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3/17 10:55:49
管子一匡天下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夏爱民，赵艳娟
[内容摘要] 管子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合”、“匡”体现了“内圣外王”之道，外王为利、力、理、礼、信，内圣为仁、智、勇、严。虽然中国春秋时期与今日世界形势时空不同，但在历史大势、主体地位、政治主张等方面，有可借鉴性。认清春秋五霸之“霸”与今日霸权主义之“霸”并非同一含义，应理直气壮地吸取借鉴齐桓公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智慧，“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富国强兵”，积极推动全球化时代的“尊王攘夷”，直面全球重大议题，贡献中国“合”“匡”方案。
[关键词]春秋；齐桓公；管子；尊王攘夷；富国强兵；人类命运共同体
管子辅佐齐桓公治国理政、富国强兵，尊王攘夷、扶正祛邪、“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对于近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关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相关史实
（一）关于“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说法。
最早出自《论语》。《论语•宪问》十六：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论语•宪问》十七：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论语》对此的两次记载，全部为司马迁《史记》所采用。《史记·齐太公世家》：
於是桓公称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异於此乎？
（二）关于“九合诸侯”的解释。
合，读hé，指运动时全身上下、四肢百骸都能互相配合，协调一致，使全身各部动作的幅度、运动的快慢、发力的大小及方向，各肢体间的相对位置恰到好处，没有过与不及的情况。“合”是自然的、全面的，它包括内外相合，上下相合，左右相合。前后相合等。
此处为会聚、聚合之意。又如：《周礼·秋官·司仪》：将合诸侯。《吕氏春秋·精谕》：齐桓公合诸侯。《吕氏春秋·大乐》：离则复合，合则复离。
春秋时期，齐桓公在位时，中原华夏各诸侯苦于戎狄等部落的攻击，于是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北击山戎，南伐楚国，于前681年在甄（今山东鄄城）召集宋国、陈国、蔡国、邾国四国诸侯会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充当盟主的诸侯，即第一个霸主，受到周天子赏赐。九，表示多次或多数，如九死一生。据《春秋》，齐桓公在位时大的诸侯盟会有：
前681年春，齐宋陈蔡邾：北杏之会；前680年冬，齐宋卫郑单：鄄之会；前679年春，齐宋陈卫郑：鄄之会；前678年十二月，齐鲁宋陈卫郑许滑滕：幽之会；前667年六月，齐鲁宋陈郑：幽之会；前659年八月，齐鲁宋郑曹邾：柽之会；前658年九月，齐宋江黄：贯之会；前657年秋，齐宋江黄：阳谷之会；前656年夏，齐楚鲁宋陈卫郑许曹：召陵之会；前655年夏，周齐鲁宋陈卫郑许曹：首止之会；前653年七月，齐鲁宋陈郑：宁母之会；前652年正月，周齐鲁宋卫许曹陈郑：洮之会（兵车之会）；前651年夏，周齐鲁宋卫郑许曹：葵丘之会；前647年夏，齐鲁宋陈卫郑许曹：盐之会（兵车之会）；前645年三月，齐鲁宋陈卫郑许曹：牡丘之会（兵车之会）；前644年十二月，齐鲁宋陈卫郑许邢曹：淮之会（兵车之会）。
“兵车之会三”，《左传》云：鲁庄十三年，会北杏以平宋乱；僖四年，侵蔡，遂伐楚；六年，伐郑，围新城也。“乘车之会六”，《左传》云：鲁庄十四年，会于鄄；十五年，又会鄄；十六年，同盟于幽；僖五年，会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会葵丘是也。
《谷梁传》称衣裳之会十一次，兵车之会四次。
（三）关于“一匡天下”的解释。
一：副词，一概，一切。
天下：原指周天子统治所及的地方，即整个中国。人类。
匡，形声字，匚（fāng）为形，王为声。读kuāng，又读“qiang、wāng”。有匡正、改正、纠正之意，有匡扶、帮助之意。因此，一是作匡正、改正解，意指使天下的一切事情都得到纠正，纠正混乱局势，使天下安定下来。二是作匡扶、帮助解，有匡扶天下、道济天下之溺意。而钱穆《论语新解》：“匡本饭器，转言器之四界。《史记》：‘涕满匡而横流。’今俗犹言匡当。此处匡字作动字用，谓匡天下于一，亦犹谓纳天下于一匡之内。” 作匡天下于一，则作谓语、定语，指统一天下。
笔者认为，此处作纠正意，通过纠正的方式，达到匡扶天下、济天下之溺之意。《史记正义》“匡，正也。一匡天下，谓定襄王为太子之位也”。而非钱穆统一天下意，如表此意，用“一统天下”即可。
二、如何才能“合”、“匡”——内圣外王之道。
按照中国传统的“内圣外王”框架，分析如下：
（一）外王——利，力，理，礼，信。
1．“利”。大国政治的核心为利益。齐国立国之基，见《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
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
齐太公为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第三》：
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於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姜太公为政“简其君臣礼，从其俗”，采取“平易近民”的政策治理国家，五个月的时间，便大见其效。对比周公之子伯禽采取的“变其俗，革其礼”政策，三年后才“报政周公”。周公慨叹“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肯定了姜太公的治理政策，并预言了鲁国必将向齐国俯首的结局。
齐国在今山东北部，盛产鱼盐，经济富裕，地近渤海，有山海渔田之利，是东方的一个大国。齐桓公时，在管仲辅佐下，采取“尊王攘夷”政策，符合周王朝利益，符合华夏族利益，符合中原诸侯国利益，符合广大老百姓的利益，由此得到诸侯国的相应、拥护、支持，得以会盟，号召天下。得到后世孔子高度称赞。
2．“力”。“合”、“匡”，以实力为本，实力又以内政为本。内政为国家实力的来源、根基、前提、基础。《论语•宪问》十六：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齐桓公多次召集诸侯盟会，不以兵车、不用武力，但并不代表没有武力作后盾。宋襄公武力不够却想称霸，结果失败。在武力基础上，有而不用、备而不用，诚如《孙子兵法》所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再次伐兵，其下攻城”、“好战者无赫赫之功”，这正是管仲的智慧和仁德之处。
《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
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伸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说。
《国语》曰：管子制国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以为军令。《管子》有理人轻重之法七篇，轻重谓钱也，又有捕鱼、煮盐法也。
《管晏列传第二》：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彊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
《国语》：“齐桓公使鲍叔为相，辞曰：‘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宽和惠民，不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结於百姓，不若也；制礼义可法於四方，不若也；执枹鼓立於军门，使百姓皆加勇，不若也。’”
“上服度则六亲固”：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则六亲坚固也。六亲谓外祖父母一，父母二，姊妹三，妻兄弟之子四，从母之子五，女之子六也。王弼云“父、母、兄、弟、妻、子也”。
《管子》：“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 管仲为政令卑下鲜少，而百姓易作行也。《管子》有轻重篇。一说，轻重谓钱也。一说，轻重谓耻辱也，权衡谓得失也。有耻辱甚贵重之，有得失甚戒慎之。
3．“理”。以道、义合、匡。当时最大的理就是“尊王攘夷”。《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
十四年，陈厉公子完，号敬仲，来奔齐。齐桓公欲以为卿，让；於是以为工正。田成子常之祖也。
齐桓公重视人才、不杀贤能、予以重任。对此，后世苏轼有文论此，称赞齐桓公、管仲。
《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
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
二十八年，卫文公有狄乱，告急於齐。齐率诸侯城楚丘而立卫君。
齐桓公采取尊王攘夷策略，并尊重华夏诸侯国的内政，行侠仗义，扶危济困，得到诸侯信赖。
《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
是岁，晋献公卒，里克杀奚齐、卓子，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为晋君。桓公於是讨晋乱，至高梁，使隰朋立晋君，还。
可见齐桓公之仗义。
《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
过陈，陈袁涛涂诈齐，令出东方，觉。秋，齐伐陈。
伐陈，讨不忠也。
4．“礼”。
《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
二年，伐灭郯，郯子奔莒。初，桓公亡时，过郯，郯无礼，故伐之。
齐桓公师出有名、维护周礼，对自己无礼的，予以讨伐。
《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
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燕庄公遂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於燕。”於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诸侯闻之，皆从齐。
齐桓公重礼制，赢得尊重。
《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
二十七年，鲁湣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鲁公子庆父，庆父弑湣公，哀姜欲立庆父，鲁人更立釐公。桓公召哀姜，杀之。
齐桓公对违背道德的妹妹，毫不留情，大义灭亲。对比齐襄公（齐桓公异母兄）与其异母妹文姜（鲁桓公夫人）乱伦事，可见齐桓公之重礼制，占领道德制高点，由此赢得诸侯敬重。齐襄公（？―公元前686年），齐桓公异母兄，春秋时期齐国第十四位国君，公元前698年―公元前686年在位。齐襄公在位期间，荒淫无道，昏庸无能，与其异母妹文姜乱伦，派彭生杀害妹夫鲁桓公，而后再杀彭生以向鲁国交代。当时齐国国力渐强，齐襄公曾出兵攻打卫国、鲁国、郑国。公元前686年，齐襄公遭连称、管至父、公孙无知等人所杀，公孙无知自立为君。公元前685年，雍廪袭杀公孙无知，齐襄公之弟公子小白即位，是为齐桓公。
《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
三十五年夏，会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赐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命无拜。桓公欲许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赐。
会盟本是礼的一种。会盟也有礼之规定。齐桓公之谦虚守礼、注重周礼，得到好评。
秋，复会诸侯於葵丘，益有骄色。周使宰孔会。诸侯颇有叛者。晋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齐侯骄矣，弟无行。”从之。
齐桓公开始骄，导致了叛。《公羊传》曰：“葵丘之会，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国。”管仲进行劝谏。
是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彊。晋初与会，献公死，国内乱。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唯独齐为中国会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诸侯宾会。於是桓公称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异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禅梁父。”管仲固谏，不听；乃说桓公以远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
对桓公之狂傲，管子进行劝谏，可见管子之明。
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带与戎、翟合谋伐周，齐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礼管仲，管仲顿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让，乃受下卿礼以见。
可见管子重视、尊崇、践行周礼。
5．“信”。大国有信。
《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五年，伐鲁，鲁将师败。鲁庄公请献遂邑以平，桓公许，与鲁会柯而盟。鲁将盟，曹沬以匕首劫桓公於坛上，曰：“反鲁之侵地！”桓公许之。已而曹沬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沬。管仲曰：“夫劫许之而倍信杀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於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与曹沬三败所亡地於鲁。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七年，诸侯会桓公於甄，而桓公於是始霸焉。
《管晏列传第二》：於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归鲁侵地。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管仲不背盟约，取信于诸侯，即使为人劫持所作出的承诺，也践约、算数，以此取得诸侯信赖。《老子》曰“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知此为政之所宝也。虽然因“与”而失去了一些土地，却“取”得了诸侯的信任。
（二）内圣——仁，智、勇、严
1．“仁”。
《论语·宪问》十六：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公子纠，齐桓公的哥哥。齐桓公与他争位，杀掉了他。管仲和召忽都是公子纠的家臣。公子纠被杀后，召忽自杀，管仲没有死节，且归服于齐桓公，并当上了齐国的宰相。
子路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自杀以殉，但管仲却没有自杀。管仲不能算是仁人吧？”孔子说：“桓公多次召集各诸侯国的盟会，不用武力，都是管仲的力量啊。这就是他的仁德，这就是他的仁德。”孔子提出“事君以忠”。公子纠被杀了，召忽自杀以殉其主，而管仲却没有死，不仅如此，他还归服了其主的政敌，担任了宰相，这样的行为一应当属于对其主的不忠。但孔子这里却认为管仲帮助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而不依靠武力，是依靠仁德的力量，值得称赞。
《论语·宪问》十七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被发左衽”，是当时的夷狄之俗。谅：遵守信用。这里指小节小信。自经：上吊自杀。渎：小沟渠。
子贡问：“管仲不能算是仁人了吧？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能为公子纠殉死，反而做了齐桓公的宰相。”孔子说：“管仲辅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了天下，老百姓到了今天还享受到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恐怕我们也要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开了。哪能像普通百姓那样恪守小节，自杀在小山沟里，而谁也不知道呀。”
孔子也曾在别的章节中说到管仲的不是之处，但总的来说，他肯定了管仲有仁德。根本原因就在于管仲“尊王攘夷”，反对使用暴力，而且阻止了齐鲁之地被“夷化”的可能。孔子认为，像管仲这样有仁德的人，不必像匹夫匹妇那样，斤斤计较他的节操与信用。
2．“智”。《管晏列传第二》：
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彊兵，与俗同好恶。故其称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故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
《管子》曰：“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
《国语》云：“齐桓公使鲍叔为相，辞曰：‘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宽和惠民，不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结於百姓，不若也；制礼义可法於四方，不若也；执枹鼓立於军门，使百姓皆加勇，不若也。’”
轻重谓耻辱也，权衡谓得失也。有耻辱甚贵重之，有得失甚戒慎之。
管仲智慧，比如，量力而行，权术,也很多。比如，虚张声势、狐假虎威、挟天子以令诸侯。面对大国之争，慎战，“不以兵车”，机智灵活，不打无把握之仗。妥协，知难而退。《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
二十九年，桓公与夫人蔡姬戏船中。蔡姬习水，荡公，公惧，止之，不止，出船，怒，归蔡姬，弗绝。蔡亦怒，嫁其女。桓公闻而怒，兴师往伐。
三十年春，齐桓公率诸侯伐蔡，蔡溃。遂伐楚。楚成王兴师问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楚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具，是以来责。昭王南征不复，是以来问。”楚王曰：“贡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复，君其问之水滨。”齐师进次于陉。夏，楚王使屈完将兵扞齐，齐师退次召陵。桓公矜屈完以其众。屈完曰：“君以道则可；若不，则楚方城以为城，江、汉以为沟，君安能进乎？”乃与屈完盟而去。
《管晏列传第二》：
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於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
齐桓公怒荡舟之姬，归而未绝，蔡人嫁之。服虔曰：周昭王南巡狩，涉汉未济，船解而溺昭王，王室讳之，不以赴，诸侯不知其故，故桓公以为辞责问楚也。宋衷曰：昭王南伐楚，辛由靡为右，涉汉中流而陨，由靡逐王，遂卒不复，周乃侯其後于西翟。杜预曰：昭王时汉非楚境，故不受罪。
3．“勇”。齐桓公、管仲多次深入不毛之地，可见其“勇”。《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
于是桓公称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会盟为曹沫所欺。可见其多次遇到危险，显示其勇的一面。管仲“执枹鼓立於军门，使百姓皆加勇”。
4．“严”。管仲“制礼义可法於四方”。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成为正义之师。克己复礼，严于律己。
当然，也有失败的时候，如参与周天子家事受挫：
《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
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带来奔齐。齐使仲孙请王，为带谢。襄王怒，弗听。
（三）齐桓公、管仲的缺点。
齐桓公的缺点很多，比如时常骄傲。管仲也不是完人，有很多缺点。在孔子看来，都是小节，于大节无亏。有违礼处，为了国家，可以谅解。向齐桓公要贵、富、近，也是为了国家。
《管晏列传第二》：
管仲富拟於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彊於诸侯。
三归，三姓女也。妇人谓嫁曰归。
《说苑》：
“齐桓公使管仲治国，管仲对曰：“贱不能临贵。”桓公以为上卿，而国不治，曰：“何故？”管仲对曰：“贫不能使富。”桓公赐之齐巿租，而国不治。桓公曰：“何故？”对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为仲父，齐国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贤而不得此三权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称伯。”
身后动乱，有齐桓公责任，管仲能识奸，但不能荐贤、没有推荐接班人，也难辞其咎。《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
四十一年，秦穆公虏晋惠公，复归之。是岁，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如何?”对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刁如何?”对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专权。
齐桓公晚年昏庸，管仲去世后，任用易牙、竖刁等小人，最终在内乱中饿死。
三、对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启示与意义。
中国，从东亚一隅之中原春秋时代，到大一统的中原的中国，中国的中国，亚洲的中国，世界的中国，而今日世界，也与春秋时代大不同。但古可今用，史可为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虽然时间、空间的变化，但仍然有相似、可比较、可借鉴处。可比之处有：
一是历史大势。历史在不同时段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以后，周王室更加衰微。从前是天子统帅和号令诸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如今，这些权力已逐渐转移到诸侯手中——“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各诸侯国内也出现了君臣逆位的现象——“礼乐征伐自大夫出”；更甚至于一个诸侯国的大夫可以左右周王室的动向——“陪臣执国命”。铁农具的出现提升了生产力，大量井田之外的土地被开垦，这成为诸侯国强大的主要原因。周王朝建立在宗法制和井田制基础上的封建制度开始瓦解，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动荡局面。王室、诸侯、卿大夫之间相互混战，天下大乱。今日世界，公平正义不彰，多极化发展，类似中国春秋时候礼崩乐坏、诸侯国并立、征伐。
二是主体地位。春秋时期之齐桓公、管仲统治集体，富国强兵，尊王攘夷，代表了当时的进步政治主张，被孔子称赞“如其仁”。今日中国地位，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政治分裂的苦难。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把人民组织起来，扭转了“一盘散沙”的涣散局面，承担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实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新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作为多极化之一极，具有可以有所作为的政治主体地位。
三是政治主张。春秋时期的时代主题是：尊王攘夷，“王”者，周天子，为共同体的代表，《诗经》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攘”，斗争，包括政治、军事斗争等。“夷”，为未开化的中原以外的少数民族。今日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也可以称为全球化时代的“尊王攘夷”，王，共同体，人类共同的利益、命运。夷，对人类共同的利益、命运的侵害、威胁，如帝国主义导致的世界大战的威胁，科技进步产生的人类自我毁灭能力，生态环境威胁，恐怖暴力袭击，以及反人类、反社会、反传统、反科学为特征的各类邪教，等等。
春秋作为轴心时代，产生元典、传统、核心价值观，孕育了孔子、儒家学派，也极大地影响了后世。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世界有影响，有重大借鉴意义。西方文明走不下去了，需要东方文明的智慧。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现代社会里人们面临着很多问题，有些是科技和理性所无法解决的。在两千多年前，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出现了一批卓越的思想家。现在，我们惊奇的发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竟可以在他们那里找到答案”。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可以解决当前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对当前世界的问题也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1988年7月1日法国《堪培拉日报》刊登了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发出了联名倡议：“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回到2500年前，从中国孔子那里寻找智慧!”这个不平凡的宣言，点燃了整个世界研究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圣火。到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那里寻找智慧，包括到孔子之前的古代圣贤比如早于孔子一百多年的管子那里寻找智慧。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向全世界作出的庄严宣告“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继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后，由中国再次提出的国际议题设置，倡导全人类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共同振兴的主张，获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人类命运前途和时代发展趋势，敏锐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倡议。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深刻诠释了中国以义为先、先义后利的传统理念，强调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谋求国际话语权，体现了义利兼顾的原则。“人类命运共同体”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从中汲取理论营养，认为在国际社会虽然存在多样文明、多种文化，但各国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可以多元共生、和平相处，从而实现优势共享、资源共享、发展共享。
几年来，这一理念经历几次重大跃升日臻成熟，其内涵不断完善，实施路径细化落实，实践项目“开花结果”。这推动了各参与国建立更深联系，真正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也成为国际社会对此理念高度认同的重要原因。其中，“一带一路”倡议、区域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以及新组织新机制建设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三大实践平台。国际社会已普遍认识到这一理念不仅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也为国际社会整体进步发展提供了解决方案；认识到这一理念能够指导解决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全球性议题和深层次问题，超越了国别和议题范畴，进入“全球治理新方案”和“国际关系新准则”层面，有利于破解世界性难题，共同携手奔向美好未来。
四、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吸取借鉴齐桓公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智慧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决不会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来发展自己，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让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是和平外交，一向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准则；独立自主是我国外交的基本立场；维护我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我国外交的基本目标。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支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往，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而有些国家提“中国威胁论”“中国称霸论”，都是出于自己的利益，为了遏制中国，是别有用心的，甚至为了自己能够修宪，达到军事扩张的目的。
因此，到早于孔子一百多年的管子那里寻找智慧，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廓清迷雾，认清春秋五霸之“霸”与今日霸权主义之“霸”并非同一含义。
（一）关于春秋五霸之“霸”。
春秋五霸之“霸”，为“王霸”之“霸”。“霸”，政之名，即伯，音转为霸，又称州伯、方伯，即诸侯之长，其职名为会诸侯、朝天子，实为挟天子以令诸侯。
春秋时期，天子衰，诸侯兴：周王室势力衰微，权威不再，已经无法有效控制天下诸侯。一些强大的诸侯国为了争夺天下，开启了激烈的争霸战争，相互之间合纵连横、东征西讨，前后共有数位诸侯依次成为霸。“春秋五霸”是春秋时期特定阶段的历史产物，此时的诸侯争霸战争，为之后的战国时期的兼并统一战争做了先期准备。关于“春秋五霸”，有多种说法，最具代表性的两种为：《史记索隐》——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荀子·王霸》——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春秋五霸，其“霸”也有所不同。能取仁、义、礼、智、信、勇、严之一端者，为 “霸”；如果兼有诸多优点，则达到“王”、圣人之标准。
仁霸——齐桓公，春秋五霸之首，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春秋时代齐国第十五位国君。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推行改革，实行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制度，齐国逐渐强盛。齐桓公于前681年在北杏（今山东鄄城）召集宋国、陈国、蔡国、邾国四国诸侯会盟，是历史上第一个充当盟主的诸侯。当时中原华夏各诸侯苦于戎狄等部落的攻击，齐桓公采用管仲的意见，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团结其他诸侯，北击山戎，南伐楚国，在诸侯国中树立了威信。后来，齐桓公召集诸侯国在葵丘会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周王室也派人参加，正式承认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论语•宪问》十五：
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谲：音ｊｕé，欺诈，玩弄手段。孔子说：“晋文公诡诈而不正派，齐桓公正派而不诡诈。”为什么孔子对春秋时代两位著名政治家的评价截然相反呢？他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对时人的违礼行为一概加以指责。晋文公称霸后召见周天子，这对孔子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所以他说晋文公诡诈。齐桓公打着“尊王”的旗号称霸，孔子认为他的做法符合于礼的规定。所以，他对晋文公、齐桓公作出上述评价。
智霸——晋文公（前697年－前628年），前636年－前628年在位。晋文公文治武功卓著，是春秋五霸中第二位霸主，开创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与齐桓公并称“齐桓晋文”。初为公子，谦虚而好学，善于结交有才能的人。骊姬之乱时被迫流亡在外十九年，前636年春在秦穆公的支持下回晋杀晋怀公而立。晋文公在位期间任用狐偃、先轸、赵衰、贾佗、魏犨等人实行通商宽农、明贤良、赏功劳等政策，作三军六卿，使晋国国力大增。对外联合秦国和齐国伐曹攻卫、救宋服郑，平定周室子带之乱，受到周天子赏赐。公元前632年4月，晋楚城濮之战，大败楚军，在军事上先退让一步，后发制人的著名战例。此后，晋文公请来周襄王，并召集齐、宋等国在践土（今河南广武）和诸侯会盟。史称：“践土会盟”。周天子策封晋文公为“侯伯”（诸侯之长），并赏赐他黑红两色弓箭，表示允许他有权自由征伐。
义霸——秦穆公。秦穆公独霸西戎，靠的是实力、信义。
礼霸——宋襄公（？－前637年），公元前650年至637年在位。齐桓公死后，齐国发生内乱，宋襄公率领卫国、曹国和邾国等四国人马打到齐国，齐人里应外合，拥立齐孝公，宋襄公因此声名鹊起。宋襄公雄心勃勃，想继承齐桓公的霸业，与楚国争霸，一度为楚国所拘。前638年，宋襄公讨伐郑国，与救郑的楚兵战于泓水。楚兵强大，宋襄公讲究“仁义”，要待楚兵渡河列阵后再战，结果大败受伤，次年伤重而死。宋襄公没有称霸的绝对实力，反而败于泓水之役，但其仁义并非虚伪做作，后人对宋襄公高度评价。楚国也正是因为依仗蛮力欺负礼让的宋襄公也最终为中原诸侯所不齿，埋下了城濮之战被晋文公击败的伏笔。
勇霸——楚庄王（？—公元前591年），公元前613—公元前591年在位。在齐国称霸时，楚国因受齐国抑制停止北进，转而向东吞并了一些小国，国力强盛。齐国衰落后，楚国便向北扩张与晋国争霸。公元前598年，楚庄王率军在邲（今河南郑州）与晋军大战，打败晋军。中原各国背晋向楚，楚庄王开始成为中原霸主。曾经率领楚军北上，借伐陆浑之戎（今河南嵩县东北）之机，把楚国主力大军开至东周洛阳南郊，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问鼎中原”。《左氏春秋·宣公十二年》载：
楚庄王曾曰：夫文止戈为武；又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财者也。
春秋末期，孔子曾到访楚国，称楚庄王的政治思想与儒家的“仁”的思想相符。在楚庄王之前，楚国一直被排除在华夏文化之外；自楚庄王始、使楚国强大，为华夏文化的传播、民族精神的形成，发挥巨大作用。
（二）关于霸权主义之“霸”。
霸权主义（hegemonism）一词源于古希腊，本意指个别大城邦对其它城邦的支配和控制，后来演变成为指称某些国家凭借实力，蹂躏、干涉别国的主权和独立，以谋取主宰世界（或地区）事务的权利的主张、政策和行动。表现为大国、强国、富国欺侮、压迫、支配、干涉和颠覆小国、弱国，不尊重他国的独立和主权，进行强行的控制和统治。近代以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德国、俄国、日本都企图夺取世界霸权。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由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为抢占殖民地，霸占世界资源和商品市场以及争夺世界霸权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妄图称霸世界，杜鲁门主义就是美国全球战略的表现。60年代以后，苏联军事力量膨胀，展开了与美国的争夺。70年代后期，越南推行“印度支那联邦”计划，妄图在印度亚太地区称霸，是地区霸权主义的体现。霸权主义既是行为目的，又是行为手段。只有反对霸权主义，才能维护世界和平。
西方国家在将近500年的历史里，成为世界的支配力量，欧洲成为“世界中心”达400年之久（唯1945年—1991年，有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与之抗衡，但经济力量远不如前者），其基础就是依赖其用各种手段获得的强大的经济力量。世界原本是平衡的，只是由于各种因素，如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社会制度等关系，使有的民族、国家开发得早些、快些，而有的民族、国家则开发得迟些、慢些，从而形成了政治上、经济上先进与落后、富裕与贫穷差别。欧洲大国倚仗其先行一步的社会变革所创造的财富力量，向后进国家和地区扩张自己的势力，倾销自己过剩的商品，掠夺贫弱国家和地区的资源。所谓霸权主义就是这样（在世界不平衡状态下）形成的。霸权主义本身就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产物。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战略对联合国成立58年来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原则基础提出了重大挑战。
判别某个国家是否为霸权主义，不能以其领土面积大小、人口的多少、兵力的强弱而论，主要看其对外政策。大国不一定都搞霸权主义，小国也不一定不搞霸权主义。今日之霸权主义是一个全球性的跨洋跨国家系统。
（三）春秋五霸之“霸”与霸权主义之“霸”的不同含义
春秋五霸之“霸”，与霸权主义之“霸”，意义不同。区别为：“霸”的目的，是为天下百姓而“一匡天下”，还是为国家强权、欺弱凌强。方式，为正义手段，还是非正义手段的区别。中国强调不称霸之“霸”，为霸权主义意义之“霸”，非“王霸”之“霸”。我们应当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地吸取、借鉴春秋霸主特别是齐桓公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精神。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取人类价值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倡导公平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习近平主席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共同价值观秉持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倡导多种文明和谐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是各国人民共有精神家园的最大公约数。“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单边的霸权稳定论，倡导构建持久和平的世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等人主张的“霸权稳定论”，强调打造一个无所不能的超级大国来统领国际事务，由单一大国输出秩序和安全，国际社会将会因为霸权国家的统治而变得稳定。而在现实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以对话协商形式解争端、化分歧，在政治层面倡导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国与国之间地位的平等性，注重维护弱国、小国的权利，坚持多边主义，开创大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交往新路，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片面的单边安全观，倡导构建普遍安全的世界。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全是相互关联、彼此影响的，单独一国安全的取得，需要国际主体的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思维，是对大国沙文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双重否定，同时倡导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致力于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狭隘的个体利益观，倡导构建共同繁荣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经济层面倡导的是“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对较为单一的全球经济治理主体、反对全球经济公共产品的无效供给、反对日趋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呼吁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变革，倡导各国主动承担责任，主张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致力于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
正如安徽大学法学院陈宏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管子治理思想的启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是全球价值观，它包含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我国宪法修正案，也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管子的社会治理思想博大精深，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等国家治理与社会共治理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源泉。
因此，笔者建议如下：
一是“办好中国自己的事情”、“富国强兵”。借鉴管子之“内圣外王”之道，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实现富国强兵。
二是积极推动全球化时代的“尊王攘夷”。当前，全球面临着严重治理危机，金融风险、民粹思潮等此起彼伏，贫富差距、发展鸿沟等愈加深刻。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存在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诸多弊端。在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受限于自身的经济基础、基础设施水平、治理水平等因素，获益不多甚至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如任其恶化，不仅会引起地区动荡更会演变成全球危机。当前世界饱受霸权主义和强权之苦，众多中小国家在国际问题上缺乏发言权，无从表达自身利益和诉求。同时，非传统安全风险在不断攀升，仅靠一国力量已经不能确保自身的安全。因此，要积极推动全球化时代的“尊王攘夷”，以消除落后贫穷之“本”，化解动荡不安之“源”。“王”，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共同的利益、命运。“夷”，对人类共同的利益、命运的侵害、威胁，如帝国主义导致的世界大战的威胁，科技进步产生的人类自我毁灭能力，生态环境威胁，恐怖暴力袭击，以及反人类、反社会、反传统、反科学为特征的各类邪教，等等。
三是直面全球重大议题，贡献中国“合”“匡”方案。中华共同体既是政治共同体，也是民族共同体，更是文化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与实践特征，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指导解决当前重大国际议题，引领国际社会长期发展方向。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各国普遍求安全、求发展、求稳定，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国家与世界“良治”的愿望，是当前全球共同愿景。在此形势下，中国作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重要力量，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实践的前行，为世界贡献了实现共同愿景的“中国版”“合”“匡”方案。合，即求同存异，树立和合共赢思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为贵”。“匡”，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优化国际格局、改进世界秩序，维护和平安全、实现稳定发展，去除西方帝国主义的国际警察思维。无论是推动世界发展、维护全球安全，还是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都需要在具有全新智慧的顶层设计下具体落实推进。其中，管子的智慧，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夏爱民，公共管理硕士, 德州市历史学会副秘书长;; 赵艳娟 , 女, 江苏丰县人, 德州市历史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