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12/21 9:32:15
论贾思勰对《管子》国家农本思想继承的研究
杜国建
[摘要]：《管子》是一部蕴涵国家农本思想的综合性全书。北魏大农学家贾思勰在其著作《齐民要术·序》中对《管子》国家宏观农本思想又加以高度概括,再次发出:“《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的农本说之先声。
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全面继承了《管子》以农为本的国家农业思想，是集中国农本说之大成的宏篇巨制，是历代农业、历史学者都在研究的经典农业名著。
[关键词]： 《管子》；贾思勰 ;《齐民要术》；农本思想
贾思勰是我国北魏时期杰出的农业科学家，曾任高阳郡（今淄博市临淄区）太守。他编著的《齐民要术》是一部内容丰富、规模巨大的农业生产技术著作，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记述农本理论和实践的农书。
贾思勰生活、工作过的地区，曾是古代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周朝诸侯国齐国国都的所在地。在这片富庶的土地上，曾是春秋时期大政治家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核心地区。在这一区域，有历代劳动人民耕种的万顷桑田和百里盐场。受古代名相管仲国家农本思想的影响，《齐民要术》，全面继承和发展了《管子》的农本理论体系。以《管子》“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为核心农本思想；以历代先贤论农业为主体;以《管子》《周书》《淮南子》《仲长子》等著作中农政理论为依据,全面继承和总结了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农政体系并高度概括了《管子》的农本思想, 对农本、农器、农政三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为中国农业史和世界农业史奉献了一部光辉灿烂的农业巨著。值得我们历史教育工作者进行深入的研究，为新时代农业的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有力的传统农业理论信息。
一、 对农本论的继承与研究
《齐民要术·序》篇，是集中国古代论述农业历史人物的大荟萃，是记叙农业著作的大汇集。《序》篇以《管子》和论述农业历史人物与著作为主线，全面继承了中国古代先贤和劳动人民优秀的农业思想和农本理论。
《序》篇先后以神农氏、尧帝、舜帝、后稷、大禹、《管子》、李悝、《淮南子》、商汤、《仲长子》晁错、刘陶、陈思王、仓颉、赵过、蔡伦、耿寿昌、桑弘羊、樊迟、孔子、绮顿、陶朱公、任延、王景、皇甫隆、崔寔、黄霸、龚遂、召信臣、周人、姜太公、李衡、樊重、《书》《孝经》《论语》等三十多位政治家、农业专家和著作为主体，全面介绍了从神农氏到北魏年间为中国农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历史人物和著作及农业理论观点。
《齐民要术·序》篇，首先以《管子》等农本理论为主导，全面概述了历代农业实践的产生和发展。在著作论述上，《齐民要术·序》篇首先引述《管子》名句： “《管子》曰：一农不耕，民有饥者；一女不织，民有寒者。”在贾思勰看来，《管子》的国家农本思想的主体是农民，以农民为主体，构建农民、农种、农器、农耕、农管、农收、农粮、农市、农食的国家综合农业体系。农民是构成国家大农业发展的核心部分。《管子》的农民理论思想包含着以人为本、以农为本的深刻思想内涵，是蕴涵国家农本思想的综合性理论思想，是概述中国农本思想的纲领性著作。
作为齐人的贾思勰以“齐民”为研究主体,以《管子》农本说为“要术” 主题。在阐述《管子》的国家农本思想方面，《管子·牧民》在开篇就表达了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的国家农本思想。在贾思勰看来，《管子》的农本思想具有二层深刻的文化内涵：一是体现周王朝整个国家的大农本思想，二是体现诸侯国齐国的农本思想。《管子》的这一国家农本思想，也可以和《周礼》同根同源。贾思勰认为：周王朝和诸侯国的农业思想是一体的，都会把农业确定为国家职业工作的第一位。据《周礼·大宰》记载：“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五谷。”（《周礼·大宰》33页·《中华书局》《周礼·大宰》中的“三农”正是《管子》说的“有地牧民者”， 《周礼·大宰》中讲的三农是指在高地、平地、凹地三种地理环境下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
《周礼》《管子》《齐民要术》的农本思想，本质就是“人本”思想。作为高阳太守的贾思勰以睿智的国家眼光，发现和继承了《管子》和前代系统的国家农本思想。在《齐民要术`序篇》中对《管子》国家宏观农本思想又加以高度的概括；全面继承《管子》的古代农业思想。又一次发出了“《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的农本说之先声。《管子》“仓廪实则知礼节”中的“仓”和“廪”的内涵思想是什么？它包含着农本论的物质思想，《周礼·地官》：“仓人掌栗入之藏，辨九谷之物，以待邦用。若谷不足，则止余法用，有余则藏之，以待凶而颁之。”（《周礼》370页，中华书局，徐正英、常佩雨译注）仓人，在管子时期是掌管各种谷物的入库储藏，辨别九谷的种类和质量，以备国家所用。如果谷物不够使用，就要减少委积的支用；如果谷物有余，就储藏起来，以备灾荒年颁用。《周礼·地官》中的廩人：“廩人掌九谷之数，以待国之匪颁、赐、稍食。”廩人，是掌管谷物的数量，以备国家分颁群臣俸禄、救济赏赐臣民，发放庶人在官者粮食。(《周礼》366页，中华书局，徐正英、常佩雨译注)春秋战国时期的“仓人”是管理国家粮库的收仓人。“廪人”是管理国家粮库的出仓人。仓、廪二官，是国家粮食收购、发放的农业命官，是关系到国家命脉和人民生活的农业守护神。《管子·立政》：“五谷宜其地，国之富也。”（《管子》42页《中华书局》）在贾思勰看来，仓、廪二官，知五谷，对国家农业生产的稷、稻、梁、麻、大豆、小豆、小麦等农作物的收成、储藏、发放有着深刻的理解，是国家农本体制的集大成者。
贾思勰为什么特别喜欢《管子》这本书,是因为这是一部影响中国的大百科全书，也是一部充分体现农本思想的古代农业著作，《管子》全书，每篇都蕴涵着国家农本思想体系。《管子·牧民》篇，是体现《管子》农本思想的开篇，是高度体现国家农本思想的综合性名著；是全面论述国家宏观农本思想的纲领性文献。《管子》高度概括、凝练国家的农本思想，是集农业、农器、农政为一体的鸿篇巨制，《管子》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历史，对后代农业理论和农业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贾思勰努力学习《管子》，同时也不断向齐地的劳动人民学习。贾思勰出生在齐文化的发祥地，今山东省寿光市（县级市），与淄博市临淄区是邻县。是古代齐国的鱼盐产地。受齐文化和齐地农业文明的影响，贾思勰青年时期就立志农业兴国的远大理想，他非常重视对农业生产技术的学习和研究，齐地农民的农业生产和农业理论对贾思勰的一生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也为他以后编著《齐民要术》积累了丰富的农业基础知识。贾思勰在任高阳郡（今属淄博市临淄区）太守等官职时，他以管子农本思想为榜样，一心为民、一心为农，从此更加认真考察和研究当地的农业生产技术，向具有丰富经验的齐地农民请教学习，获得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知识。中年以后，他回到故乡，开始以农民为师，从事农牧业生产劳动，并掌握了中国北方系统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理论知识。。
贾思勰通过对农民生产和农书的全面研究、整理、总结，写成农业科学技术巨作《齐民要术》。 其“序篇”是全书的总纲，书中引用《管子》《书》《孝经》《汜胜之书》《四民月令》《养鱼经》《说文》《吕氏春秋》《孟子》等多部古代农书和经典著作的内容，使《汜胜之书》、《四民月令》及《养鱼经》等一些佚失著作的部分内容得以保存下来，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贾思勰认真吸收《管子》和前人的典籍著作和农书中的农本文化精华、搜集大量农谚歌谣并注重考察和汇集同时代人的生产经验，还亲自试验。贾思勰著书征引前人的典籍，又善于全面概括古代劳动人民的农业实践经验。《齐民要术》有许多卷篇都有前代文献的引述，为后世农书树立了范例。公元前l世纪西汉《氾胜之书》这部农学巨著，全书已无法寻觅，它的重要片段由于《齐民要术》的摘引，才得以保存下来。陶朱公的《养鱼经》等佚籍亦是如此。历史文献的征引，可以使人们较易看出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脉络与继承关系。
贾思勰最杰出贡献，还在于他继承了《管子》“农事胜则人粟多，人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的国家农业系统理念。贾思勰十分重视农业发展的大循环体系。从《齐民要术》全篇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农事胜、人粟多”有着宏观的认识和精微的理解。他对当时海岱地区的农业、林业、畜牧业、蚕桑养殖业进行全面、综合的调研。他善于学习和引用民间谚语，到田间地头亲自向老百姓学习各种农业知识，注重农业实践经验的归纳与提炼、强调遵从国家大农业发展的规律。贾思勰从事农业科技研究总结出的“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原则，成为北魏以后我国古代农学家共同遵循的农令。贾思勰以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巩固政权稳定为使命；以春秋时期大政治家管仲为榜样，十分注重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的总结，全面致力于农业学的研究，他善于学习《管子》的大农业发展思想，虚心学习各地农民的农田种植经验，实地考察黄河中下游等地区的广大农业区，全面分析、认真研究中国涉农历史名人的农政著作，将农民的耕田、种子、五谷、畜牧、养殖等一切农本体系和中国古代农业有关的四时、河流、农具、纺织等联系在一起，对当时农业科学技术新进展的敏感和及时总结归纳，是贾思勰获得成功的不可忽视的原因。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给中国农学宝藏添加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内容，书写了中国最伟大农业巨著。
二、 对农器论的继承与发展
农器是农本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农业文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农业重器。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家、农业专家和劳动人民都十分重视农器的发明、制造、使用和创新发展。《管子》和《齐民要术》都把农器的发明、制造和使用列入国家农本发展的重中之重。
贾思勰十分重视和提倡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注重研究古代农器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继承与发展推广。对《管子》提出的“一者本也，二者器也”的农本器物思想有着特殊理解和传承。农器是管子农本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业发展的生产重器。《管子》《齐民要术》通篇都突出了农器的传承性和创造性的农本思想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
据《管子·小匡》中记载：“今夫农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权节其备其械器用，比耒耜枷芨”。《管子》篇中的大国农器“耒耜”，是中国数千年农业发展史上大国农器。贾思勰认为，农业器械的发明与发展大大提高了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是农本造器之首。
《管子》曰“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帝王者，审所先所后，先民与地，则得矣。先贵与骄，则失矣。是故先王慎贵在所先所后。人主不可以不慎贵，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贵在举贤，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务地。故人主之卑尊轻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国有宝有器有用，城郭险阻蓄藏，宝也。圣智，器也。”
管子十分重视国家农业器械的发明和创造，极力推崇和继承古代先贤的造物实践，他善于“以政论器”器政结合，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农业器械的专业思想；善于发展前代农器的科学技术，建立国家大农业器械体系，为齐国崛起奠定了国家物质基础。
贾思勰是地地道道的齐地人，他全面继承了《管子》“农器为本”的国家大农器思想和古今大器械体制。在《齐民要术·序》篇首先以神农氏与农器为开篇，全面开启了贾思勰农器论的源头活水。《序》篇曰：“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发出了大国农器“耒耜”以利天下、以利人民的先声。
“耒耜”是我国古代神农氏发明的农器, 用于农业生产中的翻整土地、播种庄稼。耒耜耒是耒耜的柄, 耜是耒耜下端的起土部分。耒是一根尖头木棍加上一段短横梁。使用时把尖头插入土壤, 然后用脚踩横梁使木棍深入,翻出耕土并从事农业耕种。
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 古代劳动人民对农器耒耜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和发展，从远古时期的木耒耜到新石器时代的石耒耜，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犁，铁制耒耜，农器与农本的全面发展，完全证明了我国古代对于农业生产器具的高度重视, 也反映了古代农本思想的农器论实践。
在漫长的农器发展过程中，神农氏首先发明了木耜。木耜是先将尖木棒插在地上。再用脚踩在横木上加力，让木尖插入泥土，然后将木柄往身边板，尖木随之将土块撬起。这样连续操作，耕翻出松土。经过不断的农业实践和改进，不仅深翻了土地，改善了地力,而且将种植由穴播变为条播,使谷物产量大大增加。这种加上横木的农器，史籍上称之为“耒”。在翻土过程中，神农发现弯曲的耒柄比直直的耒柄用起来更省力，于是他将“耒”的木柄用火烤成省力的弯度，成为曲柄，使劳动强度大大减轻。为了多翻土地，后来又将木“耒”的一个尖头改为两个，成为“双齿耒”。
随着农耕技术的不断发展，木耜在松软土地上翻地，尖头又被做成扁形，成为板状刃。“木耜”的刃口在前,破土的阻力大为减小,还可以连续推进。甲骨文中耒字作方，刻画出古代木耒的大致形象。双齿之上有一横木，表明使用时以脚踏之，以利于耒齿扎入土中，也即古人所说的“跖耒而耕”。
贾思勰通过亲自参加农业劳动，深刻认识到农器在“耕”和“播”的真正使用价值。认为，古代劳动人民大面积耕播粟谷，并将一些野生植物培育为农作物，如稷、米（小麦）、牟（大麦）、稻、麻等。并将这些作物统称为“五谷”或“百谷”。总之，生产农器的发明和改进以及野生动植物的培育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逐渐实现的。贾思勰把这些成果归于神农氏，表现了人们对他的尊崇和对先祖的怀念。
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古代先民发现木制板刃不耐磨，容易损坏。人们又逐步将它改成石质、骨质或陶质，有的制成耐磨的石板刃外壳,损坏后,可以更换，这就是犁的雏形了。为了适应不同的耕播农活，先民们又将耒耜的主要组成部分制成可以拆装的部件，使用时，根据需要进行组合。
随着国家考古的不断发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遗址中
已经发现了石耒耜，它们是由于水田耕作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石耒耜在我国发现最早，其形体呈扁薄等腰三角形。石耒耜尖夹角为40至50度，两腰有刃，中部有1至3个孔。小者长15厘米，大者长近50厘米，后端略平或内凹。石耒耜的出现，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翻地质量，而且为畜力的利用提供了物质条件。
商周时期的石耒耜制作水平有着明显的提高，从出土的商周时期的石耒耜来看，其形状与新石器时期的耒耜有着明显的不同。从力学的角度来分析，这是用人力牵引沿水平沿水平方向连续运动的松土工具。其上下夹以木板，只露刃部。避免因质地脆弱而折断。后来呈等腰三角形和等边三角形的犁铧，都是从这个时代的窄式、宽式石犁演变而来的。
商周时期开始出现了铜犁，但出土较少，估计并未普遍使用。商周时期石犁的改造和青铜犁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农器的大发展、大进步。
由于农业耕作的需要和制作材料的重大变化，春秋战国时期农器的种类和形制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目前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铁器农器有镰、锄、铲、耙、犁铧等，基本上能够适应农业生产中的开垦、耕翻、平整、除草、松土、收割等不同环节的要求。
耒耜在先秦文献中也更常见，《周礼·考工记》，对耒有详细的记载。耜为木制的铲状耕田工具，西周时为人们普遍使用，《孟子·滕文公》：“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周礼》中还谈到制作木耜的情况。《吕氏春秋·任地》：“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亩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可见耜之通高和耒相近。“其博八寸”是指其刃口的宽度，而《考工记·匠人》则说“耜广五寸”，则耜刃的宽度似随地而异。
在出土的春秋战国农器中，已有铁制耒耜的出现。在铁器出现之后，木耒、木耜也开始套上铁制的刃口。如《管子·海王》说到当时的铁官，以为“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这说明铁器在农器中的实际应有的明确证据。在出土的实物农器中也有铁质耒耜的出土农器。其形制是，从柄到齿皆为木制，柄略向后屈，双齿则略向前弯，齿端套有铁制的刃口。
随着铁器的广泛应用和牛耕技术的普及使用，耕犁的制造开始逐步定型。采取铁质耕犁，不仅增加了犁的使用寿命，而且可以自由加工弯曲，也改进了犁的性能。它省去了支撑耕犁的犁箭。使犁身结构简化。其犁梢中部挖一长形孔槽，在犁梢与犁辕嵌合部分用木楔来固定和调节。木楔在一定范围可以自由移动，可降低可升高耕犁的位置，以调节耕犁的入土的深浅，从而控制作业的深度。这一农耕技术的革命，也是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农器发展标志。这一农器的材料革新，使得铁铧冠可以及时更换，并保持着犁铧的锋利，大大提高了农耕的生产效率，为中国农业的大发展创造了器械优先的案例。
总之，在贾思勰的农器传承和发展中，“农器”是兴农之本，是开垦中国农业文明的播种机。为此，贾思勰在《序》篇中充满激情的写到“神农、仓颉，圣人者也，其于事也，有所不能矣。”《齐民要术·序篇》对“农器”和“农械”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认真的分析。同时,选择了典型农器的原始记载,进一步印证了《齐民要术》中的农器记载能够充分体现中国农器的质感、历史价值和农本文化的内涵。
今天，我们认真学习和理解《齐民要术》开篇所表现的农器“耒耜“，它正是给中国农耕文明带了沃土丰田的大国农器；是给千家万户带了笑容和幸福的播种机。农器论正是农本论的动力源泉和生命源泉。
三、对《管子》农政论的继承与发展
《齐民要术·序篇》曰：“舜命后稷，食为政首”。“故《管子》曰：桀有天下，用而不足；汤有七十二里，而用有余，天非独为汤雨菽，粟也”
贾思勰作为北魏时期的从政地方官，一定能够深刻认识到国家农业制度对农业发展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历史意义。在中国古代，对于农业为主要生产的农耕社会，建立农业制度是关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和治国安邦的国之大计；是历朝历代国家理政的首要工作。从《齐民要术》篇中，我们能够看到贾思勰对《管子》国家农业制度的建立和乡村治理规划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历朝历代兴农、衰农等历史经验教训的精辟总结。
对于农政的精辟论述，在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中，最系统、最经典、最全面的论农著作当属贾思勰常常拜读的《管子》。今天，我们全篇再读《管子·治国》，才真正感受到中华名相的大国气魄和泱泱齐国大政治家的大农政治抱负。
《管子·治国》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
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余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故以上之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十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
嵩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孰也，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今也仓廪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上无术以均之也。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奸巧不生则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
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途，治国之道也。”
从以上《管子·治国》的原文中和贾思勰引用《管子》的原话中，我们能够理解到《管子》博大精深的农业治国思想和深邃的农政理论体系。
在《齐民要术》的综合农政管理体系中，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主要从二个方面全面继承了《管子》的农政思想。
第一，从《管子》的农政理论著作中，继承《管子》的“ 四民分处” “叁其国而伍其鄙”的国家农民管理制度。 “ 四民分处”是齐国对社会成员的基本分类, 管仲所实行的“ 四民分处”措施,《管子·小匡》中有详细的记载, 管子在齐国实施的“四民分处”就是按照职业分工各居其地, 四民分业一是为了便于对各类职业居民的专业管理,二是国家能够掌握对全体社会成员的职业管理和专业支配。 《管子》曰：“治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 士农之乡十五。” 乡以下的行政编制是“五家以为轨, 轨有长;十轨为里, 里有司;四里为连, 连有长;十连为乡, 乡有良人。”《管子·小匡》“鄙”则实行另一种体制:“制五家为轨, 轨有长;六轨为邑, 邑有司;十邑为率, 率有长;十率为乡, 乡有良人;三乡为属, 属有大夫。” “士农之乡十五乡”, 由齐桓公和国子、高子管理。由此 ,齐国上下就建立起了规范有效的各级行政组织。轨、里、连、乡等行政管理单位既要从事行政管理, 又要管理当地的农业经济活动和其它社会活动, 行政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在齐国建立起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 使国家的政治权力得以直达基层农民组织。 “四民分处”的农政治理体系无疑建立起了农村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农政教育作用。它对于培养农民阶层的敬业精神，提高农民的实际技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以便准确地掌握节令，按农时进行农业生产。在齐国，通过良好的农村环境和家庭熏陶，齐国的农民，以乡为家、以家为教，民风正直，五谷丰登。
第二，在贾思勰《齐民要术》的农政论思想体系中，还体现在国家农政思想与自然发展规律的关系上。国家农业生产要按照大自然的发展规律来进行农业生产。《管子·四时》“管子曰：“令有时。无时则必视，顺天之所以来，五漫漫，六惛惛，孰知之哉？唯圣人知四时。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不知五谷之故，国家乃路。”“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
《齐民要术·序》篇中对自然发展观有着突出的文字表述：“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贾思勰认为，“敬授民时”代表了农政文化的二个主体。一是农民，二是农时。强调了农耕文明所体现的人本文化和天时文化，共同构成以四时为自然农业文化内涵的农政发展体系。
《齐民要术》曰： “天为之时，而我不农，谷亦不可得而取之。青春至焉，时雨降焉，始之耕田。”是说：正当农事大忙的时候，不要大兴土木，不要进行战争。平民如果不是加冠、娶妻，嫁女，祭祀，就不得摆酒聚会。农民如果不是名字通于官府，就不得私自雇人代耕。因为这些事都妨害农时。如果不是因为同姓的缘故，男子就不得从外地娶妻，女子也不得出嫁到外地，以便使农民安居一地。然后要规定关于乡野的禁令。乡野的禁令有五条：土地尚未整治，不得绩麻，不得扫除污秽；未上年纪，不得从事园囿中的劳动；估计力量不足，不得扩大耕地，农民不得经商，不得去做其他的事情。因为这些事都妨害农时。还要规定各个季节的禁令：不到适当季节，山中不得伐木取材，水泽地区不得烧灰割草，捕取鸟兽的罗网不得带出门外，鱼网不得下水，不是主管舟船的官员不得借口行船。总之，农政不能妨害农时，农政要顺应农时。
总之，中国古代农政文明和《管子》的农政理论，都极力推崇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努力契合中国农政对于大自然的敬畏与知晓宇宙的法则和规律。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高度概括和全面继承了自然与天时、生产与农时的关系。按照农政发展的自然规律，“顺天时、尊农时”从事国家农业生产。这正是中国农政思想所蕴含的自然思想和国家农业品质。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淄博职业学院稷下研究院三级教授。山东省科技厅科普专家，山东省教育厅、文化厅美育专家，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