是在《子藏·法家部·管子卷》的“前言”（以下简称“前言”）提出管子籍里在许昌、临颍一带的观点（本文姑且以“许临说”代之）。继而在河南《中州学刊》发表《管仲故里在河南考辨》（以下简称“考辨”），主张“管仲故里在河南”。
（一）“许临说”横空出世
耿先生2016年的“前言”文曰：
司马迁记述管仲里籍，不会凭空杜撰一个名词，“颍上”一词肯定有历史根据。……《左传》中是出现过“颍上”一词的。其成公十六年记载：“七月，公会尹武公及诸侯伐郑。……诸侯迁于制田。知武子佐下军，以诸侯之师侵陈，至于鸣鹿。遂侵蔡。未反，诸侯迁于颍上。戊午，郑子罕宵军之，宋、齐、卫皆失军。”
此处“颍上”一词，其大致地理范围在许昌、临颍境内颍水流经的那片区域。［10］5
而翌年的“考辨”，耿先生在基本照抄了“前言”的观点之后，并未直立马，得出“在许昌、临颍境内颍水流经的那片区域”的结论，而是“让子弹飞了一会儿”——先给前575年淮河流域的那场诸侯之战，编了一出漏洞百出、不切实际的“战争戏”。
（二）虚构知武子“折返跑”
耿先生2017年发表“考辨”说：“鲁、晋、齐、邾、宋、卫等诸侯国共同伐郑。不过，诸侯联军在制田会师后（诸侯在制田并非仅仅是“会师”就不能“分师”吗？笔者稍后将作专门分析——笔者注）并没有急于讨伐郑国，而是先向东南方行军‘侵陈’‘至于鸣鹿’，又西南方向行军‘侵蔡’（蔡国不是“上蔡”都城即今天河南的上蔡县。陈国以东以南，沿淮淮北一带，包括汝南、颍上、凤台都曾在蔡国疆域内。——笔者注）。”
接着“考辨”又进行一番离谱的战争地理分析：“由于蔡国在郑国的南方，诸侯之师由陈入蔡后，要想按原计划讨伐郑国，必须向西北或向北行军才能进入郑国。颍水是东南流向，往西北或往北行军意味着逆颍水而上，逐渐进入颍水上游区域（行军走水路，非常正确。还要考虑“天时”——天气因素。兵贵神速，逆水而行军，兵家大忌。诸侯抱团，孤军深入，远攻陈、蔡，置讨郑国于不顾，腹背受敌，搞逆水行军地折返跑？笔者后文将作专门分析——笔者注）。”
最后，飞行的“子弹”终于落地。耿先生曰：
毋庸讳言，诸侯之师驻军的“颍上”肯定是郑国境内的某一区域。诸侯在“侵蔡”后伐郑，必然要进入郑国的疆域，郑子罕对已进入郑国疆域的诸侯之师突然袭击是合情合理的。“颍上”若不在郑国，解释不通。［11］117
而实际是，颍上若在“郑国”，才是异想天开。
（三）一段文本背后的楚晋争霸
《左传·成公十六年》文本背后的历史告诉我们：公元前575年农历七月，由鲁国发起一场中原诸侯讨伐郑、楚的捍卫中原的战争。参战的双方：一方是鲁、晋、邾、齐、宋、卫六国诸侯；一方是郑、楚、陈、蔡。楚为“隐角”未出场，却是战争的根源。
当时天下大势：齐桓首霸在前，晋文继霸于后，楚觊觎中原，屡越淮北征，与晋争霸。
鲁成公十五年（前576）六月，楚伐郑，八月宋共公亡，宋左师鱼石、二司寇、二宰奔楚。年底，楚并吞许，将许都迁叶。鲁成公十六年（前575）春，郑叛晋，楚以“汝阴之田”收买郑与之盟。郑、楚伐宋。卫、晋讨伐郑。六月，晋、楚战于鄢陵。秋，鲁成公盟诸侯于沙随，谋伐郑。七月，即“知武子佐下军”“诸侯迁于颍上”。陈、蔡是郑、楚的“盟友”。［1］921－929
《左传·成公十六年》被引原文通常从“诸侯迁于制田开始”，到“宋、齐、卫皆失军”结束。本文则稍作前提，以拓展阅读理解：
七月，公会尹武公及诸侯伐郑。……，诸侯之师次于郑西。我师次于督扬，不敢过郑。子叔声伯使叔孙豹请逆于晋师，为食于郑郊。师逆以至。声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后食。
诸侯迁于制田。知武子佐下军，以诸侯之师侵陈，至于鸣鹿，遂侵蔡。未反，诸侯迁于颍上。戊午，郑子罕宵军之，宋、齐、卫皆失军。［1］929
“七月……食使者而后食”这段文字描述的是：这场讨伐战争的发起者鲁国感到诸侯的兵力或战斗力不行，需要强大的晋国军援。为往迎晋军参战，鲁国由重臣子叔和声伯负责派大夫叔孙豹作为特使。备好了食物犒劳晋军，声伯禁食了四天，直到特使回来吃饭之后才进食。
接下来“诸侯迁于制田……宋齐卫皆失军”这段是对这场战争的简略描述。
大意是：晋国大将知武子率领一支由晋国下军和诸侯组成的军队，从西北方向出发，往东南方向一路推进，先侵入陈国，到了鸣鹿（今河南鹿邑——笔者注），而后侵入蔡国，大军没有返回，而是在蔡国“颍上”（古邑治或方国——笔者注）驻扎了下来。
（四）一次战略远征的目的地：颍上
从上下文记载看：一是这次战事的主角是这支备受鲁国君臣优礼相加的晋军；二是这段史料中记载的除了鲁国君臣以外，六国诸侯唯一出现的将领是知武子；三是知武子受命领军讨伐郑、楚，既地位显赫，又意味深长——晋、楚是老对手，有新仇旧恨。六月刚打完仗，是新仇；知武子曾被其俘虏，是旧恨。所以，这场诸侯战事对大军事家知武子而言，实际是一次战略目的明确的远征——直捣楚国的战略通道口——颍淮交汇口蔡国颍上。
知武子，即知伯，荀罃(?－前560年):姬姓，智氏，名罃，谥号曰“武”，故亦称“智武子”“知武子”。
前597年，知武子跟随父亲荀首参加晋楚邲之战，在乱军之中不幸被俘，沦为阶下囚。九年之后，荀首用楚王子榖换回儿子知武子。公元前583年，下宫之难后，任下军佐；前573年，被越级提拔为上军佐；前566年，被提拔为中军将。同年，知武子以上军将之身跃居中军元帅，出谋三分晋军、争夺郑国。知武子调动诸侯联军与楚军周旋，使得楚共王不得不放弃郑国。
前563年，知武子击败楚、郑，与诸侯盟于萧鱼，晋国霸业复兴，再次成为中原霸主。
一说前562年，晋悼公大会诸侯，成为霸主，知武子也因此而名扬千古。［12］
知武子在晋军中任职及其职务的升迁，佐证了晋国军队确实分为“上、中、下三军”这个事实。《东周列国志》也叙述了知武子家族实行的“四军三分”之计，以晋上、中、下三军轮番伐楚的战术，可与之并《左传·成公十六年》互文。
那么，再仔细品读《左传·成公十六年》这场战争，以下几组关键词就比较有意思了：
1.“诸侯”和“诸侯之师”。引文中“诸侯”出现3次，“诸侯之师”出现2次，概念意义各不相同。
第一次出现的“诸侯”，和第一次出现的“诸侯之师”，不包括晋国和晋国军队；第二次出现的“诸侯”（“诸侯迁于制田”），包括了晋国和晋军，即晋、鲁、邾、齐、宋、卫六个诸侯国集结完毕。第二次出现的“诸侯之师”（“以诸侯之师侵陈”），是在集结地“制田”进行军事部署兵分两路，其中知武子率领的一支诸侯之师，是以晋下军为主力和鲁、邾军；第三次出现的“诸侯”（“诸侯迁于颍上”），仍然是指知武子统率的晋军和鲁、邾军。
诸侯之师并非笼统的整体，至少一分为二。其中一支由知武子率领朝东南方向征伐；另一支则攻伐郑国。而耿先生误以为“诸侯”“诸侯之师”是没有变化的同一概念。
2.“佐下军”。知武子率领的诸侯之师，其主力是他从晋国带来的下军。知武子从前583年开始担任下军佐，直到573年才被越级提拔为上军佐，这期间的职务一直都是下军佐。这与《左传·成公十六年》“知武子佐下军”之文无缝对接。
3.“侵陈”和“侵蔡”。知武子“侵陈”即侵入陈国疆域，打到了鸣鹿（今河南鹿邑）这个地方后，再侵入蔡国疆域。军队行动讲“天时、地利、人和”。有水路，会被优先使用。蔡国地形北以泉河为界，南以淮河为界，七月正是淮河流域的丰水期，知武子侵陈之后，沿泉河、颍河水陆并进，顺流而下，进入战略要地蔡国颍上，剑指强楚（下文将专门介绍）。
4.“未反”和“诸侯迁于颍上”。“未反”是关键。实践证明，也最容易被误读。有文章说“反”是“及”之误，属不得其解。“前言”看上去，更像不理解“反”是“返回”的意思。返回，即指从离开地再回到出发地。但这里是说知武子侵蔡没有返回，即没有回到诸侯集结地和大本营——制田，而是驻扎在了沿淮的颍上。大本营的驻军该是诸侯之师的“另一支”（是谁？答案即将揭晓）。
“诸侯迁于颍上”，绝非闲笔，乃是这场战争的战略部署或至少是知武子要达到的战略目的——敲山震虎，对楚国进行威慑，令其尊重中原列国，遏制其扩张野心。
5.“宋、齐、卫皆失军”。说的是“七月二十四日，郑国子罕发动夜袭”，宋、齐、卫溃不成军。“另一支”诸侯之师终于出现了一一大本营被郑国偷袭了。《左传》史笔到此戛然而止。为何？叙事交待已经完整。知武子此时远在蔡国颍河下游。如果以耿先生的剧情：知武子率领的晋下军和鲁、邾军此时是驻扎在郑国许临地区，面对友军败北，袖手旁观乎，或打救援乎，结果如何？史笔决不可能不置一词。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诸侯之师制田集结后，兵分两路，一路（晋、鲁、邾）攻打陈、蔡，形成对楚战略威慑，另一路留守伐郑。被郑子罕夜袭而“失军”正是后者（宋、齐、卫）。
更重要的是知武子率领的晋、鲁、邾联军远征对晋楚争霸而言，是一次胜利的战略远征。知武子不久（前573年）即被越级提拔为晋上军佐。而后逐渐登上晋国政军舞台的“Ｃ位”：六年后，即前563年，知武子击败楚、郑，与诸侯盟于萧鱼，晋国霸业复兴，再次成为中原霸主。
所以，耿先生断言知武子扎住在“郑国”境内的所谓“颍上”，从任何意义上都根本站不住脚。
三、管子里籍非安徽颍上莫属
尽管如此，耿先生2017年还是继续发表“考辨”一文，而且高调宣扬“管子故里在河南”：
依笔者之见，隋置的颍上县相当于今天的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这显然与司马迁所言“颍上”不是同一个地方。考司马迁所言“颍上”，它不是一个确切的地名，而是仅指今河南 禹州、临颍之间颍水流经的那片区域，管仲故里就在 这一区域的某个地方。［11］116
“考辨”除了延续“前言”对《左传·成公十六年》史实的误读，从而对“颍上”地名乱点鸳鸯之外，又对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司马贞的涉颍、涉管文献，屠隆文章，《颍州府志》有关“颍上邑、慎邑”的信息，进行选择性过滤或随意诠释。
如说“管仲故里,唯一可见的是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的记载”。［11］116事实是管子籍里颍上，在司马迁之后，历代文著多有记载：如晋张湛（处度）《列子注》、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明代屠隆文著及其《管鲍祠碑记》、管氏家谱、清代高泽生《颍上风物纪》等，且在古今众多地方志均有记载（如本文开首所述），可谓薪火相传、沿革有序。
（一）《晋书》的“‘颍上’一词”
耿先生在“前言”和“考辨”中，都对《晋书》发现了“颍上”高调宣扬，尽管这确实是“‘颍上’一词”，而不是地名。但是这个发现，对于一心想把《左传》《史记》的地名颍上，统一在“‘颍上’一词”的耿先生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这是“管仲故里在河南”的“许临说”的基础论据：
隋以前的史书中，“颍上”一词也极少见，大概只在《晋书》中出现两次。……综上可见，“颍上”乃近河南许昌、漯河、临颍一带颍水流经之地。管仲故里约略在此地域之内。［10］6
并且“它是（原文如此，疑为‘使’之误——笔者注）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颍上”所指的地域范围，大概是禹州( 今河南许昌境内) 、临颍( 今河南漯河境内) 之间颍水流经的那片区域。如果把范围再缩小一点，则可能仅指禹州境内颍水流经的区域。不过，为了稳妥起见，我们更倾向于前者，管仲故里大概就在这一地域范围之内的某一个地方。”［11］119
《晋书》中两处“颍上”，正像耿先生所言是指代区域方位的“一词”，只不过指代的是“颍水北岸”。耿先生不顾逻辑，颠倒地名与词汇之间的关系，采取把《晋书》的“‘颍上’一词”（唐人作《晋书》以上北下南通则，将颍河北岸的战场写作“颍上”，本无可厚非）跟《左传》的颍上（耿先生认为这里的“颍”，指的是河南颍河，与安徽颍河无关）和《史记》的管子籍里的颍上（被耿先生认为是“域名”）“拉郎配”，“浑水摸鱼”的办法，虽颇有迷惑性，但毕竟文字游戏很难行稳致远。
（二）“许临”地区不存在“颍上”地名
其实只要上“百度”随便翻阅一下许昌禹州、漯河临颍的简介和历史沿革，就明白无误的了解到，无论是许昌禹州、漯河临颍，都从来没有出现过“颍上”这个地名。
（图1：春秋列国形势图）
从地图上看，毗邻或隶属郑国的许昌、临颍位于蔡国的西北方向，蔡国在郑国的东南方向，中间还赫然隔着一个陈国。（参见图1）
从蔡国颍上到郑国许昌，以今天高速公路里程数据，大约为350公里。颍河弯曲，路途更为遥远，在古代行军，约莫需要十几天甚至更长时间。耿先生编派的“战争戏”剧情却是：乘着当年的农历七月雨季和丰水期，知武子率领“侵蔡，未反”的诸侯之师，逆流而上驻扎到“许昌、临颍境内颍水流经的那片区域”，并且在郑军夜袭诸侯的战争中，齐、宋、卫军溃不成军，晋、鲁、邾军则毫发无损全身而退（或不知去向）。这种神剧甚至都不是“玄幻”和“穿越”可以做到的。
（三）“颍上”不是“域名”
本文开始已举证，中华书局顾颉刚注本《史记·管晏列传》“颍上”下方被明确标注了地名号“ ”。耿先生在2016年“前言”中也默认颍上为地名。然而，到了2017年的“考辨”，耿先生改变戏码，“今是而昨非”地编派司马迁《史记》“颍上”是“域名”。［11］116
何为域名？这本是个网络用语，即网络虚拟的名字，有其特定含义。“许临说”的实质是提出一个虚拟“域名”作为管子故里。然而在新时代地方各级党政政绩观转变的语境下，争抢名人，“无中生有”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已不合时宜。
（四）历史时空不可虚构
耿先生在“考辨”中，例如对《水经注》的颍河水系记载，居然写道：“颍水流出郑国临颍后，遂即就有洧水汇入，之后又有氵隐水、蒗荡渠水汇入，严格来说，它已不能称之纯粹的颍水了。”［11］118
按此逻辑，淮河有颍河、淝河、涡河、泗水等众多支流汇入后，安徽以下的淮河下游就“不能称之纯粹的”淮水了，江苏韩信故里淮阴名字岂不就取错了？
又如，“考辨”把《颍州府志》对所管辖的行政区划内隶属的“颍上邑”，理解为他所心仪的“许临”一带，且言之凿凿地认为“这与《颍州府志》提到（注意，方志记载所管辖区单位，耿居然使用了轻飘飘的‘提到’这个字眼）的‘颍上县’，即隋置的颍上县不是一个地方”。［11］121颍州，即今安徽阜阳，距离河南许临地区大约七百里之遥，从未有也不可能管辖到那里，除非颍州府具有当今国际社会的“长臂管辖”的功能。
（图2：古蔡国疆域粗略示意图）
（四）“无知”抑或“故作不知”
又如，统观耿先生二文，其所理解的“侵蔡”，缺乏古蔡国疆域和地理概念，并主要在于对蔡之辖属的颍淮交汇处颍上乃是楚国进犯中原的主要通道关隘，及其在那次诸侯之战的战略地位的忽略，而认为“蔡”就是今天河南上蔡县，无视晋国大军事家知武子的智慧，让他从“制田”向“西南”进军，在河南的上蔡县和临颍县之间搞“折返跑”游戏。
蔡国处于中原南端、滨淮地带。楚国北犯中原，蔡首当其冲，因此动荡不安，国势衰弱。古文献之上蔡、新蔡和下蔡概念，本义是指蔡国都城先后位于三处，并以此指代蔡国。这一点耿先生似乎与笔者并无分歧，然而分歧点在于：根据蔡三迁国都，以此为坐标，可生成蔡国疆域大致范围。即南以淮河为界，北以泉河为界，西起上蔡，东到颍上、凤台。颍上恰处于古蔡国疆域之内。正好符合《左传》“侵蔡，未反，诸侯迁于颍上”历史记载。（参见图2）
然而诡异的是，“考辨”文中后来也出现了这样的句子：“按照当时的疆域划分，临沂属于郑国，汝南（古郡，历史上颍上都曾属其管辖——笔者注）属蔡国”。［11］118原来耿先生对蔡之疆域概念并非一无所知，而是并不确知，或故作不知罢了。
四、颍上为什么这么有名
（一）颍上自古是战略要地
蔡国颍上是《左传》记载的前575年那场诸侯保卫中原之战的战略要地，这也是国史对颍上军事要塞地位的最早文献记载。
颍上位于颍淮河交汇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春秋列国战争中，尤其是在楚国侵犯中原的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古颍上之所以被《左传》《史记》载入青史，说明作为邑治或方国，是一个名气很大的地方，与耿先生所谓的“‘颍上’一词”不可同日而语。
例如《左传·昭公十二年》（前530）记载：“楚子狩于州来。次于颍尾”。［1］1096对于理解知武子率诸侯之师“迁于颍上”这场战争的战略意图，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即颍上所在的“颍尾”一带，正是楚军入侵中原的一个重要通道。楚国后定都寿春（即今安徽寿县），寿县与颍上隔河相望，庶几乎是楚京畿之地。
在冷兵器以水路运输的时代，诚如顺治《颍上县志》所云：颍上“疆域,襟带江、淮,控扼陈、蔡;东连三吴,南引荆、汝;淮水东流,颍水西北来注,形胜雄巍”。
颍上境内“西正阳”（今仅存遗迹）和“东正阳”（即寿县的正阳关），是“控扼”淮、颍天险水道的古代军事要塞。元代（1272年）董文炳“筑正阳两城”（东、西正阳），阻击南宋军队。［5］54（参见图3）
（ 图3：颍上颍河与寿县正阳示意图）
颍上南照镇，有遗迹“盐窝子”，曾是楚灵王观水台。南照镇至阜阳市连接泉河的“通商渠”（又名“小清河”），是一条楚国运送漕粮的古代人工运河。［5］44
（二）楚侵蔡与楚设“慎邑”
楚国设“慎”或“改颍称慎”，与春秋、战国之交，楚北犯中原，侵蔡灭蔡的历史紧密相连，并作为这段历史的一个见证。
正是独特地理方位，决定了颍上地名及其地名沿革的命运。前487年，为绥靖流亡吴国归来的前楚太子芈建之子芈胜（史称白公胜），将占领来蔡国颍上赐封给芈胜。为警示芈胜不要复仇，楚国统治者刻意寻找了一个具有极强针对性寓意的“慎”（慎独、慎微）字，设慎邑，或改颍称慎。
颍上连同古蔡国（包括河南息县等）大片区域，都一度划给了芈胜管辖。［13］370
所以，颍上改“慎”，或在颍上境内另立“慎邑”最早是在前487年之后，这距离“诸侯迁于颍上”前575年，已经过去近一个世纪。耿先生仅仅利用后世文献信息不对称的弱点，强调颍上古代称“慎”，只不过是知其然不知所以然地以讹传讹而已。
（三）颍上抑或并立过“颍上邑”和“慎邑”
最后，有关《颍州府志》记载出现“颍上邑”和“慎邑”并立（如图２所示）的信息，耿文做错误解读，不足为训。
倘若古地图和地方志并非同时出现信息误植，那么真实的情况可待进一步研究：其一，笔者于《“颍上”和“慎”的来龙去脉》对颍上境内邑治迁移有所揭示：古邑治或方国城堡，在颍河南岸的王岗；慎邑治一度在颍河北岸古城遗址；某个不确定时期的邑治设于甘城（遗址已塌陷入颍河）；隋代设县邑治设于“郑城”，即今天颍上县老城区。
其二，参考颍上自古以颍河中穿全境的地理地形，境内出现邑治分立的局面应不乏其案例。最近的如1947年到1949年期间，颍上境内就以颍河为界，先后出现过阚疃、颍阜、颍上三个民主政权。新中国成立前夕，两岸民主政权方合并成立颍上县。
行政区划变化，变化的只是王朝和政权的名称，但永远不会改变的是地名标志的人文热土——管子籍里颍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徽省颍上县的客观历史。
五、结语：“谁动了”管子籍里颍上的“奶酪”
2018年发生的一起某地改变《百度百科·管仲》管子籍里颍上信息的事件，其依据正是耿先生二文及其所提出的管仲籍里颍上“许临”说。
尽管从后来的结局看，这是一个未遂事件。之所以如此，正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有关部门以及安徽省管子研究会，大费周章地工作，提供论文以及省级公文等学理、法理证据，澄清事实的结果。
感谢“百度百科”从善如流，恢复了管子籍里历史本真面目，使得这场互联网上突发的有关管子故里之争的“黑天鹅”事件销声匿迹。
从耿先生的2016的“序言、２017的“考辨”和2018的依据耿先生论文引发的“百度事件”，三年连续发生三件事，似乎用“纯属巧合”来解释因果关系，似乎也说不过去。
然而，地名不可戏说，事实胜于雄辩。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尊重常识，应该成为每一位学者的自觉操守和学术遵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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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司马迁.史记［Ｍ］中华书局，2009.
［3］第十四届全国管子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集［Ｃ］.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秘书处，2019.
［4］（明）屠隆著、汪超红主编.屠隆集（1）［Ｃ］.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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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龚武.“颍上”和“慎”的来龙去脉［Ｊ］.江淮文史，2010.（05）.
［8］郭因、龚武主编.管学论集（中卷）［Ｃ］.时代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黄山书社，2010.
［9］郭因、龚武主编.管学论集（上卷）［Ｃ］.时代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黄山书社，2010.
［10］方勇编纂.子藏.法家部.管子卷（第一卷）［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
［11］耿振东.管仲故里在河南考辨［Ｊ］.中州学刊，2017.（04）.
［12］互联网.趣历史.百度百科综合信息.
［13］程必定、龚武主编.管学论丛（第一卷）［Ｃ］.时代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黄山书社，2013.
（作者简介：龚武，安徽省管子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北京大学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