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和谐治国理念的现代诠释

来源：安徽省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5/12 10:17:45

《管子》和谐治国理念的现代诠释

杨国宜

     一、必须消除管子强力治国、武力称霸的误解

管仲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名相，治国的业绩显着。据《史记·管晏列传》的记载：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对如何治国有一套很好的办法，通货积财，富国彊兵。与俗同好恶；效果很不错，齐桓公以覇，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都是管仲之谋也。因此，受到后世的好评。《说苑》云：齐桓公使管仲治国，齐国大安，而遂霸天下卷8。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宪问。   

后人对他固多褒扬之词，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世易时移，人们也根据自己的观察与需要，自觉、不自觉地对之也产生了一些误解。例如：由于他主张依法治国，被认为是法家之祖，很容易与严刑峻法联系起来，受到严而少恩的指责。特别是霸天下那个霸字，更把他推向了横行霸道的罪魁祸首。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很有必要搜集更多的原始资料，仔细诠释，避免望文生义，消除误解，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管子治国的思想，究竟如何？旧史所载，略而不详，不能不求之《管子》。此书经历代学人考证，固非管仲亲作，成书的时间早自战国，晚至西汉，但某些篇章确实反映了管仲的事迹和思想，可以说绝大部分是管仲学派学者们的文集，对我们了解管子思想的真实面目，廓清迷茫，是很有好处的。《管子》书中蕴藏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治国理论。因其晚出，它融合了儒、道、法三家之精华。也正因为如此，它在诸子百家中更有开放性、包容性。正如司马迁在《六家要指》中所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隂阳、儒、墨、名、法、道徳，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六家同归于正，然所从之道殊涂，学或有传习省察，或有不省者耳。故无论当时百家争鸣得多么尖锐和热烈，他们的主观愿望都是想把国家治理好，殊途同归。今天看来，他们同属中国先进文化，都是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代表。我们不妨深入研究、融会贯通，汲取精华，弃其糟泊，为我所用。《管子》的宇宙观、世界观，及其社会管理思想、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后来国家的统一与治理，具有深刻的影响，值得我们借鉴。

     二、《管子》书中的和谐理念

和谐理念，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极为突出，一直占居主导的地位。儒以和为贵，道家法自然，是非常明显的，无需多说。《管子》也不例外，他对君臣亲，上下和，万民辑形势解的社会情景，十分向往。他希望朝有经臣，国有经俗，民有经産。经者，常也。都要符合常轨的和谐理想。他一直在探求实现这个理想的办法与途径，多次提到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幼官。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徳,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兵法据《尔雅注》：谐辑，协和也。可见，他对和谐的理念，确实是一往情深的。

《管子》的和谐理念，表现在诸多方面：

1，君民和谐：自国家出现之后，君民就分离开来，处于不同的地位，一人在上，万民居下。由于职责不同，工作不同，分配有差，享受有异，难免不出现不和谐的因素。如果君民关系不协调，不注意及时调整，矛盾扩大，国家就不会稳固，陷于危险的境地。《管子》对民的重要性，是很有认识的。他认为君民关系，好比龙与水一样，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则威立，失民则威废；蛟龙待得水而后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后成其威。形势解他对齐桓公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霸形民既是劳动生产的基本力量，又是保卫政权的主要力量，因此要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霸言

2，君臣和谐：君为一国之主，臣是君的膀臂，各级官吏是佐君治民、不可缺少的依靠力量。因此，君臣关系必须亲密，如果臣不亲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离而不和，故虽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虽安必危。形势解只有君臣亲，关系和谐，才能发挥正能量，到达使国家安定，不出现统治危机。

3，社会和谐：每一个国家、地区的社会风气习俗，多有不同。常常是衡量其盛衰、安定与否的标志。管子理想的社会风气是国有经俗重令，即：遵法令，不违制，不高攀，不下比，不侈泰，不踰等，谨于行，不逆事。社会风气和谐，国家自然安定；如果社会风气不好，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牧民，那就十分危险了。

4，万民和谐：国家的安定与否，与老百姓的生活是否愉快，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国家一要提供他们生存的物资条件，有饭吃、有衣穿是起码的要求，如果民饥而无食，寒而无衣，室屋漏而不居，墙垣坏而不筑，是不可能愉快的。轻重戊二要满足他们心理上生活欲望的提高，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生活质量提高了，就心情愉快，就和谐，国家就安定了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治国

5，自然和谐：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与自然本为一体，应该和谐相处。但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发展，也多有损害、破坏自然平衡的情况；不平衡，就会引起自然界的报复，出现不和谐的情况。《管子》注意到这一点，提出人与天调的理念，然后天地之美生五行。人们的生活才能更加美好。

6，天下和谐：周王朝的一统天下，在管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王室衰落，大国争霸，不仅有内忧，而且有外患；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国际形势很不和谐，人们生活的负担自然很重，必然受到严重的干扰和威胁，甚至陷于苦难的深渊。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墨子尚同这种情况当然必须改变，管子提出一匡天下，小匡 是合乎时宜、很有必要的。

管子鲜明的和谐理念，为他和谐治国的方略，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基础。 

     三、《管子》和谐治国的方略

诸子百家都有自己的美好理想，然而如何实现他们的理想，其措施方略是很不相同的。儒家以仁，道家无为，墨家以爱，法家以法。正如司马迁所说：言之异路，所从之道殊涂，各有偏重短长。细察《管子》治国的方略，与诸家似乎都有所不同，颇有超越之处，其最大特点是较为和谐，更为具体，操作性更强。

    1，民有经产，顺民牧民

国无民不立，可见其地位的重要。《管子》看得很清楚，书中的民字，随处可见，达千字以上。其中治国59见，治民15见，还有大量牧民（20见），顺民（6见），惠民（1见），爱民（11见），民心（23见），安民，民安等词语，可见其对民的态度与关注。

1，从爱心出发：管子治国，如何处理君民关系呢？经过深思熟虑。他提出了大的原则是：爱之、利之、益之、安之。由于这四者从道而生，故曰道之出也。因此，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原则有了，又从何着手呢？他说：帝王者审所先所后，先民与地则得矣。因为民者君之本，地者民之本，先此二者，则无所不得矣。枢言  首先必须解决民的生活问题，给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生产条件土地。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禁藏。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立政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才可能落到实处。应该说他看得是十分准确的。于是民有经产，就成了管子治国最为重要的任务。

2，经产标准：何谓民之经産？畜长树蓺，务时殖谷，力农垦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经産也。重令当时的社会，处于农业经济时期，民的主体是农民，所从事的生产主要是农业，农业为本，其他为末。管子为小农家庭提出的基本设想，是要他们一心一意搞好农业生产，开垦草莱，按时种植谷物，把园圃和家畜养好，就可以达到富民的愿望。至于具体标准，他设想的是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亩取一石则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当十石，糠粃六畜当十石，则人有五十石，布帛麻丝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国有余藏，民有余食。禁藏

3，分地于民，不误农事：管子还说：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早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故不均之为恶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与之分货，则民知得正矣。审其分，则民尽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立政这一段，大意是说把土地分配给农户经营，他们就会按农事需要，起早摸黑，不辞劳苦地耕作。不把土地分下去就会出现恶果，地利不能充分利用，民力不能充分发挥，农民不会按农时劳作。如果与之分货，收获分成，定为制度，有了早知道，不必督促，他们也会尽力干活的。把这两条合起来读，可以看出当时农户生产经营的情况。农民土地问题解决了，民有经产了，生活就愉快，君民关系自然就会和谐。

4，兴利除害：当然，经产只是基础，只是基本的条件，若想和谐得以持续，经产也就需要持续提高，不受损害。这就需要政策措施方面的人性化，以人为本，令顺民心，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管晏列传。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则民人从幼官。他说：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治国要不断解决新出现的民事问题。

兴利除害，需要做的事很多，管子归纳成六个方面，即所谓六兴：一曰厚其生，包括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蓺、劝士民、勉稼穑、修墻屋等生活生产的事。二曰输之以财，包括发伏利（利人之市积久伏者发而用之）、输墆积（墆贮积也）、修道途、便关事（谓所置关市皆令要便也）、慎将宿（将送货则必慎止宿）等，有关生财之术的事。三曰遗之以利，包括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潘溢也，渚潘溢者，疏决之令通），溃泥滞（泥涂为滞者，亦溃决之令通也），通郁闭（郁闭亦谓川溃冇遏塞者），慎津梁，属于水利设施。四曰宽其政，包括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等，实行宽松政策。五曰匡其急，包括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等急时苦难之事。，六曰赈其穷，包括衣冻寒，食飢渇，匡贫窭，赈罢露，资乏绝等穷困潦倒之事。凡此六者，德之兴也，六者既布，则民之所欲无不得矣。五辅

当然，民之所欲可能还有很多，例如：不妨农时也很重要，为国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要顺民之功力以养五谷五行。不能在农忙的时候兴修徭役，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举事以时则人不伤劳霸形。又如：盗贼不胜，邪乱不止，强劫弱，众暴寡，此天下之所忧，万民之所患也，社会治安问题也需要认真解决。总之，为天下致利除害也。事行不必同，所务一也。正世

这样一来，从民之欲，为民经产，自然就会有好的效果，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君臣下民之经产有了保证，得以持续发展，民之思想素质提高，社会也就自然和谐了。

    2，士农工商  协调发展

管子治国，对国民经济问题十分重视，尽力从三个方面进行协调：

1，是轻重比例的协调：当时国民经济大体可以分为士农工商四个行业。农业为本，其他为末。管子治国，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的位置。因为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是头等大事，五榖食米，民之司命国蓄。粟也者，民之所归也治国。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首先发展农业，当然是十分必要的。

为此，管子对政府机构的设置，在《立政》中确定的省官为五，一曰虞师管山林（修火宪，敬山泽林，薮积草，以时禁发焉，使民于宫室之用，薪蒸之所积）；二曰司空修水利，（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榖，岁虽凶旱有所秎获）；三曰司田主管农业技术（相高下，视肥墝，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钧修焉，使五榖桑麻皆安其处）；四曰乡师，主管农业行政（行乡里，视宫室，观树蓺，简六畜，以时钧修焉，劝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怀乐家室，重去乡里）；五曰工师，监管百工（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上完利，以时钧修焉）。五者之中，有四官是属于农业的，可见，发展农业是当时的重点。

正因为农业是重点，属于本业，其他各业自然就是末业，为了保证本业的人力资源，管子有时难免说几句不太合符实际的过头话。例如，他确实说过要禁末作，止奇巧。似乎是要把工商业作为打击的对象。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实际情况是：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治国。工商业者收入高，农民收入低，农民都千方百计转往工商业，不愿务农，大量土地便抛荒了，出现了末产不禁，则民缓于时事而轻地利，轻地利而求田野之辟、仓廪之实不可得也。进一步还影响到国家的富强，因此他说：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治国他之所以说禁末作，止奇巧，是为了保证发展农业有必要的劳动力，不是禁止工商业 。那句话有特定的语境与含义，不应该误解。

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决不能说不重要，管子也是很有认识的。齐国地处海滨，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齐世家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何况他本人更曾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史记管晏列传有过经商赢利的经历，决不会禁止工商业，最多是加以限制，防止其影响农业的首要地位。他曾说过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他们都是国家的柱石，只有主要、次要之分，并无可有、可无之说。管子设想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这个15:6的比例，说明农业为本很重要，也说明工商为末，并非无足轻重不重要，按需要、有比例，协调发展，才是管子的真实意图，绝无禁止末业的看法。

2，是组织管理的协调：士农工商四民，因其各有所事，职业不同，技能有异，地区不同，相互之间甚至各自内部，其收入也就有所差异，心里状态也就可能产生不平衡。如何尽量发挥各自的技能，提高其收入，缩小差距，保持平衡呢？当时，确实出现了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的情况，必须想办法解决。有人提出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也就是说让他们互换行业，让士亦善于农工,农亦通于士业，成为多面手。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因四人均能,故其利无从相过之也。管子认为还是要民作一而得均。治国农民只要一心一意务农，收入就可以与其他各业均衡。

为了使士农工商都能发挥各自的能量，一心一意地工作，管子精心设计了一套管理体制，按职业分居，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让他们分别集中居住在各自工作、劳动、生活最适当的地方，使他们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从而形成了士之子常为士，农之子常为农，工之子常为工，商之子常为商的传统。小匡这种定民之居的户籍管理，具有行业经济的特色，方便成民之事，具有各安其居，各敬其业，协调和睦，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因此后来的户籍制度，大体遵循变化不大，可见是有其合理的因素。

3，是贫富差距的协调：社会经济领域中的贫富问题，影响国家的治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必须密切重视。

社会和谐，必须国家富强，国富又需民富。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山至数因此管子说：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民富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社会和谐，治安就好。与之相反，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社会就不和谐，就会出现动乱。因此，治国者要多作富民的工作，富上而足下，此圣王之至事也。民足于产，则国家丰矣。君臣上民富了，国家就好治了。 

但由于多种难以控制的原因，容易出现贫富不均，或因年岁的丰歉，或因季节的波动，或因能力的不齐，民众的收入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差距，是很自然的现象。治国者当预为之备，从多方面极力避免差距过大。贫富无度则失五輔，那就很危险了。

但，民富不可过度，贫富悬殊过大，也会出现危险。故平则不平，民富则不如贫。山权数这句话的大意是说，如果贫富悬殊，均平变成不平，富民比贫民更危险。为什么呢？因为甚富不可使侈靡，太富的人不听使唤；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国蓄 ，高官厚禄也笼络不住；家足其所者，不从圣人，轻重乙他家里太富足了，那里还会听从政府圣人的话呢！

贫富悬殊，国家会面临两方面的压力，不仅社会动乱，贫民要造反，而且富民也不听使唤，不顾全大局，只想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甚至产生野心浑水摸鱼。所以要想办法极力避免贫富悬殊的扩大。

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力作一些均贫富的工作，其原则是散积聚，钧羡余不足，分并财利。国蓄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揆度具体作法视情况而定，例如：优待农民，避免富民的豪夺，采取耒耜械器种饟粮食，毕取赡于君的办法,使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国蓄。运用价格政策，人君操谷币金衡，山至数 控制市场，杜绝富豪的兼并机会。此外，还可采取官山海，收盐铁之利等等措施，都可以限制富商大贾垄断国计民生，协调经济的和谐发展。值得肯定。

    3，朝有经臣，君臣相亲

君为国之主，治国事繁，不可能事必躬亲，必须依靠其大小臣工辅佐完成。因此君臣关系如何，显得特别重要。管子心中最希望的是君臣亲，上下和，万民辑。形势解如何达到这种境界呢？这就需要朝有经臣。

何谓朝之经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诬于上，谨于法令以治，不阿党，竭能尽力而不尚得，犯难离患而不辞死，受禄不过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实虚受者，朝之经臣也。重令 这些条件包含了能力、道德和修养，以及文化水平等方方面面，不可谓不高。如何获得这样的经臣呢？

1，要择之有法：必须按照一定的标准，不可凭私人关系、或个人好恶轻易授官。其标准是：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故国有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立政为了确保用人的标准和录取的公正，他建议制定一个乡里察举的制度：凡孝弟忠信，贤良儁材，若在长家子弟臣妾属役宾客，则什伍以复于游宗，游宗以复于里尉，里尉以复于州长，州长以计于乡师，乡师以着于士师。立政通过这样按标准、有层次、逐级推选出来的人，应该是合格的。最后，还有国君亲自接见的察问之制：令官长期而书伐以告，要组织部门的官长按期报送推选人的资料，公宣问其乡里而有考验，确实是人才，乃召而与之坐，省相其质，以参其成功成事，可立而时设问国家之患（了解其智谋深浅），而不肉（不仅是观皮肉表面），退而察问其乡里，以观其所能而无大过，然后才登以为上卿之佐。立政然而，起初只是佐，还须在实践中继续考察，明主之择贤人也,言勇者试之以军,言智者试之以官,试于军而有功者则举之,试于官而事治者则用之。故以战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职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见也,如白黒之分。乱主则不然,听言而不试,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实,以官任其身而课其功,专任法,不自举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明法解还要审其所好恶，则其长短可知也。观其交游则其贤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则民能可得而官也。权修

2，要任之有术：君臣的地位不同，其职责也就不同，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职之，人臣之事也。君臣上他们应该各行其道，干好自己的本职，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君在众官之上，但修此官上之道而已，至于官中之事，则有司存非所言也）。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若言官外则为越职）。君臣上应该上明下审，上下同徳。君臣上君善用其臣，臣善纳其忠也。君能善用，臣能善纳，则何听而不闻，何视而不见，耳目不壅，非明而何也。君臣上上下各尽其职，效力得以发挥，效果就会很好。相反，君臣不明分职，上下相干。七臣七主干预过多，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则有司不任。君臣上效果就不好。上失其道，下失其事。心术上甚至会出现行政管理的混乱和危机，主行臣道则乱，臣行主道则危。故上下无分，君臣共道，乱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则乱。明法解

3，要论绩考功：严格执行察能授官，班禄赐予，使民之机也，权修是发挥官员能力的有效机制。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为而后使焉。形势解既任其官，就要给以相应的爵禄，人主之张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诛盗贼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则爵尊而禄厚，其所任官者小，则爵卑而禄薄。爵禄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明法解要爵禄无假。法禁而且，随后还要论其绩、考其功，有善者不留其赏，故民不私其利；有过者不宿其罚，故民不疾其威。威罚之制无踰于民，则人归亲于上矣。君臣上

经过以上几方面的努力，制度化、规范化，坚定执行下去，君臣相亲，上下一致的和谐局面，自然就会出现了。

     4，以法治国   礼法并举

《管子》书中有许多以法治国的主张，因此一般认为是法家。但实际上它融合了儒、道、法各家思想的精华，故《汉书艺文志》将之列入道家，《隋书经籍志》始改列法家，细察其观点与内容，与申、商、韩非确实有相当程度的不同，并非纯粹的法家。不能把它与某些杜哀矜，绝仁爱，欲以威劫为化，残忍为治，乃至伤恩害亲隋书经籍志苛酷的法家相提并论，不应该成为指责的对象，承担不实的骂名。他的法治思想颇多和谐的用意和举措，应当引起当今人们的重视。

1，法治，是治国最主要的措施:《管子》认为威不两错，正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明法因为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禁藏具有标准的作用。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七臣七主具有评判的功能。是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七法在各种场合都需要用它来处理纷争。所以，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任法法的作用和意义可谓十分巨大。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已经逐步认识到，国必有法，家必有规，不依规矩不能成方圆，人所共知，不能不特别重视。管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许多意见，颇有先见之明，很有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2，法是不依任何个人意志转移的:管子认为：法虽然也是人所建立的，生法者君也，任法但却不能以此作为理由贬低、甚至否认法的权威地位与作用。因为，要求立法为公，执法无私，保证法的公平性、权威性。如何才能到达这个理想呢？还要求从以下两方面多所考虑：

（一）立法方面须有一定标准，可以归纳为：一曰顺乎天理，管子说过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五行。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天地间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按法则进行的，不明于则而欲出号令是不行的，不明于法而欲治民一众，犹左书而右息之，根本行不通；不知法，不可变俗易教，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七法因此，立法必须按照规律。二曰合乎民情，管子说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民情之好恶是立法的重要标准之一，只有符合这个标准，才能得到认真执行。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止。形势解三曰适合国情，人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各地水土不同，人的气质也不一样。例如：齐民粗暴好勇，楚民轻捷果断，越民无知嫉妒，秦民贪婪好事，晋民巧伪好财，燕民坚贞易死，宋民纯朴公正.虽不完全准确，多少有些参考价值。因此管子说：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一,则欲不汚。民心易则行无邪。是以聖人之治於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說也，其枢在水。水地立法不顾国情，就会水土不服，是行不通的。四曰与时俱进，法既然是根据形势的需要而设立的，也就应该适应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时而变，因俗而动，正世才能保持永不过时的生命力。过时落后的法律，不能规范新生事物的正常发展，老百姓不满意，就不和谐了。 。

（二）执法方面需要刚柔结合，主要表现为：一为爱护之心，事先做好心理上的准备，进行广泛地宣传教育，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权修教导百姓知法奉法，不能不教而杀。二要有法必行，宪律制度必法道，号令必着明，赏罚必信密，此正民之经也。法令既定，明令颁布以后，就要坚定执行，不能等同儿戏，以招信守。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重而不行则赏罚不信也，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令而不行则下凌上。法法三曰法必诚信，让老百姓见必然之政，立必胜之罚，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知道政府是言而有信的，法令既然定了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能做，就会去做什么，不做什么。故法不烦，而吏不劳，民无犯禁，故百姓无怨于上。七臣七主因此刑简吏闲、民不犯禁的和谐现象，就可能出现了。四曰法必有常，国有常经，人知终始问第。法令是很严肃的制度，一法既立，人民知道何去何从，就不要轻易更改。国无常经，民力必竭。朝令夕改，不知所从，后果是很不好的。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矣，法不立令不行则民之用者寡矣，故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多，而所废者寡则民不诽议，民不诽议则听从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与其所废者钧，则国毋常经。国毋常经，则民妄行矣。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废者多，则民不听，民不听，则暴人起而奸邪作矣。法法五曰执法无私，有道之君者,善明设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舍法而行私者也。君臣上既然设法，法是公正的，执法就应该无私。法比权大，不管什么人都应该一样，对那些近侍、亲贵更应该严格，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胜也，而令乃行。故禁不胜于亲贵，罚不行于便辟。重令只有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任法强者折,锐者挫,坚者破,引之以绳墨,绳之以诛僇,故万民之心皆服而从上。法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万民皆服，自然就和谐了！

3，礼法并举：《管子》认为：法固然是治国最重要的法宝，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牧民也不可轻视。要社会稳定，离不开道德力量的维护。礼有八经，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五辅义有七体，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僇，纎啬省用以备饥馑，敦懞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冦戎，凡此七者义之体也五辅。礼不踰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踰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牧民礼义廉耻的内容各有偏重，相辅为用，可以对社会的方方面面，起到和谐稳定的作用。它们比带有强制性的法，更加人性化。礼法并举，效果必然更好。四维既张，国必和谐，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牧民是值得借鉴的。 

       5、尊王攘夷，一匡天下

管子治国强调和谐，不仅如前所述贯彻到内政的各个方面，而且在国防、外交方面也是如此。管子治国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富国，富国又必然强兵，不强兵不足以卫国。可是，一谈兵，就容易被人指责是炫耀武力，就是想称霸，他本人就成了齐桓首霸的罪魁祸首。这些都是不了解真实情况的误解，因此，必须根据原始材料，察其原意，摆出事实，辩论清楚，不再背负莫须有的恶名。

1，兵备是必须重视的：管子书中有一篇名《参患》，中心意思是说太强亦有患，太弱亦有患，必参详强弱之中，自致于无患也。其中有几句，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则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说明军队是对外征发暴国，对内镇压坏人的，是尊君安国的根本，不可废弃。当时有一种泛爱、寝兵的思潮，管子明确地加以驳斥：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如果其说见用，则武术必偃，虽有险阻，不能守矣。又说：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如果兼爱之说胜，就会出现徐偃王弱而行仁,宋襄公惑而慕古的情况，最后让他们自己倒霉。

那样蠢猪式的话是不能听的。三帝之时天下皆服，不须用兵。今徳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法法

2，兵者危事，必须谨慎：兵备固然是事关国防的大事，不可不备。但又必须考虑，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根据历史的经验，有土之君，不勤于兵，勤于兵必病于民。兵者凶器，闻先王之道者，不竞于兵。不可以搞军备竞赛，竞之则危。更不可以轻易开启战端，只能是不得已而用之，兵事者，危物也。不时而胜，不义而得，未为福也。必须在必合于时义的情况下，然后为福。如果不谨慎，轻启战端，失谋而败，国之危也。参与谋划的决策者，是负有失谋的责任的。慎谋乃保国。哪能轻易用兵呢！

3，齐桓公有霸王之心，管夷吾非霸王之臣：《管子》书中的《霸形》篇值得重视，一开始讲了一个故事：一天，桓公坐在位置上，管仲、隰朋去见他，立了一会儿都没有讲话。忽然有两只鸿雁飞而过之。桓公叹惜说：仲父啊！你看那鸿鹄有时而南，有时而北，有时而往，有时而来，不管四方有多远，想去就能去，难道不是有羽翼的原故，便能通天吗？管仲和隰朋没有回答。桓公说：二子何故不对？管子只好说：君有霸王之心，而夷吾非霸王之臣。是以不敢。这就清楚地表明，齐桓公在齐国富强以后，确实有霸王之心；但管子治国的目的，如前所述虽然也是要富国强兵，可是并不在于称王称霸，王霸不是他的最高理想。作为政治家、思想家，他想得更高更远。他说：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徳者王，谋得兵胜者霸。兵法这几句话的大意是说：通晓万物本质的，可成皇业；明察治世之道的，可成帝业；懂得实行仁政的，可成王业；依靠谋略取得战争胜利的，可成霸业。很明显，这里存在四个档次，最理想的是明一的皇业，其次是察道的帝业，再次的是通德的王业，最末的才是谋得兵胜的霸业。皇业、帝业的要求太高，一般的领导人难以企及。退而求次，施行仁政，通过王道，达到王业，就不错了。至于全靠谋略战争取胜的霸业，固然也可以威风一时，但不可能保持长久，而且会落下骂名，因此，霸道从来是不被看好的。管子虽有霸王的谋略，但不想作霸王之臣，是有理论和事实根据的。

4，存亡继绝的行为，是广行仁义：管子所处的时代，王室衰落，诸侯崛起，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絶若线，到了十分危险的时候，广大人民在水深火热中过日子。出路在那里？是众多政治家、思想家都在思考的问题，也给诸侯国的争霸带来了机会。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才能利天下呢？齐桓公问管仲：吾欲行广仁大义,以利天下，奚为而可？管子说:诛暴禁非,存亡继绝,则仁广而义大矣。从这一段对话看来，齐桓公的本意是要广行仁义以利天下，挽救当时社会动荡给人民造成的苦难。管子回答得很干脆，那就诛暴禁非,存亡继绝吧！齐桓公和管子的话都很明确，针对性很强，并非空谈仁义的漂亮话。针对暴行只好动用武力，对象是暴，是非，受益者是处于绝亡困境的国家和人民。因此，决不能说他们的用意不对。也许有人会说，那只不过是口号而已。

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据《管子》霸形篇的记载是：正当齐国忙于内部经济建设，定令于百吏，使税者百一锺，孤幼不刑，泽梁时纵，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近者示之以忠信，远者示之以礼义的时候，发生了宋伐杞，狄伐邢、卫的事情。其初，桓公不救，认为彼非伐寡人之国也，伐邻国也，何必多管闲事。管子也认为不救是对的。因为在诸侯争于强的时候，若救三国，是分于强，自己也就是争强，为了避免嫌疑，故可不救。但三君既失国，当定其居。让他们有可以安身的地方。于是以车百乘，卒千人，以缘陵封杞。车百乘，卒千人，以夷仪封邢。车五百乘，卒五千人，以楚丘封卫。当这种存亡继绝的好事完成后，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左闵二年齐桓公问，下一步应该做些什么呢？管子认为诸侯贪于利，我们应该勿与分于利，不要占便宜。何不以虎皮、豹皮和花锦，派使臣出使诸侯。让诸侯仅以素帛、鹿皮回报。齐桓公说好，就这么办。于是齐令固始行于天下矣。霸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5，尊王攘夷的事实，是维护社会安宁和周天子的权威：齐国帮助杞、邢、卫三国之君恢复地位，免于灭亡之后，山戎不再南侵，但南方的楚国却又不断向北侵扰，霸形篇的记载说：此其后，楚人攻宋、郑，烧爇熯，焚郑地，使城坏者不得复筑也，屋之烧者不得复葺也，令其人有丧雌雄，居室如鸟鼠处穴，要宋田，夹塞两川，使水不得东流，东山之西水深灭垝，四百里而后可田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楚欲吞宋郑的意图十分明显，但畏齐，想拉拢齐国，不要反对它。于是派人抱其重宝币帛以事齐，桓公之左右无不受重宝币帛者，都说楚国的好话。在这样的情况下，桓公对管仲说：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将拂于道。不愿意把两国关系搞坏，不如放他一马算了。管子对曰：不可。应该看到楚国的行为，是欲以文克齐，而以武取宋郑也。如果我们听任不管，就是知失于内，兵困于外，太不明事理了，非善举也。最好的办法是：兴兵而南保护宋郑，同时下令无攻楚，与楚王相遇，提出郑城与宋水问题，楚若答应，则是接受我们的文令，楚若不答应，遂以武令之。桓公同意，于是率领八国之军，兴兵而南，与楚王遇于召陵之上，提出：毋贮粟，毋曲隄，无擅废适子，无置妾以为妻，要各诸侯国共同遵守。要楚国恢复郑城与宋水的供应。楚人不许。于是退兵七十里驻扎下来，使军人城郑南之地，立百代城焉，而楚不敢隳也。又东发宋田，夹两川，使水复东流，而楚不敢塞也。霸形管子又责问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具。是不尊重周天子的权威，在事实面前，楚王只好承认貢之不入，寡人罪也。左公四这次兴兵，并没有真正打仗，便取得了的胜利。不战而胜，再次说明尊王攘夷并非虚假的口号，而是维护政治稳定，制止社会动乱的实际需要。

6，尊王攘夷，不仅对夷狄有镇慑作用，对意欲称霸的人也有限制的意义。例如，野心勃勃屡欲问鼎的楚王，不得不有所收敛。甚至齐桓公本人在胜利面前，趾高气扬，很有称王称霸的心思，也被管仲看得一清二楚，多次加以劝阻。有史料记载说：齐桓公在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后，威望极高，周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公，特殊礼遇，要他见君不下拜。管仲就劝他不要接受，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齐桓公说我既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而中国卑我，如不接受王命，就是中国之人不尊崇乐推，使居臣位，是卑我也。管子再次劝他：昔人之受命者，河出图，雒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者，虽曰受命，无乃失诸乎！桓公惧，出见客曰，小白如果承天子之命而毋下拜，恐颠蹶于下，以为天子羞小匡，遂下拜。君还是君，臣还是臣，尊王的礼节得到了维护，确实有事实的表现，并不完全是空话。还有史料记载说，桓公旣霸诸侯，会于葵丘，而欲封禅，行天子之礼。管仲睹桓公不可穷以辞，因设之以事曰：今凤凰麒麟不来，嘉谷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鸱枭数至，而欲封禅，毋乃不可乎？于是桓公乃止。封禅再一次劝阻了齐桓公的非礼行动。

     7，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是在和平友好氛围中自然形成的：在天子致胙于桓公而不受之后，天下诸侯称顺焉。桓公忧天下诸侯，鲁发生了庆父之乱，二君被弑，国絶无后，桓公闻之使高子存之。又存邢、救卫，诸侯称仁焉，于是天下诸侯知桓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已勤也，是以诸侯之归之也，譬若市人。齐桓公的政策和策略是钧之以爱，致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既有和平的愿望，又有武力作后盾，是故天下小国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归之，喜其爱而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国诸侯之多与己也，于是又大施忠焉。可为忧者为之忧，可为谋者为之谋，可为动者为之动。又利用自己优势的经济条件，通齐国之鱼盐东莱，使关市讥而不征，廛而不税，以为诸侯之利，诸侯称寛焉。总之，经过以上多方面的政策感化，其敎大成，是故天下之于桓公，远国之民望如父母，近国之民从如流水。故行地滋远，得人弥众。是何缘故呢？不过是怀其文而畏其武，因为他杀无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圉，武事立也。定三革，偃五兵，朝服以济河，文事胜也。是故大国之君惭愧，小国诸侯附比。是故大国之君事如臣仆，小国诸侯欢如父母小匡。根本不是施展武力，发动战争，打出来的。

8，一匡天下，不是武力称霸：历史的事实是，在管子一系列和平友好政策的感召下，诸侯之君、民归之如流水。但都只是听从而已，周天子的统治没有变。是故大国之君不尊（超越天子），小国诸侯不卑（得以安位），是故大国之君不骄，小国诸侯不慑。于是列广地以益狭地，损有财以与无财，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其小人不失成命。夫如是，居处则顺，出则有成，功不称动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于天下小匡。这样的一匡天下，并非以武力压人，一统天下。请注意那个匡字，匡者救也。并无压的意思。霸者，伯也，最多最高也不过是老大哥的意思。不要一看到霸字，就误认为是称王称霸。前面说过，即或齐桓公有霸王之心，管夷吾也不是霸王之臣，他自己表白的很清楚，不应该误解。以上所述的事实，完全可以证实不应该有那样的误解。  

 一匡天下国际形势的形成，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以尊王攘夷相号召，以存亡继绝为目标，以禁暴除非为手段，以经济利益作支援，以平等互惠相礼聘，开诚布公，打消顾虑，诚信相待，达到尊重周天子、避免争霸的和平共处。有利于各国人民。如果说毕竟动用了武力，那也是王者之师，属于王道，而非霸道。《公羊传》早就说了：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絶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帖荆，以是为王者之事也。既然是正义的王者之事，就不是争霸啊，为什么还抓住不放呢！

9，后世的评介：管仲死于公元前645年，两年后齐桓公也死了。后人对他们的评价，值得注意。本文一开始，就提到孔子称赞管仲尊王攘夷的功绩，他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评介很高。明朝邱濬的《大学衍义补》认为，管仲伯者之相也。其輔桓公以兵車伯天下，是雖伯者之政，而王道亦在所取也。25属于王道。清初大儒顾炎武的《日知录》认为春秋之义，尊天王，攘戎翟，诛乱臣贼子，皆性也，皆天道也。7属于天道。直到民国时期，连横《台湾通史》还说昔者太公治齐，官山府海，以殖其利。管仲因之，齐以富强，故能霸诸侯，攘夷狄，功传数世。18是有功的，这样的军事行动不能说不好，不应该遭到非议责难。

只是由于管仲、齐桓公死后，又有一些诸侯国出来争霸，假借尊王名义，扩张自己的利益，并非真的攘夷，而是华夏诸侯国之间的内战，全凭谋略、兵胜，手段极其残酷。离王者之师甚远，毫无正义可言，因此，孟子非常感慨叹息地说：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不过，孟子这话有点以偏概全、一竿子全部打到的味道。朱熹在给这句话作注时就说：春秋每书诸侯战伐之事，必加讥贬，以着其擅兴之罪，无有以为合于义而许之者。但就中彼善于此者，则有之，如召陵之师之类是也。他并不同意孟子的看法，召陵之师就不能说是非正义之师啊！

     四、简短的结语

以上我们概略地论述了《管子》书中范围甚广的和谐理念，及其和谐治国的具体方略，确实感觉到它是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瑰宝，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借鉴的东西，认真阅读，必有好处。

但必须注意的是，任何宝贵的历史遗产都免不了有其历史的局限性，《管子》自然也不例外。他治国方略中那些和谐措施，都属于民本思想的范畴，是从君本位出发的，是要民尊君，为君服务。这里无需多说。它与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思想有本质的不同，我们提倡的和谐，是以人为本，从民本位出发，公务员要为人民服务。两种和谐的性质和目的是不同的。后来居上，社会主义文化比传统文化必然更高。我们研究《管子》的和谐思想，是要继承其精华，遗弃其糟粕，把其中优秀的东西继承下来，加以改造，为我服务，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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