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耒 及 其《读 管 子》诗

来源：刘国旗    时间：2020/5/8 16:25:36

张 耒 及 其《读 管 子》诗 

   戴 立 轩

张耒（1054-1114），字文潜，号柯山，因曾担任过起居舍人，人称张右史。晚年居陈（今河南淮阳），因陈地古名宛丘，又称宛丘先生。祖籍亳州谯县（今安徽亳州市），生长于楚州淮阴（今江苏清江市）。张耒出生于普通仕宦之家，父、祖的官职都不是很高。他的外祖父名叫李宗易，陈州（宛丘）人，宋真宗天禧三年进士，曾担任过尚书屯田员外郎，知光化军，官至太常少卿。因为外祖家的缘故，张耒十七、八岁时游学于陈，结识在陈州为学官的苏辙，从苏辙学习，为苏辙所赏识，而成为苏轼的门下，与晁补之、黄庭坚、秦观一起被成为苏门四学士。北宋时期党争严酷，张耒与苏氏兄弟关系密切，这便注定了张耒命运多舛，仕途坎坷。张耒自幼聪颖，《宋史》称其笔力雄健，十三岁能文，十七时作《函关赋》， 已传人口。二十岁时（神宗熙宁六年，公元1073）策名进士，次年任临淮主薄。熙宁九年，父亲去世。丁忧之后，张耒任洛阳寿安县尉。任满后在洛阳、陈州闲居。元丰七年（1084）任咸平县丞。哲宗元祐元年（1086），经大臣范纯仁推荐，于是年冬参加学士院的考试，被任命为秘书省正字，历任著作佐郎、秘书丞、著作郎、史馆检讨等职。绍圣初（1094），改任起居舍人。张耒初登仕途，正是王安石实施变法的时候。苏轼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对之后司马光主政时尽废新法的做法有不同看法，因而连续受到政治迫害，先后被贬到黄州、惠州、儋州。张耒行其师其道，治其师之言，自然也不能幸免，在朝内一再遭受弹劾，不得不请求外任。绍圣元年（1094）四月，张耒以直龙图阁的身份知润州，数月后又改任宣州。绍圣三年，到京明道宫任职。绍圣四年二月，贬监黄州酒税。元符二年（1099）秋贬为复州监酒。元符三年春任黄州通判，七月改任兖州知州，三个月后回京都任太常少卿。任职不到半年，建中靖国元年（1101）入夏，即离京被任命为颍州（今安徽阜阳市）知州。这年七月，苏轼病逝于常州。张耒闻讯悲痛欲绝，自己出资在荐福寺请僧众做修供、悼念活动，饭僧缟素而哭，以表达对尊师的哀思。因此又被诟病，被调往亳州主管明道宫，接着，责授房州别驾，黄州安置。崇宁五年（1106）元月，宋政府毁奸党碑，除奸党之禁，张耒被恢复为承议郎的身份，回淮阴居住。大观二年（1108），宋徽宗大赦天下，张耒到陈州闲居。大观四年诏监陈州南岳庙，主管崇福宫。这是他仕途的最后一任 ，此后生活便失去了依靠，衣食无着，贫病交加，政和四年（1114）去世，享年六十一岁。

张耒是当时比较有影响的学者和诗人。张耒的诗文集在其生前就已传世。主要著作《宛丘集》、《鸿轩集》、《柯山集》、《张龙阁集》、《张右史集》、《谯君先生集》等从南宋时期开始以多种版本流传。张耒写有2200多首诗词和300多篇散文。在诸多诗词中，有一首《读管子》（《张耒集》卷十一）。张耒在这首诗中以诚挚的感情表现了对管子的理性思考，其诗云：

   夷吾相桓公，岂复偶际会。

   观其平生心，身已有所委。

   天方困生民，吊伐实在己。

   求居寓所欲，纠与白等耳。

   堂堂东海邦，内政谨疆理。

   南荆北达燕，玉币走千里。

   仲尼免左衽，自以身受赐。

   孟轲圣之偶，非薄良有谓。

   彼狂后世儒，诋毁恣轻议。

   嗟哉不量分，讵解圣贤意？

   区区彼商鞅，操术良非是。

   为發昧所从，以身受其幣。

诗的大意是：管子辅佐齐桓公，当是他顺应实现抱负的大好机遇。观察他一生的心志和行事，就可以看出他早已确立了自己的人生定位。面对当时生灵涂炭的局势，去抚慰百姓、惩罚犯罪，他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在公子纠和小白等人中寻求谁可以接替君位，这件事就寄托着他的志向。在国内他注重整饬强化治理以至于国力强大政治安定，使齐国成为堂堂东海之邦。往南讨伐楚国往北到达燕国以抵御外族入侵，祭祀太庙用的玉璧流传天下。孔子认为没有被外族统治，是管子给予的恩惠。同是圣人的孟子，他不是轻视管子而确实是另有见解。那些狂妄的后儒们，指责毁谤肆意鄙薄议论管子。哎呀太自不量力了，难道他们真正理解圣贤们的思想吗？那个自以为是的商鞅，他所施行的霸术更是与管子相悖。他制定的法律相互 矛盾晦暗不清使人无所适从，以至于自己也身受其害。

在这首诗中，张耒对于管子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管子的言行事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同时驳斥了后世一些儒士们对管子的曲解。从而表现了张耒建立功业、治国平天下的胸怀。

第一，张耒认为管子志向高远，把救民于水火看成是历史赋予自己的责任。张耒的看法是有道理的。管子当时所处的时代，周室衰微，诸侯混战，外狄入侵，战争频仍，民不聊生，苦不堪言。管子早就有了拯世救民的强烈愿望。当初管子和鲍叔牙到齐国以后，分别被指派辅佐公子纠和小白。鲍叔曾因小白接替君位的可能性不大而不愿接受任命，管子劝说鲍叔去全心全意尽职尽责地履职，并相互承诺，以后不管是公子纠或小白当上国君，都要相互推荐。这说明管子是在积极寻找救国救民的机遇，不管是谁当上国君用他为相，他都不会是为一己之私，而是要在这个平台上施展才华，实现理想。所以，当齐桓公拜他为相的时候，他一再坚持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在齐桓公应诺之后他才今日君成霸， 臣贪承命趋立于相位（《管子·大匡》）。夷吾相桓公，岂复偶际会，对于管子来说，他追求了很久，终于有了机遇。他之所以这样做，是顺应历史潮流。张耒的看法是中肯的。张耒在诗中明显地表露了他希望也有管子那样的机遇。在张耒的诗集中，他用大量诗篇反复展现自己渴望建功立业、报效朝廷的理想抱负，表达自己渴望得到朝廷重用的心愿，对未来的热情和希望，以及实现理想抱负的坚定信念（湛芬：《张耒学术文化思想与创作》第194页）。可是，当时的大宋朝积贫积弱，上层社会苟且偷安、醉生梦死，面对外族入侵只是重贿结欢一味姑息，同时千方百计搜刮民脂民膏，以至于民怨沸腾，危机四伏。张耒四十一岁以后因坐党籍接连遭受贬谪，先后到过十多个州县，有时生活甚为凄苦。但他始终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对民生给予热情的关注和同情。壮志难酬，张耒只能是以诗消愁，抚案自叹。

第二，张耒充分肯定了管子的历史功绩。他认为，在国内，管子注重国力的提升和政治上的安定，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一时间齐国大治，国力大增，使齐国很快成为屹立于东海之滨的堂堂大国。在国外，南荆北达燕，南荆，指的是齐桓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59年），楚国出兵进犯郑国。齐国与诸侯国约定共同抗楚救郑，齐国和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组成联军南下，首先一举消灭蔡国，直指楚国。楚国迫于压力，撤退军队。北达燕，指的是齐桓公二十二年（前664年），中原北方山戎统兵攻打燕国，燕国告急于齐桓公。管子劝告桓公给予支援，指出南有楚国，北有山戎，西有狄，都是中原诸国的祸患。燕国被犯，应当讨伐。齐桓公遂举兵救燕。齐军与燕军合兵一处，北出蓟门关，杀得山戎兵将落荒而逃，又北上消灭了孤竹、令支等国，辟地500里，全胜而归。玉币走千里，指的是《管子·轻重丁》中所说的石璧谋。齐桓公想去朝拜周天子，缺少足够的费用，管子出主意在阴里这个地方筑城，让工匠在城中大量雕刻菑石，制成规格不同的石璧，并规定为不同的价格。当石璧有了一定的数量后，管子就先行去朝见周天子，说齐桓公准备率领各国诸侯来朝拜先王宗庙，到朝廷观礼。并请周天子下令，来观礼的各国诸侯，都必须带有石璧，否则一律不准入朝。这个命令一下，各国诸侯就纷纷用黄金、珠玉、布帛、粮食等，到齐国来换取石璧，石璧流传天下，天下财物流入齐国。齐国因此连续八年没有向百姓征收赋税。管子相齐四十一年，使齐国成为春秋首霸。管子的功勋彪炳史册。可惜张耒时的大宋，内外交困，民不堪命，危机加深，矛盾重重。张耒在这里歌颂管子的功绩，实是借古喻今，表达自己的忧国忧民之情。

   第三，张耒在诗中驳斥了一些儒士们对管子的曲解。孔子许管子为仁，因为管子的赐予，才免予被发左衽。张耒认为，孟子的某些说道，不是轻看管子，确实是另有诉求。苏轼也有类似的看法，苏轼说：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孟子盖过矣。孟子认为管子执政四十多年，桓公对他又十分信任，他完全可以佐桓公王天下，不应该仅止于称霸诸侯。在张耒看来，这不等于是否定管子的功绩。尊王道黜霸道是孟子一生的追求，他因崇尚王道而对霸道一概排斥。孟子只是不屑于谈霸道罢了。实际上，桓管霸业依靠的并不全是武力征伐，同时是靠德、礼、忠信来实现的，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而且，当时齐国称霸诸侯的所作所为与孟子所表述的霸术是很不相同的。孔子和孟子都是生于乱世而热心救世的人 。孔子一生奔走呼号，为了政治理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孟子出齐入宋，从鲁国又奔向梁国，倡导王道仁政，希望以自己的努力，匡救天下，他们坚韧执着的追求，是以天下为己任，是在于治国平天下。从这个层面来看，孔、孟与管子相桓公霸诸侯的初衷是一致的。张耒之所以认为一些儒士们未能真正理解圣人的思想，可能是因为他们没能站在这个高度来理解管子，理解孔孟的言论，特别是没能理解孔子许管子为仁的深刻含义，也就误解了管子，曲解了管子。张耒提出仁应以济物为本，他说：昔孔子论令尹子文，陈文子，皆以清忠与之，而不与之仁。管子之德不及二子远矣，而以仁与之，何也？夫仁之为道虽大，然其实以济物为本。济物之事，非一善可以当之，必其才德为世所赖。得我则存，非我则亡，我之所 在，家安而国治。（《张耒集·王郑何论》）在张耒看来，仁的核心在于天下被其福，内以修身在于外以治人，不能只是一味地津津乐道于自身修养，要能造福于国家，造福于百姓。所以他批评今儒者之所学，古太史之流，而非世之所急（《张耒集·送秦觏从苏杭州所学序》）。他认为当时的所谓儒者学非所用，于世无补。无力回天，却诋毁贬低管子的丰功伟绩，这就难怪张耒斥责他们嗟哉不量分&了。张耒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人，学以致用，是他一生的追求的目标。另外，张耒和苏辙一样，也认为管子的私德不是很好，历史上还有一些人有这样的看法，这个问题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                                        

第四，张耒在诗中认为，商鞅所操持的权术，与管子的做法是不同的。张耒反对一味以严刑苛法控制百姓，他主张悯刑。他认为，治理国家需要适度的刑罚，但不能只用刑罚控制人民，扼杀人心。严刑苛法只治表不治本，就像秦之治国，最后必然导致矛盾激化而分崩离析。张耒非常不赞同商鞅的作为，他有一篇《商君论》，是专说商鞅的。他明确地指出：商君之术，是亡国之术也，许多人认为是商鞅之法使得秦国兴起，他反而认为是秦之所由亡也。应该说张耒的学术思想有独到之处。他认为商鞅急功近利，深刑痛罚，结果是民心日离，国破家亡。张耒的诗文中常常表现出对国计民生的强烈关注，他认为适度的刑罚是必要的，但反对强暴服民，主张统治者要尊重民众的意愿，要注重百姓的利益，关注民生 疾苦，体现了浓厚的民本观念，这与管子以人为本的思想是一致的。管子在致力于富国强兵的同时，以民为天，制定了一些利民的政策，这也应该是他认为管子区别于商鞅的地方。张耒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个基层官吏，能执着地把国计民生放在心上，关心百姓的苦乐，这正是他难能可贵的地方。张耒的这首《读管子》诗，也表达了这种情怀。                                       

张耒在颍州任知州的时间只有半年，也写下了一些有关颍州的诗，其中一首题为《美哉》（《张耒集》卷十三）的七言诗，很是表现了他对颍州风物的赞美和他当时的心情。其诗云：

       美哉洋洋清颍尾，西通天邑无千里。                                                

       舸鸼大艑起危樯，淮颍耕田岁收米。                                                   

       茫茫陂泽带平原，古时沟涧还相连。                              

       昔人屯田戍兵处，今人阡陌连丘墓。                                

       今年雨足种麦多，北风吹叶鸣空柯。

       高城回望郁嵯峨，丰年闾井闻笙歌。

       河边古堤多老柳，去马回船一回首。

       百年去住不由人，岁暮天寒聊饮酒。

   （作者为安徽省阜阳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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