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辱观念探源：管子和孔子

龚  武

荣辱观念作为相当于康德之所谓实践理性的最初社会伦理、道德，甚至于法的范畴，在中国经历了悠久发育的史前时代，积淀了丰厚土壤。古老荣辱观念究竟有什么来路？比较占据主流的声音似乎认定儒家专利而阐述之。鉴于这种对更多古人和先贤有失公允的流行看法，本文不想掩饰对荣辱观传统解释的惑，即怀疑，因此也就意在通过管子和孔子荣辱观念的异同比较及其后者对前者评价，以图祛惑之目的。

甲 上古滥觞

荣与辱，均可分层面加以认识。荣，于家国，里则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君臣和谐，表则为官廷威仪，邦国荣耀，形象工程；于个人当下，里则是修身养性，子孝亲慈，建功立业，表则是脸上颜面，头上光环，身上信用价值；于家族身后，则是名垂青史，光宗耀祖，流芳后世。

认识到荣辱存在，或荣辱自觉，是文明区别于野蛮的拐点，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发端。所谓荣耻之心，人皆有之，因此猪狗不齿、衣冠禽兽那是最高级别的谩骂之词。最初荣耻观念发轫于人的害羞感，而以树叶皮草遮身掩体。服装成为文明标志，所以孔子《论语》上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即是从衣服和发型见出文明开化的高下。

荣辱观之上古起源至少得从尧舜禅让帝位说起。换言之，尧舜禅让是荣辱观念的人所共知的文明坐标之一。而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故事，则说明荣辱观念早于商代就已经非常强大。孔子所谓悠悠万事，为此为大，克己复礼，并毕生努力争取复兴周礼，说明礼作为伦理学和法结合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规范，已经非相当系统和完备，荣辱观念已经趋于成熟。儒家经典之一的《礼记》，实际上可能是的周代关于国家最高的法礼典章流传下来一种文本。这个后来钦定的科举考生教科书，当年就是规范社会秩序，约束国民行为的准则，起到过类似国家宪法的作用。

在管子时代，周天子礼法严密。从《春秋》、《管子》等大量先秦典籍中我们读到大量关于封邑建国，封禅大典，诸侯进贡，邦国会盟，长幼齿序，尊老爱幼的记载。管子辅佐齐桓公兴修霸业，其实并不如后儒误读的那样践踏了所谓王道逾越了周天子的礼法，而是处处带头给诸侯国做守礼尊法的榜样。管子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 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为政治纲领，以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为道德纲领。《管子》开篇第一篇是《牧民》，不仅创设了荣辱范畴，而且石破天惊创立了自己独步古今的具有历史唯物史观萌芽的荣辱观：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管子时代把与荣辱相关重要的观念都亮出来了，达到了那个时代世界最高水准。管子并没有拘泥于现成周礼典法，也没有把先王的礼法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以致堵塞一切变革和新生事物存活的管道，相反，管子一方面继承周礼的精华，一方面改革创新、自我作古，创制了一套新军政制度及其相适应的道德和礼法观念。

乙 管子时代

前管子时代的、与上古道核心价值观念相系的荣辱观念与如下几点时代特征密不可分：

一是上古三代天子王朝权力的至高无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二是周天子之前王朝宝座，还是禅让的，并非永属一家王族的家天下，也非嫡长子继承；

三是周朝立国者制定了一套礼法纲常体系。包括：确立了皇权更迭秩序即实行世袭家天下和嫡长子继承；分封诸侯食邑邦国的王族爵位世袭；自天子始爵位九鼎等级制，以及君臣等级制；官民行为规范；社会品流分别；老幼辈分男女伦常的规范。形成并确立以血缘纽带关系为轴线的忠、仁、慈、爱、孝、悌、节、顺以及礼义、廉、耻等道德范畴。

周朝八百年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加以完善和发展这一整套伦理价值体系，同时，末世的礼崩乐坏在说明道德作为意识形态统治术的生命力的限度的时候，也表明社会形态在已经同步面临重大的转型。即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管子把礼节荣辱和人的物质生产、生活联系起来考察的荣辱观，是对三代特别是初周的典荣辱观念的批判继承并卓越发挥，开启了一个荣辱道德观念的新生面。遗憾在于，列国纷争的战乱，在追寻统一中华大帝国的聚合过程中，备受战事侵扰的人民更需要一种准宗教理想主义的心灵鸡汤，正好具有这种禀赋的孔儒学说应运而生。人民和士大夫宁远相信赵普式似是而非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浪漫箴言，而对内家武功秘笈宝典式的管子思想近而远之。经历了秦始皇暴政之后的汉代，独尊儒术的提倡，使具有很大政治实践价值的管子思想，逐渐远离了大众，也许还保留在皇宫内学的象牙之塔。历史阴差阳错，把管子超前开启的具有辩证唯物历史观天才萌芽的荣辱观丢弃一边，热衷于义字优先的价值追求，现在看来既令人遗憾，也不觉得奇怪。因为管子这个来自于自己社会实践总结的素朴荣辱观念，在理论上毕竟太超前了――这还决不是管子实践和思想中超前的惟一例证，管子一匡天下不以兵车的事功和轻重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千古绝唱似的天才建树。这应了鲁迅的一句话：天才，也得有人懂。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思想的历史发展和传承是会出现歧途和断代现象的，而并非我们都永远走在同一条大道上！

历史的岔道从比管子晚出生160多年的孔子面礼崩乐坏的现实生活开始，孔子大声疾呼呼吁复活周礼及其所规制的荣辱道德理念，本来具有某种救世和补偏救弊的作用。孔子的动机善良而真诚，却未免带有愤世嫉俗，孔子的忧思深邃，实践却形格势禁，以致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就略显狭小、片面和单一，也就不能真正经世致用，难免被后世以保守因陈相诟病了。

丙 孔儒仁礼

作为思想家孔子学说以仁学和礼学为核心。不言而喻，这基本未超越近代哲学所谓实践理性范畴。与被梁启超称之为超越近代之泰西诸政治家学者的管子思想体系，确实不能同日而语。但是，文化史展示的情况恰恰是另外图景。孔子荣辱观的最高境界是仁学，衡估的标准是周礼，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孔子是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他以一个大写的重义，而基本否定了利的存在。孔子并不是一个没有七情六欲迂老夫子，李泽厚认为，孔子把传统礼制，直接归结为亲子之爱的生活情理，把礼的基础直接诉之于心理依靠。这就把礼以及仪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因此，孔子对艺术有很深的感悟，对审美都有自己的理想。比孔子更浪漫的理想主义者孟子，在继承孔子感性方面远远胜过孔子理性方面。譬如，当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非常正确的话时，却不知这正是他所抨击的不辅佐齐桓公实行王道，而偏偏实行霸道的先辈管子，人生观实践的真实历史写照。

近来学界有人说孔子并不是儒家。实际上，管子也不是法家。实际上说孔儒为国学是非常牵强的，除非作为一种纯道德哲学看待。这里斗胆把管子和孔子作一个比较――如果管子最终没有被齐桓公所用，他就是孔子第一，而孔子如果遇到一个明君，他就可能是管子第二。他们之间学说和思想理论上不同，除了个性上的差异，最大的差异来自个人经历和实践，所以孔子才会对管子有那么样的好评、尊敬和理解，而孔门弟子子路等人以及后来的孟子，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管孔二人学说，被历史安排了与它们主人人生状况完全异趣的命运。大概管子贵为宰相的当官一时荣，疏远了文人对他的好感，在后世人们心目中减轻了他文章千古事的分量，而孔子的一生潦倒，拉近了与历代读书人的距离，博得了更多同情和亲近，终于成全了他作为中国的文圣。这也从中反映了国人，特别是士们一贯偏好的荣辱观念：既然管子生前已荣耀了四十年，那么还要文章千古，这恐怕深深触动人性的另一个弱点，国人的另一根敏感的神经。即，太完美本身就是不完美。
      不可否认的是孔儒仁礼的荣辱观也有颇多精华。孔庆钧《海尔企业文化的结构、功能分析与启示》一文指出：儒学相信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在儒家学者看来，就人与一般动物的根本区别来说是道德。道德应该是理想人格的最大价值。
    《大学》云：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体现了儒家所追求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孟子提倡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人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孔儒认为，道德修养是获得群体和谐的根本途径。就维护社会安定和群体关系来说，主要靠道德和刑罚，而二者相比，道德优先，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孔儒的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要按照礼的规范克己修身，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慎独，安分守己；讲求个人修为，通过追求内圣人格而开外王。遗憾在于：内圣多有之，外王未曾见。

丁 荣辱千秋

最后让我们回到对管子道德评价的个案上来。孔子知人论世还是比较开明、开放的，他对管子事功和人品给予的如斯仁如斯仁的崇高评价，对管子不死公子纠的耻辱行为的容忍，比更年轻的子路和更后来的亚圣孟轲诸人，就更客观和富于实事求是。当然，孔子对管子的不合他心目的中的礼法即周公制定的古老礼法，也给了小器的评价。司马迁《史记》对管子不够公正，宋代苏洵《管仲论》几乎大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之概。近代人物除梁启超一部《管子评传》，扛起了力挺管子的大旗之外，二十世纪上半叶，管子备受冷落。其中二十年代整理国故的胡适更是诋毁《管子》为伪书。世风所致，以致梁启超都出尔反尔，开始怀疑管子的道德和文章了。

管子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当孔子时代和以后历朝历代荣辱观念的变迁，和当时荣辱观的标准。

问题是孔儒的荣辱观念，经由汉代政治提倡之后，广泛流传，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和王朝时代风尚，起到了巨大的引导作用，到宋代以后乃至明清时代，愚忠、愚孝、愚节、蠢义现象每下愈况，，并与封建专制统治密切结合，形成了吃人的礼教和宗法制度，成为束缚和奴役人民的绳索，完全失去周代礼法原始真髓，更把管子辩证的荣辱思想丢弃的一干二净。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随着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二十世纪初五四运动喊出了砸碎孔家店的极端的口号。彻底的颠覆和否定了以儒家为主体的国学，导致了差不多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国民教育德育的错位和缺位现象，传统美德之忠、孝、节、顺、悌、礼、义、廉、耻、诚、信、仁、爱等范畴合理内核也遭致全盘抛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状况深深影响着今天的你我他。

今天，党的第三代领导人提倡八荣八耻新型的荣辱观念所发生的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应，确实给了我们很大的震撼。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除了具有社会和当代针对性的补偏救弊的意义以外，这也有助于对我们重新认识历史的真相、梳理传统文化的路径，以便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学习、汲取、传承其精华，让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打造当今中华大国崛起的软实力的重要资源。（2007-12-2于安徽颍上）

作者简介和通联

龚武，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筹备组副组长、秘书长，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阜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颍上县管子研究会秘书长，安徽省颍上县政协常委、学习和文史委主任；邮编：236201，电话0558-[标记错误:4436723]，通讯地址：安徽省颍上县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