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1/8/27 15:13:12
《管子》之道
任韶斐
怎么就读开了《管子》呢，毕竟大家一提到古典著作，如数家珍般，就会把《老子》、《论语》、《孟子》、《庄子》等经典罗列出来。确实，《管子》比起上面的几本书，无论从普及程度还是知名度来讲，都要不及。讲一个笑话，在百度上搜索“老子”、“孔子”、“孟子”等，搜出来的就是该人物的画像和作品名称；当我输入“管子”时，哗啦，电脑屏幕上满满地出现了长短、粗细、型号各一的多种“管子”（水管的管）。先开始，我没弄明白。后来在心里笑了，因为碰巧表述的两个不同内涵的东西，汉字表达是一样的。同时，从心底里掠过一丝丝悲哀，即使两个不同的事物用相同的汉字表述出来，也应该有个轻重缓急、点击率高低的评判吧。看来，无论是管仲其本人还是其作品，点击率都不高。所以，得说说怎么就读开了《管子》一书。
管仲本人。如果卿相之于君主正如今天的职业经理人（CEO）之于公司董事长的关系来做比的话，用现代管理语言讲，管仲本人应该是中国历史上著名CEO之一了。他作为齐国的相管理齐国四十余年，辅助齐桓公治理国家、平定内乱、臣服诸侯，成就春秋时期第一霸主（按《史记》），管仲是怎么做到的呢？
《论语》中，孔子感慨道“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是说如果没有管仲，人们还生活在茹毛饮血、披头散发的旧时代。而他又是怎么改变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了呢，孔子对他竟有如此高的评价？管仲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屡遭失败，盈利分成他挑大的，他怎么就没有被鲍叔牙抛弃，却成就了千古成语典故“管鲍之交”了呢？南怀瑾大师怎么就认为管仲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做生意最成功的人呢？（姜太公第一）对于管仲，就是有太多的疑问了，不得不翻开尘封的历史记忆去想、去探索，于是发现了《管子》一书。
《管子》其书。《第五项修炼》的作者彼得·圣吉拜访南怀瑾大师的时候，大师给他推荐了《论语》、《中庸》和《管子》，并告诉他：“前两本书是个人内在修养及立身处世的宝典，包含了最高的管理哲学和政治哲学；至于《管子》则记述了管仲形而上的哲学思想以及形而下的处世及治国理念和实际措施”。魏承思教授在《解读管子》一书中则指出该书在汉代以前是社会上的流行读物，也就是现在所称的畅销书，影响了秦汉的政治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美国兰德霍斯所著的《经济思想史》不只把《管子》作为世界经济思想的源头，还认为《管子》已经具备了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理论和思想体系。那么，《管子》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呢，得到了旷古中外研究国学、研究管理、研究经济的大伽的青睐!
管仲本人和《管子》一书给了我太多的遐想。凭着对管理学的喜爱和热衷，学习了如今流行的西方管理理论和体系，认为西方管理理论和思想在促使西方文明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随着管理知识的不断积累、沉淀和发酵，突然有一天意识到“知识可以汲取，但文化绝对不能嫁接”，作为中国人徜徉在祖先留下的千年历史文化中，如果不去研究自己的管理学、发扬自己的管理学，岂不是浪费这么一笔美好的资源？所以，带着上述的几个问题，我首先翻开了《管子》一书。翻开了这本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具备系统管理理论雏形的著作！
《管子》一书在汉代以前属于社会流行读物，关于这本书最早的记载见于战国末期《韩非子·五蠹》：“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意思是说现在国内的人都在谈论政治，家家都藏有商鞅和管子的书，这里的“家”指的是士大夫。由此可见，该书在当时流传甚广。当时流传的《管子》一书有564篇，汉代历史家刘向（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删除其中重复章节后剩余86篇，今尚存76篇，亡佚者10篇。
《管子》一书，对于其作者和成书时间，历来争议颇多。目前学术界达成的共识，认为《管子》一书是托管仲之名，由当时齐国稷下学者的文集汇编而成。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梳理和探究，简单就其作者和成书时间交代如下：
关于作者问题。关于《管子》一书，最早的记载出现于战国末期《韩非子·五蠹》一书，西汉历史家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也有该书的记载：“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也。”并且说“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大概意思就是说，司马迁读了管仲的书，并且看到了史书上记载关于他的事迹，所以为管仲做了传。至于他的书，世上持有的人比较多。从这些角度看，我们不能否认《管子》就是管仲的作品，毕竟韩非子和司马迁的生活年代要更接近《管子》的成书年代。
那么关于《管子》的作者是管仲的质疑之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有哪些人质疑呢？最早质疑《管子》作者是管仲的是晋代的傅玄，因为书中记载了很多管仲死后的事情，他便认为“管仲之书，过半便是后之好事所加，乃说管仲死后事。其《轻重篇》尤复鄙俗。”从这个角度讲，很有道理。随后，不同年代的学者都做过类似的文章，怀疑该书的作者是管仲本人。譬如唐代的孔颖达，宋代的叶适、朱熹，明清的宋濂、顾炎武等学者。近代，疑古思潮更甚。郭沫若和冯友兰先生也曾经写过类似的文章，认为《管子》一书为春秋齐国稷下学宫好事之徒所做，非管仲之作。
从《管子》该书的构成来看，分成八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经言篇》。简单说一下古籍中称之为“经”、“传”、“注”、“论”的常识：被称之为“经”的古书，一般是由本人亲自著述或者由其弟子记述关于其言行的书籍，譬如被称为五经的《诗经》、《书经》、《礼经》、《易经》、《乐经》，是被孔子亲自删定编辑而成的；还有老子的《道德经》；释迦牟尼讲的《楞伽经》、《金刚经》和《心经》等等。而对于弟子门人或者后人在“经”的基础上做的相关阐释或者进一步补充，称之为“传”、“论”或者“注”，譬如众所周知的左丘明在《春秋》基础上做《左氏春秋传》、郦道元在《水经》的基础上做《水经注》等。从这些字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对待自己著作谦虚谨慎的态度，不托大、不嫖窃。譬如《水经》是我国第一部记述水系的专著，原文1万多字，到了北魏时期，郦道元在《水经》的基础上，以河流为纲，详细地记述了河流流经区域的地理情况，包括山脉、土地、物产、城市的位置和沿革、村落的兴衰、水利工程、历史古迹等等，字数高达30万。可以说他重新赋予了这部水系专著新的生命和活力，但是他的作品名称依然是《水经注》，告诉后来读者，他只不过是为《水经》这本书作注而已。这种精神值得我们现在的学者学习和重视。从这个角度来说，《管子》的经言部分是管仲的作品，最起码是管仲自己的思想的总结，这样理解应该是没有异议的。
关于作者问题的争论已经上千年了，各说各的道理，相关的学术考究也很多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相关资料考证。在这里想借用一下魏承思老师的一些观点，“从司马迁的话里，我们可以肯定，《管子》是管仲之作，主要思想是管仲的。汉代《淮南子·要略》里也提到了‘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这句话交代了《管子》成书的历史背景，也没有认为《管子》是战国至汉代学者托管仲之名的伪作。”
综上论述，个人观点：《管子》经言部分是管仲之作或者管仲主要思想是没有异议的；后面七个部分，应该是对管仲思想的阐述和不同观点的发挥，同样没有根据去否认这是管仲的思想和理论。知识的积累和传播与当时文化传播的历史条件有密切关系，先秦时期文化的传播媒介主要是龟甲、金石、竹木简和帛，传播媒介的笨重、不便；传播的主要方式是语言、文字和图像，意味着传输过程的信息失真和叠加。可以设想管仲的思想传与民间，通过不同时代、不同人的解读和不同人的记述，历经数代到刘向手里，这会是个什么概念？毋庸置疑，将会是个大雪球，是一个关于管仲思想继承和解读的叠加过程。法国学者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也许有相关论述会支持这个观点。所以，当我们去发掘《管子》思想带给今人更多借鉴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不用过多计较，拿一些蛛丝马迹怀疑作品的作者，更应该走进那个时代，审视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璀璨文化和思想。
关于成书时间。作为今人，要想大概知道该书的成书的时间，就要看关于作者及该书的记载。在这里就个人关于《管子》成书时间的认识和理解与大家分享几个关键时间点：
首先，就有关管仲本人的相关记述。较早的记述散见于《论语》中的《八佾》和《宪问》章节。在《八佾》中，孔子评价管仲：“管仲之器小哉！”原因是“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这是关于管仲不节俭不知礼的评价，这个评价基于儒家一贯倡导的“节俭”和“礼制”观念。在《宪问》中，讨论管仲的为人，孔子说：“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讲管仲是个人才，夺去了伯氏骈邑，使他们流落街头吃粗茶淡饭却没有怨言。同时又谈到管仲的仁，孔子说：“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我们看到的这是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关于管仲的评价，批评不带半丝含糊，褒奖不带半点犹豫。
其次，关于《管子》一书记述最早的书籍是《韩非·五蠹》，“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意思是说，现在国内的人都在谈论政治，士大夫家里都藏有商鞅和管仲记录治国良策的书籍（可能是书籍，也可能是根据自己听解后记录的相关笔记）。韩非子（公元前280年-前230年）在其书中讲到了当时管仲和商鞅谈治理的书籍广为流传。
然后是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关于管仲事迹和《管子》一书记载：“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也。”并且说“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司马迁作为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其生活的年代为公元前145年-前90年。他是看了管仲的书，又考察了史书上关于管仲各项事迹的记载，然后给管仲做了传。至于管仲的书，世上持有的人比较多。这是司马迁对管仲其人和《管子》一书的概说。
最后，说明一下刘向整理编校《管子》一书的情况。学术界一致认为如今广为流传的《管子》一书，是由汉代刘向（公元前77年-前6年）、刘歆（公元前50年-公元23年）父子编校而成。前面已经交代过，当时流传的《管子》有564篇，经刘向父子删校之后，留下了86篇，经过千年流转，今人看到其中留存的76篇。
通过对这几个时间主线的梳理，不难发现，《管子》成书时间上最晚不会晚过公元前77年。而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利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简书《田法篇》、《王兵篇》以及出土的田齐量器，进一步考证了“轻重”部分的年代。他结合出土文献，进一步肯定了“战国说”，推动了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因此，《管子》成书时间的定位，应该在战国后期会比较合理点。在这里，简单就个人对于《管子》作者和成书时间的认识做一交代，重点还是放在对该书璀璨思想的研究和讨论中，特别是对今天社会发展的有益方面。如果读者对于成书时间和作者界定方面更有兴趣的话，可以参看近代比较有影响的学者对于《管子》成书和流传方面的考证，譬如罗根泽的《管子探源》、胡家聪《管子新探》等学者的研究。
（作者简介：任韶斐，女，兰州大学MBA研究生，国家二级人力资源管理师，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