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大师笔下的管子

龚  武/文

大师的学养、治学态度和成就必高于一般学者，世人方可作为大师崇而敬之。大师是一个领域标杆式的人物，其学影响深远，或因门生众多，或因外力弘扬，必有原故。后世大师对前辈大师的态度和看法自然更为引人注目。弄不好对后世大师，对前辈大师，对当代都非常不相宜。在这种意义上前辈大师是后辈大师的镜子，当然更是晚生后学的一面镜子。借用管子这面古老青铜镜，观照二十世纪国学或文史哲大师对管子的评说，当是不无意义和教益的。                                                                                           

一、            梁启超

梁启超的名著《管子评传》，没有发现当代最新版本，原文为文言，作于1909年，六万余字，费时半个月，几乎是一气呵成。是古今推介管子最为着力和公允的一部巨著，现全文通译他的《自序》如下：

一个国家的伟人，历史上很少出现。倘若出现一、两个（伟人），就足以彪炳国家史册，永远让国民讴歌和追思。百世之后，国民得知他们遗风，倾心爱慕并用力追随，就算达不到他们那样大的成就，也可以做出较小的成绩。如果得到他们一点真传，那么就像柴禾没有了，火种得以流传，跟早晨和黄昏一样轮回，国家就这样存在和发展起来了。这个教导国民懂得尊重前人，懂得学习前人，就是历史学家的职责。我国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大的国家，可以汲取的精华多多，可以使用的事物宏博，她所产生的人物也瑰丽伟大卓绝独特，国家的辽阔广大远非其他国家可以望其项背。但是，以前读书论事的人，常持极端偏颇的观点，挟带着不是主子就是奴仆的见解，用绳子拉着树干以动摇树木的根本，使历史上的不可胜数的了不起的人物，干的了不起的事业，都泯灭淹没在错误的言论中。如古代的管子、商君，如中古的王荆公，我差不多翻遍了西方历史，连一个可以与他们匹敌的人也没有找到。但是商鞅和王安石一直被后世非议到了今天，管子也是毁誉参半。既是赞扬他们的人，也不能传承其真谛。我既然为王荆公作了雪洗冤屈的文章，商鞅也由顺德的麦孟华为他翻了案，那么传承管子不可以不写点文字，于是写下了以下六万字。始作于宣统元年三月初一，十六日写成，新会梁启超。

《管子评传》是立志革新鼎新的梁启超饱含激情、心有块垒的心血之作。全书对管子思想推崇备至，古今为出其右者。仅在第一章节录就有如此多的经典评说：

管子者中国之最大政治家，而亦学术界一巨子也。顾吾国人数千年来崇拜管子者，不少概见。而訾謷之者反倍蓰焉。此误于孟子之言也。孟子之论管子也，与孔子异。孔子虽于器小之讥，偶有微词，而一则称之曰如其仁如其仁。再则叹之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其非以其事业之所影响、功德之所沾被，不徒在区区一齐，而实能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新生面耶！？孟子之论管子，轻薄之意，溢于言外。常有彼者彼者羞与为伍之心，嘻，其过矣！

以伟大之政治家而兼为伟大之政治学者，求诸我国得两人焉，于后者有王荆公，于前则有管子。此我国足以自豪于世界者也。而政治学者之管子，其博大非荆公所能及，政治家之管子，其成功亦非荆公所能及，故管子倜乎远矣！

前此为管子传者，惟史记一篇，然史记别裁之书也。其所叙述，往往不依常格，又以幽愤不得志，常借古人一言一事以寄托其孤怨。若管晏列传亦其类也。故徒读史记管子传，必不足以见管子之真面目。欲求真面目，必于《管子》。

《管子》一书，后儒多谓战国时人依托之言，非管子自作。虽然，若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则史公固称焉。谓其著书世多有之，是固未尝以为伪也。（《管子》书中，有记管子卒后事者，且有管子解若干篇，其非尽出管子手撰，无可疑者。度其中十之六七为原文，十之三四为后人增益。此则《墨子》亦有然，不独《管子》矣。）（梁启超《管子评传》）

本来关乎管子其人、其书和孔孟的议论等所有重要的观点，梁先生几乎早都立论言说了。这些论断，至今仍然不失其智慧理性的光焰，值得我辈好好研读学习。遗憾在于二十年代受整理国故思潮的影响，梁先生来了个学术大转向，多少推翻了他先前对管子分明正确的评论。高明的大师，有时也逃避不了人性弱点，偶为媚俗违心之论。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学贯中西，囊括古今，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二、         刘诒徵

刘诒徵老先生治文化史按照自然历史顺序，较少受主观态度阻扰，受知识学方面制约也少。他评价，孔儒文化仍是中华文化到核心价值和最大的尊者。如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老子与孔子同为中国之大哲，而其影响于全国国民，则老犹远逊于孔，其他诸子，更不可以并论。老先生很老实地把几千年真相都说出来了，不用说，管子差得很远。但是，尽管如此，老先生还是非常实事求是地坚持说出自己的观点。

自周代官守不修，学术分裂，于是有九流十家之学。十家之中，以道家为最早，而儒家次之。一所存道家之书论之，老子、管子皆先于孔子之书。老子实为春秋时代已大思想家，故以其时代论次其学。按《汉书·艺文志》，道家先列《管子》，次及《老子》。

《汉书·艺文志》：道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始《伊尹》、《太公》、《辛甲》、《鬻熊》诸书，次《管子》。次《老子临氏经传》四篇。《老子傅氏经说》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

似老子当后于管子。然老子之年岁不可考。

而管子之书，不纯为道家言，则道家固当首老子也。

老子之学，本以自隐无名为务。《老子列传》：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

《史记·管仲传》，不详其学术所自。惟称其《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诸篇，曰：详哉其言之。按仲为潁上人，春秋之初，其地属郑。仲之所学，殆犹有周代官师之传。观其书于阴阳、五行、天时、地理、兵法、财政，无所不赅，似未可以一家目之。然其学与老子同原者，如曰：

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万事之生也。异趣而同归，古今一。

是即老子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之法也。《封禅》、《国准》、《揆度》诸篇，时时述古代帝王逸事，虽其书不尽管子自著，或出于后之治学者所增益，然《封禅篇》之文，史记亦引之。

《史记·封禅书》：齐桓公即霸，会盟诸侯于葵邱，而欲封禅。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

是管子固熟于史事。《汉书》列《管子》于道家，谓道家出于史官，其以此欤？

管子之学，异于道家者，在言政法。其佐齐桓创霸，既改革周制，而其论治，必以法为主。如曰：法者民之父母也。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法也。法之制民也，犹陶之于埴，冶之于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圣君任法而不任智，故身佚而天下治。

其言实战国时法家之祖，

管子虽偏于法治主义，而其言亦多近于道家者。如《枢言篇》曰：

日益之而患少者，惟忠；日损之而患多也，惟欲。吾畏事，不欲为事

是管子晚年以寡欲省事为主，实道家之学也。《心术》、《白心》诸篇，尤多微眇之论。大抵功名之士，不先有得于道，必以私智私欲而败。管子之改革国政，卓然能有所成，未始不由于其湛深于道术；商鞅、韩非之败，正以其徒知法治，而不知畏事畏言耳（刘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卷，东方出版中心。1983年第一版，1996年第二次印刷，第24章《老子与管子》（第224－229页）。

刘诒徵最后还指出：管子籍贯不同见解自前朝即起。汉，桓宽《盐铁论》谓管子为越人，未知所本。（上书，230页 ，注8）

刘诒徵：中国二十世纪史学南高与学衡派之被派对代表人物，著名史学家和国学大师：南高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简称，南高成立于1914年，是民国初年中央政府筹划成立的六大高师之一。东大（东南大学）则是1920年在南高基础之上创建的我国第二所国立大学。1923年，南高并入本是由自己派生出来的东大。 《学衡》杂志是这一学派的主要阵地，这一学派是以中国为本位，而北派的科学主义史学派则是以西学为方向。南派的代表人物有刘诒徵、胡先彇、向达、梅光迪、吴宓等等。

三、         冯友兰

冯友兰上世纪三十年代著作《中国哲学简史》，也真是太简了，全书十几万言，还是用英文写的，竟没有给管子哪怕一个词的位置。对法家鲜有好评。这部书始流布于国际，复反译为汉语，影响可想而知。

冯友兰不是一个人在说话，他代表被秦皇坑杀的儒生的冤魂，儒生博士、代表董仲舒们，代表宋代程朱理学的门生，代表苏涣，代表司马光，代表一切天下科举考生，憎恨管子和他的著作。他不给管子和管学一点机会，对法家充满怨毒，而累及管子。他说：

法家对主张，用现代的语言说，乃是一套组织领导的理论和方法。一个人如果想走集权主义道路，组织大众，充当领袖，就会认为法家的理论和方法颇有一点道理（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 新世界出版社  2004年1月第1版164页）。

卢梭曾说过，一般来说，知识分子是较少有偏见的，但一旦有了偏见，也是最难改变的。冯先生偏颇如斯，大概也犯了卢梭所谓 知识分子的偏见。

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  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24年写成《人生哲学》，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的结合。1934年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从1939年到1946年7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

四、         胡适

在长达348页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书中，直到299页《第十二篇  古代哲学的终局》第二章里（第317页），胡先生才用所谓法家为题，提到管仲和《管子》。

管仲在老子孔子之前。他对的书大概是前三世纪的人假造的。其后又被加入许多不相干的材料。但此书有许多议论可作前三实际史料对参考。以上三种书都是假书（《管子》、《申子》、《商君书》――引者注），况且这三人都不配称为法家。这一流的人物（胡先生多么会使用字眼）――管仲、子产、申不害、商君，――都是实行的政治家，不是法理学家，故不该称为法家。

但是，胡先生又来个曲终奏雅，最后在关于中国古代哲学之中绝一章里认为，甚至焚书坑儒都不是古代哲学之中绝的真原因。他编了一个学术思想专制的一尊主义的笼子，把提倡包括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在内的，以荀子、韩非、李斯一干人等给统统套了进入。真不得不佩服胡适先生毕竟不一条道走到黑的高明了（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 团结出版社  2006年1月第一版 317－319页）。

也许在人文学术研究和文化研究的领域里，任何形式的一尊主义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建设，都是绝对有害无益的。

        
        胡适（1891-1962）原名胡洪（马辛）、嗣糜、字希疆，字适之。1891年2月17日胡适生于上海大东门外，世为安徽绩溪人。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中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1912年春，改入文学院。1914年2月，得学士学位。1915年9月，进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院，系主任为杜威。胡适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古代中国逻辑方法之进化》。传播与宣传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首推胡适，他不仅系统地介绍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实在论、经验论、真理观、方法论，而且把杜威的方法论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并具体运用到朴学与红学的研究中去。 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

五、         宗白华

宗白华先生，终身矢志不渝地期望达到一种更高的学术境界，所写中国哲学史提纲，肯定不是写着玩的，而是为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做的准备。他在卷首引用马克思名言：我是在执行一种历史的公道，要使每一个人得到他所应得到的。（见拉法格《忆马克思》）可视为表明心迹。但是，学术境界高下往往与很多问题相关，包括天才、知识、学问和方法诸方面对和合匹配才行。因此，作为一面镜子，关于管子的思想和地位评价，他一多半囿于观念和态度，一小半出于知识局限，不能还历史和管子一个公道。史料和资料匮乏应当不是主要问题罢。

第六章  禝下学派

第六节  管子之书

我们在前（注：手稿至此中断。原稿尚未找到。――编者）

第十三章 法家 第一节 前期法家

一、              管子：公元前685年为齐相，公元前645年死。著有《管子》。

《管子》及《商君书》人多谓其伪书，但可以断言是管子和商君学派所撰集，并不是管、商二人亲手所写，特别是《管子》。但不能因此说《管子》、《商君书》是战国以后的作品，因为韩非子曾说：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韩非子·五蠹）

前期法家，除申不害以外，其余各家都是讲富强，发展农业，教民耕、战，如《管子》把生产单位与作战单位编在一起，以求国之富强，这些都是前期法家对立法精神。他们都重视经济问题，并且提出具体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宗白华《中国哲学史提纲》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年6月第1版 第1、90、153－154页）。

显而易见，宗先生也把《管子》书内容，与成书的年代混淆了，而采信其并非管子所作的观念，因此也把管子与申不害，管子与前期法家谁先谁后、谁源谁流等关系弄得桃代李僵。这不单是宗先生如此，也是旧国学主流学术陈陈相因的错误。

      宗白华（1897.12.22-1986.12.20），原名之櫆，字伯华。江苏常熟人，祖籍浙江杭州。 1918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语言科，后升读大学医预科，课余自修文学、哲学。同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负责编辑《少年中国》月刊。1919年在上海主编《时事新报》文艺副刊《学灯》。1920年赴德留学，先后在法兰克福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和美学、历史哲学。1925年回国，任南京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哲学系教授。抗战期间随校迁至重庆，抗战胜利后返回南京继续任教。1952年改任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史教授至逝世。曾兼任中华全国美学学会顾问。宗白华是中国现在美学研究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之一，被誉为融贯中西艺术理论的一代美学大师。  主要著作有：《美学与意境》、《美学散步》、《歌德研究》、《论中西书法之渊源与基础》、《中国哲学史提纲》等；译著有：《判断力批判》（康德原著）、《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海涅生活与艺术》等；主要论文有：《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另有《宗白华全集》、《宗白华美学文学译文选》等编辑出版。著有诗集《流云》，与郭沫若、田汉合著通讯集《三叶集》。

六、李泽厚

李泽厚并没有专篇关于管子的研究论文，但这并不意味他对管仲一无所知，我们至少可以在他对孔儒研究论文的夹缝里，读到一些值得注意的观念。

在孔子的观念里，客观功业的圣本高于主体自觉的仁。仁只是到达圣的必要前提。所以孔子尽管一再责备管仲僭礼，又仍然非常高兴地称道：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这分明是从巨大的外在事功（维持了中原诸氏族联盟的生存延续）的角度来着眼和估量的。正是它构成了孔子仁学的第三因素。但从此也开始了一个重要的矛盾：一方面，管仲不知礼，又不能死君难，按照旧制度的标准，管仲应该是不仁的。孔子的学生门一再提出了这个疑问，孔子仍然回答：与其仁，与其仁。

这个矛盾似乎并没有在《论语》中得到真正满意的解答，因为她所反映的正是一个无情到历史事实。这就是，随着春时代的迅速的社会发展，老一套由内圣而后外王，用遵循道德规范的知礼来治国，已经不灵通了。人们不必知礼，也不必识仁，却仍然可以做出一番有益的巨大事业。

有趣的是，在寡廉鲜耻、战争吞并激烈、仁义扫地的战国时代，孟子对管仲的态度反而大不如孔子。孟子对管仲是力加反对和抨击的，孟子强调像管仲那种霸道功业的不足道的：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如是，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 上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年第一版 第271－272页）

几点说明：

（1）论语中原文是管仲相恒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加重处为引者所省略的很重要的文字。从文章上下逻辑上看，李先生至少实际是没有必要这么做。

（2）李先生对管子如果不是出于偏见，那么就是注意或研究太少，以致他对管子事功的史实可能并不清楚，更毋庸说管子思想了，因此他才会不解孔子对管仲那种非常高兴的态度，而相信管仲真的不知礼、又不能死君难，按照旧制度的标准管仲应该是不仁的。

（3）在涉及管子和孔子和孟子关系的论述中，李先生尽管企图保持客观立场，但实际他远没有做到。孔子是管子晚辈，大约比管子晚出身一个半世纪以上，即相当于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学者与清代思想家龚自珍 (公元1792-1841年)之间差距。孔子仁学的价值标准究竟是所谓旧制度的标准，还是以今律古的新标准？打个比方，如果说孔子用的是新中国现代主义标准评价管仲，那么比孔子 (前551-前479)还晚一个世纪出生的孟子（前372- 前289年），则相当于2050年以后出生的人用他那个时代后后现代主义的标准来评价龚自珍了。而问题在于历史上管子是开风气之先、并给后世立法并制定了诸多标准的人。管子的悲剧在于他是一个风风光光当了四十年大官（齐国宰相）的人，早年身世坎坷的悲剧色彩也早被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做宰相的风光荣耀一扫而空，身后再寻不到丁点悲剧色彩。这对总是悲天悯人的儒生文士来说是很不相宜的，常常引来诋毁或是冷淡曲解、矮化的目光。

但是，另一方面，历史过去了2300年之后，孔子作为一位被亚斯贝而斯成为给人类思想创制范式的重要人物，又是历史文献上第一位对管子做了最早和比较客观评价的大师，其思想传续过程因巨大时空转换或主客局限而带来的精神缺口，晚生后学是尽可能弥合、还原本来可能存在的历史和逻辑真相，还是坚持把前贤不经意所犯的错误进行到底呢？

 李泽厚，湖南长沙人，生于１９３０年６月，１９５４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李泽厚成名于五十年代，以重实践、尚人化的客观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美学观卓然成家。八十年代，李泽厚不断拓展其学术论域，促引思想界在启蒙的路径上艰辛前行。九十年代，李泽厚客居美国，出版了《论语今读》、《世纪新梦》等著作，对中国未来的社会建构给予沉甸甸的人文关怀。李泽厚主要著作有《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美学论集》、《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思想史论》、《美的历程》、《中国美学史》、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走我自己的路》、《华夏美学》、、《美学四讲》 、《己卯五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