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政、四维、孝悌 ——管子“一匡天下”三大基础工程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19/10/21 16:30:20
地政、四维、孝悌
——管子“一匡天下”三大基础工程
周怀宇
内容提要：地政、四维、孝悌，是管子相齐的三大新政。这三项新政，不惟功在齐国，也惠及全社会全天下。
地政，是经济领域土地制度重建，涉及土壤研究、土地调查、土地分配、赋税新规等，是牵动很多社会问题的重大而又复杂的改革，是经济基础领域的系统工程。
四维，是思想领域的意识形态重建，涉及原有意识形态的扬弃。精辟提出了新的意识形态，即礼义廉耻，藉以重塑社会转型时期相适应的思想风貌，是一项重塑社会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工程。
孝悌，是社会基本经济体“家庭”的构建，涉及家庭成员构成、伦理秩序、家规家风、责任义务等，是一项社会基本经济细胞体的创造工程。
简而言之，即是“治地”、“治人”、“治家”三大系统工程。具有战略意义，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带全局性、根本性、长远性的问题。
春秋时期，是夏商周以来社会历史发展进入最好时期。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强烈要求相适应的社会条件。管子三大新政，正是在经济基础、意识形态、社会经济体方面大幅度创新，精准捕捉了那个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顺应矛盾规律，扫除了社会发展的障碍，改善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人类命运，引领全社会发展，成为真正“一匡天下”真正内涵。
关键词： 《管子》 一匡天下 地政 四维 孝悌
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社会主要矛盾，决定全社会、全天下的人类命运。认识社会主要矛盾，顺应矛盾规律，实时制定相适应的积极措施，就能够促进社会发展，引领全社会全天下改善人类命运。管子那个时代，把引领社会前进与发展，称之为“一匡天下”。
管子相齐42年，历史贡献很多。“一匡天下”是其远大政治理想。《管子·地员》篇，开篇云：“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说明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和“匡天下”的远大目标相联系。哪怕提出一项新的长度单位“施”，也和“匡天下”之伟业相联系。
管子和桓公讨论帝、王、霸三种政治模式，实际上是引导桓公把“一匡天下”作为最高政治理想。而管子一生，即是着眼于最高理想，辅佐桓公“匡天下”。
“匡天下”，不是“霸天下”，而是立足全局，长远、根本利益，治理社会。
春秋时期，社会经济文化长足进步，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这一新的历史特征，要求有相适应的社会条件，包含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乃至社会基本经济体等各个方面作出新的调整和改革，达到“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尤其是带有全局、长远、根本性的社会矛盾，需要及时认识和揭示，并作出迅速改革，以满足社会迅猛发展的势头。
管子立足齐国，以齐国为平台，实施各种改革。其中有三项改革“地政”“四维”和“孝悌”，是事关全局、长远、根本利益的改革。管子成功地实施于社会实践，引领齐国顺利过渡到新的历史时期。春秋时期，正是诸侯国之间相互交流的活跃时期，各个诸侯国相互沟通、联合成为常态。任何一个诸侯国，都不能够脱离全社会而独善其身。齐国改革的成功，为那个时代全社会作出垂范，这之后，各个诸侯国都相继效仿，为管子的三项改革注入了“一匡天下”意义，带来了中华民族的发展，改善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
一、地政：经济基础领域改革工程
管子“匡天下”思想，始于经略土地。《管子·地政》篇曰：“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政不正，则事不可理也。”管子实施这一工程，内容包括土壤分析研究，全国土地调查；在土地分配中，按照土壤质量与数量相互调剂，公正分配；相地而衰征，按照土地质量实施有差别的赋税制度。这是一个系统的改革工程。其中每一项子工程，都需要改变原有的社会秩序。
《管子·地员》篇，即是管子专门研究“土地”的基础工程。也就是这一篇，管子开篇即曰：“夫管仲之匡天下也”，标明了这工程的宏旨。只有完成了这一工程，才有可能实施“公正”的土地分配与赋税改革。
1、《地员》，土壤研究与土地普查
土地问题，是“正政”的根本，即是“匡天下”大业的重要起点。《地员》主旨就是土地，通篇都是论述土地问题。这是管仲“匡天下”思想的起点，也是“匡天下”思想的立足点。
管子“地员论”中，深刻揭示了土壤生态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阐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土壤生态学概念，构建了专门评估土壤优劣的标准——“二十施指针”，辨认了全国90个土壤品种。“地员论”问世，很快应用于社会实践，转化为制定新的土地、人口、赋税、城邑规划政策提供了理论引导和数据支撑，齐国国力迅猛提升。
“地员论”的形成，继承了历史上积累的“辨土”知识，吸纳了同时期诸侯国“辨土”的经验，坚持了艰辛的土地研究与考查，其历史价值、学术地位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第一个土壤生态学理论；第一个生态文明理念的土壤标准；第一个生态文明治国的实践。《地员》成为中国最早的土壤生态学经典文献，在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
（1）“地员论”主要内容
《管子·地员》提出了一个新的学术命题“地员”，其研究对象是土壤，内容含盖土壤结构、草木植被、粮食作物、环境位置、水源水质、人体健康等要素；其主要任务是揭示土壤生态规律及其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其理论内涵十分丰富，有很多新的创造，提出了 “其施七尺”、“地员”、“立后”、“手实”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学术新概念，阐述了崭新的土壤生态理论体系。
地员论最突出的学术成果有三：构建了“二十施”土壤指针；制定了五种特殊土壤指针；辨认“九州之土”90种。《管子·地员》篇，全文2401言（不含标点），即是这三项重大学术成果的记录，这是中华文明史的宝贵结晶。
（2）《地员》诞生的背景
地员论之所以诞生，有多方面历史条件。从学术源流看，继承了周王朝长期积累的辨土之术；吸纳了同时期诸侯国的土壤资料；从社会背景看，土地制度变革成为历史潮流。
地员论问世之前，关于土壤的研究与考查，已经有了较为丰厚的积累。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上长期土壤研究的积累；二借鉴同时期各诸侯国土壤资料。
中国具有悠久的农业史，土壤的考查和研究起源很早。《尚书•禹贡》，划分全国为九州，记录了各个区域的土壤。《禹贡》冀州之域，“厥土惟白壤”，扬州之域，“厥土惟涂泥”，即是关于今河北和江淮一带土壤的记载。《周礼》，亦称《周官》等文献亦有很多记载。《周官•职方》和《周官•地官•大司徒》等篇， 记载了管理土地的官员：
大司徒，佐王管理全国土地、地图和人口。
大司徒之下，建置四个部门：即土会、土宜、土均、土圭之官，各有职责。
土会之官，掌“土会之法，辨五地之物生。”其中“五地”，指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种土地。需要统计土地多少和生物生长的特性。
土宜之官，掌“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即管理人民居住的生活环境，辨明12种土壤，考察12种土壤上的生物，包含动植物。
土均之官，掌“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职，以令地贡，以敛财赋，以均齐天下之政。”郑玄注，均，平也；地贡，贡地所生，谓九谷。
土圭之官，掌“土圭之法，測土深。”
《周官•职方》篇记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榖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
周王朝建立了“朝觐”和“贡赋”制度，为全国土壤和生态信息提供了交流的渠道。各个诸侯国，每年春秋两次入京述职。春曰“朝”，秋曰“觐”。《礼记•乐记》记载：“朝觐，然后诸侯知所以臣。”贡赋制度，是诸侯国向天子进贡本地物产。这两项制度，包含各地土壤的重要信息。为地员论收集“九州之土”的土壤、生态、作物，人寿等信息提供了学术来源。
周王朝的土会、土宜、土均、土圭四官，专门负责“统计土地”、“记录物产”、“调查粮食作物”、“制定贡赋”、“丈量土地”等，留有宝贵的档案，为管子地员论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地员论正是在相关资料丰厚积累的基础上，向前大大跨越了一步，提出“地员”的新概念，这是超越“土壤学”，跨越“生态学”的概念。虽然当时尚没有“生态”的名词，其内涵已经迈入“生态学”了。
明代学人评价：“《管子•地员》之篇，百谷草木果蔬之属，无微不具，所以辨水土之性，观万货之原，以为斯民衣食之基本也。” 清代学人曰：“《管子•地员》篇有赤垆、黄唐、黑埴、青商、白壤之名，皆祖述禹贡之遗意也。” 明清学者的评价，梳理了“地员论”的学术源流，也评价了“地员论”理论的突破与进步。
朝觐，是诸侯朝拜天子制度；聘享，是诸侯互相访问的制度。诸侯国相互之间的访问，有很多主题，如诸侯之丧，士吊，大夫送葬、诞辰庆贺等， 形式多样，或国君会盟，或相互派遣使节。这一制度有利于互相交流，互通有无，互惠互助。
管子相齐，充分利用这一制度，促进诸侯国联盟，加强相互交流。据《小匡》篇记载，管子任用贤臣隰朋为“行人”，主管外交事务，积极通使各诸侯国。他们派遣曹孙宿通使楚国，商容通使宋国，季友通使鲁国，徐开封通使卫国，匽尚通使燕国，审友通使晋国。又派出“游士八千人”，遍访各诸侯国，供给他们车马衣裘，多带物资粮食，多带财币，交结四方。
“游士八千人”的使节队伍，历史上绝无仅有，仅见于管子执政的大规模使节访问。《管子•小匡》记载，齐国使节，主要使命有三：其一，“收求天下之贤士”，为齐国招聘贤才；其二，“鬻之诸侯”，加强友好往来与贸易，甚至直接签约贸易；其三，所到之国，需“观其上下之所贵好，择其沈乱者而先政之。”亦即考察各国国情，为齐国提供外交决策。所谓“观其上下”，包罗内容广泛，包括考察各国土地资源，采集土壤资料，为地员论提供情报。
春秋初期的齐国，面临重大的社会变革问题，土地制度出现深刻矛盾。这不仅仅是齐国，而是全社会的问题，是那个时代的问题，经济基础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管子执政，积极应对土地矛盾的风口，举全国之力，开展地员论研究，正是顺应时代为迎接齐国土地制度的复杂变革作出积极准备。
早在周厉王时期，就已经遇到了土地制度的尖锐矛盾。厉王变革，《国语•周语》云：“厉始革典”。革典，就是革“籍田”之典，质言之，废除公田。
厉王“革典”，遭遇保守势力激烈反对，发生了“国人暴动”，以失败而告终。
宣王继位，坚持厉王改革路线，推行“不籍千亩”、“料民于太原”等重大土地改革。同样遇到阻力，宣王不惜动用武力，平息了矛盾冲突，稍稍前进一步。
宣王之后，一直到东周襄王，不断发生土地问题争端，土地所有制的矛盾日趋尖锐。齐桓公、管仲正处于周襄王时期，管仲历时19年，完成地员论，施之于政。齐桓公十九年（公元前668年）采纳管子建议，推行“相地而衰征”的土地政策，重新分配土地，平稳实施土地改革。 其后，晋国于晋惠公六年（公元前645年）“作爰田”， “案田而税”；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实施“初税亩”，“履亩而税”。此后，楚、秦、郑等国也实施类似改革。楚国“量入修赋” 、秦国“为户籍”， 形成了历史大势。
（3）“地员论”历史价值
在中国生态文明史上，地员论的学术价值和历史地位不可低估，它揭橥生态文明，创造了三个世界第一。
第一个提出土壤生态理论。地员论是一个新理论，是历史上首次阐述土壤生态理论。
“地员”一词，始出《管子》，也仅见于《管子》，体现了学术上的独创性。“地员论”之前，反映土壤研究的历史，在《禹贡》、《周官》等文献有一些记载，没有上升为理论。《禹贡》九州之土及其物产记载，旨在“随山刋木”，明确九州分界和贡赋；《周礼•大司徒》有一些土壤记载，旨在建置管理机构和规定官员职责。继之乃是《地员》，系统论述了土壤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很多专有学术概念，总结了土壤与生物环境的内在规律，界定了土壤标准，评估了土壤等级，尤其是90种“九州之土”和“二十施”指针，不仅收获重大成果，而且转化到社会实践，成为治国之利器。地员论在历史上同类文献中，被视为“辨水土之性”的土壤学里程碑。历代农学、尔雅类百科、政书、类书、丛书中被广泛收录、摘引。晋郭璞注《尔雅》、宋邢昺疏《尔雅》、宋王应麟《困学纪闻》、《玉海》、宋李昉《太平御览》、明徐光启《农政全书》、明人编纂《古微书》、明方以智撰《通雅》、明唐顺之撰《稗编》、明陈士元《论语类考》乃至《四库全书》等，均收入或者引论《地员》。
第一个测试生态文明的土壤标准。
地员论在土壤研究方面，构建了土壤评估的多种模式，制定了系统的土壤标准；依据数据，评估土壤优劣，排列土壤等次。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研究性评估，创造了中国土壤评估的开端。用当代评估学的视野考察，地员论的土壤评估，有很多特色，也其很多积极意义。其一，评估形式多样性。构建了多种评估模式，架构庞大而又内涵清晰。其二，自成评估系统。“九州之土”90种，基本上包含全国土壤类型，依据地形、特性、生态环境、人土关系等，细化土壤鉴别标准，排列优劣等次。制定了评估指标16项，90种土壤，累计完成1440项评估标准。上述各种列表，可窥评估系统之一斑。有些列表有很多栏目是“空缺”，这是评估的终端形式，是评估之后的一种结论。其三，指标明确操作简便。地员论制定土壤标准的终端成果简明扼要，检测土壤十分方便。例如“二十施”和“五种特殊土壤”指针，指标清晰，逐项对照，即可获得结论。在社会实践中，各行各业都离不开土地资源，各方面对于土地资源的需求不一样，需求土地的种类也不一样。在当时土地国有制的背景下，土地使用权的分配越公正，越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越有利于充分开发土地资源，促进经济繁荣。
第一个重视生态文明的治国实践。地员论，是体现生态文明的理论文献。管子举全国之力，完成了这一理论创造，并且依据这一理论制定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深化国家政治、经济改革，推动社会发展。也推进了历史上生态文明的进程。从科学发展观看，这也标志了历史上唯物论的思想路线取得了重大进步。
2、《地政》，“地员论”向实践转化
地员论诞生以后，齐国公布于世，学术成果为社会各界所应用，成为国家以及各个部门制定各种政策的理论依据。在土地分配、调整赋税、规划封国、城邑建置、开发山海、乃至调整经济结构等社会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土地改革、城邑建设、新的经济开发，即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举其要者，考论于次。
（1）“相地而衰征”
“相地而衰征”，是《管子》提出的赋税制度。核心内容是区别土地美恶，实施有差别的土地分配和征收赋税。
这是一项新的土地政策和赋税政策，始于齐国，乃管仲顺时应变的土地改革举措。
实施“相地而衰征”，其关键是“相地”，即区分土壤优劣，实施公正的土地分配。地员论完成了“相地”的学术研究，初步解决了这一关键性问题，推动这一政策顺利实施。
第一，指导“相壤宜”。
所谓“相壤宜”，即因地制宜开垦、种植或开发。《管子·山国轨》篇，列举了多种土壤加以说明，“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渐泽之壤，有水潦鱼鳖之壤。”这“四壤”各有不同的特性，有适宜生长莞蒲的藻泽地，有适宜生长竹箭檀柘的山地，有低下可以蓄水的涝洼地，有适宜生长鱼鳖的池塘，结合土地资源的特点，分别加以利用，深化经济开发。
管子地员论确立了“相壤宜”的土地开发战略，这是尊重土地特点和自然规律的进步思想。
第二，支撑“地均”政策
“地均以实数”，这是《管子·乘马》篇记载的一项土地改革政策。何谓“地均”？何谓“实数”？先说明实数。就是核实可耕地的数量、瘠沃等，包含生态状况。在“实数”的基础上，根据土壤级别折算。经过折算，分配耕种土地。这才是“地均”。如何折算，这同样是一件难事，地员论解决了这一疑难。
第三，“轻征”赋税
“相地而衰征”，是普遍性的赋税政策，对于特殊土壤，需要减轻赋税，称之为“轻征”，是相应的惠民政策。《乘马》篇曰：“十仞见水不大潦，五尺见水不大旱。十一仞见水轻征，十分去二三，二则去三四，四则去四，五则去半，比之於山。”由上而知，地下十一仞见水的田地易旱，应减轻租税十分之二三，十二仞见水的减轻十分之三四，十四仞见水的减轻十分之四，十五仞见水的减去一半。征税减免细则，其理论依据即是地员论，增强了赋税的公正性。
（2）引领城邑建置
“地之守在城”，这是管子的战略思想。其核心内容，建置城邑，构建经济文化中心，推进土地开发。其实质是推进城镇化。
春秋时代，衡量国力大小，往往考量城池多少。两国交兵，胜负也以攻城夺邑多少为标志。管子依据地员论，制定一系列土地政策，推进城邑建置。
其一，“均地”引领城邑建置
《权修》篇阐述了建置城邑的思想，曰：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则城不固。
精辟论述了“土地”、“人口”和“城池”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在这一思想支配下，制定了相关的土地、人口政策，推进城邑建置。其中关于城邑建置的土地划分，《乘马》篇提出了具体政策，曰：
上地方八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与下地方百二十里，通于中地方百里。
上述关于封邑占有土地的分配数据和土地级别之间的比例，即是一项规划城邑建置的“均地”政策。
这一政策中，有“上地”、“中地”、“下地”，依据土地级别，授予土地，建置封国国都、都邑、卿大夫士的采邑等等。国家授予土地，必然会遇到土地优劣，实施“均地”政策，用加减土地面积来调节土地优劣，趋于相对公平，鼓励封国、采邑的积极性，加速城邑建置的进程。
其二，优化城邑选址
建置城邑，如何选址？地员论为选择城邑建置的地理位置，提供了很多值得参考的指标，启迪和普及了居住环境与人寿关系的认识。在“三土”分类和“二十施”指针中，即有生态环境与人寿关系的论断。依据上表，略择几例如下：
五施之地，“其水仓，其民强”；
四施之地，“其水白而甘，其民寿”；
五粟土，“寡疾难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黄白，其人夷姤。”
五沃土，“其人坚劲，寡有疥骚，终无痟酲（xiāo chéng，头痛眩晕）。”
五位土，“其人轻直，省事少食。”
上述记载，体现了对于环境与人寿关系的认识，启迪了人的“生态”意识，指导人们选择居住环境；这一意识，也转化为各级封邑主选址的自觉行为。《立国》篇记载了一份城邑选址的文件，其文曰：
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其含义是凡营建都城，应该注意选址。一般建在大山下，或者大河旁。城址高度不可高到遭受干旱，要有充足的水源；低不可低到太接近河流，这样可以节省防水沟堤的费用。构建城郭，因地制宜，利用自然资源，凭借地势，不必拘于方圆规矩，道路也不必拘于平直。以上三言两语，表述了关注生态环境的选址思想。《度地》篇，又有进一步论述，曰：
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
上述城邑选址的思路，鲜明体现了重视生态环境的观念，而这正是地员论在社会实践的深刻影响。
其三，加速了城邑建置进程
燕昭王时期，乐毅“攻齐，下七十余城。”（《战国策》卷30）反映了齐国拥有城邑的数量，这在诸侯国中，名列前茅。这虽然是战国时期的历史，这一历史事件，透露了一个信息，海岱之间，这70多座城池的建置，正是管仲推行城邑建置思想路线的结果。管仲时代，齐国城邑建置，“国”之下有“都”、“州”、“术”等，《管子·度地》篇，曰：“百家为里，里十为术，术十为州，州十为都，都十为霸国。”
各级城邑建置，不仅加快城邑发育发展的速度，客观上也扩大了土地开垦与开发，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3）引导经济结构调整
地员论指示了很多土地不适宜农业生产，辩证启迪了其它经济开发的用途。
“官天財”，这是管子独创的学术命题，提出了开发天然资源的新思路，如山林、海洋、河流、湖泊、矿藏等。
《管子·山国轨》篇论曰：“轨守其时，有官天财。”春秋时期，社会变革，经济转型，开发新的经济资源，对于不能够生产粮食的土地，制定“官天财”、“官山海”的开发政策，组织百姓投入山海经济的宏大事业，这是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山至数》篇论曰：“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含义是国家有山，山中产铜，可用铜铸造钱币。《地数》篇论曰：
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苟山之见其荣者，君谨封而祭之。
《地数》篇又论曰：出铜之山467，出铁之山3609。这些信息和数据，正是来源与地员论“五种特殊土壤”的开发和利用。
二、四维，以礼为纲重塑道德工程
四维论，是管子遴选“礼义廉耻”四种传统文化，深化阐述其内涵、意义、主旨，藉以确立治国的思想文化纲领。管子又创建了孝文化理论，简称“孝论”，贯通四维论，融合四维文化，促进孝文化发展。四维文化凭借孝文化渠道走进千家万户，传播全社会。
管子四维论，没有简单重复历史上的四维文化原典，而是在新形势下，阐述四维文化的核心价值、治国意义。四维论含盖两大理论构成，即“国之四维”与“民之四维”。国之四维，鲜明提出“守国之度，在饰四维”，是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利器。失之，国家就会“倾”、“危”、“覆”、“灭”；民之四维，关系到国之四维能否纲举目张。
管子孝论，总结了历史上的孝文化，第一次系统梳理了孝文化的历史起源、阐述了社会各类群体人物的伦理关系、相互义务和责任；论述了孝文化与时俱进的历史特点，从而揭示了孝文化的历史规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孝论，表现了执政者“治家”战略，中国的“家文化”由此走进政坛。
管子在孝论中，引入了四维论的原则思想，充实丰富了孝论的内涵，提升了社会各类人物群体伦理关系的品质和社会意义。管子进一步实施“引孝入政”战略，四维文化凭借孝文化广阔平台，有效贯彻到社会基层，成为巩固政权、整齐社会风俗的指导思想。
“四维论”和“孝论”，二者互为依存，形成合璧，藉以重塑齐国意识形态，修复和振兴东周王朝“礼崩乐坏”的衰微局面，促进社会发展。这两个理论，究其学术价值，不惟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其历史影响十分深远，学界已经有很多总结。但是，两论的创新性所表现的前瞻性，尚值得进一步探讨。今考察历史背景，提出几点新的认识。
1、遴选四维是道德创新
管子遴选“礼义廉耻”四种文化，阐述四维论，这是一个新鲜理论，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前瞻性，也有改造意识形态的社会应用价值。
（1）四维的文化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厚重，种类繁富，礼义廉耻，是其中一部分。管子从繁富的传统文化中遴选这四维，具有十分独特的眼光。
礼维，居于四维之首，礼，就是《周礼》，是周王朝的国家模型，形成于周初，周初几代建国者智慧和心血的结晶。其中包含汲取夏商王朝的历史文化。迄至齐桓公，《周礼》经过西周二百多年以及东周以来的历史检验，这个政治模型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这时期的《周礼》已经被历史接受，形成了“礼”文化，深入民心。《周礼》中“六官”，被冠名“天地春夏秋冬（工）”，即表达了一种历史象征，象征自然界“天地四时”一样永恒。这不仅反映了民心，也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发展趋势。
义维，为维护礼维阐述了相应的精神道德。礼与义，成为不可分隔的连体文化。后人常常礼义并称。管子遴选“礼”和“义”，首要宗旨是从思想上弘扬礼文化，维护中华民族创造的瑰宝——礼制。从精神文化层面，提出“礼义”命题，为鼎力维护政治体制确立了指导思想和政治原则。
廉维和耻维，这是管子提出的新型社会价值观，前所未有。《周礼》中有“六廉”条例，藉以考察官员“六计”，即六个方面的政绩，曰“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可窥周王朝管理官员之一斑。管子提取“六廉”之义，提升为四维之一，这是管子汲取传统文化而作发挥，突出了“廉”的文化内涵，激励社会弘扬“善、能、敬、正、法、辨”的文化精神，藉以塑造新的社会价值观。管子又借“圣王”之口，提出：“废上之法制者，必负以耻。”《《管子·法禁》，下引《管子》之文，仅注篇名）。管子这里提出的“上之法制”，就是“礼制”，或可视为礼法，就是周王朝正在通行的政治制度。管子视礼制为最高政治原则，并以这个原则，划定了“耻”的界限，谁破坏“上之法制”，就是耻辱。谁懂得维护“上之法制”，就是“知立君之道，以为国本。”（《法禁》）这是知“耻”。在这个原则下，每个人各尽其能，“不‘能’其事而失其职者，必使有耻。”管子进一步举起圣王旗帜，指出，“圣王之教民也，以仁错（同措）之，以耻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法禁》）由上而知，管子阐述的“耻”文化，适用于万民，既确定了耻的礼制原则，也确定了耻的普遍性内涵，即要求人人“修其能”，激励所有人在自己的行业中，“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
管子关于廉耻的阐述。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廉与耻的道德观念。旨在激励全社会所有人，树立遵纪守法，立足岗位，恪尽职守，修身敬业的新观念。
（2）历史呼唤新道德
齐桓公时期，周王室内政危机四伏：夺嫡争位十分激烈；王室与诸侯国冲突此起彼伏；财政入不敷出；政令不畅等等。管子洞察时局，认为原因在于王室式微，天子“号令赋于天下则不信诸侯”（《菁茅谋》）。这并非国家机构自身缺陷所至。相反，正是维护国家体制的认识不足，礼制观念淡薄，导致“礼崩乐坏”的景象。管子、桓公襄助周王，设计了“菁茅谋”工程。旨在帮助周王提升政治地位，改善财政困难。管子《菁茅谋》计划有两个要点，其一，“号令天下诸侯曰：‘诸从天子封于太山、禅于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为禅籍。不如令者不得从。’”其二，江淮之间生长祭祀用的菁茅。天子事先派遣官吏封守了江淮出产菁茅之地。其结果是天下诸侯载其黄金。争相购买江淮菁茅。江淮菁茅价格上涨，为原价十倍，一柬而百金。天下之金四流而归周若流水，可抵周天子七年贡赋收入。菁茅谋工程说明了两个问题。
其一，所有诸侯国礼制观念得到了检验，争相购买菁茅，参加天子祭祀，既是遵守礼法的观念，也是维护自身地位和利益而践行礼制的表现，从而证明周王朝时期的政治体制充满活力，而非礼崩乐坏。其二，“天子之养不足，号令赋于天下，则不信诸侯”（《菁茅谋》），即得不到诸侯国的响应。这是由于天子没有坚持“礼制”来治理国家。菁茅谋工程，成功检验了“礼制”的强大生命力，也检验了时局，时弊恰恰在于天子自身忽视了以礼为治，即礼治。
创建四维论，建构以“礼”为首的四维文化，提出“守国之度，在饰四维”，维护已经建成的国家机制，这是管子睿智的抉择。
一个半世纪之后，孔子的学生卜子夏深刻认识到“礼义廉耻”的价值所在，作出了规律性论述，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笔者按：错，同措，措置，构建。）”也就是说，礼义廉耻是维护礼法的必然。可见，遴选礼义廉耻，是具有代表性的精神道德，是提升社会道德，整齐社会风俗的有效方略，具有重要意义。苏轼认为：管子设“礼义廉耻以前，赏罚则赏罚，设而不用矣！”他认为这之前的精神控制术，在于“作蓍龟。蓍龟之于民用也，其实何能益？”元代学人认为：“礼义廉耻，足以激励风俗。”
2、“四论”是四维道德的抓手
管子遴选四维，构建新论，并没有重复“礼义廉耻”文献原典。而是直奔主题，提出如何贯彻四维的四个精辟之论。礼义廉耻，各有一论，姑且称为四论。
管子四论，是管子四维论的核心内容。管子提炼了四个通俗而又精辟的关键词，表述了四论的主题，即：“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
这四个关键词，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建构四维纲领的路径，也从四个方面提出针砭时弊的方剂。四个词相互关联，也各有独立含义，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两组，即“礼义”和“廉耻”，这也是后人常常联袂使用的复合词，原因在于相互之间互补性较大。
（1）“礼不逾节”与“义不自进”
《管子》“礼维论”和“义维纶”是崭新的思想理念，在这一理念中，提出了“礼不逾节”和“义不自进”的思想主张，这是从精神道德层面强调遵守礼义制度。我们可以这样读句：“礼，不逾节”；“义，不自进”。这样，可以较为明确《管子》关于这两论的主题，焦点在“不逾节”，“不自进”。
何谓“不逾节”？强调个人行为不要逾越礼制的等级规定；何谓“不自进”？反对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功名利禄。
“礼，不逾节”，也是管子的独特提法，重在一个“节”字。唐代孔颖达释曰：“礼者，所以辨尊卑，别等级，使上不逼下，下不僭上，故云礼不逾越节度也。”这一解释基本符合《管子》原义。《管子》下文曰：“不逾节，则上位安。”所谓“上位”，含盖全部社会管理机构，即是等级森严而又庞大的官员队伍，金字塔式的管理层。管子用“不逾节”，维护“上位安”，就是要稳定这个金字塔。管子的基本思想就是坚守礼制的思想路线，四维论，旨在加强礼制观念，要求全社会的人用礼制观念规范自己的思想道德行为，即“礼，不逾节”。因此，强调礼制观念，遵守礼制教育，是《管子》礼维论的核心内容。礼制，属于西周建国以来形成的政治制度，周初以来社会各个阶层等级关系的定位，是维护和巩固统治集团和阶层既得利益的社会政治制度。春秋时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危机。并不是制度或者管理模式自身的毛病。历史证明，周礼所创造的管理模式，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从周礼“六官”，到秦汉“三公九卿”，隋唐“三省六部”等，这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模式，虽然代有变化，总体发展趋势，承袭了传统周礼模式，包含纵横两方面，即中央到地方的上下结构和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礼文化”，代代相传。历史证明，管子的研判是正确的，周礼只能够加强，不能够削弱。《管子》礼维论，就是申明继续维护这一制度的理论阐述。而“不逾节”的思想主张，是维护礼制，或曰维护礼法的精准号脉。要求全社会严格遵守已经形成的“礼制”，强调个人行为不要逾越“礼”的等级制度。
“义，不自进”， 唐代房玄龄释曰：“自进，谓不由荐举”。这是房玄龄用唐代选拔人才的途径，通俗喻其义。管子原义，更加深刻，就是反对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官位。《管子》下文云：“不自进，则民无巧诈”，明确反对“巧诈”手段入仕、升迁。管子创建并且阐述义维论，旨在从思想上要求人们自我约束，维护礼制，最终达到维护“尊卑”“贵贱”“长幼”“贫富”有序的社会秩序，在维系礼制前提下，从伦理道德层面，维系各个阶层之间和谐。
四维文化中，礼义是灵魂，坚持礼义，就是维护尊卑、贵贱、上下、贫富之间的等级秩序，最终维护了天子和国君的统治地位，这是《管子》中不同于其它文献的新学说，是加强政治统治的精神工具，是形成于春秋初期意识形态学说的核心。这一学说中，坚持“礼制”的政治路线没有变。相反，在坚持礼制的前提下，加强“礼治”，强调维护礼制的思想教育，宣扬礼制的合理性。
（2）“廉不蔽恶”与“耻不从枉”
在廉维论和耻维论中，《管子》史无前例提出了廉耻观，给当时的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道德观念。同时，阐述了“廉耻观”的新内涵，云：“廉，不蔽恶；耻，不从枉。” “恶”，是对所有错误观念、反动行径、腐败作风的概括。管子把廉文化的核心思想，归结为“廉”与“恶”的对立，赋予“廉文化”最精炼的一句话，“不蔽恶”，即不掩饰邪恶；不做坏事。把“廉”的内涵，从《周礼》六廉中拓展出来，确立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准则，适用于全社会成员，而不是仅仅限制在官员“六计”官僚群体。《易·象传》云：“君子之遏恶扬善。”《管子》把这一精髓提取出来，融合于廉维论中，用于治国的精神纲领。
为了加强廉文化的，管子提出了耻文化，“耻，不从枉”。“枉”，“邪曲也”（《说文》），谕义邪事、坏事。“不蔽恶”、“不从枉”，二者都是思想道德层面新的约束，这是春秋时期社会形势为基础确立的道德准则，反映了春秋的历史实际而具有时代意义。其实际意义在于教育人加强自我修养。《管子》下文阐述十分清楚，云：“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客观地研究这个问题，“不蔽恶”和“行自全”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不从枉”和“邪事不生”之间也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管子的廉维论和耻维论，旨在希望通过这条途径，帮助人们完善品行，营造邪事不生的良好社会环境。
综上所述，礼义廉耻，四维学说，迥然不同于商周以来敬鬼神、畏天命的思想观念，体现了中国古代意识形态开始走下神坛迈向人间的人文新阶段。
3、“民之四维”的新观念
管子四维论中，极具冲击力的理论成分是“民之四维”。《管子·权修》篇，阐明了“民之四维”的主要内容，体现了很多新的观念，最重要有三点。
（1）突破传统的“民之四维”
管子旗帜鲜明地提出实施“民之四维”的思想主张，曰：“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礼”，“欲民之有义”，“欲民之有廉”，“欲民之有耻”。即是让民众懂得“礼义廉耻”。这个主张，是前所未有的新说。
四维学说的核心是“礼”。“礼”的特性，是“辨尊卑，别贵贱，序长幼，分贫富”，所有“辨、别、序、分”，都限定在“士人”以上的贵族阶层，“庶人”不入围，不参与礼文化活动。长期以来，形成“礼不下庶人”的理念。管子提出构建“民之四维”的主张，藉以启迪民智，唤醒民众支持国家，并且把这一主张视为治国纲领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是思想上重大转变，也是观念的突破。
管子这一思想理念很超前。除了齐国，很长时间内，士大夫阶层都难以接受。直到一个半世纪之后，孔子仍然不能够接受这一观念，孔子的理念停留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层面。孔子甚至因此而批评管子，曰：“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直到战国时期，孟子才开始提出君民同乐论，主张重视民意。但是《礼》尊卑贵贱亲疏贫富的观念解禁，直到宋代才完成。宋代司马光著述了教育平民如何遵循礼义的《书影》著作；南宋朱熹著述了教育庶民如何学习礼义的《家礼》一书，也就是说，两宋时期，普通庶民，才获得了参加了礼义活动的资格和权利。
（2）坚定“民之四维”
礼义廉耻，管子视为治国之四纲，作为治国的纲领，不能够停留在上层，要向全社会贯彻，包含全体人民。
其一、民之四维的必要性
管子在《权修》篇，有一段详细论述，曰：
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礼也；欲民之有礼，则小礼不可不谨也；小礼不谨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礼，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义也；欲民之有义，则小义不可不行；小义不行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不饰也；小耻不饰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此厉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
其二、七体八经：贯彻礼义之通途
《管子•五辅》篇，详细阐述了四维中的礼义部分，谓“义有七体，礼有八经”，也就是说，礼的内容有八个方面，义的内容有七个方面。礼义是管子四维论的灵魂成分。而在这两论的论述中，可以清楚看见，管子的论述对象面向全社会成员，包含所有“民”众。
礼有八经，原文曰：
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故上下无义则乱，贵贱无分则争，长幼无等则倍，贫富无度则失。上下乱，贵贱争，长幼倍，贫富失，而国不乱者，未之尝闻也。
义有七体，原文曰：
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戮。纤啬省用，以备饥馑。敦蒙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凡此七者，义之体也。
管子清晰构建了民之四维，坚持向全社会贯彻“礼义廉耻”的思想纲领，有利于提升民众的思想素质，“民必知义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调，和调乃能处安。”（《五辅》）社会安定了，社会生产发展，经济上升，就能够够走向管子所期望的民富国强的新时代。
三、孝悌，创建家庭经济实体工程
中国孝文化源远流长。但是，一直处于自然发展中，缺少系统的理论总结和引导。管子构建“四维论”，无论“国之四维”，抑或“民之四维”，都涉及全社会成员，管子以特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灵敏，视野扩大到社会的基层构成单位，即家庭。在梳理中国孝文化发展轨迹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孝文化理论，形成管子特色的孝论，藉以嫁接四维论，凭借孝论，把四维论贯彻到社会基层，促进家庭和睦，促进社会发展。
1、管子孝论的内容
管子孝论，保存在《管子》中，没有专题和专门的章节。其主要构成有三大系统，包含“血缘”、“师承”、“君臣”等组成部分。三大系统是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理论体系。
（1）家族系统的孝论
人类的血缘关系，按照生息繁衍的关系，可划分三个系列，即父子、兄弟、夫妻。这三个系列涵盖了一个家族“纵向”、“横向”、“外延”的主要方面。《管子》孝论，以这三个脉络为主干，论述其伦理方面的道德文化，阐明其应该遵守的道德规则。
父子，属于血缘关系的纵向脉络，上溯远祖，下延远孙，以“父子”关系为环节，形成漫长的生物链。就社会而言，每一个家族都有这样的“父子”链，具有普遍性的意义。《管子》针对社会普遍存在的“父子”关系，提出了“父慈子孝”的概念，（《五辅》、《版法解》）其中，“子”，包含“男”和“女”。这是古汉语学科的研究结论。披阅先秦历史文献，“父慈子孝”的概念，首出《管子》。
兄弟，属于血缘关系的横向脉络，即平辈血缘关系。这是一个庞大的脉络。在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下，有同父同母兄弟和同父异母兄弟之别；有同祖父同祖母兄弟和同祖父异祖母兄弟之别；以此类推，上溯远祖，下延每一代，其横向延伸，包含庶出“兄弟”，形成庞大的脉络，在社会上同样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意义。《管子》针对“兄弟”关系，提出了“孝悌”（《五辅》）和“兄爱弟敬”的概念，（《版法解》）把孝文化引入平辈血缘群体之间，纳入“孝论”。《管子》中的“孝悌”，也称“孝弟”。《释名》曰：“悌，弟也”，特指兄弟之间“兄爱弟敬”的内涵。“孝”和“悌”并提，首出《管子》，首次把“孝悌”视为“孝”的文化概念，成为中国“孝悌”文化之揭橥。《管子》中论及“孝悌”有6处，论及“孝弟”有7处，含义相同，属于文化和实践两个语言环境下的表述。前者提升了文化内涵。后者保留了实际生活的痕迹。
夫妻，属于家族系统中的特殊系列，本来没有血缘联系的异姓家族，由于婚姻而繁衍后代，其血缘关系在“子女”中绵延，构建了新的血缘脉络。这是比较特殊的以子女为纽带的相向血缘关系。在人类社会的婚姻发展史上，无论什么样的婚姻制度下，正常的成年男女，都会有结婚的经历，夫妻关系，具有普遍性。以“夫妻”为桥梁，把血缘关系扩大到“异姓”家族之间，更加广泛促进社会各个姓氏之间的联结和交融。《管子》提出了“夫妻”的伦理，曰：“为人夫者，敦懞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五辅》），概言之，夫“固”妻“贞”，即丈夫要坚定、本分；妻子要忠诚、专一。言简意赅，规范夫妻之间的伦理关系，赋予“孝”的命题，纳入孝论。
孝论，扩大到夫妻关系，这是孝论范畴的一个重大突破，衍生了家族中新的伦理关系，即媳妇和公婆（亦称舅姑），或称翁媳、婆媳关系。《管子》文献中多出论述了“翁媳”和“婆媳”二者的互动关系，借以深化这一命题，曰：“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孝者，子妇之高行也”（《形势解》）。《管子》非泛泛而谈，针对媳妇与翁婆之间的伦理关系，强调指出：“父母慈而不解（笔者按，此“解”，训为“懈”）则子妇顺”；“子妇孝而不解则美名附”（《形势解》）。“父母慈”与“子妇孝”、“子妇顺”，这是《管子》提出的翁婆与子妇的伦理新义，增添了孝文化新成份。
（2）君臣系统的孝论
君臣关系，涉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亦即“治人”和“治于人”两大群体。《管子》选择具有概括意义的“君臣”关系，纳入“孝论”，提出“君德臣忠”的概念，借以调节相互关系。
《管子》文献中不是孤立提出“君德臣忠”这一概念，而是纳入孝论的体系，把“君臣”、“父子”、“兄弟”伦理中融为一体并论，曰：“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礼义章明。”（《版法解》）“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五辅》）在孝论中增添了君臣关系的范畴。
《管子·五辅》篇中进一步总结了孝论的八条要义，不仅包含君臣关系，而且列为“八义”之首，曰：
“为人君者，中正而无私；为人臣者，忠信而不党；为人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悌以肃；为人兄者，宽裕以诲；为人弟者，比顺以敬：为人夫者，敦懞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
上文关于“君德”的表述有一个小小的变化，易“德”以“中正”。先秦文献中，“德”是一个宽泛的概念，用“中正”表述“君德”具体内涵，实质是一致的。春秋初期，社会历史悄然转型，周王朝以及各个诸侯国处于“礼崩乐坏”的式微时期。据各诸侯国史书“《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法法》），君臣关系呈现严峻危机。《管子》提出“君德臣忠”的命题，阐述了君臣系统的孝论，注入孝文化，借以促进君臣关系和谐。君臣关系，涉及到统治集团内部“治人”和“治于人”两大群体，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乃是提升国家机构运转能力的核心问题。
（3）师承系统的孝论
《管子》中的《弟子职》篇，是很特殊的“孝悌”理论篇，提出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一种伦理关系，即“师徒”、“师生”之间伦理道德。
汉代刘向刘欣在《七略》中，把《弟子职》从《管子》文献中抽出来，独立成篇，归入《六艺略》“孝经”类。班固撰写《汉书》，吸收了刘氏这一学术成果，又收入《艺文志》。唐代文献学家颜师古治《汉书》，为《弟子职》篇加注，引用文献学家应劭注曰：《弟子职》“管仲所作，在《管子》书。”确认了《弟子职》篇是管仲的著作，因而确认了《弟子职》篇的学术分类的性质，即属于“孝经”类。
宋代朱熹治经，编撰了《仪礼经传通解》，把《弟子职》收入其中，并且为之撰《序》，曰：“此管子之全篇，言童子入学受业、事师之法。” 所谓“受业、事师之法”，即是规范先生与童子之间的孝道，提出“先生施教，弟子是则”的师生关系。《管子·弟子职》经过朱熹整理、撰《序》，被“经学化”了，进一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并且产生深远影响。中国教育领域“尊师爱生”的孝道，原来渊源于《管子·弟子职》，而朱熹成为传承这一孝道的推手。
依据朱熹的章句，《弟子职》划为十一章，分别是：“学则”、“蚤（同早）作”、“受业对客”、“馔馈（伺候饮食）”、“乃食”、“洒埽”、“执烛”、“请衽”、“退习”。其内容涵盖师生之间种种行为规范。从汉代到宋代，从刘向刘歆到朱熹，直至明清时期，都把这篇《弟子职》视为教育领域的“孝经”。明确提出了弟子应该在“闻义则服”，即接受老师传授知识、技能的同时，要履行“温柔孝悌”之义。
《弟子职》选择“师生”群体，也不局限于文化教育领域，而是包含各行各业传授知识技能的师徒群体。《管子·乘马》篇中，论述了“士农工商”各业的艺技传授问题，明确指出：士农工商各行各业都有专门的学问，“贾（经商之人）知贾（价格）之贵贱”，“工治容貌功能”，他们有一技之长，可以为人之师。反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管子施政，士农工商“四民”不杂处，划分专门的居住区，便于师徒之间传承知识和技艺。《小匡》篇曰：“今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弟，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在良好的师承关系中，“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
师生、师徒，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构建这一群体人物的伦理关系，确立相互之间的孝悌之义，不仅拓展了孝论的范畴，而且扩大了孝论对于社会实践的意义，对于人类文明和知识乃至学术文化、艺术技能的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2、管子孝论的社会价值
《管子》“孝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孝”的理论阐述。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有很多建设性的贡献。
（1）创造了“治家”孝文化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治国”的视野，创建并且阐述“治家”的思想理论。近现代“细胞学”诞生，有人把“家庭”比喻为社会的“细胞”，这一术语揭示了“治家”与“治国”的密切关系。《管子》早在二千七百年前，就有了这个意识，创建“孝论”，为改善政治，推动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稍后，孔子发挥了孝论，提出：“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深入浅出，把“家”“国”两个元素融于孝文化的血脉中。
（2）创建了新的社会经济体
《管子》孝论，阐述了孝悌的历史传承、社会成因、意义与价值等等，提升了人们对于“孝悌”命题的整体认识。此后，社会上关于“孝悌”的认识不再是支离破碎的，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其孝悌的三大文化系统，囊括了社会十大群体人物，规范了各种人物群体的相互关系，提纲挈领，推向社会，施之于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渐形成，这一经济体，是以家庭文单元的社会细胞体，赋税徭役、礼乐征伐来自家庭的支撑。孝悌，不再是一个古老的文化现象，而是维系家庭的重要精神支柱。管子敏于时事，创建“孝论”，开启了中国孝文化“治家”的新阶段，孝文化与家庭密切结合，就成为社会经济基础的一部分。
在中华民族的的传承与发展史上，孝文化巩固了家庭，也巩固了相应时期的经济基础，管子的“孝悌”工程，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由家庭，而家族。由家族而宗族，不仅是创建财政收入的渠道，也是稳定社会的基石。秦汉以后，孝文化和中国政治密切结合，管子创建的“孝悌”工程，功垂千秋，功莫大焉！
综上所述，《管子》孝论的形成和诞生，离不开四维论、宗法等多元思想文化的支撑。同样，四维、宗法也需要孝论的广阔渠道。
有了四维论，重塑社会价值观；有了孝悌论，巩固了家庭为经济体的社会结构，“地政”工程，才藉以顺利实施于社会实践，其“一匡天下”的远大政治理想变为客观历史实际。
（作者简介：周怀宇，安徽省管子研究会副会长，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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