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4/8/23 11:20:03
“国之四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郭济生
[提要] 中国最早的精神文化系统核心内容，主要体现在《管子》一书中。这个精神文化核心就是被称为“国之四维”的“礼义廉耻”四个方面。这种理念对解决社会问题，特别是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礼义廉耻”的思想和精神，是所有中华思想流派的灵魂，塑造着中国国民品格，是治国理政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追求，承载着人们的精神信仰，为历代所推崇，并且成为抵御外来宗教影响的最大精神武器。
[关键词] 国之四维；精神武器；核心价值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得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 — 1975）在四十年前，经过对世界历史上十几种文明的研究后，预言：“全球化为形态的将来世界中，文明将从西方转移到东方”， 这是因为中国文明的稳定性、持续性的特点。[1]
中华文明之所以在历史上各大文明相继衰落之后依然故我，中国几千年特有的传统精神文化核心特质是关键所在。这个精神文化核心就是被称为“国之四维”的“礼义廉耻”四个方面。
管仲去世500多年后，受其思想影响，西方古罗马的思想家西塞罗也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四德”，即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2]
，但仅仅是管仲“四德”思想一部分内容的延伸，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一、四维价值观的产生
中国最早的精神文化系统核心内容，主要体现在《管子》一书中。它继承了历史上所有民族精神文化的精华，形成于公元前645年以前，文献的成型，还要晚一些。这些成熟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观点，其凝练的表达方式，既是民族奋斗历史总结的结晶，也是民族精神不断丰富的提升。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
管仲思想产生于中国东方的齐地，绝不是偶然的。古代齐地靠海多山，不具备农耕社会发展条件，只能以渔盐商贸活动作为生活补充。
齐国立国之初，滩涂盐碱，丘陵沟壑，人烟稀少，土著敌视，生存环境恶劣。在这种危机四伏的状态下，面临白手起家，一穷二白，立国之本，必须考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重视民众的利益、民众的生存空间，尊重民众的政治意愿，才能全体互相配合，为发展进步创造条件。齐国地区宽松开放的环境，人口流动性强，形成视野开阔、胸怀宽广、沉稳务实、不拘一格的文化传统，对齐文化的形成至关重要。
到管仲时代，是中华历史大转折的时刻，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时代。管仲创立的思想，国家意识重于一切。他的思想中，是民族国家利益为重，从人民、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制定政策。所以产生了精神文化“四维”核心。
管仲身处决策权力中心，是政策的制定运用实施者，发动群众，调动社会力量积极性，是主要内容。四维价值观的创立，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树立了坚强的精神支柱，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英勇奋斗的崇高思想武器。它是我们民族自信心的基础，是我们精神文化的核心内容，是我们无往不胜的法宝。
“礼义廉耻”出自《管子·牧民》，原话是“国有四维……何谓四维？一曰礼，一曰义，一曰廉，一曰耻”。《牧民》是《管子》一书的首篇，维即总纲，四维即四种纲纪，“守国之度，在饰四维。”[4]
由此可见管仲对四维的重视程度。管仲认为，四维能够引领规范民众的行为，它是国家的四根精神支柱，支柱立则国家兴，支柱废则国家亡。这一思想无论对当时还是后世的治国理政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管子特别强调“四维”的现实意义：“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5]
“礼”是管子治国思想的核心内容。管子认为，礼的本质，是通过制定一系列规则，使国家运行、社会发展以及在社会人等，遵守正规的行为规范。《礼记.冠义》说的好：“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礼，首先是对君臣的约束。[6]
守礼对于国家治理的意义，正如《左传》所言：“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7]
《荀子·修身》中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8]
《荀子.非十二子》中说“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9]
《淮南子·泰族训》：“民无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礼义，廉耻不立。”[10]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繁荣昌盛的时期，李世民当政之初，魏徵提出警告：“圣哲乘机，拯其危溺，八柱倾而复正，四维弛而更张。”[11]
宋欧阳修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12]
同时期的黄震，在一书中《日抄》说道：“管子责实之政，安有虚浮之语？《牧民篇》最简明，其要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此管子正经之纲，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虽历世可以无弊”。[13]
顾炎武曾经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于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14]
清朝康熙皇帝曾亲作《四维解》，他认为“言礼义而并言廉耻，可以警动天下而兴起其为善去恶之心”。他说，如果有人遭受没有礼义的讥笑，他可能不在意；若责备他没有廉耻，任何人都会勃然大怒，并恐惧于心。所以《管子》将“礼义”“廉耻”并言，“可以警动天下而兴起其为善去恶之心”[15]
以上这些，都说明了历代政界、思想界对“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重视和继承。
二、“四维”精神是外来宗教影响的屏障
所有宗教的特点，都是把人们的目光脱离实际，转向虚无缥缈的所谓理想境界，其效果可以称作是精神鸦片，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一个理论离开了科学、离开了社会生活、离开了物质文明，它就很容易让无知者转向自我陶醉、自我满足，就会误导迷失信仰、或陷于研究困惑的知识分子暂时解脱的氛围。其根本上，都是让人在思想麻木中沉醉，放弃对现实的探索与改造的动力。
中华传统精神文化三观明确，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有着鲜明的理论定位，与中华民族独立风格息息相通，具有顽强的凝聚力、认同感、继承性和生命力。
无论任何宗教，都是以虚幻的神秘说教，似是而非的利己理论，动摇麻痹人的思想，最后以现实统治阶级的制度进行完善，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堕入其中。例如佛教以空观、假观、中观，替代混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是迷惑视听的方式。让人们在绝望中希望，在希望中失望。
“宗教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借助一种特殊的力量所进行的救赎或拯救”[16]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17]
这是马克思对宗教所产生的社会作用的认知，对当今社会的影响也是非常大。马克思曾一针见血指出：“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18]
在中国儒家、道家成为本土宗教，清代出现了三教合一的现象。唐代封建统治者强令中心城市建立文庙，民国时期成立孔教会，都是将儒学宗教化的措施。但是，中国文化对宗教的排斥，使宗教始终不能占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阵地，儒学作为宗教的情况，从来不被主流社会承认。
中国传统精神文化的核心是务实求真，是生存、生活现实中提炼出来，经过无数实践不断加以丰富提升形成的。
中国的哲学家派系很多，但都是植根于现实生活、社会现实基础之上的。无论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都是从物质、人性本身出发，从来没有寄托于一个凭空捏造的先知先觉。即使是远古神话，也是与自然、邪恶斗争的英雄，而非凌驾于人类社会之外的神灵。
虽然《管子》被排除在经书之外，但“礼义廉耻”的思想和精神，几千来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之中，是所有中华思想流派的灵魂，塑造着中国国民品格，是治国理政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追求，承载着人们的精神信仰，为历代统治者、管理者、思想家和广大人民群众所推崇，并且成为抵御外来宗教影响的最大精神武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求变求通求新的文化精神。《诗经·大雅》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19]
《周易·系辞》有言，“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20]
《礼记·大学》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21]
这些论述都蕴含着求变求通求新的文化精神，与宗教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
中国传统的本土精神文化经典，本身就是非宗教化的。即使是儒家思想集大成者孔子，也与宗教思想相去甚远，他是从不言“怪力乱神”之类超自然的东西的。道家体系，历史悠久，是与儒家相对立的文化思想流派，含有朴素唯物主义内容，貌似宗教，其多层次的仙神阶层，实际上是封建等级制度的翻版，都是基于现实社会的。
西方西塞罗主义的“四德”精神，是狭义的思想修养标准，与中国“四德”精神博大精深的内涵，是相去甚远的。
三、儒家思想对四维精神的继承与限制
郭沫若在介绍管仲时代及以后发生的社会变动，特别是精神思想方面的变化时，说, “春秋战国时代, 是中国学术思想的黄金时代”, 究其原因, “那就是由于奴隶解放, 人民思想得到第一次解放”他认为, 春秋战国的大变革是由于奴隶制逐渐移行于封建制, 由此引发的意识形态变革都与“人民”发生直接关系。第一, “首先是人民的价值发生了莫大的变易。以前是人民与六畜同科的……然而到了战国时代却发生了‘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的议论了”第二, 由于人民的价值提高了, “故伦理思想也发生了变革, 人道主义的思潮便澎湃了起来。儒家倡导仁, 道家倡导慈, 墨家倡导兼爱。这都是叫人要相互尊重彼此的人格, 特别是在上者要尊重在下者的人格”。第三, 在政治思想上, “保卫人民的德政思想成为了普遍的潮流。在消极方面反对不义的战争, 反对不义的刑戮, 反对世卿制度, 而在积极方面则主张‘尚贤’, 主张‘有德者必在位’, 主张‘为政以德’”第四, 在宗教上, “地上的世卿制既遭反对, 地上的王位既轻于民位, 则天上的唯一神 — 地上王的影子 — 也就发生了动摇而模糊起来了”。
“礼是什么?是一个时代里所由以维持社会生活的各种规范, 这是每个人（包括领导人）应该遵守的东西。各个人要在这些规范之下, 不放纵自己去侵犯众人, 更进宁是牺牲自己以增进众人的幸福。要这样社会才能够保持安宁而且进展。”[22]。
儒家在中国思想史上有什么地位呢？基辛格《论中国》中说：孔子“没有任何创新”，他重振大同的理念，曾盛行于他之前的黄金时代。[23]
孔子出身的鲁国，贵族优先，环境优越，自我封闭。并且孔子始终生活在社会下层，他的立足点首先要获得统治者的认可，他的理论要为统治者所感兴趣。
受这种环境熏陶，他的思想意识是君临天下，统治阶级利益为重，一切从君的利益出发。所谓民的理念，都是治民、愚民、导民之策。他的核心价值观体系是仁爱，中庸，是上对下的态度。所以，历史上的改革、革命，都是从反孔开始的。
儒家继承了管仲思想中礼、义的成分，又根据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加以限制、改造，他们的目的是改变自己，再去改变社会，是一种积极入世求为的思想，他们鼓吹理想主义，又坠入理想不能代替现实的困惑，最终回归屈从现实社会的事实。孔子晚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感叹，充分反映了儒家思想脱离实际无法实现的悲哀。
孔子宣扬“克己复礼”，把“礼”的概念偷梁换柱，解释成过时的《周礼》。同上，又将礼庸俗化“有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不可不学也。”又说：“君使臣以礼，臣使君以忠”[24]，把礼说成是礼仪之礼。这些与管仲提倡“治人之大法”的“礼”是背道而驰的。
东汉建初四年，为进一步巩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汉章帝召集各地儒生于洛阳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史称“白虎观会议”。会后，班固将会议记录编辑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作为官方经典刊布于世。《白虎通》重新肯定、解释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其内涵更加符合社会治理的需要。
孔子将“知”“仁”“勇”称作天下三种通达的美德，孟子以“仁义礼智”四端说阐释人所本有的道德良知。董仲舒在此基础上加入“信”德，提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
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运动，是中央集权统治思想的体现，最后的结果是百家之学的影响逐渐减小。独尊儒术，就是弘扬《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及儒学解释“六经”的方法。汉成帝时，扬雄以“五尺童子，羞比晏婴与夷吾”的描述，反映出“霸道”之学遭受世人冷落的现实。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儒学运动中，董仲舒提出了著名的“仁义礼智信”说。他的立论基础以儒家为立场。他片面强调秦代严刑峻法，造成社会道德良知的缺失，产生了许多竭民财力的官吏。在董仲舒看来，“仁”是外在的表现，以爱人为特征；义是内在的表现，以端正自我、处事得体为特征。“礼”在维护社会等级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统治者要善于体察民情，用“礼”安其情，导之以正。“智”是一种以仁爱为基础的勇力才能，为人谋事，要先有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他认为，明主贤君要讲“信”用，士大夫要厚其忠信，人受命于天，要善于培养忠信慈惠之心。
儒家学说说的冠冕堂皇，但人们发现并无实际意义。这是《管子》及其学说广为流传的重要因素。汉代，政治家贾谊、晁错等人，鉴于传承文明、清明治国的需要，向文、景二帝提出“礼义廉耻”教化论，主张礼法并用，以治理国家。贾谊倡议：“《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几幸，而众心疑惑。”“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25
宋代林逋则说：“礼义廉耻，可以律己，不可以绳人。律己则寡过，绳人则寡合，寡合则非涉世之道。故君子责己，小人责人。”26明学者王守仁：“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27。明政治家宋濂也说：“先儒之是仲者，称其谨政令，通商贾，均力役，尽地利，既为富强，又颇以礼义廉耻化其国。裕如《心术》、《白心》之篇，亦尝侧闻正心诚意之道，其能一匡天下，致君为五伯之盛宜矣！”28 他们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宋代以来儒家的思想，他们限制歪曲了“四维”思想最本质的意义。这是儒家思想的局限性造成的。
在国家兴盛的时候，更加重视对传统精神的继承，才能有民族核心文化思想的巩固和发展。其实，所谓“仁义礼智信”，并没有超出“礼义廉耻”的范围和思想高度，不过根据政治需要换了一种说法，把它贴上了儒家的标签。
从“礼义廉耻”到“仁义礼智信”，社会思潮不同，人们对核心价值观念的理解与倡导亦有所不同。但是，“礼义廉耻”的基本精神，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伦理，历久而弥新。
四、新民主主义时期对传统价值观的再认识
清末民初，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结合中国国情和形势与社会实际，倡导“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新八德。
孙中山先生始终主张要以礼义廉耻教化国民，并亲自设计和推广中山装，解释中山装的四个口袋分别代表礼义廉耻，提倡人们要依照四维随时检点自己。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称:“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他把提高国民素质，作为建设民主国家的前提。
1929年制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明确提出以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五达道(即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三达德(又称武德，即智、仁、勇)等等作为中华民国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
1936年，国民政府出版发行的《国民党新生活运动须知手册》中，明确规定：“发扬中国固有文化实践中国旧社会法则之礼义廉耻四美德”，必须做到“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
1949年建国后，毛泽东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29
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到夺取全国政权后的共产党人，都清醒地认识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重要意义，把它当成头等大事来重视，并作为思想武器来继承。
五、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传统精神文明进行了提炼和丰富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中国实意义。先人对当时核心价值观的认识。”他明确指出了“礼义廉耻”在现代社会中的实际意义。
社会主义原则下的富强、自由、平等、民主，就是“礼”。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最经典的阐述和发展。树立富强、自由、平等、民主的宗旨，规范我们的社会体制，确立宪法规则，以符合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做到依法行政，行不逾矩。爱国、敬业就是“义”，就是民族大义、国家大义。提高全民素质，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大公无私，见义勇为。法治、公正，就是廉，就是要奉公守法、公私分明，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诚信、友善、和谐，就是知耻，做到知荣辱、明是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做人的尊严。
礼义廉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久不衰的价值理念。这种理念对解决社会问题，特别是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我们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30
只有站在历史文明角度，才能明确社会发展方向；只有不忘初心，不断发展，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这就需要我们始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努力创新性发展，实现创造性转化。更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坚守中华文化独特的价值观、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抵制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渗透。来之不易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条件下，严防极左思潮沉渣的泛起。
坚持从传统文化中，挖掘提炼符合当今时代需要的思想理念、道德规范和价值追求，通过有扬弃的继承，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引导作用，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是我们当前十分迫切的任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提醒的：“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也是人民群众所共有的精神文化资源。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反映人民意愿和需要，倡导全民参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更好地发挥以文化人的功能，为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设而努力奋斗。
文献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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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济生，山东省周村商埠文化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