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期 《管子》与《道德经》中经济思想的对比研究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0/8/6 16:29:59

     《管子》与《道德经》中经济思想的对比研究

               陈永佳

[提要] 众所周知，《管子》与《道德经》都是诸子百家中不可多得的思想精髓，也是我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更是传统优秀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对比分析的形式，对两者进行经济思想的对比分析研究。

其中的共同点有:1.两者均重视农业生产；2.两者都支持“薄赋敛”的轻税主张；3.两者都主张“以民为本”。不同点有：1.关于经济发展的方式不同；2.两者关于“荣辱观”的不同；3.对于工商业的发展两者存在不同；4.消费观的不同；5.平衡社会财富的方法不同；6.国家治理模式的不同；7.关于财富调控机制的不同；8.两者其他方面的不同之处。

[关键词] 《管子》；《道德经》； 经济思想 ；对比研究

一、《管子》与《道德经》简介

（一）《管子》是先秦思想的源头

管子的思想，比老子的思想还要早产生一百多年。他的思想丰富，可以说是先秦诸子思想的渊源。书中的“利民”、“富民”、“顺民”的思想以及“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政治准则，体现了深刻的民本思想；他提出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原理，采取的种种经济措施，体现了义利并重的思想，为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提供了理论依据。

战国时期的韩非子描述了《管子》成书原因。他在《韩非子·五蠹》中说：“今境内皆言治，藏管商之法者，家有之。”可见《管子》书在当时受到人们的欢迎。其主要原因是“自治”，即治国强民的办法。司马迁的《史记·管晏列传》中也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司马迁用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方式阐述了《管子》一书在当时是很流行的一部畅销书。

（二）《道德经》乃道家思想的诠释

《道德经》又名《老子》，是春秋时道家创始人老子的著作，记录了春秋晚期思想家老子的学说。是中国古代先秦诸子分家前的一部著作，为其时诸子所共仰，是道家哲学思想的重要来源。

函谷关令尹喜对《道德经》的成书也起了巨大作用，他少时即好观天文、爱读古籍，修养深厚。司马迁在《史记·老子传》中记载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言道德五千言而去，莫知始终”，尹喜的诚意感动了老子，老子遂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和以王朝兴衰成败、百姓安危祸福为鉴。《道德经》分上下两篇，原文上篇《德经》、下篇《道经》，并分为81章。

二、《管子》与《道德经》经济思想的相同之处

（一）两者均重视农业生产

虽然两者都重视农业生产，但是两者又有不同，就是管子主张“农工并重”；老子《道德经》则主张“重农抑工”。

1.管子主张“农工并重”

管仲被齐桓公任命为相时，就以称霸业为目标，他强调治国之道首先要富国富民。管仲在理论上阐明了富国富民治国称霸的关系，而且还制定了一系列富国与理财的具体措施。在《管子·治国》篇中说：“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民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这段论述说明了粮食生产的重要性，粮食多是强兵、广地的基础。在《管子·小匡》中则指出:“无夺农时则百姓富”。

《管子》认为一方面要重视粮食生产，另一方面也要控制粮食流通。以打击粮食大商人的利益。国家如对谷物不加控制，巨商大贾就会“乘民不给．百倍其本”，牟取暴利。《管子》所采取的措施就是“准平”粮食。《管子》在《禁藏》、《牧民》、《乘马》、《立政》等篇中都对农业作了论述。从这些篇目中我们可以系统地了解《管子》书的农时观、粮食政策、农业税制、水利工程、林业政策等实施措施。

2.《道德经》则主张“重农抑工”

《道德经》中也有重农思想，而且尤为激烈。《第四十六章》：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无为而治的自然之道行经于天下，各国必然安守其份，和平相处，就连马也会安守本分，事农耕田。

《第五十三章》： “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 非道也哉！” 

老子告诫统治者，不要只顾自己把宫殿修治得富丽堂皇，而用无休止的劳役役使人民，使人民无暇从事农业生产，土地荒芜了，自然就没有了收成，粮仓就会空虚，这时国难就会来临了。如果统治者不听劝告，这是不符合“道义”的。所以，农业生产的多寡，不仅关系着民生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的问题。

（二）两者都支持“薄赋敛”的轻税主张

1.《管子》提出“重税赋”乃乱之源头

从这一原则出发，提出了“薄赋敛”的轻税主张。在《管子·正世》中，把重赋敛的危害性说的十分清楚：“重赋敛，竭民财；急使令，罢民力；财竭，则民不能毋侵夺；力罢，则不能毋堕倪。民已侵夺、堕倪，因以法而诛之，则是诛罚重而乱愈起。夫民劳苦困不足，则简禁而轻罪”。这段话道出了：“税赋过重会导致连锁反应，甚至到最后就是祸乱的源头。” 

2.《道德经》道出了“民之饥”的本质

《第七十五章》：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所以饥，是执政者制定的税目繁多，这才是民饥的根本原因。有的执政者，变相收税，苛捐杂税让人眼花缭乱。只因自身贪图享乐，奢侈不节，只求宫廷豪华，征民役而修宫室恣耳目以求声乐。不恤民之饥寒，民遭饥之患者，盖因此是也。

《第五十七章》：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为何贫困？是因为君主政令繁琐，甚至是朝令夕改，令繁则奸出，令改则误时，禁多则民困！禁令繁多，必然妨碍民之农事，使民不能尽其所能，如束缚手足，则必然导致贫困，无法自拔。

（三）两者都主张“以民为本”

1.管子主张“富民爱民才能治国”

《管子·奢靡》篇反映了管子的“富民才能治国”的主张。篇中说：“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他认为统治者要懂得民心，顺民情，随人所愿。老百姓衣食足才听从国家政令，为国效力。 

爱民、教民、养民思想也是《管子》中重要内容之一。在《管子·牧民》中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认为政策政令的好坏，要以民心向背这把尺子来衡量。基于这种觉悟，齐国的政治家采取了爱民、教民、养民的措施，体现出重要的民本思想。

为了推行道德教化，管子重视社会福利。《管子·入国》:“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即“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鳏寡相配)、“问病”、“通穷”、“赈困”、和“接绝”(对死于战争的人士，领受一笔钱，负责祭祀他们)。这实际上是古代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

2.《道德经》主张仁慈能天下无敌

《第六十七章》： “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虽然这句话是在说在为将者应该以“慈”带兵，体恤和爱抚自己所带的士兵，但是在后半句又扩大到了，如果以“慈”来守卫整个国家，那么天道都会来保卫它。也就是在警告统治者要时刻记住“体恤百姓，慈爱万物，以此行于天下，则战必胜，守必固。就如项羽勇冠三军，气吞山河，并非不勇，然而，最终却只能自刎于乌江；秦始皇筑长城，并非不坚固，而后子婴却自降于刘邦，这些都是因为“无德、无慈”所致。

《第四十九章》：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没有不变的心愿，而是以百姓的心愿为心愿。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圣人心中没有“我”，所以所有人都是“我”——圣人心里装着所有人，希望让所有人温暖、成长，而没有亲疏贵贱。这也是在告诫统治者，要以“无我”的心态来真心对待民众，这样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和爱戴。

三、《管子》与《道德经》中经济思想的不同之处

（一）关于经济发展的方式不同

1.管子提出“富民”主张

管子提出的爱民思想是很有特点的，首先提出了爱民的前提条件是富民。在《管子·小匡》中说：“始于爱民”。而在《管子·治国》中又说：“凡治国者，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也。”为达到治的目的，首要任务是让民富裕，要富裕必有具体措施。所以管仲又提出了“六兴”的具体措施：“厚其生”、 “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

2.老子提出执政者应该“无为”

《第五十七章》： “我无事而民自富。”统治者戒除贪欲之心，不妄为、不乱作为、不求自身荣贵、不劳民伤财、不妨碍民事。则民能尽其力，耕其食，织其衣，乐其俗，安其居，美其服，甘其食，丰衣足食，自食其力，自给自足。

《第七十五章》：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百姓为何难治？是因为政令繁苛，肆意妄为从而导致了民之难治。

《第六十五章》：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这句话总是被一些“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人所断章取义的误解。关键在于“以其智多”的字句，到底是代表老百姓，还是代表统治者？整句话通读的话，就知道是代表统治者，而不是代表老百姓，也就并非是一种“愚民政策”！人民为什么难治呢？是因为治国者自以为是，内不充实自身道德理念，外不实施自然无为之道。上对下以机智巧诈，哄骗于民，失信于民；下者必以机智欺瞒于上，从而上下相欺，国纲必乱，伦理必乖，其贼害国民必不浅。不以机智治国，以无为、顺自然、随民情、又简又易，有福于民矣。

《第二十九章》：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想要治理天下，却要用强制的办法，我认为不能够达到目的。经济发展也是一样，行政审批越多越繁杂，所要用的时间就越多。为何我国的营商环境还是比较差的？就是要经过层层审批，繁琐的手续，甚至有事了还要“踢皮球”。这就是政策的束缚太多，管的太宽泛所导致的。经济要发展，不是不管，而是在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情况下进行适当的管理，才能让经济能够慢慢发展起来。

（二）  两者关于“荣辱观”的不同

1.《管子》提倡民富才会知礼节

在《管子·牧民》中提出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原理，可谓是管子经济思想的精髓。这种富民的思想以及他所采取的各种经济措施，使得齐国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实现国家的富裕，让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一霸。

不过，为什么在管子去世以后，齐国的繁荣也随之而消失？主要是因为这句论断是有很大的片面性。我们把“仓廪实”可以比作“财富”，把“礼节”比作一切“美好的行为举止”。人是否知“礼节”跟教育和人的品性有关，与财富无关。如果大家都去追求所谓的“仓廪实”，那么谁还会去“学知识”？过度的把物质文明建设看做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那么精神文明建设将去往何处？所以，没有良好的社会氛围，就很难让老百姓做到“知荣辱”与“知礼节”。因此，在追求“仓廪实”的物质食粮的同时，还要同时追求“知荣辱”的精神需要。 这样才会使两者平衡协调发展。

2.《道德经》则提出“知足不辱”

《道德经》则提出 “知足不辱”。在《第二十八章》：“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如果一个人能够知足的话，那么就可以常乐，而不会遭受很多的侮辱。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荣辱观与财富的多少，权力的大小没有多少关系。人的祸患多源于自身永不知足的贪婪本性，因此，圣人不仅要有优秀的道德修养、完美的人格魅力，还要筑牢廉洁自律的思想防线。这也是清文学家纪晓岚先师陈自崖撰的一副联书“事能知足心常泰,人到无求品自高”！

老子甚至直接把“礼”看成最差的品德。《第三十八章》：“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道德经》中把“天地”看作是“天、地、人三者”中的最高准则。你看天地生养我们，可是却不求我们的一丝回报，所以老子认为“道”能够排第一。“德”产生的方式是在道丧失了后的“人为准则”。而要是连德也丧失了，人与人之间的约束只能靠“仁爱”来维持，一个人没有道德了后你只能对他好，他才能对你没有敌视。仁丧失了后有了义气，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比如说都是狼子野心没有仁义的人，只能靠义气面子来维持关系与生存。“义气”失去了之后怎么办呢，那么只能用“礼仪”来约束人。如果一个人没有道德，没有仁义，没有了良知怎么办，只能用“礼法”。告诉老百姓这么做是错的，错了要受到惩罚，这样才能约束什么道德都没有的人。所以，老子认为一旦对一个人用了礼来约束他的行为，可见这个人的品德有多差了，这就是动乱的根源。

（三） 对于工商业的发展两者存在不同

1.《管子》重视工商业的发展

在重视农业生产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手工业的发展。把“工”作为克敌制胜的必要条件之一。他在《管子·七法》中有言：“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即手工业不仅是致富的途径，而且是“正天下”的重要因素。

不过，在《管子》中也承认工商业的过度发展，会产生贫富差距拉大的社会现象，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上升。管子认为在“百业”中农业是最薄利的，而工商业赢利最大，如果放任工商谋取暴利而忽视农业，会动摇国家之本，后果不堪设想。《管子·治国》说：“今以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

这里可以看出《管子》中主张发展工商业是 “富民”思想的的基础。也就是说，如果不积极发展工商业，那么就达不到“富民”的效果。

2.《道德经》则主张抑制工商业发展

《第五十七章》： “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第十九章》又有言：“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从古至今，器械按民之所需而出于自然。如果因为民之机智出，技巧生使没有实用价值的奇型怪物随之滋生，民必弃常而务技巧，浪费自然资源。

而在道家的另外一个经典《庄子·胠箧》:“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庄子·天地篇》有言：“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庄子主张要抛弃技术的发展，即使有能够提高效率的技术也不应当去应用，因为对于技术的运用会破坏人心的淳朴和纯洁。

人若是更多的追求技巧的机械，必会做技巧之事，做技巧之事，当然就会萌生技巧之心。有了技巧之心，人的心灵就不那么纯清了，人就容易进入急功近利的境地。而人心不纯洁，则天下也就不可能纯洁。因此，庄子并不是不知道机械给人类带来的好处，但那些好处与所带来的坏处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好处只是些蝇头小利，而坏处却是根本性的，它破坏了人类德性的源头---人心的纯洁。

《道德经》中主张抑制工商业发展，主要是“难得之货令人行妨。”甚至“奇技淫巧”会让人心不纯洁，导致社会“纷争四起”！

（四）  消费观的不同之处

1.《管子》主张奢侈消费，以刺激经济

《管子·奢靡》篇反映了管子“消费刺激经济发展”的观点。“奢靡”文中要求人们“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撩然后燃之”。也就是说，要吃那些最好的食物，要欣赏那些韵律特别动听的音乐，蛋类要先在上面画上图画再煮了吃，木材要先雕刻成美丽的艺术品再烧，奢侈浪费到了这种程度．真是骇人听闻。这里有学者理解《管子》的这种鼓动，是“从人欲”思想指导下的高消费。同篇中说：“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认为统治者要懂得民心，顺民情，随人所愿。老百姓衣食足才听从国家政令，为国效力。

不过，《管子》中也主张统治者节制消费。《管子·权修》中说：“地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这段话从两个方面论述了生产和消费的关系。说明百姓生产出的东西是有限度的。所以必须“取于民有度”。《 管子·立政》篇说：“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数，舟车陈器有禁”。要求君主不美官室，不大兴土木，不购置奢侈品。若统治者挥霍无度，必然造成国库空虚，故要求君主大臣们“取之有度”，即节制消费。

2.《道德经》中则提倡节俭之美德

《第六十七章》： “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里的俭，不仅仅只是“节俭”，而是要让统治者意识到施政不造作，不妄为，要做到清静、自然、无为。顺天应人，一切顺其自然。汉代之所以会出现“光武中兴”，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汉光武帝的雄才大略，另一部分原因就是作为丞相的公孙弘，勤政俭朴，他用布作衣裳，一顿饭不吃两样肉以此来改变当时朝廷上下奢侈为荣，互相攀比的恶劣风气。司马迁对他的做法非常推崇，为此而给公孙弘立传以传世。

在同章还有曰：“俭，故能广。”仅仅只有四个字，但是影响却是广泛的。只要统治者带头提倡“俭约”，那么整个社会、整个民族都会做到“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唐代之所以能出现贞观之治，也是因为唐太宗执政的贞观年间，整个社会呈现出“风俗俭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的繁荣景象。这是唐太宗吸取了隋汤帝的教训，实行节俭的效果。他规定：“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用者，宜一切禁断。”他还带头廉洁自律，以身作则。本身自己有湿气病，不宜居住在潮湿的地方，大臣们建议他修一座楼阁居住，但他考虑到造阁楼要花很多费用，便没有同意。

《第四十六章》： “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所有的罪恶，都是因为贪得无厌和私欲过甚所引起的。所以，只有怀有一颗知足之心者，才会经常感到满足，而不会破坏规则去掠夺别人，以避免咎祸和罪过。

《第六十四章》：“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常人一生所追求的多是功名利禄。殊不知，功名利货皆快一时而已。而圣人之所欲，则是无为、无事之无欲之欲。因为圣人已知因贵以致祸端，故“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提倡节俭的还有《第五十九章》：“治人事天，莫若吝”等。《第二十九章》：“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第十二章》：“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第三章》：“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等。可见《道德经》中对节俭的提倡是先秦诸子百家中最为强烈的，甚至比墨子还要强烈。

（五）平衡社会财富的方法不同之处

1.《管子》指出贫富差距会影响到国家治理

《管子》中经济思想的另一大特色，是注意到了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管子认为人民贫富差距太大则会导致社会动荡，不利于国家统治。《管子·五辅》中说“贫富无度则失”、《管子·侈靡》篇中说“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以及《 管子·国蓄》中说：“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以贫富不齐也”。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如果民过于富足，衣食无忧，则可能会轻爵贱禄，对君的依赖性就会减少，就不能为君所用；如果民过于贫穷就会为了生存无所顾忌，甚至铤而走险，抗拒法律，这两种情况同样会成为“不牧之民”。同时，从经济角度来说，贫富差距太大则会影响农民从事生产的热情，从而制约农业的生产和发展。

为此，《管子》中也提到解决种问题的方法：首先，对赢利单薄的农业实行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如春天时给予财政贷款、贷给其种子或发放农业用具帮助生产等措施，以保证农业再生产的稳步推进。其次，要求富者大量散发资财，以刺激雇工从事劳动，解决百姓穷困问题。最后，要关注经济弱势群体，并给予抚恤。此乃所谓《管子·五辅》中的“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管乏绝，此谓振其穷”。

2.《道德经》提出“顺天道”平衡社会财富

《第七十七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以有余奉天下？唯有道者。”上天所做的，就是减损有余的而补充不足的，使其中的二者产生平衡。而人之道则不然，是减损了不足的而奉给有余的，也就是说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掌握有权力资源的执政者，利用手中的资源，大肆进行财富的积累和利益同盟的构筑。权钱交易、权色交易、钱色交易等等，导致了社会经济越是发展，贫富差距就越来越大。而谁能够减损有余的富豪而去救济不足的贫困者？只有靠懂得“道”的人才会这样做。

天道，是减损有余的，用来补给不足的。但人之道却不是这样，总是减损不足的，用来供给有余的。有谁能够把有余的拿来补给天下不足的呢，只有能够观天之道，执天之行的道者才能做得到。所以，开悟的道者不会储藏财物，而是把多余的财物用来帮助别人，他们越这样做，反而越是会拥有财物。越是给予别人，自己反而越多。道的创造总是利于万物，而不是去伤害它们。开悟的道者无论做什么事都不会去与人相争。

天道是“平衡”的，而人道是会出现“两极分化”的。只有防止两极分化，做到相对的财富均衡，均贫富，等贵贱，这样才能合乎于天道。也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在平衡社会财富，缩小贫富差距方面。儒家的孔子在《论语》中也有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六）国家治理模式的不同

1.《管子》设计了“四民分业定居”的国家管理模式

如经济方面，《管子·小匡》主张“均地分力”，实行分户经营，以个体生产代替群体耕作，提高生产者积极性。孟子也提出“制民之产”的观点，主张生产者有恒产，保护生产者的利益，调动劳动积极性。具体做法是：

使士人们居处相聚而集中于清静之地，闲时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事君者言敬，长者言爱，幼者言悌。朝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从小时就习惯了，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

农民依照四季，安排农具，置备器械。在天气还冷的时候，就修整土地，农时到来就耕耘播种。在降雨之前就铲除杂草，等待时雨。时雨一来，就带上各种农具，早晚在地里干活。　　

工匠相聚而居，居于官府附近。工匠们查看好的木材，考虑四时的活路，分辨质量优劣，安排各种用具。在评定等级、审计规格、裁断器物的时候，无不注意是否齐全和精致。　

商人相聚而居，居于市场。商贾们观察年景丰歉，了解国内外情况，掌握四时需要，注意本乡货物，预测市场价格。他们负任担荷，赶牛驾马，周游四方；料定物品多寡，估计商品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贱买贵卖。

土、农、工、商这些不同职业的人们，各自从事特定的工作，并以之教育子弟，从小就习惯了这种生活，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

2.《道德经》则提出“自给自足”的治理模式

《第八十章》：“小国寡民。使民重死而不远徙。……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天下有道，各安本分，国小就小，民少就少，根据各个国家的国情各自治理，互不侵犯，和谐相处，则不会发生战争。使民享受到一种淳厚朴素的天然之乐，相似于远古时期结绳记事时代的淳朴之风气。

甚至还说：“甘其食，……民至死不相往来。”这种自给自足的自治体，没有贫富之分，贵贱之别，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各安其居，自食其力……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邻国虽然相望，鸡犬之声虽然能互相听见，但是国与国之间的人民却老死不相往来，不会互相攀比，互相争得你死我活，从而产生战乱。这样才能天下太平，万民同乐。

（七）关于财富调控机制的不同

1.管子主张“国家掌控财政大权”

管子主张 “利出于一孔”，也就是“国家掌控财政大权”。他在《管子·国蓄》中提到“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管子》中强调只能是国家而绝不允许某个人、某个集团掌控社会财富。为此，它主张政府介入社会经济生活，通过参与农业、商业、工业等生产贸易活动和宏观调控，使国家成为财富的潜在控制者。

《管子》认为，国家控制财富的分配权，不但能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而且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凝聚人民力量，使他们服务于整体的国家建设。这样一个“利出于一孔”的国家，肯定民富兵强、天下无敌。

2.《道德经》则主张国家“无事而民自富”

《第五十七章》：“我无事，而民自富。”君主用无为而治方针治国，不主动挑起战事，国家没有灾异，百姓就自然会富裕起来。我无欲，而民自朴 君主没有欲望，百姓就自然会淳朴。“上梁不正下梁歪”就是这个道理，一个好的表率看来很重要。

比如说，这无事，老子说我无事而民自富，这“无事”指的是领导者不被欲望所驱动，为自己去做什么事，为自己去捞取，这叫做事，你不这么做，老百姓就富了。就是领导者和老百姓有一种感应关系。你们是一个系统里面，你们是互动的，怎么互动的呢？当你为自己捞取的时候，你食税过多，你收税，这“食”是食物的食，当你收税过多怎么样？老百姓就会挨饿，所以“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老子讲得特别清楚，怎么才能让老百姓富裕呢？是你把自己欲望放下，竭尽全力为老百姓做事，老百姓就富裕起来了，这是互动关系，所以你放下自己老百姓才能幸福。

（八）两者其他方面的不同之处

1.《管子》提出了具体的财政收入方式

为了保证国家财源收入，除了收入部分农业税赋外，还主要在于盐铁专卖的收入。推行“相地而衰征”（ 语出左丘明《国语·齐语》）和“徼山海之业” （语出司马迁 《史记·平准书》），前者是按照土地质量来确定赋税征收额，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后者则开辟了盐、铁税源，一农一商，极大地提高了国家收入。

《管子》书中谈到的财政收入，还有一大项的是控制森林资源。《管子·轻重》篇中说：“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山林菹泽草木，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又说：“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茁所出，牺牲之所起，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给之。”这就是把国家森林木材作为获利的一种手段。

2.《道德经》则提出了契约精神和原始积累

《第七十九章》：“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则于人。故有德司契，无德司彻。”

契者，是出借财物时的文约凭证。一张分为两半，左半张由债权人持留，右半张由债务者收存。债务按期还债时，必须持右半张与债权者的左半张相对以求得信用凭证。这就是契约之精神。所以，有德者好比债权者持左半张契约一样，先施惠于人使人在无形中感恩戴德，不求合而自合。而无德者则不然，如同收税者，未施于人，却向人索取，必然导致万民怨恨在心。因此，人若能够去掉私欲与非分之想，充其自然之善，才能不求而和。

此外，《道德经》还有建议艰苦创业，原始积累的重要性。如《第六十四章》：“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另外还有注重微观经济学的建议。如《第六十三章》：“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第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结论：《管子》与《道德经》皆为先秦诸子百家中优秀的思想精髓。虽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所倡导的经济思想有不同之处，但是，依然可以成为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提供现实的借鉴。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的精神遗产。

参考文献：

[1]  陈才俊主编，刘銮娇注译.管子精粹[M]. 北京:海潮出版社.2014.9.1

[2]  任法融著.道德经释义[M]. 北京: 北京白云观印。

[3]  赵守正.管子经济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  张涛.《管子》的治国理政思想.人民论坛网，2019.07.18

（作者简介：陈永佳，战国策国际战略研究院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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