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1/8/27 15:12:44
齐襄公功过论
武振伟
齐襄公，名诸儿，齐僖公长子，齐国第十四位国君，公元前697年―公元前686年在位。齐襄公是进入春秋时期后齐国第三位国君，其祖父为齐前庄公，父为齐僖公，庄公在位时期，正值两周交替之际，宗周的变乱没有影响东方的齐国，庄、僖二公统治时期政治稳定，庄公在位64年，僖公当政33年，父子连续治齐近百年之久，开启了史称“庄僖小霸”的政治局面。《国语·郑语》云：“齐庄、僖于是乎小伯（霸）。”齐襄公之后是著名的齐桓公，为“春秋五霸”之首。齐襄公所处的时代，上承庄僖，下启齐桓，在古今评价中，因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功绩，且因齐襄公死于非命，而将齐襄公的功业一带而过，或指摘过甚，这无疑都失之公允，齐襄公的功过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梳理和研究。
一、齐襄公的功业
齐僖公之时，齐国国力有所发展，外交有了很大进展，遂有“庄僖小霸”之称，韦昭注曰：“小伯，小主诸侯盟会。”瓦屋之盟，齐僖公成功让宋、卫与郑讲和。《左传·隐公八年》：“齐人卒平宋、卫于郑。秋，会于温，盟于瓦屋，以释东门之役，礼也。”童书业先生谓：“是齐僖有平三国之举，隐为盟主矣。”而恶曹之盟则是齐僖公小霸事业的顶峰。《左传·桓公十一年》：“十一年春，齐、卫、郑、宋盟于恶曹。”童书业认为：“此次恶曹之盟，盖亦以齐僖为主，此盟为郑庄小伯之极峰，亦为齐僖小伯之极峰也……然齐僖时国力并不甚强，既不能御北戎之侵，其后与宋、卫、燕之联军又为鲁、郑、纪联军所打败，此次大败后，齐僖‘小伯’之局盖告终矣。”真正的“小霸”实际上是郑庄公。《春秋·桓公十三年》记载：“十有三年春二月，公会纪侯、郑伯。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左传》云：“宋多责赂于郑，郑不堪命，故以纪、鲁及齐与宋、卫、燕战。”齐、宋四国大败，此战之后第二年，齐僖公卒，可以说，齐僖公是赉志以没，“小霸”之业未竟而终。真正使齐国首先称雄于诸侯的要属齐襄公。齐襄公在位期间，通过在诸侯间的纵横捭阖，通过以下功业，奠定了齐国之后强盛的基础。
定许。齐襄公元年，齐、鲁两国国君在艾地会盟，以商议安定许国之事。《左传·桓公十五年》：“许叔入于许。公会齐侯于艾，谋定许也。”许穆公在居外十五年之后，回到许都。
定卫。卫宣公死后，卫国发生内乱，卫惠公即位，而之前被卫惠公所害的太子急子和公子寿之徒不服，发动叛乱，卫惠公出奔齐国。《春秋·桓公十六年》：“十有一月，卫侯朔出奔齐。”《左传》：“左公子泄、右公子职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齐。”鲁桓公十七年，鲁、齐、纪三国在黄地盟会，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商议恢复卫惠公的君位。鲁庄公三年，齐国与鲁国联合伐卫；鲁庄公五年，齐、鲁、宋、陈、蔡联合伐卫，第二年，卫惠公回国，恢复君位。通过扶持卫惠公，使卫国成为齐国的盟国。
服鲁。鲁国在春秋前期，一直是齐国较强的对手。为缓和与鲁国的关系，鲁隐公六年，齐僖公与鲁隐公在艾地会盟，其后，鲁桓公聘齐僖公之女文姜为夫人，齐、鲁交好的局面维持了较长的时间。但鲁国却是齐国兼并纪国的一个很大的障碍。齐僖公在灭纪上一直没有很大的作为，与鲁国的阻挠是分不开的。齐僖公死后，齐襄公即位，灭纪的行动可谓继承自僖公。《左传•桓公十七年》记载，公元前695年春，鲁、齐、纪在黄地（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会盟，目的是促成齐、纪的和解，但齐襄公兼并纪国的政策不会因鲁国的阻挠而改变，当年夏，齐侵鲁，战于奚，齐襄公力图以武力迫使鲁国屈服。《左传·桓公十七年》：“夏，及齐师战于奚，疆事也。于是齐人侵鲁疆。”在鲁国不为所动的情况下，齐襄公在泺地与鲁桓公盟会时，由力士公子彭生杀死鲁桓公。《左传》将齐襄公杀鲁桓公的原因归于齐襄公与鲁桓公夫人文姜的私情败露。《左传·桓公十八年》：“公会齐侯于泺，遂及文姜如齐。齐侯通焉。公谪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车。鲁人告于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宁居，来修旧好，礼成而不反，无所归咎，恶于诸侯。请以彭生除之。’齐人杀彭生。”童书业先生认为：“未必尽因文姜故也。”纪国为了对抗齐国，采取同周天子和鲁国通婚的策略，鲁国一直充当了纪国保护国的角色。《左传•桓公六年》载，公元前706年夏，鲁桓公与纪侯在郕地（今山东省宁阳县）会面。纪侯这次来鲁，主要是与鲁桓公商讨如何应对齐国灭纪的举动。同年冬天，纪侯又来朝鲁，请求鲁国向周桓王求援，让周桓王干预齐对纪的吞并。鲁桓公十三年，鲁、纪、郑与齐、宋、卫、燕之战，众多史家都认为与齐欲灭纪有关。鲁桓公是纪国的背后靠山，在拉拢、威逼不成的情况下，置鲁桓公于死地未必不为齐襄公之一步险棋。鲁桓公死后，鲁庄公即位，面对齐襄公之强势，无力应对，对于桓公之死，也仅仅让齐杀公子彭生而敷衍过去，对于齐国对纪国的兼并行动，更不可能再插手阻挠。在齐襄公的强势下，鲁国也服于齐。关于鲁桓公之死，也有不同的版本。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之《鲁桓公与文姜会齐侯于乐》章中医宁评论说：“今彭生近君，□无尽言，容行阿君，使吾失亲戚之，有（又）勒（力）成吾君之过，以□二邦之恶，彭生其不免[乎]，祸李（理）属焉。”杀死鲁桓公，很可能并非齐襄公之授意，而是公子彭生见机而为。
正郑。郑国在郑庄公死后，即陷入内乱，郑昭公与郑厉公争夺君位。齐襄公元年，公子忽即位，是为郑昭公，公子突出奔栎。不久，权臣祭仲入宋时为公子突岳父雍氏所迫，改立公子突为郑国国君，是为郑厉公，郑昭公逃到了卫国。但郑厉公不满祭仲专权，谋杀祭仲。事泄，祭仲复迎郑昭公复位。据《公羊传·桓公十五年》记载，齐襄公与鲁、宋、卫、陈会于侈地，商议伐郑，以恢复郑厉公之君位，但没有成功。其后，郑昭公与权臣高渠弥有私怨，在一次狩猎时，高渠弥射杀昭公。但高渠弥与祭仲不敢迎郑厉公复位，于是立公子亹为君，是为郑子亹。齐襄公会诸侯于首止，郑子亹去参加会盟，高渠弥随从。在此盟会上，齐襄公杀郑子亹，车裂了郑卿高渠弥。《左传·桓公十八年》：“秋，齐侯师于首止；子亹会之，高渠弥相。七月戊戌，齐人杀子亹而轘高渠弥。”清华简《系年》第二章记载有所不同：“（郑）庄公即世，昭公即位。其大夫高之渠弥杀昭公而立其弟子眉寿。齐襄公会诸侯于首止，杀子眉寿，车轘高之渠弥，改立厉公，郑以始正。”子眉寿即郑子亹。从《系年》来看，郑国君位之争，因齐襄公之强力而得以正。《左传》记载，郑子亹死后，祭仲又立子仪为君，郑厉公并没有回到国都。《史记·郑世家》将齐襄公杀郑君的原因解释为私人恩怨：“子亹自齐襄公为公子之时，尝会斗，相仇，及会诸侯，祭仲请子亹无行。子亹曰：‘齐强，而厉公居栎，即不往，是率诸侯伐我，内厉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于是祭仲恐齐并杀之，故称疾。子亹至，不谢齐侯，齐侯怒，遂伏甲而杀子亹。”齐襄公与郑子亹的私人恩怨仅见于《史记》，可能司马迁另有所本，但齐襄公在盟会上让郑厉公复君位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不废子亹之君位，则郑厉公就不能复位。在当时的诸侯看来，子亹之君位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都成问题，郑厉公虽然出奔，但仍是列国承认的郑国国君。从这一方面看，齐襄公之杀死子亹，并不能算杀死一国国君，而是替郑国杀了乱臣贼子。从《系年》来看，齐襄公达到了目的，而从《左传》和《史记》来看，郑国又自立国君，齐襄公的意图没有实现，终齐襄公之世，郑厉公都没有复位。但自是之后，郑国因内乱，再无力与齐抗衡，因服于齐。齐襄公七年，当纪国生死存亡之际，鲁庄公与郑子仪会于滑，意图阻止齐国兼并纪国，“谋纪故也”，但“郑伯辞以难”，杨伯峻注曰：“盖厉公居栎，虎视眈眈，谋欲入郑，子仪自顾不暇，不能与齐大国为敌也。”因郑国的内乱，春秋初期的强国郑国彻底沦为了二流国家，再无力重现与齐抗衡，使齐襄公小霸功业得以逐步推进。
灭纪。齐国与纪国为邻国，西周初年，两国相安无事，到齐哀公时，因纪侯之谗言，齐哀公被周夷王烹杀。《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齐与纪成为世仇。东周以后，王室衰微，齐国开始图谋兼并纪国。齐僖公多次采取行动，联合郑国等国谋取纪国，因鲁国的阻挠和齐国实力尚不强盛而中止。齐襄公即位之后，灭纪成为其外交活动中的重点。通过谋杀鲁桓公、杀郑君子亹，确立了齐国的盟主地位，使两国不敢再对齐国的灭纪行动再行干涉。鲁桓公死后，齐国即开始行动，公元前693年，齐国占领了纪国的郱、鄑、郚三个城邑。《左传•庄公元年》：“齐师迁纪郱、鄑、郚。”三邑分别在今昌邑、安丘县境，为纪之外围城邑。齐并吞郱、鄑、郚三邑之后，完成了从南、东、西方向对纪国的包围。齐襄公七年，在齐国的压力下，纪侯之弟纪季以纪国之酅邑并入齐国，纪国一分为二。《左传•庄公三年》载：“秋，纪季以酅（在今山东临淄东）入于齐，纪于是乎始判。”一年之后，纪侯去国，齐国彻底兼并纪国。《左传•庄公四年》载，“纪侯不能下齐，以与纪季。夏，纪侯大去其国，违齐难也。”对于齐襄公灭纪，《公羊传》称赞道：“哀公亨（烹）乎周，纪侯谮之。以襄公之为于此焉者，事祖祢之心尽矣。尽者何？襄公将复仇乎纪，卜之曰：‘师丧分焉’，‘寡人死之，不为不吉也。’远祖者几世乎？九世矣。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至此，齐国的疆域大大扩展。
兼并纪国在齐国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古代儒家学者对齐灭纪多持贬义，认为纪国无罪，如清人顾栋高认为：“春秋诸亡国之中，惟纪侯无所失道，朝于鲁，昏于天王，继而会盟，继而会战，其图全宗社至矣。”清人高士奇论道：“自哀公至襄公凡十世，而哀公乃其远伯祖也，于不共戴天之义似亦少杀。且襄公鸟兽其行，败伦伤化，忍心害理，彼又岂知有祖宗之仇者，不过假复之名，以利其土地耳。”但在现代学者看来，兼并纪国是齐国走向强盛的开端。没有齐襄公灭纪，齐国始终存在心腹之患。杨伯峻先生认为，齐国要扩张发展，兼并纪国是势所必然：“齐之欲灭纪，盖纪国处于齐都临淄之东南，相距不过百余里，齐欲扩张，非并纪不可。纪之不能保存，其情势然也。”杨宽先生认为：“纪国被齐兼并，齐的东境便扩大了。齐国的强大，就是从兼并纪国开始的。”有学者从考古发现上考察得出结论，认为：“纪国都城距离齐国的腹心之地不过百里，而且拥有丰富的海盐资源……齐国灭掉纪国，完全拥有了渤海南岸丰富的海盐资源及其巨大的经济收益，为进一步对外扩张、春秋时期齐国称霸以及战国时期成为东方强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齐襄公灭纪，应该说是齐襄公对齐国发展做出的最大贡献。
降郕。鲁庄公八年，齐国联合鲁国讨伐郕国，郕国降齐。《春秋·庄公八年》：“夏，师及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郕国，具体地望有多说，或在山东濮县废县东南，或在鄄城和郓城之间，总之，其地在鲁西南，距离鲁国近而离齐国较远，齐国独受郕国之降，虽然引起鲁国不满，但鲁国并没有采取敌对行动，说明齐国当时已经强于鲁国。齐国的疆域南境已经越过泰山，而临近鲁国都城曲阜。
对于齐襄公，传统儒家学者评价基本都是负面的，如高士奇说：“襄公淫于文姜，而戕鲁桓，天理人心澌灭已尽。迹其生平，迁郱、鄑、郚三邑以逼纪，卒使大去其国。总天子之罪人，连五国以伐卫，而取其宝玉。会鲁围郕，而独纳其降。书于《（春秋）经》者，无一善状。”可以说是对齐襄公全面的否定。而现代学者童书业先生的评价则是“颇雄桀有为”，对于齐襄公在位期间的功业，童书业评价道：“齐襄公灭纪伐卫又服鲁，几乎成了桓公以前的伯主”；“齐襄即位，颇雄桀有为，齐势渐强。鲁桓十七年，鲁与齐、纪盟，欲平二国，弗克，反引起齐、鲁冲突，战于奚。次年鲁桓会齐襄于泺，且与夫人姜氏如齐，为齐所害（未必尽因文姜故也）。齐襄又师于首止，诱杀郑君子亹及其佐高渠弥，鲁、郑皆为齐所摧抑，卫后亦为齐所伐，齐襄已成‘小霸’之局……然不久齐内乱，襄公被杀，齐霸之局未成。”这个评价应该是较为公允的，设若齐襄公未遭宫廷之变，齐国霸业也有可能在其手中建立起来。
齐襄公之所以取得以上功业，与其娴熟的外交策略和杀伐果断的外交手段是分不开的。
1、娴熟的外交策略。
娴熟的运用当时诸侯间所通用的外交原则，利用盟会确立自己的地位。鲁庄公三年，纪季以酅入于齐，纪国行将被齐兼并，在此情况下，鲁庄公与郑君子仪会于滑地，以商议援救纪国之事，郑国因内乱自顾不暇。第二年，文姜又会齐襄公于祝丘，盟会内容没有记载，很有可能是鲁庄公在自身没有力量阻止齐襄公灭纪之时，试图通过文姜来劝阻齐襄公，但并没有奏效，很有可能反被齐襄公说服同意齐国的兼并行动，纪国灭亡之当年，鲁庄公还与齐人在禚地田猎，即为其证。当年夏，齐国与郑国、陈国盟会于垂地，会盟内容虽无记载，但很有可能是在齐国灭纪问题上达成共识，齐国争取到其他诸侯国的支持。盟会之后不久，纪侯即大去其国，纪国灭亡。齐国灭亡并非小国的纪国，在当时是大事，且纪国与周王室通婚，但此举并没有遭到周天子及一众诸侯的反对和讨伐，无疑是齐国在外交上的重大胜利。
与周王室通婚也是齐国重要的外交手段。进入东周之后，周天子的地位虽日渐没落，朝见周天子的诸侯寥寥无几，但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名义没有改变，适当时机打着周天子的名号，更具有合法性。鲁桓公八年，纪国嫁女于周王，《春秋·桓公八年》：“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此时为周桓王十六年。为了在兼并纪国的行动取得对等的地位，齐国也提出周王室通婚，周庄王同意了这门亲事，嫁女于齐襄公。《春秋·庄公元年》：“王姬归于齐。”郑玄注曰：“王姬，齐襄公之夫人。”齐国与当今周天子结亲，显然与周王室的地位，较之纪国更加亲近。齐襄公之后即位的齐桓公也与周天子通婚，祭起了尊王的大旗，造就了首霸的功业。
2、杀伐果断的手段。
与鲁国关系。战与和，玩弄于股掌之间。春秋初期，齐国的对外扩张过程，一直有鲁国积极干预其中的身影。据《春秋大事表》统计，在鲁桓公执政的十八年间，齐、鲁两国共交兵三次，都与纪国有关。齐、鲁之间的暗中较量极其激烈，鲁外交的头等大事便是通过援纪而牵制齐。鲁桓公十三年的鲁、纪、郑与齐、宋、卫、燕之战，齐国一方联军大败，第二年，齐僖公病死，未必与齐国的大败没有关系。《东周列国志·第十一回》对此进行了合理的想象：“齐僖公为兵败于纪，怀愤成疾，是冬病笃，召世子诸儿至榻前，嘱曰：‘纪，吾世仇也，能灭纪者，方为孝子。汝今嗣位，当以此为第一件事。不能报此仇者，勿入吾庙！’诸儿顿首受教。”鲁桓公十七年，鲁桓公试图通过盟会弥合齐国与纪国的关系，阻挠齐国兼并纪国，同年，齐襄公即与鲁国战于奚地，此举即告黄地会盟之失败。鲁桓公十八年，鲁桓公再次与齐襄公会于泺地，鲁桓公被杀，很大的一个原因即在于鲁国一再地阻挠齐国兼并纪国之事，而并非因文姜与齐襄公私通之事被发觉，《公羊传》和《谷梁传》都不说文姜淫乱，只有《左传》明确说文姜淫乱，说明文姜很可能并无淫乱之事。齐襄公是一个杀伐果断之人，断然将鲁桓公杀死。同年，在首止盟会上，郑君子亹也被杀，说明齐襄公果断狠辣，顾忌较少。一年之中，齐襄公两杀他国国君，齐国已经足够他国畏惧。
二、齐襄公的过失与污名化
齐襄公十二年，戍守葵丘的将领连称、管至父联合公孙无知发动宫廷政变，齐襄公被杀，经过激烈的争斗，公子小白得以即位，是为齐桓公，桓公即位后，曾对齐襄公时期的政治进行了一番评论，在《国语》和《管子》中都有记载。
《国语·齐语》：桓公秦逆之于郊，而与之坐而问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筑台以为高位，田狩毕弋，不听国政，卑圣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绣。戎士冻馁，戎车待游车之，戎士待陈妾之余。优笑在前，贤材在后。是以国家不日引，不月长。恐宗庙之不扫除，社稷之不血食，敢问为此若何？”
《管子·小匡》：公遂与归，礼之于庙，三酌而问为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台广池，湛乐饮酒，田猎罼弋，不听国政。卑圣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千。食必粱肉，衣必文绣，而戎士冻饥。戎马待游车之弊，戎士待陈妾之余。倡优侏儒在前，而贤大夫在后。是以国家不日益，不月长。吾恐宗庙之不扫除，社稷之不血食，敢问为之奈何？”
上述两则史料历来被史家引证广泛，以证齐襄公时期的政治混乱，使国家至于灭亡边缘，这应该是对齐襄公最早的污名化。然而从其中内容来看，上述话语出自齐桓公之口，其中大有深意。齐桓公为什么要说上述话语，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说明襄公失国和自己得位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齐僖公有三个儿子，即公子诸儿、公子纠、公子小白，公子诸儿为长子。《管子·大匡》：“齐僖公生公子诸儿、公子纠、公子小白……诸儿长而贱，事未可知也”，按照周代宗法制，立嫡以长不以贤，在无嫡子的情况下，以长幼顺序确定立嗣人选。故而“僖公卒，以诸儿长，得为君，是为襄公。”《春秋·桓公十五年》：“夏四月己巳，葬齐僖公。”《史记·齐太公世家》：“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诸儿立，是为襄公。”从继承君位的法理上，齐桓公属于第三顺位继承人，其兄公子纠尚在其前。在抢先继承君位并逼死公子纠后，如何确立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必然是其考虑的重要问题。《管子》一书后出，托名管仲所作，管仲又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溢美齐桓而污名齐襄，实在是情理之中事。《国语》和《管子》中这段记载，多是以齐襄之过，映衬齐桓之功；以齐襄之失国，映衬齐桓之霸业，对比之心，昭然若揭。
以齐桓公指责齐襄公之过失，并不能成立，简单分析如下：
1、好色好酒。关于齐襄公好色的记载，多以齐襄公与其妹鲁桓公之夫人文姜私通为例。但齐桓公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左传·僖公十七年》：“齐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无子。齐侯好内，多内宠，内嬖如夫人者六人。”《管子·小匡》：“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关于齐桓公好色的史料，先秦两汉文献中多有记载，不赘举。齐桓公也好酒。《管子·小匡》：“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继，诸侯使者无所致、百官有司无所复。’”以此指责齐襄公，齐桓公实在理亏。
2、好游猎。《左传》和《史记·齐太公世家》都记载了襄公游姑棼，猎沛丘之事。事实上，齐桓公好游猎，不在襄公之下。《管子·小匡》：“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侧，田莫不见禽而后反。诸侯使者无所致，百官有司无所复。’”
3、不尊贤。史籍中关于齐襄公的史料较少，看不到齐襄公不尊重贤人的记载，如果说有，公子彭生之死勉强可算一例。在连称、管至父发动的宫廷政变中，宫人费、石之纷如和孟阳不惜牺牲自己、拼死保护齐襄公，也可说明襄公深得宫人之拥护。《左传·庄公八年》：“反，诛屦于徒人费。弗得，鞭之，见血。走出，遇贼于门，劫而束之。费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费请先入，伏公而出，斗，死于门中。石之纷如死于阶下。遂入，杀孟阳于床。”高士奇认为这恰是齐襄公“优笑在前”的证据：“徒人费、石之纷如与夫孟阳之属，皆所谓优笑在前者也。”
4、不优待士卒。连称、管至父之乱可以算是，戍期而到，齐襄公却不兑现诺言，不体恤守边士卒之苦，也正因此而导致宫廷政变身死。《左传·庄公八年》：“初，襄公立，无常。鲍叔牙曰：‘君使民慢，乱将作矣。’”将襄公之死，归结于其行政“无常”。这无疑有些夸大其词。连称、管至父只因国君没有遵守诺言，而置守边之责于不顾，阴谋作乱，其过当诛。连称、管至父所带领的士卒，应该是家兵，是两位大夫的私人武装，与春秋后期崔杼之家兵杀死齐庄公是相同的。家兵只效忠于领主，对国君没有效忠的义务。
在《管子·小匡》中，齐桓公列举了自己好色、好酒、好田猎等几个大问题，但管仲认为这些都不影响称霸，影响称霸的是犹豫不决和不聪明睿智，“人君唯僾与不敏为不可，僾则亡众，不敏不及事。”为国君者需要在大事上，做事果断，聪明敏锐，方能成就大事。从齐襄公一生看，齐襄公即位后一系列的外交行动，有着明确的目标，可以看出齐襄公有着娴熟的外交手腕和狠辣果决的手段，这些也是称霸的重要条件，较之后来的齐桓公，更具魄力。
有研究者认为，“襄公有庄、僖称霸的野心，却无庄、僖治国平天下的才能。他穷兵黩武，乱政误国，结果使齐国又一次跌入低谷。”齐襄公伐郑、伐卫、伐鲁、灭纪，杀死鲁、郑两国国君，恶化了齐国的对外关系，穷兵黩武，使齐国陷于孤立。其实不然，纵观为史家所称赞的齐僖公和齐桓公两个时期，对外军事行动并不比齐襄公时期少。齐桓公即位之初，鲁庄公十年，齐国一年两次伐鲁，先战于长勺，齐国失败，后又联合宋国伐鲁，因鲁国击败宋军，齐国撤退，劳而无功。齐军回国途中，还灭掉了谭国。《国语·齐语》：“即位数年，东南多有淫乱者，莱、莒、徐夷、吴、越，一战帅服三十一国。”“兵车之属六，乘车之会三，诸侯甲不解缧，兵不解翳，瞋无弓，服无矢。”较之齐襄公，齐桓公更可以称得上“劳民伤财”。可以说，齐桓公之举与齐襄公并无二致，春秋无义战，各国之间的战与和、角力斗争更多的是各国之间的利益所在。褒桓贬襄，实是充斥了更多成王败寇的后世之评价。齐桓公较之齐襄公聪明的是，一方面抬出周天子，祭出了“尊王攘夷”的大旗，一方面又在诸侯之中广施恩惠，存亡继绝，赢得了诸侯的拥护。如《管子·中匡》所载：“管仲会国用，三分二在宾客，其一在国，管仲惧而复之。公曰：‘吾子犹如是乎？四邻宾客，入者说，出者誉，光名满天下。入者不说，出者不誉，污名满天下。壤可以为粟，木可以为货。粟尽则有生，货散则有聚。君人者，名之为贵，财安可有？’管仲曰：‘此君之明也。’”如王阁森、唐致卿《齐国史》所言：“庄襄的小霸地位，主要是靠武力征服造成。”而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则是靠武力和恩惠兼施而造就的。这是齐桓公比齐襄公高明的地方所在。
三、该如何评价齐襄公
齐襄公即位之初，齐国的形势并非如史家所说，继承了庄僖小霸的国力基础，实则是齐国处于日渐边缘化之中。鲁桓公十三年的失败，使齐国陷于极大的被动，从小霸沦为二流国家。齐僖公卒之年，齐国跟随宋国讨伐郑国，第二年，又与宋国、鲁国等国伐郑，以纳郑厉公，可见，齐襄公即位之初，齐国在诸侯当中并无大的话语权。
打击鲁国，是齐国霸业的开始。鲁桓公十一年，开创郑国小霸之业的郑庄公卒，因君位之争，郑国陷于内乱，郑国霸业中衰，一时中原群龙无首，鲁国、宋国都想继郑庄公而起，特别是鲁国，鲁桓公试图充当霸主，《左传·桓公十二年》：“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公欲平宋、郑。秋，公及宋公盟于句渎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会于虚。冬，又会于龟。宋公辞平，故与郑伯盟于武父。遂帅师而伐宋，战焉，宋无信也。”这一年，鲁国频频外交，先盟曲池，又盟句渎之丘，再会于虚，又会于龟，盟于武父，伐宋。第二年，鲁国一方联盟大败齐、宋等国联军。鲁桓公十五年，鲁桓公与齐襄公会于艾地，商议定许国之计。当年，鲁国联合宋、卫等国伐郑，以纳郑厉公。第二年，鲁国又联合宋、卫等国伐郑。鲁桓公十七年，鲁桓公又与齐襄公会于黄地，“平齐、纪，且谋卫故也。”当年，鲁国又联合宋、卫等国伐邾国。鲁桓公十八年，鲁桓公到泺地，与齐襄公会盟，死于此次会盟。七年之间，鲁国势头正盛，无出其右。如果不是鲁桓公生命戛然而止，鲁国势必成为继郑国之后的小霸之国。
到了鲁桓公十八年，齐襄公在首止主持诸侯盟会，断然杀郑君，并车裂郑国之卿高渠弥，诸侯震动，惟齐国马首是瞻。在齐襄公在位十二年间，齐国逐渐从僖公失败的阴影中复苏过来，并抓住郑庄公之后群龙无首的空档，使齐国又恢复了小霸的地位。
兼并纪国，虽然为齐国争取了疆土，但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多将此举列为齐襄公的劣迹之一。实际上，齐襄公兼并纪国的过程，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战争，通过一步步逼迫，最终使纪侯自己“大去其国”，以比较和平的方式兼并了纪国，同时，灭国不灭其祀，以纪侯之弟纪季承奉纪国之祀，纪侯之夫人纪伯姬后来之葬也由齐襄公主持。后世对纪季之行为大加赞赏，杜预注曰：“先祀不废，社稷有奉，故书字（纪季）贵之”；“以国予季，季奉社稷，故不言灭，不见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辞。”纪国之灭亡，也有自身的原因。《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十九》记载：“景公游于纪，得金壶，乃发视之，中有丹书，曰：‘食鱼无反，勿乘驽马。’”晏子认为，纪国上下过度奢侈，是其灭亡的重要原因。《国语·齐语》记载，齐桓公改革后，对外征伐的原则是“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先征之。”如果放到齐襄公时期，兼并纪国也不违背这个原则。
公孙无知与连称、管至父之乱可以说是齐襄公霸业的终结者。但连称、管至父之乱只是一个偶然性事件。以宋国南宫长万之乱为例，鲁庄公十年，齐国联合宋国伐鲁，宋国在乘丘被鲁国击败，宋将南宫长万被俘，《左传·庄公十一年》：“乘丘之役，公之金仆姑射南宫长万，公右遄孙生搏之。宋人请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鲁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鲁庄公十二年，“秋八月甲午，宋万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因一句“吾弗敬子”的戏言，竟使南宫长万弑杀国君。在今天看来，这种弑君行为竟同儿戏一般。在春秋时期，这种因言语而导致的弑君并不鲜见。齐襄公的被杀，与宋湣公被杀是非常相似的。有研究者认为：“（齐襄公）被杀的主要原因，是襄公国内人事关系没有处理好，他惹怒了公孙无知和连称、管至父。”笔者同意这种观点。公孙无知作为国君之堂兄弟，本不应享受太子之待遇。《左传·庄公八年》：“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衣服礼秩如适。襄公绌之。二人因之以作乱。”可以说，一开始错的就是齐僖公，他不应该让公孙无知享用国君嫡子的待遇，使其产生了非分之想，而齐襄公罢去这种待遇，恰恰是符合礼制的，而公孙无知因此产生作乱的念头并付诸行动，则是“作乱”，是礼制所不允许的行为。春秋末年，孔子之所以再次高举周礼的旗帜，正是看到了这种礼崩乐坏带来的实际危害。
从日后的管仲改革措施来看，齐国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特别是在军事方面，没有建立国家常备军，在戍守葵丘一事上就可以看出，临时征发士卒戍守边境，要冒很大的风险。在春秋前期的背景下，国内没有充分的准备，要想在诸侯中确立霸主的地位，还需量力而行。当时齐国的国力并不甚强，齐襄公在鲁桓公死后四处出击，靠的是个人的杀伐果断和狠辣，诸侯对齐襄公更多的是惧怕，而非心悦诚服，这与齐桓公是不同的。
结语
在齐襄公的评价上，应从功业与过失两方面进行公允的评价，不能失于简单草率。《逸周书･谥法解》曰：“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襄”作为谥号，大意是指在开疆拓土、对外征战方面很有功劳。可以说，“襄”并非恶谥，齐国历史上以“襄”字为谥号的君主有“齐襄公”与“齐襄王”两个，相比来看，齐襄公更当得起这个谥号。
（作者简介：武振伟，山东齐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齐文化、先秦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