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史 管 窥

兼为《管子》辨

龚    武

【摘要】中国是最早有书写文字的国家之一。从陶片刻画、甲骨文、钟鼎文或竹简、木牍、帛书乃至纸书、雕印、活排渐变出一个道德文章一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基本规范，也形成书不私出、书出官家的不成文定制。王朝更迭和战乱致使古籍散失的现象屡屡发生，帝官修文，既保存了文献薪火，也体现历代统治者的意志，这样那样决定了古籍命运。自清代到民国疑古之风不绝。但这种观点客观迎合异邦文化侵蚀母语文化的需求，很难与书不私出、书出官家的定制协调，且无视古籍作伪风险成本高昂的事实，因此至少《管子》伪书说实际上成为不可能。书不私出，以及《管子》的从来并非显学，《管子》内容的独特性质，加之《管子》坚实的旁证和精深原典内容自证，更加表明《管子》是一部真实、可靠的经典。

【关键词】书  造书  书史 《管子》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堪称书的故乡。鸿蒙初开，书是什么模样，古书萌生、成长背后究竟掩盖了几多秘史？
　　
　　一、说文解书
　　
　　先说汉字之书。现代书字，系建国后文字改革采用的简化字，来源于书的书法草体。书（書）字的繁体是聿下曰。汉字是一种奇妙的语言符号，每一汉字或有一部发展史：汉字表意往往与汉字本身一样，可以从字源学得到互证，汉字书法之美也根源于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聿是笔（筆）之最初本字，聿是象形会意字，即谓手抓握着一根下端绑着巾的竹条，这就是笔。
　　
　　不过，也就古楚地称笔为聿，吴地则称不律（笔之合音），燕地则称弗。似乎表明笔和聿的源头在楚，笔（筆）的造字也从楚；曰是用口说话，所谓书，写著在竹帛上，那么用笔说话就成了会意字书（書）。书（書），也从聿，当以作字的本义。孔子云述而不作，即复述而不创书。
　　
　　聿，最初是由又（ 手）字持握着巾字的会意，是先民发明的一种叫竹的竹笔，所制竹 上劲直、下柔歧之形，很像是原始的毛笔。用聿蘸漆篆书，写在竹片帛之上，就是书（書）了。
　　
　　书（書）又与著（箸）通义，《说文叙》云：箸于竹帛谓之書，書者如也。总之聿这字根，非常有用，很多由聿字根衍生的字，如画（ 畫）、昼（晝），都与笔有关，形成了诸多会意字。［1］
　　
　　国人对书的理解和赋义五彩缤纷，反映出书走过的漫长曲折的物质之路。国人这么尊书、爱书，关键是最高统治者高度重视，将著书立说之事垄断专属为己有，最终引领世界发明了造书所需要的高级物质技术条件  造纸术和印刷术，从而积累保存了世界书史上最巨大的文献堆积。
　　
　　二、何以造书？
　　
　　书之物质载体，最早莫过结绳记事之绳，而后刻画于陶器，铭于青铜器。待到甲骨之书出现，则进入了较高级的简、牍、帛书阶段。不过，也有学者否认这种说法，譬如黄永年认为竹简、木牍出现更为原始，这种用来书写的竹木简早在殷商时已有了。［2］中国文明先秦而为高峰，正值简帛之书成熟，抑或二者互为因果。在造纸和雕版印刷尚未问世之世，古代文人只能用灵巧的手捏竹蘸漆写记载文书或系列文章。把这些写上文字的竹片和布帛按照一定单元顺序编缀起来，集中存放，所谓唯殷先人有册有典。［3］ 册和 典即为现代纸质图书的前身早期的书。
　　
　　简书是书最古老的形式之一。造书所需的材料是竹子和漆树熬制的漆汁，都是环保而且能够再生的资源。在中国广袤的山区和平原盛产各类竹子，但因为可以制笔管、简册，是造书的主要原料，竹子还成为皇家专宠上古辟有篁田，据说是专门为官家种植竹木的。因此境外学人曾有称中国古文化为竹文化者。
　　
　　还有一些木材或树皮也作为早期书写的材料。竹木坚硬、耐磨、耐腐蚀，可以长期保存；用竹片做的称为简，木片做的称为扎或牍。每片宽约一、二寸，长约八、九寸，上面可刻八、九个到三、四十个字不等。把这些写有字的简用丝绳串连起来叫做册。帛，是一种所值不菲的丝织品，比甲骨晚。帛书与简牍并存很久，甚至纸书出现之后，依然被使用。
　　
　　如前所述，书的原义是写字，书写。而作为保存文字的载体的书，起初不过用于记载天地神灵的启示和王朝精英、官府的重要活动和事迹，因此书即历史，譬如《尚书》、《书》以及官府文牍、简书都是珍贵档案。周代中后期，书方始作为六艺（书、乐、礼、御、射、数）即教授学生的六门功课之一，仍然是指历史。孔子时代的教科书，依然不是私家著作。由此，只要跟历史沾边的事，就离不开书，也离不开官家。因此书与历史解缘甚早，并且相互纠缠，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国史。
　　
　　现代造书的物质材料主要是纸张、油墨颜料。出版市场化改革之后，私人著书出版亦非高不可攀。然而，在古代中国造书（写字和书写）是为帝官祭祀、教化民众、王朝行政而用，或层层官府制作簿册、文书、信牍等公文档案，如曹丕所言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是王权钦授的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这意味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相适应，一切文事、书籍均属于朝廷、官府。从一开始，造书和著书天生的是国事公事。因此书史，也近似一部历代王朝、官府的修文史。
　　
　　书出一家，就是官家或公家。制造空白简牍和帛布的工匠，也为王朝和官府组织所控制。造书和著书人是官员  担任文史职分的官员的职务行为，读书人基本也是官员。这种情况至少在管子、老子和孔子时代还是如此。古人读书，实际上就是面对编在一起的一大堆简牍，一篇一卷地翻阅。这也是今天图书分编、篇和卷的来历。古人学富五车，指的是五（畜力）车的简牍，简牍体积大，重量重，五车书实际也没有多少字。现在一部《辞海》几千万字，写在竹简上，五畜力车根本拉不下来。因此那时的读书，需要的空间也大，是力气活不说，也是官差公干。汉代史官司马迁说读万卷书，一卷书到底有多少字呢？以《管子》书卷为例，一卷多者万言，少者一两千言，平均下来每卷大约五六千字。万卷书也就是五六千万字，也算是天文数字、 海量信息了。
　　
　　三、孰可立著？
　　
　　著书既是国家大事，手写的缓慢和造书材料的笨重，决定了古文简约。古籍篇幅一般都不长，万言已称洋洋，五万、十万言已属超级大部头，《老子》仅5000余字，《论语》也只有15000多字。《管子》155000字，是先秦古籍中超级巨无霸。 ［4］
　　
　　与古籍全数依仗手工书写的特征相关，为防止乱套，国家只有实行禁止书籍私著、私造、私藏法令，即私著、私造、私藏不合乎礼、法。这就是诸子无私著的根本原因。最高统治者除作尚书（不排除特殊需要伪造遗诏之类短文的可能）、史官之书，将会为 贤者立言为书。但言不己立。成书，是立言最重要的标志。既然立言是立有智慧和德行高尚的人的言，那就要有机构、官吏负责纪录、编辑，或者由本人手书奏、折上书言事，最后由最高统治者亲自决定立或不立。汉官刘向著录《管子》等古籍时，就曾一本一本地认真搜集、整理、编辑成书后，然后向圣上上奏章，履行圣神的入编程序。 ［5］这种状况应当是先王成法，而不是汉代标新立异。由此，著书立言既有一个形成的自然过程，更服从政治程序。只有极少数、最杰出的贤者，才会有专著流布于世，而且是在盖棺定论之后。这庶几解释了先秦无私著现象，也解开了笼罩在先秦典籍，特别是以个人命名的古籍之真伪的迷雾。
　　
　　《老子》，是否为老子所亲著？文字和内容最像，一是字数少，二是老子也当过周代的史官。《论语》不是孔子私著，都说是弟子后学纪录编汇的，但成书权也必须是掌握于官家。相传孔子删述《六经》，韦编三绝，这是孔子为官的职务行为，并非孔子的私行。孔子因而坚持一种古老的信条：信服而深爱古书，坚持只要忠实复述古书就够了，不需要再写新书 （信而好古，述而不作）。比老子和孔子更早的管子当然也遵守同一信条：著书，但未必全程躬亲，即按规矩按程序办。著书立说的先秦诸子大都有从政为官的背景，或是受到极度尊崇、名动一世的名士、贤达，记载他们言行的书是最高统治者批准为他们立著的。因此，先秦时代著书和立言是相分裂的，能达到二者合一的，决非寻常之事。这种情况反映了个人著书立说的圣神化和贵族化，或者官本位的特征，因此也保证了书籍的稀缺性和真实性。
　　
　　不过，对于个体而言，就像文官和学者难以分辨一样，著书读书为公还是为私也会出现些微边际现象。这导致渐变于后代，加之春秋战国时代，王朝甚多，八百诸侯，兼并纷争不断，官员与学者中出现了更多样的著作，各级官府衙门都有撰书典籍的功能。战乱、迁移和人才流动也会使一些书籍散落流布到列国或民间。秦始皇统一之后实行书同文和焚书之策，反证了当时确实存在长期诸侯分治带来区域书不同文的文化壁垒现象。实行这个政策当然同时可以达到廓清思想统一意识形态的功效，但也不可避免会产生过火行为。
　　
　　手写书时代，一直到公元七、八世纪雕版发明后仍得以延续。纸书时代以前，这么多竹简、木牍、绢帛的古籍全靠人工手写一代代保存下来确实存在技术困难，而像《管子》这样统领诸子的书，篇幅过大，实际上是简牍错落、分散开来的，刘向把《管子》整理成一部系统的书，而且能流传下来实在是首功一件、功莫大焉。
　　
　　四、帝官修书
　　
　　先秦子书之所以可信，除了制度性原因和造书的技术难度之外，即使在后来流传的过程中，经过大统一王朝的毁销或删削、修订，经过后学的编辑、整理或技术上的处理，没有足够的证据之前，也还是不能笼统认定，作有罪推定式地否定。从刘向《管子书录》等奏章中，可以看出，著录存书绝非儿戏。譬如，《管子》简牍的官方来源就有四处之多，刘向写道：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6］而《史记》记载的《九府》篇却没有找到 。
　　
　　古籍竹简分卷箧存，体积大，搬运不便，兵荒马乱最易散失、不是遭致兵燹，便是埋诸深井，再加上人为焚销、破坏，一百部书到头来也未必能余存下一部。《管子》幸存，也非完书。汉代之后《管子》一些篇什继续遗失亡佚，仅剩篇目。其中《幼官图》已完全亡佚。
　　
　　唐史记载：三代之书，经秦燔炀殆尽。汉武帝、河间王始重儒术，于灰烬之余，拓纂亡散，篇卷仅而复存。刘更生石渠典校之书，卷轴无几。逮歆之《七略》，在《汉艺文志》者，裁三万三千九百卷。后汉兰台、石室、东观、南宫诸儒撰集，部帙渐增。董卓迁都，载舟西上，因罹寇盗，沉之于河，存者数船而已。及魏武父子，采掇遗亡，至晋总括群书，裁二万七千九百四十五卷。及永嘉之乱，洛都覆没，靡有孑遗。江表所存官书，凡三千一十四卷。至宋谢灵运造《四部书目录》，凡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其后王俭复造书目，凡五千七十四卷。南齐王亮、谢 《四部书目》，凡一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兵火延烧秘阁，书籍煨烬。梁元帝克平侯景，收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凡七万余卷。盖佛老之书，计于其间。及周师入郢，咸自焚炀。周武保定之中，官书裁盈万卷。平齐所得，数止五千。及隋氏平陈，南北一统，秘书监牛弘奏请搜访遗逸，著定书目，凡三万余卷。炀帝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国家平王世充，收其图籍，溯河西上，多有沉没，存者重复八万卷。自武德已后，文士既有修纂，篇卷滋多。开元时，甲乙丙丁四部书各为一库，置知书官八人分掌之。凡四部库书，两京各一本，共一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纸写。其集贤院御书，经库皆钿白牙轴，黄缥带，红牙签，史书库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皆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皆绿牙轴， 带，白牙签，以分别之。 ［7］
　　
　　汉武帝倡导的，刘向、刘歆主修《七略》之后，后汉帝王，以致曹操父子均继续增收撰集、采掇遗亡，东晋时代所存群书，依然蔚为大观。后谢灵运造《四部书目录》、南齐王亮、谢 《四部书目》等都是帝官盛举。只是这些书籍，依然没有逃脱诸如齐末兵火延烧秘阁，书籍煨烬，或者为避祸保密故意沉之河中，或者埋入地下深井［8］的命运。于是，后朝继续修文，从头再来，周而复始。
　　
　　及至初唐帝王修《四部库书》，明成祖组织编修《永乐大典》，［9］都是工程巨大，兴师动众，卷帙浩瀚，后世依旧不传，还是需要重复劳动：每一次改朝换代，社会趋于安定之后，几乎都要启动一次官修工程。顺便指出，尽管已经进入了雕版或活字印刷时代，帝官修文依然依靠的是手工抄写。历史上，那些启动并成功进行官修书工程的统治者和举办官员，今人不必苛求他们的功利主义，仅就保存古书，传承薪火而言，还是功大于过。没有前人的劳动，今天就没有这么多古书典籍，中国文脉就没有今天的局面。
　　
　　但是矛盾在于，凡事有一利就有一弊。在传承文脉的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帝官修文，总雅好突出政治。其实文以载道伦理主义，也是书文得以保存的另一个似乎属于他律的法则，尽管这会损害中华文化的全貌，甚至造成灾难性的失误，换言之，在中华文化保存的碑刻中，留下了深深帝官烙印。不敢断言，中国某个特定的朝代出于特定目的，是否出现过一次、两次托古造假的出土古书的个案。但个案问题只能个案研究对待之，古书造假的大帽子，实在不可一概而论地戴到汉民族历史文化的头上。待到清代乾隆皇帝举意编修《四库全书》，［10］钦定官修居然定位于以儒藏书库，以致儒家文化实际上全面取代了中华文化，其他诸子百家基本被放逐到无足轻重、无关痛痒的边缘，不管是否因为泰西思潮迎合中学之体，文化风云际会发酵，历史上确有部分汉人学者一笔抹杀战国以前汉民族古籍真实性而倡导的所谓疑古精神 ［11］大行其时，流布后世。
　　
　　五、疑古之风
　　
　　本文限于主题，不便对疑古之风作为国学学术论辩真伪所起积极作用的盘点。这里说的疑古之风是一种从抽象的伦理原则出发，对古籍进行任意否定或肯定的不良思维定势，而不是指那种有真凭实据的、以版本学、书史研究为基础的苦心孤诣之成果。因为前者危害性有时大于帝官修文中任意裁量、删削的损失。怎样看待疑古之风与书史之间复杂关联的现象呢？
　　
　　一是帝官修文对收编典籍率意生杀予夺，是疑古之风存在的抽象依据。乾隆修编《四库全书》的功过，学界向有争论。其修编原则以儒家文化为本位，乾隆确实贯彻了一条文字狱和毁销一切与满清不利的书籍的政策。最著名的例子是，涉及岳飞事迹的书一本都不收录，等等。然而，以此类推明代的《永乐大典》、汉代的《七略》［12］或者唐朝的《四部库书》都不可信，则证据不足。这里要分辨的是，与满清统治者不利的书籍大都是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朝覆灭以后形成的，中古、上古典籍，尤其先秦遗留那些经典著作（即后世所谓经史子集）并不属于文字狱关照的对象。然而，乾嘉兴起的疑古学者，发挥了清王朝统治者想做而做不到的根本毁灭汉民族文化的功能。因此，后代学人疑古首先需要破除清朝政治打压和疑古学者趋炎附势的双重陷阱。要具体分析每本书的具体情况，不可抽象妄断，不能说《四库全书》所有的书都非善本、全不可信。尤其要注意即便《四库全书》存在类似问题，也不能妄断作为汉民族文化源头的汉代《七略》存在一样的问题。因为二者的依据不仅不同，而且完全相反。文化上的兴汉跟文化上的融汉抑汉自然不可同日而语。文化兴汉的开山之作《七略》书简数量多、体积大、份量重，使用、保存和收藏均超乎纸质一部书的单位的概念；传承者如唐朝的《四部库书》、明代的《永乐大典》等王朝文化传汉之举，均为纸质手抄本，本更容易保存、携带、使用，不期正因为如此，反而不传或散失殆尽。目前世上残存的《永乐大典》仅几百册，还不到原书的百分之四。此外就某个朝代王朝修文工程的具体而言，可能参与者使用删削的手段较多，造假篡改的情况于个别词句，或有可能，但大段长篇伪托造假，则做不到，也没有这样做的充分理由。事实上《四库全书》也没有伪托造假，尽管清朝统治者似乎有这样做的充分理由。
　　
　　二是不能正确理解修文过程中对古籍所作的必要的整理或技术处理，是疑古之风存在的知识学误区。由于历代帝王修文的信息均不透明，参与修文的官员也很少透露其中的信息，加之社会分工的细化，文人与官员的职分有了较大的裂变，因此后世普通文人便渐渐不懂得官方文史资料和图书修订工作遵循的规则和规律，更并不周知古籍保存的性质和保存的形式。历代帝王没有不重视文化意识形态的，而书作为传播文化的载体，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是不言而喻的。譬如，像李斯、刘向、刘歆、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纪晓岚等历朝负责修文业务的官员，其实是遵循帝王的权力意志和一定的规律来编辑、整理古籍的。而帝王不外乎以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王朝统治、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标准来考量修文的工程。但是就技术性而言，对不同时代的古籍，帝王们编修处理时所采取的方法、重点也不一样，后世修文的理念各不相同，重点要防范或删削的对象也不一样，需要仔细分辨。譬如，秦代以巩固第一个封建大一统的帝国为前提，要统一汉字、统一度量衡、统一法律、历法等，于是焚烧那些不符合秦国统治者利益的书，即宣扬诸侯割据的语言文字、律令、典章制度等方面的书籍，只保存兵、医、农等方面的书籍，这是秦始皇修文的重点；汉武帝倡导编修的《七略》，历经几代王朝一百多年，修文的中心放在把秦朝和当朝战乱毁销和失散的古籍征集、恢复、修编出来，也可能对儒家和黄老之学的书可能会更重视一些。但总的来说由于时间跨度较大，统治者急功近利的色彩较淡，包容性好，兼收并蓄，比较全面，形成了我国母语文化第一个体系性的学术集群和古籍书库。
　　
　　三是以抽象的原则看待具体事物，对历史久远的古文、古事缺乏思辨能力是疑古之风的认识论根源。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刻本的《管子》，对于《管子》一书的流传，以及对于今天管学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管子作为尊王攘夷政治精神的鼻祖，不会受到清王朝的待见，这并不值得奇怪，奇怪的是已经有梁启超等变法诸君大大褒扬了汉民族的大政治家管子在前，而后来留美的洋博士胡适先生，却于《中国哲学简史》一书，反复抹杀他的安徽老乡  管仲其人和《管子》其书，确实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胡适之后的学界疑管之风，包括郭沫若、马非百等学人，主要囿于跟着说的文化惰性对待管学。从《十批判书》看，郭沫若其实并非管学专家，胡适之当然更不是。马非百先生的情况就复杂些，一方面他继承了乾嘉学派的疑古风气和胡适之的考据索隐的烦琐哲学功夫，把管子轻重篇与汉朝发生的一些政经状况，进行分明颠倒因果的类比，另一方面对《管子》轻重诸篇做了认真的文本考辨和积极的正面解读。
　　
　　考疑古之风的一般特征，误区大致有以下几端：一者实用主义，食洋未化，轻言薄古，功利浮躁，以今律古，并不真知古之著书立说之事；二者以儒为纲，师承宗派，排斥异己，学派观点形同水火 ，急于废言，粗暴抹杀；三者学术分工太细，学者局限太甚，知识割裂，形不成全貌和大局观的认知；四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以偏概全，抽象思维，形而上学，不能分辨到底我们民族最容易丢失或最有可能被造假的是哪类书。这是后世儒生乃至近代现代学者自觉自愿迎合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思想需求或食洋未化者面临的文化选择上的尴尬，这由灵活、时尚而演变的尴尬，成为文化屏障，以致疑古变成了憎古和去古，在并没有认真阅读，或者无力通读经典的情况下就急于下成书时代的结论。还有一种做法，不能读懂经典，就妄下结论。最要不得做法是干脆以伪书、托名之类枪毙大吉。疑古之风并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流行风、一种成见，一种陈陈相因、流弊深远的以讹传讹。近、现代它造成并滋长了现代性背景下，文化上的趋炎附势、粗暴否定传统和去母语文化的危机，是今天乃至以后，文化历史学和管学研究必须正面应对的、一种颇为消极的遗产。
　　
　　六、《管子》其书
　　
　　为把书史这个话题深入一步，兹以《管子》其书作为个案作以简单分析。学界流传甚广的管书非管著即所谓是管仲学派，稷下先生的作品，或《管子》成书于汉代的观点，我们姑且称前者为管书非管著论，［13］后者为管书托伪论。［14］在这个问题上笔者更倾向于孔子信而好古的观点，而不支持上述两大派系的任何观点，理由如下：
　　
　　（一）《管子》早出有因。管子生于公元前723年，主要建功立业的年代在公元前七世纪上半叶。《管子》成书也应当在其身前身后这一段时间。管子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15］功德圆满，尊为仲父，且文韬武略，有足够立言的资格；管子当齐国宰相四十余年，有足够的时间；管子贵为宰相，又有好友鲍叔牙等人辅佐，手下不乏文人学士，有很好的立言的条件；齐国有非常强大，文修武治天下第一，民生富足，管子的功劳日月可鉴，可谓有足够立言的基础。甚至，《管子》书可能就是管子亲撰，或自己所策划、并组织的一班文人编写的。主要纲目、篇章，包括很多文字都是管子撰写，甚至不能排除全书大体经过管子阅读、修改和校订。《论语》记载孔子有四次说过褒贬管子的话。孔子晚管子出生约170年，还是春秋中晚期，此时孔子已经能够引证《管子》中一些名言、事迹，如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车等，尤其是据理力争，在弟子面前为管子辩护，衷心赞扬管子的会盟的王道（不以兵车）。孔子的历史信息从何而来？出于修史的需要，孔子不仅接触到大量第一手管子的典册史料，而且亲自到齐国游历，与管子思想的继承人齐王和晏婴有过亲密的交往，读过管子之书（档案、文献）全部或部分简牍，说明《管子》成书当在管子在世之时或逝世后，而在孔子时代之前。［16］
　　
　　《管子》是中国最早的个人单篇著作之一。如前所述，管书虽经散失，但汉代经刘向之手，毕竟得以较为完整保存。今本有目录而缺少正文的十篇是汉代以后发生的亡佚。西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道是拥有个人单篇著作最早的一个学派，《管子》位列道家，排序第五，之前尚有伊尹、太公、辛甲、鬻子四家书，但典籍均不传。《老子》诸书序列《管子》之后，排在第六位。老子年长孔子约20岁，这意味如果《老子》书排序于《管子》之后，那么以个人名义立言的单本著作，《管子》是迄今为止历史排序最前的一部古籍，足以说明管书早出有理，晚出反而失据。比孔子稍晚的《韩非子》书也引证了《管子》。上述看法最终得到上世纪70年代山东临沂重大考古发现的支持。［17］
　　
　　（二）《管子》保存有利。管书即出，管学始终并未成显学。战国的显学是儒家和墨家，汉代以后是儒家和黄老，唐宋以后是道家和儒家。就是说，《管子》其书与历代王朝官府均未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各个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无人把管子的思想当作反面活靶子。《管子》大约始作于公元前7世纪，历经战国、秦、汉千百年。虽作为人文鼻祖式的人物，其书是经典中的经典，但因文意深奥、理论系统，超乎后学的学力认知，其价值很难被真正发掘。本来这不是利好现象，但利空也有一个好处，不是出头的椽子。管书就这样躲过了先秦纷争的乱世，也躲过了秦始皇的焚烧。汉、晋、隋、唐这些中国最强盛的王朝，都比较推崇管子、重视管学，为《管子》流传做了关键性工作。
　　
　　先秦时代，管子既非显学圣人，其书官方自然不必劳民伤财去盗版，民间更无可能有冒触犯礼法风险以造假者。汉代修文盛举，朝廷命官、大学者刘向更不会冒欺君罔上的杀身之祸去刻意伪造《管子》。《管子》由刘向汇集编修，收入刘歆最后编订的《七略》，而被班固《汉书》作为国史记载。这是《管子》一书真实可信、最为可靠的证据。怀疑整个汉代修文只是为了古籍作假的观点，这不仅是学术虚无主义，而且是有意无意地对汉民族文化的亵渎。
　　
　　（三）《管子》存书有据。除《论语》、《韩非子》等典籍保存了管书的有关信息以外，《史记·管晏列传》记载管子撰《管子》，没有出现任何疑问，并且引证《牧民》等篇目和管子的一些名言，如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司马迁还申言亲读过《管子》，《史记》引证的《管子》的篇目和内容都是从《管子》书中摘抄而来的第一手资料。很可能《管子》这部书简，司马迁手头就有，或者汉朝官府藏书库里藏有《管子》。从刘向《管子书录》记述的情况看，进一步证实了上述推断。《史记》记载的《管子》篇目和内容，除《九府》篇之外，其余都赫然在流传于《管子》散简之中。对照今本《管子》，譬如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句，就存于《管子·卷一·牧民》第一篇《国颂》中，仅连词则与而有一字之差。［18］如前所述，班固的《汉书》用另一种形式，也记载了《 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有列传云。初唐编修的《四部库书》将管夷吾所撰《管子》十五卷列为法家著作之首。［19］
　　
　　（四）《管子》自证。细读《管子》，发现《管子》居然也很符合所谓现代西学学术规范（提出概念  对概念的逻辑论证  由这些概念或范畴所推证的真理）的百科全书式的专著。《管子》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今存《管子》卷一《牧民》等五篇，是全书的纲领，几乎管子所有重要的思想、观点都在卷一中出现了。［20］以后各卷都是对这个纲领的进一步地解释、深入论证和具体做法和效验。其中就做法和效验部分而言，又超越了现代西方学术规范，即《管子》在提出概念  对概念的逻辑论证，由这些概念或范畴所推证的真理，之后又追加了一项实践验证的正确结果。也就是说，《管子》具有思维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双重的逻辑体系的特征，一部书同时具有这两种逻辑特征的文章，古今中外实为罕见。这说明管子不仅是历史绝无仅有的成功的宰相、政治实践的大家，而且也是哲学巨人、文章大师。
　　
　　《管子》卷一纲领部分即对自己的形势道哲学进行了论述和揭密，但是几乎很少有人重视《管子》形势道哲学的重要理论地位和价值，管子的形势道哲学是管子全部学说和成功实践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管子形势道哲学是老子道哲学的来源，但是老子对管子形势道哲学的继承和发挥是片面、诡辩和神秘的，最终把哲学导向了宗教。当然老子的哲学自有其独到之处。
　　
　　《管子》在卷一纲领中就提出了轻重理论，然后又在《轻重》诸篇中加以详尽解释、论述和验证。管子轻重理论创造了古典形态或中国特色的价值学说，这不仅弥补了中国国学体系上的巨大缺陷，而且对世界经济学史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又比方，管子的仓廪实、衣食足那句具有历史唯物史观萌芽的名言，司马迁在《史记》中引证后，却说它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与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 ［21］奚落管子的理论卑贱而媚俗，表明天才如司马迁这样的大文豪也未解管子。
　　
　　在经由传播学和解释学的历史环节中，作为中国古代原典的《管子》的遗产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政治经验，主要继承者是晏婴、李斯、诸葛亮、房玄龄等王朝精英重臣；学术遗产主要分野为儒、道、兵、墨、法等家。其主要继承人有老子、孔子、孙子、墨子和韩非子等人。
　　
　　一本书最重要的是内容文字本身，所谓白纸黑字，不容抹煞。《管子》内容博大精深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管子》文本的自证 ，从根本上否定了《管子》为管仲学派或稷下先生的作品的观点，除非他们像刘向一样，是肩负官府修文重任的文史工作者。
　　
　　（五）非《管》悲剧。无论是管书非管著论，还是管书托伪论，实际上都是近、现代才逐渐凸现的观点。很多是对历史实情失考，尤其是对中国书史不做研究考察，以正统的儒家思维定势衍生一种凭空臆断的倾向。国民教育应制化和学术分工的细化，使后代的知识分子日益陷入功利和术业的桎梏，而堕入集体历史文化遗忘的泥淖。后代统治者和文人一起遗忘了孔子的一语成谶的名言：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这样管学兴衰似乎就与汉族王朝荣辱生灭的历史联系了起来。管学在秦皇汉武那里还是有地位的，不错，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毛泽东词句）但实际上，李世民还是有文化的，不仅他酷爱书法，隋代以后，建立大唐王朝，《管子》还是受到过李氏君臣重视和推崇，今传《管子》的第一个注本就是大唐宰相房玄龄注本。然而，《管子》和管学对以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的赵匡胤，就很少有意义了。宋代最高统治者放任儒生文人对管子身上大泼污水，其结果是宋赵治理下的王朝走上了一条与极力主张尊王攘夷、共扶周室的管子的实现汉民族王朝大一统的政治理想和实践完全背道而驰的不归之路。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以孟儒为本的程朱理学、玄学的喧哗就淹没了管学可能存世的最后一段山体。秦朝开创的汉民族大一统帝国时代改弦更张，自赵宋王朝而开失位于异邦外族长期统治的先河，客观上动摇了汉民族国家本位传统，主观上种下了汉民族屈辱境地下的士人顺变易节的种苗。
　　
　　马克思说过，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抗元之一世之雄，恢复汉族政权有大功，但又没有什么文化的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既然争夺天下似乎没有借助管子，那么统治天下自然可以疏远管子，似乎是顺理成章的。朱元璋自然也有理由不喜欢亚圣孟轲的书，问题是，明朱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漠视管学，历史惊人的相似地重蹈了宋代的覆辙，且无论其灭亡有一百种理由。所不同仅仅在于：汉族王朝第一次灭于游牧的蒙古人，第二次灭于游牧的满族人。经历了两次历史王朝的大颠覆之后，读四书五经出身、写惯了八股文的科举进士者流，陷入现实生存的道德困境。西风东渐的思潮、域外开放的时尚促使士人自觉怀疑、反省老祖宗东西的有效性，而这个老祖宗不过是孔孟儒学一家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孟儒学的腐朽和式微不是二十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结果，相反，后者正是前者催生的历史结局。儒学从此成为空谷绝响或大中华文化圈外层的精神滋补品。而另辟蹊径是，从单纯文化资料的路径，从管学历史兴衰沉浮的视角，这才有晚清的一代大师梁启超呼吁的中华复兴的启蒙和变法不妨重新回到管子这样重要坐标式的大事件发生，《管子评传》因此成为这块沉甸甸的历史里程碑。只是由于历史的误会，作为新管学的开创者梁启超，后继乏人。甚至梁启超本人也被五四运动之后，儒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整理国故给弄迷糊了。尽量如此，新管学就此诞生了，则是不争的事实。但以儒学为本位的否定管子、怀疑管子的旧管学甚至当代，都没有真正退潮。 有鉴于此，新管学仍须为获得其应有的历史地位而努力。［22］
　　
　　七、读管者戒
　　
　　此外，《管子》为什么老是被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不是管子的著作，除了与上述历史宏观的层面的问题意识薄弱之外，在认识论或治学方法上，也存在相应的问题，须读管者戒：
　　
　　一戒以今律古。中国的历史太悠久了，管子生活的时代，早于司南指南针之外中国其他三大发明之前。古人实行的就是官方作书或官方代立言制度。持管书非管著论者，却好拿那里根本不存在的著作人概念，来硬套古人古书。管书托伪论更是缺乏常识之论。上述持论者还存在一个双重标准的问题，尽管抹杀管书的论据同样可以抹杀《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但却很少有人撰文追问加以类比。
　　
　　二戒知识学盲区。管书非管著论者缺乏作者与责任者的概念，不能区分开著作的作者与责任者之间的关系。现代秘书学理论和实践要求，公文写作、秘书捉刀或其他公文，正是领导人文章或法人的档案。作者虽然是秘书  一种现代文职官员，但是责任者一定是更高的长官、首长或所供职的法人。编辑学理论和实践也告诉我们，整理编辑他人书稿的工作，涉及一个编者和责任人的问题。先秦诸子书，虽然还没有编者与责任人的概念，但署名往往具有责任人和编者的两重含义，因此书中还通常以作者（其实是责任人）本名或第三人称出现在书的内容中。譬如，《管子》，署名虽为管仲，但一些篇中经常出现管仲曰、仲父曰的大段对话或记叙文。这反映的是真实的成书的过程和状况，即这时候的书的内容反映的是责任者管子。又如西方出版史上著名的范例，恩格斯整理编著出版《资本论》第二、第三卷，考茨基整理编辑出版《剩余价值理论》，其署名都是卡尔·马克思。这些书自然都是真实的马克思的著作，但是整理、编辑者并不是马克思本人。［23］
　　
　　三戒误读。误读的原因很多，既有知识学的原因，也有价值取向的偏差，也有认识方法上的颠因倒果。一个传统的文化史观是：儒家涵盖了诸子百家，诸子百家涵盖了中华文化，［24］除此以外都是空白。这样，《管子》以及许多优秀的、重要的文化遗产被边缘化或被一笔勾销了。还有一种颠倒因果的研究方法，比如把汉代摹仿《管子》治国经验的实践，误以为是《管子》是对这种实践的模仿，而得出管子成书于汉代的首足倒立的结论。［25］这种颠倒的文化史观，滋生于漫长的儒家文化本体论历史氛围中，是书出官家和帝王盛事修文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双重打压的结果。这种文化史观，不利于国学的弘扬，不利于建立中国特色文科国民教育体系，不利于引导更年轻一代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正确、全面的认知。
　　
　　先秦并不存在诸子百家， ［26］所谓诸子百家是汉代以后对先秦学术派别的分类。管子也不是法家，正如孔子不是儒家一样。《管子》成书较早，管子思想极为丰富，其坚实的哲学（即形势道哲学）、扎实的理论（经济学、兵法）、完备的体系、可行的操作、可验的实践，其政治法治、道、礼、义、廉、耻、德、法、权、势、兼爱、阴阳诸概念和理论为百家分野提供了思想资源，但管子的思想滋养了百家诸子，又不是百家诸子之和，譬如，其形势道哲学、轻重论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其整个学术体系的完整、宏大、规范、严谨等又是任何一家一子所不具备的，所以管子的思想和《管子》书具有千古不衰、独步古今的强大生命力。
　　
　　【注释和参考文献】
　　
　　［1］以上引文参阅许慎：《说文解字》上，九州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第252、253页。
　　
　　［2］黄永年：《古籍版本学》，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3－4页。
　　
　　［3］《尚书·周书·多士》。
　　
　　［4］以上几组数据的得出，是根据几种古籍的网络电子版，经过word办公软件转换统计所显示的字数。
　　
　　［5］［6］刘向：《管子书录》，全汉文第三十七章，中国古曲网http://txt.duowan.com/。
　　
　　［7］［19］（后晋）刘 等著：《旧唐书·经籍志》。
　　
　　［8］王慧静：《寻秦里耶》， 2008年4月28日，《人与自然》2008年第4期， http://www.shwenyi.com/
　　
　　直到2002年，第一枚残简从一口枯井中破土而出，（湖南省的）里耶终于向世人打开了通往这座古老城池的大门。这并非普通的残简，而是深埋地下2000多年的楚简。也并非只有一枚楚简，在它之下，还埋藏着三万六千余枚秦简！
　　　
　　经相关专家初步解析，这些秦简为当时里耶所在的秦代迁陵县城的官署档案，内容涉及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秦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历法、数学、邮驿等领域，其中记载的乘法口诀比西汉的《算术书》早了200多年。这是目前所发现的古时第一批官方文书，一旦将这些秦简文字全部破译，将在一定程度上复活秦史。
　　
　　［9］《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全书正文22877卷，凡例和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字。书中保存了我国上自先秦，宋元以后的佚文秘典，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达8000余种，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
　　
　　《永乐大典》初名《文献大成》。明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纂修大型类书，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编成《文献大成》。收录入《永乐大典》的图书均未删未改，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永乐大典》收录古代重要典籍至七八千种之多，收录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释庄、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医卜、文学等，无所不包。所辑录书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这就更加提高了保存资料的文献价值。全书体例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检索非常方便。 遗憾的是全书大部分散失亡佚。残本星散于世界各地公私藏家之手，目前散落在8个国家的30多个单位和个人手中，大约400册，800余卷。
　　
　　［10］《四库全书》，清乾隆时编纂。1772年开始，经十年编成。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三千五百零三（3503）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水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
　　
　　［11］尽管源远流长的汉族古籍整理中存在某些山寨版篇什的现象，一些严肃负责的饱学之士一经发现，广而告之于学林，以正学术，但也与下列情况的性质不同：清乾嘉之际，迎合了清廷的文字狱和否定汉民族古典文化的政策，出现了阎若壉、崔述等一批热衷考据，怀疑汉民族经典的文人。崔述提出所谓疑古精神，认为战国以后书传均不可信的观点。继承这派衣钵的有刘师培、蔡元培，胡适、顾颉刚等人。后学多不能分辨二者的不同，以致后者的观点流传甚广，泛滥于二十世纪上半叶，于今天的史学和国学界亦有影响。
　　
　　［12］《七略》是汉代刘向、刘歆父子奉命编修的我国第一部群书分类目录。它实际是一部类书、百科全书。之所以是群书分类目录，是囿于书的简牍形式体积太大的缘故，这是纸书出现之前编书者尽最大努力做到的事情。换言之，即使它原样保存我们也不能作为一本或一部书使用，因此它作为一本或一部书，不能保存下来就毫不值得奇怪。《汉书·艺文志》基本保存了《七略》内容，仍存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三十八种的分类体系，总共著录图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据此仍可看出《七略》概貌和西汉文化典籍的状况。
　　
　　［13］谢谦编著：《国学词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2007年6月第2次印刷，第193页。
　　
　　［14］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团结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2006年1月第一次印刷，第13－14页、第317－318页。
　　
　　［15］［21］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
　　
　　［16］《论语·宪问》等篇。
　　
　　［17］《韩非子·卷十六·难三第三十八》》许嘉璐主编：《诸子集成》，广西教育出版社等，1995年9月陕西第 一版，2006年广东第2版，2006年广东第2次印刷，第213/1775页。   一九七四年山东临沂汉墓发现《孙子兵法》、《六韬》和《管子》。黎翔凤：《管子集校》，中华书局，2004年6月第一版，2004年6月第一次印刷，第二七页。
　　
　　［18］今诸本《管子》文中均作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和刘向《管子书录》引文均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则和而有一字之差。
　　
　　［19］班固：《汉书·艺文志》。
　　
　　［20］《管子·卷一》。
　　
　　［22］梁启超：《管子评传》。
　　
　　［23］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注释》，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一版，1976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第850页；卡尔·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注释》，人民出版社，1975年4月第一版，1976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第451页。
　　
　　［24］［25］谢谦编著：《国学词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2007年6月第2次印刷，第179页。
　　
　　［26］1954年，郭沫若曾批评马非百认定管子书为汉代所作的观点是证据薄弱，说难成立。但是时过25年以后，马先生故我依然，而把自己的观点推向了极端。参见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中华书局，1979年12月第一版，1988年6月北京第2次印刷，第一八八页；其论点的影响，也可以参见谢谦编著：《国学词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2007年6月第2次印刷，第194页。
　　
　　（作者单位：颍上县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