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之道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1/2/19 16:26:39

《管子》之道

任韶斐

机缘巧合，刚刚决定就研究《管子》一书几年的心得进行梳理，秋浦书院王院长来电希望就《管子》思想梗概梳理以供初学者借鉴。思来想去，认为通过梳理《管子》之道，也许对大家学习该书会有帮助。几经删减修订，终于成文。该文章主要分四个章节，第一章读管之缘，简单介绍个人研究《管子》一书缘由及对该书的作者和成书时间的认识；第二章以“管”道为题主要阐述管子之道，主要包含三节内容；第三章通过梳理管子之道，总结了些许管仲的遗憾；第四章通过梳理，提出了两个值得商榷和探讨的问题的不同视角；最后是成就该文所参考的书籍。希望对大家学习《管子》一书有所帮助，其中表述不妥之处，请不吝赐教。

第一章  读管之缘

第一节  怎么就读开了《管子》一书

怎么就读开了《管子》呢，毕竟大家一提到古典著作，如数家珍般，就会把《老子》、《论语》、《孟子》、《庄子》等经典罗列出来。确实，《管子》比起上面的几本书，无论从普及程度还是知名度来讲，都要不及。讲一个笑话，在百度上搜索“老子”、“孔子”、“孟子”等，搜出来的就是该人物的画像和作品名称；当我输入“管子”时，哗啦，电脑屏幕上满满地出现了长短、粗细、型号各一的多种“管子”（水管的管）。先开始，我没弄明白。后来在心里笑了，因为碰巧表述的两个不同内涵的东西，汉字表达是一样的。同时，从心底里掠过一丝丝悲哀，即使两个不同的事物用相同的汉字表述出来，也应该有个轻重缓急、点击率高低的评判吧。看来，无论是管仲其本人还是其作品，点击率都不高。所以，得说说怎么就读开了《管子》一书。

管仲本人。如果卿相之于君主正如今天的职业经理人（CEO）之于公司董事长的关系来做比的话，用现代管理语言讲，管仲本人应该是中国历史上著名CEO之一了。他作为齐国的相管理齐国四十余年，辅助齐桓公治理国家、平定内乱、臣服诸侯，成就春秋时期第一霸主（按《史记》），管仲是怎么做到的呢？

《论语》中，孔子感慨道“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是说如果没有管仲，人们还生活在茹毛饮血、披头散发的旧时代。而他又是怎么改变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了呢，孔子对他竟有如此高的评价？管仲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屡遭失败，盈利分成他挑大的，他怎么就没有被鲍叔牙抛弃，却成就了千古成语典故“管鲍之交”了呢？南怀瑾大师怎么就认为管仲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做生意最成功的人呢？（姜太公第一）对于管仲，就是有太多的疑问了，不得不翻开尘封的历史记忆去想、去探索，于是发现了《管子》一书。

《管子》其书。《第五项修炼》的作者彼得·圣吉拜访南怀瑾大师的时候，大师给他推荐了《论语》、《中庸》和《管子》，并告诉他：“前两本书是个人内在修养及立身处世的宝典，包含了最高的管理哲学和政治哲学；至于《管子》则记述了管仲形而上的哲学思想以及形而下的处世及治国理念和实际措施”。魏承思教授在《解读管子》一书中则指出该书在汉代以前是社会上的流行读物，也就是现在所称的畅销书，影响了秦汉的政治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美国兰德霍斯所著的《经济思想史》不只把《管子》作为世界经济思想的源头，还认为《管子》已经具备了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理论和思想体系。那么，《管子》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呢，得到了旷古中外研究国学、研究管理、研究经济的大伽的青睐!

管仲本人和《管子》一书给了我太多的遐想。凭着对管理学的喜爱和热衷，学习了如今流行的西方管理理论和体系，认为西方管理理论和思想在促使西方文明迅速发展和广泛传播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随着管理知识的不断积累、沉淀和发酵，突然有一天意识到“知识可以汲取，但文化绝对不能嫁接”，作为中国人徜徉在祖先留下的千年历史文化中，如果不去研究自己的管理学、发扬自己的管理学，岂不是浪费这么一笔美好的资源？所以，带着上述的几个问题，我首先翻开了《管子》一书。翻开了这本在中国历史上最早具备系统管理理论雏形的著作！

第二节  关于《管子》的作者和成书时间

《管子》一书在汉代以前属于社会流行读物，关于这本书最早的记载见于战国末期《韩非子·五蠹》：“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意思是说现在国内的人都在谈论政治，家家都藏有商鞅和管子的书，这里的“家”指的是士大夫。由此可见，该书在当时流传甚广。当时流传的《管子》一书有564篇，汉代历史家刘向（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删除其中重复章节后剩余86篇，今尚存76篇，亡佚者10篇。

《管子》一书，对于其作者和成书时间，历来争议颇多。目前学术界达成的共识，认为《管子》一书是托管仲之名，由当时齐国稷下学者的文集汇编而成。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梳理和探究，简单就其作者和成书时间交代如下：

关于作者问题。关于《管子》一书，最早的记载出现于战国末期《韩非子·五蠹》一书，西汉历史家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也有该书的记载：“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也。”并且说“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大概意思就是说，司马迁读了管仲的书，并且看到了史书上记载关于他的事迹，所以为管仲做了传。至于他的书，世上持有的人比较多。从这些角度看，我们不能否认《管子》就是管仲的作品，毕竟韩非子和司马迁的生活年代要更接近《管子》的成书年代。

 那么关于《管子》的作者是管仲的质疑之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有哪些人质疑呢？最早质疑《管子》作者是管仲的是晋代的傅玄，因为书中记载了很多管仲死后的事情，他便认为“管仲之书，过半便是后之好事所加，乃说管仲死后事。其《轻重篇》尤复鄙俗。”从这个角度讲，很有道理。随后，不同年代的学者都做过类似的文章，怀疑该书的作者是管仲本人。譬如唐代的孔颖达，宋代的叶适、朱熹，明清的宋濂、顾炎武等学者。近代，疑古思潮更甚。郭沫若和冯友兰先生也曾经写过类似的文章，认为《管子》一书为春秋齐国稷下学宫好事之徒所做，非管仲之作。

从《管子》该书的构成来看，分成八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经言篇》。简单说一下古籍中称之为“经”、“传”、“注”、“论”的常识：被称之为“经”的古书，一般是由本人亲自著述或者由其弟子记述关于其言行的书籍，譬如被称为五经的《诗经》、《书经》、《礼经》、《易经》、《乐经》，是被孔子亲自删定编辑而成的；还有老子的《道德经》；释迦牟尼讲的《楞伽经》、《金刚经》和《心经》等等。而对于弟子门人或者后人在“经”的基础上做的相关阐释或者进一步补充，称之为“传”、“论”或者“注”，譬如众所周知的左丘明在《春秋》基础上做《左氏春秋传》、郦道元在《水经》的基础上做《水经注》等。从这些字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对待自己著作谦虚谨慎的态度，不托大、不嫖窃。譬如《水经》是我国第一部记述水系的专著，原文1万多字，到了北魏时期，郦道元在《水经》的基础上，以河流为纲，详细地记述了河流流经区域的地理情况，包括山脉、土地、物产、城市的位置和沿革、村落的兴衰、水利工程、历史古迹等等，字数高达30万。可以说他重新赋予了这部水系专著新的生命和活力，但是他的作品名称依然是《水经注》，告诉后来读者，他只不过是为《水经》这本书作注而已。这种精神值得我们现在的学者学习和重视。从这个角度来说，《管子》的经言部分是管仲的作品，最起码是管仲自己的思想的总结，这样理解应该是没有异议的。

关于作者问题的争论已经上千年了，各说各的道理，相关的学术考究也很多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相关资料考证。在这里想借用一下魏承思老师的一些观点，“从司马迁的话里，我们可以肯定，《管子》是管仲之作，主要思想是管仲的。汉代《淮南子·要略》里也提到了‘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这句话交代了《管子》成书的历史背景，也没有认为《管子》是战国至汉代学者托管仲之名的伪作。”

综上论述，个人观点：《管子》经言部分是管仲之作或者管仲主要思想是没有异议的；后面七个部分，应该是对管仲思想的阐述和不同观点的发挥，同样没有根据去否认这是管仲的思想和理论。知识的积累和传播与当时文化传播的历史条件有密切关系，先秦时期文化的传播媒介主要是龟甲、金石、竹木简和帛，传播媒介的笨重、不便；传播的主要方式是语言、文字和图像，意味着传输过程的信息失真和叠加。可以设想管仲的思想传与民间，通过不同时代、不同人的解读和不同人的记述，历经数代到刘向手里，这会是个什么概念？毋庸置疑，将会是个大雪球，是一个关于管仲思想继承和解读的叠加过程。法国学者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也许有相关论述会支持这个观点。所以，当我们去发掘《管子》思想带给今人更多借鉴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不用过多计较，拿一些蛛丝马迹怀疑作品的作者，更应该走进那个时代，审视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璀璨文化和思想。

关于成书时间。作为今人，要想大概知道该书的成书的时间，就要看关于作者及该书的记载。在这里就个人关于《管子》成书时间的认识和理解与大家分享几个关键时间点：

首先，就有关管仲本人的相关记述。较早的记述散见于《论语》中的《八佾》和《宪问》章节。在《八佾》中，孔子评价管仲：“管仲之器小哉！”原因是“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这是关于管仲不节俭不知礼的评价，这个评价基于儒家一贯倡导的“节俭”和“礼制”观念。在《宪问》中，讨论管仲的为人，孔子说：“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讲管仲是个人才，夺去了伯氏骈邑，使他们流落街头吃粗茶淡饭却没有怨言。同时又谈到管仲的仁，孔子说：“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我们看到的这是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关于管仲的评价，批评不带半丝含糊，褒奖不带半点犹豫。

其次，关于《管子》一书记述最早的书籍是《韩非·五蠹》，“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意思是说，现在国内的人都在谈论政治，士大夫家里都藏有商鞅和管仲记录治国良策的书籍（可能是书籍，也可能是根据自己听解后记录的相关笔记）。韩非子（公元前280年-前230年）在其书中讲到了当时管仲和商鞅谈治理的书籍广为流传。

然后是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关于管仲事迹和《管子》一书记载：“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也。”并且说“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司马迁作为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其生活的年代为公元前145年-前90年。他是看了管仲的书，又考察了史书上关于管仲各项事迹的记载，然后给管仲做了传。至于管仲的书，世上持有的人比较多。这是司马迁对管仲其人和《管子》一书的概说。

最后，说明一下刘向整理编校《管子》一书的情况。学术界一致认为如今广为流传的《管子》一书，是由汉代刘向（公元前77年-前6年）、刘歆（公元前50年-公元23年）父子编校而成。前面已经交代过，当时流传的《管子》有564篇，经刘向父子删校之后，留下了86篇，经过千年流转，今人看到其中留存的76篇。

    通过对这几个时间主线的梳理，不难发现，《管子》成书时间上最晚不会晚过公元前77年。而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利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简书《田法篇》、《王兵篇》以及出土的田齐量器，进一步考证了“轻重”部分的年代。他结合出土文献，进一步肯定了“战国说”，推动了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因此，《管子》成书时间的定位，应该在战国后期会比较合理点。在这里，简单就个人对于《管子》作者和成书时间的认识做一交代，重点还是放在对该书璀璨思想的研究和讨论中，特别是对今天社会发展的有益方面。如果读者对于成书时间和作者界定方面更有兴趣的话，可以参看近代比较有影响的学者对于《管子》成书和流传方面的考证，譬如罗根泽的《管子探源》、胡家聪《管子新探》等学者的研究。

第二章  “管”道

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离不开“道”的土壤，讨论《管子》这本书亦然。自伏羲画八卦有书契的开始，“道”这个概念，是古哲人研究阴阳变化总结出来的关于万物生长形而上的思想。《管子》一书对于道的论述散见于各篇，但又系统精辟，其他的思想和理论都是沿着“道”展开论述的，所以读懂《管子》，得先把它的“道”理清楚。中国文化的核心是“道”，西方文化的核心逻各斯（logos），两者都是对宇宙本源、世界形态、自然规律的高度抽象和精确概括。逻各斯这个词是古希腊哲学中的一个概念，本义有语言、说明、比例、尺度等意思，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最早使用这个概念，认为逻各斯是一种秘密智慧，是世间万物变化的一种微妙的尺度和准则，开始用于哲学范畴。中国文化核心“道”的概念，贯穿了中国的千年文化。当然这里的“道”不同于道家的道，道家的“道”是中国“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道”到底是什么。这在《老子》开篇都说了，“道可道，非常道”。我在这里也不敢托大，无法给“道”下一个明确定义，但就个人对“道”的理解而言，既然“道”的产生来自于自然，描绘了事物发展的现象、总结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最终形成了支持中华文化的一种思想。那么，姑且借用西方“哲学”的阐述方式，来解读《管子》中“道”的思想，称之为“管”道，包括形而上的思想体系和形而下的治生理论。

用“管”道这个词做题，不免有“吸睛”之嫌。但是，由于缩小了讨论的范围，切题更容易些。这也是我在写《读管笔记》（尚未成形）一书中认识到，如果不打通这个管“道”，“读管笔记”将难以成形。因为管子的治国理政、富国强民等思想，甚至后人关于《管子》内容的补充和解读，始终是围绕管“道”这个主线展开的。而在打通《管子》“道”的主线和精神的过程中，我既不能去夸大它的历史地位，也不能虚构它，必须秉持一种客观谨慎的态度共同探讨一下“管子”思想的全貌。

第一节  管子之道

探讨管子之道，用现在“哲学”这个词汇来帮助我们理解，因为这是探索关于思想的思想。哲学的定义本来也是很难下的，冯友兰先生说哲学就是对于人生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他把哲学和道的范畴统一了起来。胡适先生说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今天我们来探讨《管子》一书，首先我们知道这里面凝聚了管仲及众多先贤的智慧，是思想的结晶。把《管子》现存的76篇读完之后，不得不说，其哲学思想是统筹其治生思想的重要法门，在这里权且让我用“管”道一词来阐述其中的哲学思想。

《管子》一书涉及到关于道的描述，分三个层次，谈了“道，是什么”，“‘道’的功用”以及“怎么用‘道’”，在原文中的内容梳理如下：

道，是什么。

始乎无端，道也。

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

道也者，动不见其形，施不见其德，万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极。

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

道之大如天，其广如地，其重如石，其轻如羽。

道者，诚人之姓也，非在人也。

我们看到，这是《管子》一书比较经典的关于“道”的描述，前四句话描述其是无形的、无端的、无大的、无小的、不可知的，最后一句话点出了“道”是自然地，天生是什么就是什么，非人为的。相信各位心里也形成了一个你自己关于“道”的概念。为什么？这是跟我们自己的文化息息相关的，我们祖先崇尚自然、利用自然，我们的知识也是从自然界变化规律来的，譬如形成的最早的《易经》、八卦图以及中医理论等，这个文化是我们的根，所以我们一起探讨时，提起了某个思想，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一个自己关于这个思想的思想。每个人最终体会到“道”概念不一，这反而是我们读了这几句话的功用所在。正如《管子》中另外一句话：“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

“道”的功用

道也者，万物之要也。

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

无设无形焉，无不可以成也；无形无为焉，无不可以化也，此之谓道矣。

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

道血气，以求长年、长心、长德

居身论道行理，则群臣服教，百吏严断，莫敢开私焉。

怎么用“道”

道不远而难极也，与人并处而难得也。

闻一言以贯万物，谓之知道。

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

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举大事用天道。

是故圣人上德而下功，尊道而贱物。

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

上面是“管”道的概述，集中体现在《形势》、《心术上》、《心术下》、《白心》、《五辅》、《宙合》、《四时》、《内业》、《小问》、《轻重》等篇，特别是《心术上》、《心术下》和《白心》三篇尤为历代研究《管子》哲学思想的学者推崇。个人关于“管”道的理解，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整个管子的思想是围绕这个“道”所形成的思想体系，贯穿始终，主要包括了形势之道、静因之道、无为之道、名实之道和中庸之道；另一部分则是整个思想所带动下成就了春秋齐桓霸业治生体系，主要包括了义礼之道、执一之道、存续之道、权变之道和轻重之道。下面就这两个体系展开论述，因为思想体系讲的主要是思想的内容，可能会干涩点，这里做一定压缩；治生体系比较直观点，尽量花多点时间来说这块内容。

第二节  形而上的“管”道——思想体系

管仲相齐一生，其卓越的治国理政思想，造就了齐国在当时“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大格局，其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思想的形成及流传无疑影响了春秋和战国诸子百家思想的萌芽和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全面和丰富的思想体系。有学者认为，先秦诸子之学虽博大精深，但无能出《管子》其右，甚至连孔孟老庄申韩荀墨也有所不及。所以，整理《管子》一书形而上的“管”道思想体系，不仅有助于我们去深入理解该书的内容和精华，甚至有助于我们走进那个时代去挖掘更多的知识、汲取更多的思想，古为今用。

高下呼应，相映成辉的——形势之道

《形势》、《形势解》和《势》这几篇集中体现了高下呼应、相映成辉的形势之道。形势之道就是借助事物的表面现象认识事物的内在规律和发展演化规则的思想，这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过程。形，就是事物的外表；势就是事物内部的发展趋势。它的脉络很清晰，从天地的自然之道到人伦的处世之道，形成了天地、山川、君臣、父子这样一个高下呼应，相映成辉的形势之道。“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渊深而不涸，则沉玉极矣。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载也；风雨无乡，而怨怒不及”，我们看到位置的重要性、时间的存在性、环境的可塑性，这就是自然的现象，遵从这些，就是道。从而引出了人君之道，告诉我们要把自己放到合适的位置上去，做合适这个位置的事情，说合适这个位置的话，才会有尊严、有礼仪、有威信。

夜行者，即是心物一元的践行者。得道之人是什么状况呢？“唯夜行者独有也”。其实，闭上眼睛，没有盲道的话，估计不容易把路走直的。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管子却说了“唯夜行者独有之乎？”晚上行走，靠的是什么，就是心。用个现在流行的词“走心”。道理很容易想明白，譬如让我们闭上眼睛，很难走好、走顺，但是如果让盲人去做这件事他就能在熟悉的环境里来去自如，他的这个能力，这个势能，是因为视力的褪化而使得心感应外界的能力超乎常人。我们走路，盲人走心。这个给我们的触动是，能否在不关闭一项功能的同时，而具备另一器官的超长功能呢。答案显而易见。能具备这种能力，但是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譬如为人君者，想要多了解人民所需所想，唯一的办法不是关闭一扇窗，而是要打开更多的门，集聚信息的过程就是在为自己能力造“势”。夜行者的能力，是修持得道之人才能达到的。

如果说生物界的万事万物是自然界的天然状态，那么历史的自我演变和发展就是人文界的自然规律。所以我们都无法不去面对它。在这里管子也提出来了“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以史为鉴”这个词雏形就来自于《管子》这本书。管仲认为对于历史的吸收和借鉴不能盲目，这个思想贯穿到了他的治国理政中。在轻重篇有很多体现，譬如齐桓公向管仲请教国准，也就是国家的平准政策，管仲给他讲了黄帝称王、虞舜称王、夏朝、商朝和周朝这五个时代，君主采取国家平准政策，建议对于五个时代的做法要兼容并蓄，适时而变。用了这么一句话“好讥而不乱，亟变而不变，时至则为，过则去，王数不可豫致。”也就是要注重调查而有条不紊，勇于改革而不贪恋过去，时机到来而采取措施，时过境迁就要另辟蹊径，成就王业之术不能预先设定。

这就是管仲的形势之道，来源于自然，回归与自然，他的无法设定就如自然的变化莫测一般，但是却把齐桓公却推到了春秋第一霸霸主之位！

静观其变，动静相宜的——静因之道

关于这部分，得结合阴阳五行和心术上下探讨，因为静因之道的最大来源是这里。阴阳五行讲自然运行规律，心术上下讲人身器官的运行规律，结合到一起就形成了静因之道，实现了“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这样一个静因之道。在书中主要体现在《幼官》、《四时》、《五行》、《心术上》和《心术下》这几章节中。

何为静因之道，这个概念《管子》一书给了解释。在《心术上》中有“有道之君：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讲掌握了道的君子，在静处时就像是一无所知，在应对时就像是与物匹配。因，就是匹配；静就是一种状态。《管子》一书非常注重匹配的概念，这也是贯穿始终的，形势匹配、人事匹配、政令匹配、调查研究与执行相匹配等等，这是从自然的静因之道得出的形而上的思维。

在读到《幼官》、《四时》、《五行》几个章节时，会发现在《管子》思想里，配合不同的月令，安排与之相宜的行为匹配，包括衣食住行、行军打仗、外交和耕种收藏。这里出现了月令的概念。什么是月令？这是由天道推演到人事，把阴阳范畴引入人文社会，配合四个季节，根据季节推移决定每个季节该做什么。徐复观先生认为“与天同气”，就能达到天人合一。这些在《幼官》一章体现的很多，但是幼官中还有一个词叫做“五和时节”，这和五行又有联系了。五行是什么？是金木水火土。五行有五个数，而四季对应的数是四，怎么办，这里就多出了一个“中”。再这一章中，用这么一幅图比较容易理解，中方本图对应的就是土德，在四季中对应了季夏，是个虚数，对应土德。象征土地承载了万物，才有了四季。

这样月令和五行的概念，我们基本上清楚一点，就容易读懂《幼官》章节，根据不同的季节安排不同的活动，动静相宜。譬如西方本图中，对应了秋季，农事要收敛内藏，更要进行男女婚嫁，细致到了“造人”计划，有个词叫“始卵”，还要检查民间男女的生育情况。现在我们想这些可能不需要跟季节有关吧，但是，如果穿越到了春秋就是另外一番景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人不容易挨饿，也不容易发生战争。春秋的战争，一般到了秋收的时候都打不起来，要收粮食啊，这跟那个年代的兵役制度有关，成年男子不仅要服兵役，还要料理农田，国家打仗的时候才把你招到军队里的。到战国初期魏文侯的将领吴起时，才有正规军的。所以，秋收后，大家比较闲，有吃的，人类繁衍可以提上日程了，从这个角度讲还是蛮有道理的。讲到这里，顺便说一下，《水地》篇中关于人在母胎中发育的描述，《管子》一书是我国有据可查的最早文献。（备注：在书中讲“始卯”，有的文献认为是“卯”，有的文献认为是“卵”，有的文献认为是“酉”，结合上下文以及说文解字中这几个字的演变，个人认为是“卵”的可能性大一些，所以有了这一节关于生育繁衍的叙述。）

再看一下，从人身器官得来的静因之道，直接引申出了君臣之道。这个论述在《心术上》和《心术下》中体现的相当缜密和详尽。心术，就是心的功能，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是把心作为意识器官来看待的，认为心指挥了九窍循理运转。“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一句话就把这个“道”概括完善了。理解它，遵循它，对于我们为人处世大为有益。心在身体上的位置，是神，人要守住自己的神，九窍才能够正常运转，这个过程是心的功能与九窍功能的匹配，匹配得好，人成为其人；一国之君亦然，他要在他的位置上待着，他的位置就是他的“势”，是尊严、地位和威信，官员才能在各自的位置上有作为，这个过程是国君的功用和臣子的功用相配合、相协调的过程。静有静的匹配，而不是不动，是要动的合宜。从管理的角度讲，如果老板总是一不小心就细致到财务、采购、生产这些细节上去了，那么这些员工该怎么办呢？所以，在这里用《管子》的“此言圣人之动静、开阖、诎信、浧儒，取与之必因于时也。时则动，不时则静。”这句话很好理解，用现代管理学的语言解释一下，就是好的管理者，要把握好时机，处理好动和静、开与合、屈与伸、收与放的关系。时机成熟就行动，占领市场；时机不到就按兵不动，培育市场。

无为而无不为的——无为之道

“无为之道”，真不是老子《道德经》的专利。我们来看看管子的无为之道，与其说这个“道”是形而上的思想，也许更贴近形而下的治生理论，因为在《管子》中，凡涉及到无为之道的，都有其功用在里面。

“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乘马》） 能做到“无为而治”的，可立帝业。为政而不为政务所累，显得无可操劳的，可成王业。

“故必知不言、无为之事，然后知道之纪。殊形异埶，不与万物异理，故可以为天下始。”（《心术上》）必须懂得什么是不由自己去说的理论，不用亲自去做的事业，然后才懂得道的要领。尽管万物的形态千差万别，但从不违背万物自身的规律，所以能成为天下万物的始祖。

“是以，君子不休乎好，不迫乎恶，恬愉无为，去智与故。其应也，非所设也；其动也，非所取也。”无为，让人更加客观。所以君子不被爱好之事所诱惑，不被厌恶之事所胁迫，安愉无为，消除了智谋和故巧。他的处事，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主观筹划；他的行动，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主观选择。

无为是为了有所为。“心术者，无为而制窍者也。”（《心术上》） 心的功能，就是用虚静无为来管辖九窍的。

“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故言之者不别也。间之理者，谓其所以舍也。” 无为叫作道，体现它就叫作德，所以道与德没有什么距离，谈论它们往往不加区别。硬是要问它们有所距离的道理，还是说德是用来体现道的。

管子讲“无为”，其目的性都很强，无为是为了合乎自然之道地无所不为，我想是这样的。从表面看是“术”，但是放到一起看的时候，透过现象看本质，就看到了其思想境界：与自然之道契合的完美，可以无为，最终实现了无所不为。这就是《管子》的思想。再联想一下《道德经》，也许这也是老子阐述无为思想的很重要的原因。管仲生活的春秋初期，公元前722年，就是《春秋》记载的鲁隐公元年，管仲出生于公元前723年，卒于公元前645年；老子生活在春秋中期，公元前571年-公元前451年，连年混战是那个时代的特色，所以老子会认为当时的各国管理者管得太多了，所以发生了战争，害苦了百姓。如果都“无为”，就太平得多。两部经典中涉及到的“无为之道”，共通之处在于对自然之道的崇尚，对于合乎自然规律的人事共处模式的一种期盼；不同之处，则在于《管子》的无为之道，是拿来用的，目的性很强；《道德经》的无为之道，有些许的消极性，后世的道家反而继承了更多的消极因素，所以我们说儒家是入世的思想，道家是出世的思想，也是有来由的。

名实相称，中规中矩的——名实之道

中国古典哲学史上，名实之辨较为典型的是惠施和公孙龙，惠施倾向于实际事物是可变的，相对的事实；公孙龙倾向于名是不变得，绝对的事实。惠施是庄子的朋友，很有名的一段对话在《庄子逍遥游》里面有记载，就是说有一天，庄子和惠施游园，庄子看见了在水中游的鱼儿，感叹说鱼儿在水里自由自在，好不快活。惠施就反诘他说，你又不是鱼儿怎么知道鱼儿是快活的。这时庄子就反问了惠施，你又不是我怎么就知道我不知道鱼儿是快活的。公孙龙，就是“白马非马”这个命题的求证者。他们二位是名实之辨的典型，这是哲学界公认的。在《管子》中，有关于名和实的阐述，不多，但很重要。主要集中在《宙合》、《枢言》、《心术上》、《白心》和《九守》等章节。《管子》一书关于名和实的讨论，更加注重匹配性、合理性和应用性。

用《九守》中的一句话来阐述一下《管子》关于名实的思考：“修名而督实，按实而定名。名实相生，反相为情。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名生於实。实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当。”意思是依据名称考察时机，根据实际确定名称，名实相互促进，反过来又互相说明。名实相当则治，不相当则乱。名产生于实，实产生于德，德产生于理，理产生于智，智产生于“当”。在《心术上》中有“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当谓之圣人。”意思是物体有它自己的形状，有形的东西就有一定的名称，名称和实物匹配得当，这样的人称之为圣人。有人说《管子》的内容无逻辑性。我们看它的名实之道，如果通篇就一个思想和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的话，《管子》的思想其逻辑性是非常严谨的，南辕北辙和自相矛盾的思想基本不存在，譬如这个名实之道就是这样。因此而展开了很多关于名实匹配的治理方案。最为典型的就是军事和法治：军事上，在《幼官》中方副图中讲“理名实，胜之”和“明名章实，则士死节”，就是讲在带兵打仗中，主帅要弄清楚什么名号匹配什么战绩，这样才能激励士兵视死如归奋勇杀敌的精神。法治上，《法法》篇讲“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予也。”就是讲制度颁布和执行要名实一致，如果制度没有颁布，百姓只是偶然做了这件事也是不值得奖赏，因为没有相关的制度措施和这个行为相对应。否则的话，造成的结果就是钻空子和走漏洞。名和实具有相对性，同时一旦匹配得当，就要按规矩来。这就是管仲的名实相称、中规中矩的名实之道。

召乎和管仲践行实至名归的故事：

管仲谓召忽曰：“子惧乎？”召忽曰：“何惧乎？吾不蚤死，将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齐之左，必令召忽相齐之右。虽然，杀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为生臣，忽为死臣。忽也知得万乘之政而死，公子纠可谓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诸侯，公子纠可谓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两立，行不虚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齐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闻之曰：“召忽之死也，贤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贤其死也。”

释义如下：

管仲对召忽说：“您害怕么？”召忽说：“怕什么？我不早死，是等待国家平定。现在既然平定了，让您当齐国的左相，也一定让我当齐国的右相。但是，杀我君而用我身，是再一次对我的侮辱。您作生臣，我作死臣好了。我召忽既已明知将得万乘大国的政务而自死，公子纠可说有死事的忠臣了。您活着称霸诸侯，公子纠可说有生臣了。死者完成德行，生者完成功名，生名与死名不能兼顾，德行也不能虚得。您努力吧，死生在我们两人是各尽其分了。”于是上路而行，一进入齐境，召忽就自刎而死了。管仲也便回到齐国。君子们听到都说：“召忽的死，比活着更贤；管仲的生，比殉死更贤。”

所以说，管仲和召乎用实际行动成就了“实至名归”这样的名实之道。

立中生正，正定万物的——中庸之道

“中庸”一词最早出现在《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意思是不偏不倚，调和折中。在这里借用孔子的词，阐释《管子》的中庸之道。在《管子》一书并没有中庸一词的出现，但是在《五辅》、《法法》和《正世》篇，却有中庸的思想在里面。在《五辅》中，讲“义有七体”，其中“中正比宜，以行礼节”，就是说中正合宜，便于礼节的推行；在《正世》中，提出了“故事莫急于当务，治莫贵于得齐。”这里的“齐”就是适中的意思，如果不适中则出现的状况就是“制民急则民迫，民迫则窘，窘则民失其所葆；缓则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治理国家引导人民最重要的就是要政令缓急要适中，政令过急，民众就困迫，困迫就失去了保障；政令过缓，过缓则民众容易放纵，就难于管理。在管仲看来国家政策措施难以站住脚，就在于不能够把握适中的原则。

中庸精神在《法法》篇中的论述尤为系统。“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政就是“正”。所谓正，就是用来公正地确定万物的命运。因此，圣人总是修养德行并通过中庸标准来培养公正，明确公正的态度来治理国家。所以“正”是用来禁止过分和补充不足的。过分与不足，都不是公正的，不公正与危害祖国是一样的效果。

管仲作为齐国的相，《管子》思想是管仲治国理政的经验总结，涵盖经济、人文、法治等各方面的管理经验，但归根结底是为治理齐国服务的。所以，他的第一个身份是“政治家”，在他带领下，要求从政人员也要具备“立中生正”的精神，首先也是对自己的要求和约束。换句话讲，中庸之道就是讲管仲自身的，他一颗红心为齐国，一手抓国家管理，一手抓德性修养，最终才能够实现他“正定万物”的宏伟理想。所以，把中庸作为“管”道之一来提，正是因为“中庸”的素养也是管仲治国理政的重要品格之一。

大概总结一下《管子》一书形而上的“管”道思想体系。尽管借用“哲学”一词来进行梳理，但是仍然不同，在我们印象里，哲学形而上的思维很难落到实际，譬如名实之辨中，公孙龙的白马非马理论，是纯理论的推理，一般人看到还是很难接受，他的贡献在于他的这个推理过程和方法。那么管仲的这几个思想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跟实际、实践的紧密结合。我们不能因为一些思想能够很好地结合现实，就否定他的哲学性。（西方一部分学者的哲学观点就是：哲学的功用只是弄清观念；形上学的性质只是概念的诗。）譬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哲学与中国实践结合的产物，马克思哲学思想结合实际、用于实践，但不能否认马克思理论的哲学意义。在这点，我蛮认可冯友兰先生对西方这个观点的否定态度，尽管他没有太多其他的阐述。也许，是我还没有看到。

《管子》一书是我翻开中国古典管理类书籍的第一个节点。通过梳理《管子》思想形而上的“道”，既有贯穿该书始终的精神在里面，也有实际的指导意义在里面，也许把这几个“道”归结为《管子》一书的管理哲学更为恰当点儿。第三节主要阐述《管子》形而下的道，就是在该书所体现的治生措施。

第三节  形而下的“管”道——治生措施

“管”道应用于实践，造就了春秋第一霸齐桓公，创造了春秋初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神话。《管子》形而下的“管”道，有五个方面的治生措施，主要包括：义礼之道、执一之道、存续之道、权变之道和轻重之道。

仓廪实则知礼节的——义礼之道

关于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大家应该都很熟悉。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提出的人类激励的五种层次：生理需求（涵盖了最基本的吃穿住用行等生存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有人拿这个和管仲的“仓廪实则知礼节”来比较，认为《牧民》章节提出的这个概念有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的雏形，但是却早了2500年。该理论的实质认为，物质丰富是精神追求的基础。我个人认为两个概念的可比性不强，马斯洛讲得是激励理论，各个需求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只是马斯洛认为一个人处于哪个阶层，该层级上的激励方式最有效，探讨的是人在需求方面的交集。而管仲的“仓廪实则知礼节”却是一个因果关系。实际上在《五辅》章节，管仲的凝聚人心的五项激励措施，是非常清晰的。这五项措施分别是：德、义、礼、法、权。我们来看这五项措施所包含的内容和关系。

德之六兴：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墆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

义之七体：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礼节。整齐撙诎，以辟刑戮。纤啬省用，以备饥馑。敦蒙纯固，以备祸乱。和协辑睦，以备寇戎。

饰礼八经：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

务法有五：君择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辩事，官长任事守职，士修身功材，庶人耕农树艺。

使权三度：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顺。

这五项措施是实现管仲提倡的“仓廪实则知礼节”的总方针和政策。德之六兴，是讲君主和齐国政府上下应该做什么，干哪些工作。称霸诸侯就是齐国这个大集团的愿景，厚其生、输之才、遗之利、宽其政、匡其急和振其穷就是对应的具体工作内容；义之六体，就是讲对人民的要求，怎么做人，取得什么效果，这个对应到当前社会的话，也许跟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比较相近。饰礼八经，大家可能会想，怎么只有四条呢，在这里的“经”，请大家理解为经纬的“经”，上下、贵贱、长幼和贫富之间不是平行的关系，而是错落的关系，这八个方面构成了所谓的“八经”，就是讲人与人之间相处要有度。务法有五，就是讲不同地位的人所应该遵守的五种不同的履行职责的标准，君主要选择臣子委以官职，大夫担任官职主操治事，官长操办事务恪尽其职，士人修养身心治学育才，平民从事农耕研习种植，每一级别用人的标准，非常清晰。最后讲使“权”三度，这里的不单单理解为权力的“权”，要把“权衡、权变”这样的意思加进去理解，对国家有影响的三个因素，一是天，二是地，三是人，要天地人三者权衡利弊协调得当，就会把齐国政府的各项治理政策落实到位。

管仲的这五项措施是环环相扣的。这时候大家再把管仲激励民心的五项措施，和马斯洛的五种层次需求理论放在一起比较，也许更有意思，而不是单纯类比啦。

在这里，聊一点个人关于管理学的看法。泰勒被誉为管理学之父，但是法约尔却明晰了管理的一般管理理论，奠定了管理学发展的基础，并且将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学校学习中进行推广。所以，西方管理学和管理理论得到了快速发展。西方管理学的发展还有一个的特点：利用实验总结。泰勒的科学管理方法，通过数以千计的实验，对于作业流程上的每一个工种的用时、用料进行了详细的时间和方法比对，然后形成科学的操作方法，这就是一套科学的管理理论；法约尔则通过作为职业经理人，总结了一般管理理论，提出管理的五项原则；还有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也是从著名的霍桑试验出来的理论等等。从这个角度讲，《管子》《盐铁论》等书籍，并没有关于实验的记载。但，不经过实验得出的结论，我们能否定它的科学性吗？

前一段时间，看到“克里安照相术”与“MRI成像技术”对“经络穴位”的证实，让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20世纪初，西方的思潮对中国的冲击很大。中医的经络学遭到严重的质疑和否定。在解剖学上，中医的经络和穴道，得不到实验证明是存在的。这种现象持续了很久。随着影像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经络和穴道的认识有了新的进展。这种技术就是“克里安照相术”和“MRI成像技术”。前者利用高伏特电压进行呈像，是前苏联的克里安夫妇于1938年发现的，20世纪70年代初由美国学者将该项技术进行了论述并推广，被称之为“克利安照相术”，到80年代时，该项技术引起了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的重视，并逐渐应用于人体能量场的研究领域，发现了人体除了具有的在解剖学能解释得了的物理的身体外，其周边还有看不见的磁场。目前科学界称之为太乙体（ethical）。利用“MRI成像技术”（核磁共振成像技术），通过扫描人体部位可以进行分层次显示，进行“功能”性扫描。也就是说，左脑对右肢控制，右脑对左肢进行控制，当左肢运动时，对脑部进行扫描，其右半球有功能性的亮点，同理用于身体其他部位的扫描，这样就让我们看到了解剖学无法看到的穴道。而这些穴道是连接物理身体和太乙体的媒介，进行身体病变部位的治疗。这些高科技技术的应用，让人们越来越相信中医的超时空性和科学性。但是，反过来讲，有科学技术验证过的就是对的，而那些依然没有被验证的就一定得被否定么？这真得用科学的精神去对待了。

可能有人会问了，现在高科技手段测定了人的物理身体之外有另外一个能量场，身体内有解剖学看不到的经络，中国古人怎么知道的呢？《管子·心术下》中有一句话“镜大清者，视乎大明。正静不失，日新其德，昭之天下，通于四极。”就说修身养性达到一定境界的话，能够视物如目透清水。不丧失端正沉静，德行就能与日俱新，能明识天下，通达四极。扁鹊作为“脉诊”的祖师，《史记扁鹊列传》也有相关记载：“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扁鹊遵嘱进行，三十天后，扁鹊便能够“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名耳。”这是扁鹊的“视乎大明”。而战国初期楚国的甘德和魏国的石申著作《甘石星经》是世界文明史上第一次测定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测定的120颗恒星记录，是天文史上最早的恒星表，特别是观测并记录了木星，比欧洲的伽利略通过望远镜观察到木星早了200多年。我们无法回到过去得到现在所谓科学的证实，但同时也证实不了这些拥有“天眼”的人不存在，现在科学上将这种所谓的“天眼”，称为“松果体”正在研究，我们也拭目以待吧。

对比中国的很多文化理论和西方的文化理论，我们发现，西方的理论基础是科学实验多一些，中国的理论基础是经验实践总结多一些，这两个途径能否成为一个理论成型的两条腿呢？比起实验室出来的理论，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也许实践经验来的更实惠些。管理学的理论也是这样。如果按照西方的观点看，中国管理学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放在历史长河中来看，一个历史阶段结束就意味着一个社会实验的完成。这样说，也许不算错。

执一不失，统领万物的——执一之道

坚持周王朝的统治，一个天下。

讨论这个议题，首先抛给大家一个问题，管仲治理齐国到底服务了谁？毋庸置疑，他作为齐国的CEO，肯定是为齐国服务的。但是，在他服务齐国期间，使得齐桓公能称霸诸侯，一匡天下的同时，使得当时的周王朝统治相当体面，南北政局相当稳定。

佐证一：关于齐楚之间的要打而未打的一仗。《史记》记载的是“二十九年，桓公与夫人蔡姬戏船中。蔡姬习水，荡公，公惧，止之，不止，出船，怒，归蔡姬，弗绝。蔡亦怒，嫁其女。桓公闻而怒，兴师往伐。”故事梗概：公元前657年，齐桓公娶了蔡国的公主——蔡姬，俩人泛舟湖上，蔡姬摇晃船只，使得齐桓公很害怕，阻止未果，最终齐桓公生气了，就把蔡姬送回到蔡国。没有写休书，而蔡穆侯却把妹妹嫁给了楚成王，齐桓公很生气，要攻打蔡国，蔡国请楚国救援，就形成了齐楚大战的前提。这是制衡南方大国楚的关键一步。原因在于，楚国作为雄踞长江的大国，随着其不断强大，经常骚扰北方各国，同时不尊崇周王朝的统治，形成了潜在的危险周王朝统治的因素。

当然，这次战争发生在两个明智国君和两个智慧的谋臣身上，最后转换成外交战，未动一兵一卒使得这场战争目的达成一致。楚国与代表周王朝的齐国协商了五项基本原则：第一，楚国认错，愿意向周王室进贡用以缩酒的包茅十车，以示楚国是周朝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第二，以楚国为首的南方各诸侯国联盟愿意与以齐国为首诸侯各国联军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永保和平大业；第三，希望以齐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后退三十里，表达诚意；第四，在楚国交验茅草贡品之后，联合国军队撤军；第五，楚国停止侵略郑国并归还郑国被俘人员，齐国也撤出蔡国，蔡国国君认错后回到本国。

自此战后到管仲去世，楚国没有侵犯中原诸侯，中原各国获得了长达十三年的和平时期。楚国如约向周王室进贡祭祀用茅草十车，并且称臣，周王室回赠祭祀用猪肉一块，再次任命楚国为南方各诸侯联盟的盟主，主管南方。

从整个战争看，齐国集结了一支北方诸侯联军队伍，将楚国赠送的珠宝转送给了参与战争的诸侯各国，自己除了威风没有得到其他实惠；反而，表面看周王朝得到的是十车茅草，实际是确保了周王朝疆土的完整和中原各国的安定，所以这场战争与其说是为蔡姬而战，不如说是为周王朝而战的。

最值得一提的是管仲与楚国大夫屈完的外交对话，记录在《左传·僖公四年》中，堪称外交经典语录。

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师进，次于陉。

夏，楚子使屈完如师。师退，次于召陵。

齐侯陈诸侯之师，与屈完乘而观之。齐侯曰：“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谷同好，如何？”对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齐侯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对曰：“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

屈完及诸侯盟。

这就是智者与智者的对话，智者与智者的思想碰撞。

佐证二：不支持齐桓公封禅泰山。这个故事在《管子·封禅》一篇有专门的论述，独立成章节，也足以见它的重要性了。桓公称霸之后，在葵丘召开的诸侯大会上，他表达了想要举行封禅盛典的想法。管仲就说了，他知道封泰山禅梁父的有72人，记得的有12人，分别是无怀氏、伏羲、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商汤、周成王等。这些人都是传说的始祖或者圣人，或者是当时天下的主宰。桓公认为自己在位期间南征北伐、束马悬车，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自己做的和夏商周帝王承命做的事情没什么不同。管仲解释说“古时举行封禅大典的国家，盛在祭器里的是鄗山上的黍和北里长的禾；铺在地上作为垫席的是江淮之间特产的三脊灵茅。东海送来比目鱼，西海送来比翼鸟，然后，不召而自至的祥瑞奇物还有十五种之多。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凤凰麒麟不来，象征祥瑞的嘉谷不生，然而蓬篙藜莠等杂草却很繁茂，鸱枭之类的凶禽恶鸟却多次来临，还想要举行封禅的大典，岂不是不应该么？”委婉拒绝了桓公的诉求，桓公听了也就不再提封禅的事了。

管仲说的这些“黍”“禾”和“一茅三脊”的吉祥物，这些压根不在齐国境内，实际也就变相的告诉了齐桓公只是一国之主，不能做那些超越规矩的事情。齐桓公何其聪明，也就不再提了。是因为管仲表面上不说，实际上并不支持自己的封禅计划。

坚持齐国内政和谐，一个君主。

《管子》的《心术上》和《心术下》都在讲修心养性，这不是专指某个人、某些人，而是指所有君子，所以在读这些文章的时候，一定要把研究对象扩大到你能扩大的范围，这样不会禁锢在春秋那个年代的封建王国中去。在《心术下》中，“专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远之近。”“慕选而不乱，极变而不烦。执一之君子执一而不失，能君万物。日月之与同光，天地之与同理。”就是讲只有保持精气专一的君子，才能专心致志而不懈努力，实现对万事万物的统领。这是指君子的修行。齐国从上而下的君、臣、民具备这样的品质，三者相互协调、内政调和，就是对“执一”精神的落实。就这个角度讲，像是做思想工作，但如管仲把思想工作做到“谋略”的层次，恐怕不多。

《轻重篇》有一则齐桓公处理富人向百姓放贷问题的记录。为解决问题，管仲派宾胥无向南，隰朋向北，宁戚往东，鲍叔往西进行百姓负贷情况调研，回来之后汇报的结果，让管仲很感叹地说：“不料，我国的平民百姓相当于有五个君主的征敛，指望国家不贫困，军队不虚弱，怎么可能呢？”特别是在那个年代，粮食可是很重要的维稳砝码，国家的粮食主要集中到这些放贷者手里，祸乱的砝码倒是多了一筹。所以齐桓公就问“想免除掉百姓的这些贷款负担，怎么办？”如果单单以一国之君的“势能”，强行免除。一是显得太没技术含量，二是用多了这种方法只会让这些富有的卿大夫厌烦，说不定哪天就被赶下台了。管仲的策略是，桓公下令要求各卿大夫用“鐻枝兰鼓”花纹的美锦作为贡品向君主朝贺，这样美锦的价格就会暴涨。而齐桓公的文锦加工厂则昼夜赶活儿，囤积了三千多纯。等价格涨上来，齐桓公下令召见高利贷者，设宴招待。敬酒之后，就说：听说诸位把钱粮借给贫民，使他们得以完成了生产任务。我这里有“鐻枝兰鼓”花纹的美锦，想用他们替百姓偿还本息，免除债务负担。高利贷者推辞。桓公就又说：你们贷给百姓钱粮，使春得以耕、夏得以耘，我已经很感谢你们啦。如果这点东西都不肯收，你们损失太大，我心不安啊。最终高利贷者接受了美锦，销毁了借贷合同。我不知道该说这是一箭几雕的谋略，但是对老百姓的影响非常大，免掉了很多债务。反过来讲，百姓对齐桓公也是感恩戴德，毕竟他们的生活因为免掉高利贷而轻松很多。管仲用了平准之策，维持齐桓公的君主地位，这是非常必要的。一个国家要富强，必须有个主心骨，主心骨只能有一个，多了就乱了，就不是主心骨了。不过，后来齐国的姜氏还是被田氏取代了，就是因为到了战国初期，齐国有了两个国君，一个是名义上国君齐康公，一个是以田和为首的田氏家族，特别是经济上独霸一方，形成了两个国君的局面，优胜劣汰不仅是自然演变的结果，也是历史更替的结局。公元前397年，田氏代姜氏掌管了齐国。

所以管仲的“执一”之道，说是修心养性，放到不同的人身上，功效也是大有不同的。用到国君身上就是要考虑百姓生计，放在臣子身上就是要围绕齐国国君，放在百姓身上就是要抓紧生产、创造价值，这样的思想工作做到位，齐国能不富强么？如果，你来做管理，千万也要注重做不同层级人员的思想工作啊。

坚持政令措施如出一辙，一个声音。

这个思想集中体现在《法法》、《任法》和《明法》等章节，特别强调法令律例的颁布，要如出一辙，一个声音，贯彻执行要坚持原则。

《管子》在法治思想的论述中，法令统一包括出台法令内容的一致性和法令出处的权威性两个内容，这一论述主要体现在《法禁》篇章的论述中。《法禁》中“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矣”，“君之治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明确强调了，君主要统一立法内容，百官就会遵守法令，上面的制度令律清楚，下面的人就能够把握到分寸，如果君主的法令制度不能统一，那么下面的百官和百姓违背法律徇私的行为就会多起来。“君不能审立其法以为下制，则百姓之立私理而径于利者众矣”，则直截了当点明，法令制度的审议制定其出处必经由君主，这是权威所在，从而避免臣下及百姓自立私理而追名逐利现象的出现。短短一段话，其立法内容的一致性和出处的权威性得到了系统而有力的阐述，从而实现其“圣王之治人也，不贵其人博学也，欲其人之和同以听令也”的治理目标，从而实现了国安民稳的大治局面。

管理也是这样的，特别是团队建设。齐桓公带领的是以管仲、宾须无、隰鹏和宁戚为班子成员的一批政治家所率领的齐国人民大众，目标是把齐国建设成各诸侯国的领头羊，实现齐国的民富兵强。没有团队，单凭个人的力量无法实现更大的目标。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带团队就是带人心，就是要达到步调一致。这就是管仲的“欲其人之和同以听令也” 的内涵所在。

继绝存亡的——存续之道

存续之道主要包括两点：对外，存续小国寡民；对内，抚恤本国百姓。

齐桓公在位，管仲执政期间对于小国寡民，继绝存亡的事实：

齐桓公五年（公元前681年），宋国讨伐杞国。齐国派人从中间周旋，希望能够阻止，但是未果，宋国最终攻打杞国。桓公命人建造了缘陵之城，把它封赐给杞国国君，并赏赐车辆及甲士。杞国是夏的后人。

齐桓公六年（公元前680年），狄人讨伐邢国，邢国国君逃到了齐国，桓公建造了夷仪之城封赐给了邢国国君，并赏赐车辆及甲士。周朝封国。

齐桓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63年），山戎侵犯燕国，燕国向齐求援，齐桓公率领诸侯各国联军打败山戎，并帮助燕国建国，燕国国君为表示感谢将齐桓公送至齐国境内，齐桓公为表示自己的不失礼节，将燕国国君踏上的齐国领土划给燕国。周朝封国。

齐桓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58年），狄人讨伐卫国，卫国国君逃到了虚地，桓公建造了楚丘之城，把它封赐给卫国国君，并赏赐车辆及甲士。周朝封国。

齐桓公四十二年（公元前644年），山戎侵犯周朝洛邑，洛邑告急，齐桓公下令各诸侯保护洛邑，维护周朝统治。

这就是事实，如果说把当时的诸侯各国看做一个个企业的话，齐国的做法不可否认是最终的胜利者。通过扶持，使得这些诸侯国成为忠实跟班的同时，赢得了仁义好名声。所以齐国才能高举“襄王攘夷”的旗帜，对其他诸侯各国发号施令，才有比其他国家更有利的发展渠道。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了，在企业的生存法则中一定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游戏规则么？有没有共赢的出路。这个不需要我们怀疑，日本的三井物产就是很好地佐证。这个企业，如果从起源算起的话有1600多年的历史；如果从企业正式成立“三井物产公司”算起的话，有将近900年的历史。现在这个企业依然在日本的经济，乃至政治社会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企业的了解有多少，但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日本知名企业譬如丰田、索尼、东芝都是这个大财团的一部分。这个公司在1993年的时候，美国《财富》排行榜是第一，后来消失在财富排行前列，有学者认为三井故意进行了资产拆分和独立核算。三井物产这个财团从不以吞并和兼并小公司为主要扩张手段，而是采取扶持的手段，它先后孵育了丰田、东芝、索尼等公司，当这些公司还是小作坊的时候，三井物产就帮助他们筹集资金、开拓市场、输入人才，使他们变为日本工业的脊梁，并且最终和这些公司之间联合成为“制造业综合商社”。日本财团非常注重建立企业间的互相依懒关系，形成命运共同体，共度危机，共同发展，共同抵御外部经济风险。所以，再回过头来看以齐国为首的北方联盟，通过实施这样一种存续小国寡民的政策，收获的岂止是一城一池，桓公执政42年，南北方、各诸侯国之间达到了空前的和平和稳定。

对内的存续政策，主要体现在齐国对待老百姓的社会制度这块：

前面梳理过“德之六兴”，都是治理国家的具体措施，其中就包括了抚恤百姓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个内容在后面专门有一节进行了论述。在《入国》篇记载，“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大意就是讲执掌国政四十天，五次施行九项惠民政策。一是敬奉老人，二是爱护幼小，三是抚恤孤儿，四是收养残疾，五是匹和鳏寡，六是慰问病人，七是通报贫穷，八是救济困顿，九是祭奠死难。

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九项措施涉及到人的生老病死，个人认为这就是中国最早社会保障制度的雏形。这一篇比较好理解。我们抽出来现在比较热点的话题，看看《入国》这一篇关于百姓残疾和病人的保障措施：

“所谓养疾者，凡国都皆有掌养疾。聋盲喑哑，跛躄偏枯握递，不耐自生者，上收而养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后止。此之谓养疾。”所谓收养残疾，凡在国都和城邑都要设有掌管收养残疾事务的官员，聋人、盲人、哑人、跛足、半身不遂、双手无力、生活不能自理的人，都要由官府收拢到残疾收养院中，给予衣食，直到死后为止。这就是收养残疾的措施。

“所谓问疾者，凡国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问之。九十以上，日一问。八十以上，二日一问。七十以上，三日一问。众庶五日一问。疾甚者以告，上身问之。掌病行于国中，以问病为事。此之谓问病。”所谓慰问病人，就是说，凡在国都和城邑都要设有掌管问病事务的官员，士民百姓生病，掌管此务的官员要按君主的指示进行慰问。年纪九十以上，每天慰问一次；年纪八十以上，两天慰问一次；年纪七十以上，三天慰问一次；普通百姓，五天慰问一次。对病情严重的人，要报告官府，由君主亲自慰问。掌管此务的官员要巡行国中，专门做慰问病人的工作。这就是慰问病人。

光看这两项制度，就很感叹那个年代涌现了多少的先贤圣哲！把我们自己的文化丢掉，真不是“可惜”两个字能够表达的！喜欢的可以把这一章节拿来认真读一下。

变是唯一不变的真理——权变之道

用《国准》里的一句话点题。“好讥而不乱，亟变而不变，时至则为，过则去。王数不可豫致。”意思是，注重调查而有条不紊，勇于改革而不贪恋过去，时机到来而采取措施，时过境迁就另辟蹊径，成就王业之数，从来没有预先设定好的。一语点破管仲辅助桓公治理齐国之道，一匡天下称霸诸侯，就要认识到“变是唯一不变的真理”的重要性。说到“变”，我们不由的会把《易》的思想牵扯进来。我相信管仲是懂“易”的思想的。这主要体现《幼官》章节，对于阴阳五行的配合应用于齐国社会大发展，如果不懂得易的科学很难做出那么复杂的本副图。《易》的思想就是千变万化，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

因时而变。管仲与时而变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宙合》、《四时》等章节。宇宙两个字的意思，宇就是指空间，宙就是指时间，《宙合》章节就是在讲与时而变的思想。正如《宙合》章节最后一句话“变无不至，无有应当，本错不敢忿。故言而名之曰宙合。”变化无时不在发生，随时都能应对得当，从始至终都静守以待，面对变化无所不至，事物没有处理不得当的，这就是“宙合”。治事的本末都不能离此中心。《四时》这篇就主要论述了国家政令要和四季时令相匹配，懂得四时的变化就能够及时生产粮食，否则百姓没饭吃，国库也就空虚。这是与四时阴阳变化的规律相协调的一种思想。但管仲的思想并不停留在按部就班的时间点上。这是不变的相对性。那么变的绝对性呢？看看《轻重乙》中的一段经典对白。桓公问管仲说：“平衡供求有定数么？”管仲回答说：“平衡供求没有定数。平衡供求，就是要使物价有高有低，不经常固定在一个数字上。”桓公说：“那么，平衡供求的数字就不能调整划一了么？”管仲回答说：“不能调整划一，调整划一就静止了，静止则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则物价升降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各种商品都不能被我们掌握利用了。”桓公说：“那么，怎样掌握物价升降的时机？”管仲回答说：“一年有四个取得收益时机，分在四季。就是说，农事刚开始时，让农民按什、伍互相担保，向他们预售农具，这叫作春天的时机。大夏将到，是织丝绸做丝絮的时节，这叫作夏天的时机。而到了大秋，是五谷全收时节，这叫作秋天的时机。大冬在室内劳动，是妇女纺织的时节，这叫作冬天的时机。所以，一年有四个取得收益时机，恰好分在四季，既然了解这四时的顺序，就可以运用国家号令，使物价有十倍、百倍的升降。所以，物价不能经常固定于一点。所以说，不同时期的平衡供求没有定数。”这就是变化，当春秋的其他各国守着四季规律按部就班收割庄家的时候，管仲却把每一个季节安排的都有收益，他的一年四季有收成比起那些一年只有一季收成的国家当然要富强得多。这就是管仲的与时而变。这里突然想起一个词“天灾人祸”，如果有这样的思维，估计天灾都不算得了什么，“人祸”才是社会堕落和贫困的根源吧。

随境而变。环境不一样了，就得有不同的对策来应对。比较典型的就是盐铁专营，这跟齐国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首先了解一下齐国的版图，在《小匡》中有记载，“地南至于岱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海，东至于纪随，地方三百六十里。”看到这个描述，就能够想象一下，管仲提出了“官山海”使得盐铁专营，成为政府主要收入来源的原因了。这个思想估计大家听到看到的比较多，这里就不赘述了。在这里想说说目前比较热点的话题：“互联网+”的概念。这个概念最早是2012年易观国际第五届移动互联网博览会上，于扬提出的。在IT界得到了同行的认可，并且致力于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向。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总理讲核心就是释放创造力。他认为“互联网+”，特别是大的互联网公司，完全能够发挥社会动员力和积极的文化影响力，去实现大家的梦想。自此，“互联网+”成为国家战略。同德国的工业4.0战略、美国的工业互联网联盟以及日本的机器人计划一样，无疑成了目前国际经济多元发展的又一新生力量。美国的通用电气、思科、英特尔等公司在美国波士顿宣布成立工业互联网联盟，以期打破技术壁垒，促进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融合。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被称为又一次的工业化大革命前奏，而中国的“互联网+”战略的诞生，也是顺应了世界性经济大发展和知识大爆炸。这就是变数，如果世界各国都在权变，自己不变的话，最终是要落后的。就像冯友兰先生说的“说西方侵略中国并不准确。事实上正是现代侵略中世纪。要生存在现代世界里，中国必须现代化。”现代化就是要跟的上现在、当下的步伐。在互联网时代，传统经济的经营理念及经营方式面临着被颠覆和重组的机遇，而互联网在各大网络之间也不能仅仅做到分天下而治之，社会的大发展要求融合，并且还是跨界融合，实现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互联互通，所以必须有新的突破。马化腾说“现在的互联网很像带来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电能。如果错失互联网的使用，就好比第二次产业革命时代拒绝使用电能。”所以，这就是我们企业，我们政府，我们所有的人所面临的环境的大改变，得学会适应，还得及时调整步伐。如果调整的好，小企业就能在“弯道超速”，大企业就能够继续做大做强。

因人而变。管仲一个人是实现不了齐国的称霸梦想的，他带领的团队才能使桓公称霸诸侯。管理学被称为一种艺术，我想特指就应该是对人才的管理和应用。因为人本身的可塑性、思维能动性和天生禀赋决定了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不一致性。

首先，发现并肯定人员的优势，才能把合适的人用到合适的位置上。管仲的用人思想闪耀着优化齐国人力资源的万丈光芒。内阁成员分工：隰朋，大行，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部长（权且对应、便于理解），特点是“升降揖让有礼，进退熟悉礼节，说词刚柔有度”；宁戚，大司田，相当于现在的农田水利部部长，特点是“能够开发荒地使之成为城邑，开辟土地使之增产粮食，增加人口，尽土地之利”；王子城父，大司马，国防部部长，特点是“在平原广郊之上，使战车不乱，战士不退，鼓声一起而三军视死如归”；宾胥无，大司理，司法部部长，特点是“审判案件，调节纷争，不妄杀无辜的人，不妄诬无罪的人”；东郭牙，大谏官，大约有点像现在的纪检组长，特点是“敢于冒犯君主，进谏必忠，不怕死，不贪图富贵”。根据不同的人具备的品行和能力进行合理安排。

其次，肯定差异化员工存在的合理性，扩大人员附加值的边际效益。即使团队中存在个性员工或者在你眼里有缺点的人，也要合理运用，发挥差异化员工的能动性。齐桓公施政之初，在管仲的辅佐下，对于小国寡民实行了继绝存亡的方针，使得齐周边的诸侯小国很依赖它、臣服于它。然后，桓公就问政于管仲，关于大的诸侯国怎么维系。管仲认为需要派使臣。派谁，怎么派就是技巧问题。管仲的用人策略：公子开方，性格特点是“聪慧而敏捷，不能持久而喜欢创始”，针对卫国“诡诈刻薄，贪财好利”的政教，派他出使卫国；季友，性格特点是“恭谨而精明，博闻而知礼，多行小信”，针对鲁国“偏爱谦逊而拘守礼节”的政教，派他出使鲁国；蒙孙，性格特点是“博于政教，文巧于辞令，不好立大义，而好结小信”，针对楚国“机巧文饰而好利，不注重大义之举，关注行小信的行为”的政教，派他出使楚国。五年以后，各国诸侯亲附。在这里大家注意到，管仲虽然知道这三个人都各自有缺点，但是作为使者反而发挥了他们的性格缺陷，不失为上上用人之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公子开方，他放弃卫国公子的名号，跑到齐国为一介臣子，管仲临死前对桓公交代了要远离和驱逐的三个人，其中就包括他，可见管仲对他的缺点是了如指掌的，但在管仲的掌控范围。历史最终也证实桓公确实掌控不了他，所以公子开方在桓公死后成为齐国的祸乱之一。

这就是管仲对权变之道的应用，他完美阐释了“变是唯一不变的真理”，与时而变、随境而变、因人而变被他运用的变幻莫测，齐国经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就这么着像变魔术一样，一崛而成就了春秋第一霸的威名！齐国的都邑淄博则成为周朝天下的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及金融中心，莫不感叹！

以人为本、富国强兵的——轻重之道

《管子》是首次提出“以人为本”的概念的，认为“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所以管仲的施政方针，也是紧紧围绕着“人”来开展，所以这里也围绕“以人为本、富国强兵”来讨论《管子》一书的轻重之道。

在《宙合》一篇给了“准”的概念：“坏险以为平”，就是用来整险为平的工具。国准，就是把解决国家困难的工具用好了，国家富强就有望了。所以，《管子》一书的逻辑关系要放大了看，不能偏盯一域。

农业上的惠民政策：

包产到户。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改革开放后率先恢复了“包产到户”这种农业生产模式，极大提高了粮食产量和农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后来被高度评价为打响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枪。这个模式早在2500年以前就有了，是管仲提出来的。在《乘马》第五节，道曰：“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故不均之为恶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与之分货，则民知得正矣；审其分，则民尽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翻译一下，就是：包产到户，老百姓就会自己抓紧农事，就会知道季节的早晚、光阴的紧迫和饥寒的威胁。他们就能够晚睡早起，不知疲倦地辛勤耕作。不包产到户的坏处是，地利不能充分利用，人力不能充分发挥，得过且过，磨磨蹭蹭。如今，包产到户了，大家分成了，税率也是公开固定的，收成多就得到的多，百姓必然全力去耕作，兄弟父子都会互相督促了。

相穰定籍。在《乘马数》中，讲“郡县上臾之壤守之若干，间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贫补不足，下乐上。故以上壤之满补下壤之众，章四时，守诸开阖，民之不移也，如废方于地。此之谓策乘马之数也” 意思是：对郡县上等土地，掌握它相当数量的粮食。中等土地掌握它相当数量的粮食。下等土地掌握它相当数量的粮食。由此，按土地好坏确定征收，则百姓安定；赈济贫困而补助不足，百姓就拥戴君主。所以，国家用上等土地提供的盈余，补下等土地的不足，彰显四时的物价变化，掌握市场上货物收购与抛售大权，则百姓的安定，就象把方形的东西放在平地上一样，这就叫作运用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如何区分土地好坏，收成多寡呢？《管子》思想做到了。《地员》一篇详细记载了土壤的优劣等级，什么土壤适合种植什么农作物、经济作物，光景好坏收成多少等都有详细的记载。

农业技术推广应用。管仲对农业的关注是很全面的，包括农业技术推广应用。在《山权数》一篇，“民之能明于农事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衮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时：曰‘岁旦阨’，曰‘某谷不登’，曰‘某谷丰’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于蚕桑，使蚕不疾病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谨听其言而藏之官，使师旅之事无所与，此国策之者也。”这个文字部分很容易读懂，总的来说就是对于那些精通农事者、善于繁育六畜者、擅长园艺树木者、提高瓜果蔬菜产量者、能够治病救人者、善于预测收成好坏者、精通植桑养蚕者，给予一定的奖励，并且不用承担兵役任务，还要设立专人负责记录这些专家讲授的经验并记录保存在官府，进行推广，从而达到国家理财的目的。《管子》思想在农本社会，就是抓住了事物的主要特点和主要矛盾，把这事关农事、桑麻、六畜、预测的事情搞好，齐国自然就富强了。

经济上的利益抟流：

计划与市场互为补充。《乘马数》中“至于王国，则持流而止矣”，“君不守以策，则民且守于下，此国策流已。”就是说成就王业的国家，应牢牢控制流通领域，国家如果不采用经济政策加以控制，那么富商巨贾就容易在下面肆意操纵物价，这样国家的财政计划就会落空。管子还说：“布织财物，皆立其货，财物之货与币高下，谷独贵独贱。”就是说布帛织品等财物，都要规定价格，各种物价的高低应随货币购买力而波动，粮食价格的高低应做单独规定。这句话前面半截是市场，后面就是计划的部分。在管仲的经济学中，粮食是国家控制流通领域，调整物价的重要媒介。

市场供求关系。关于市场供求关系的描述和应用，在《国蓄》篇体现的尤为突出。简述如下：

“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人君知其然，故视国之羡不足而御其财物。谷贱则以币予食，布帛贱则以币予衣。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就是讲物多则价贱，物少则价贵；抛售则价低，囤积则价高。君主懂得这个道理，因此总是能根据物产的剩余或不足而控制财务，粮食低则用货币收购粮食，布帛低则用货币收购布帛。根据物价的高低，用平准措施加以控制，于是物价的高低贵贱就可以得到调节，而君主就能从中获利。这就是中国最早有记述的供求关系的描述。

但对供求关系的利用，仅仅是为了君主从中得利，达到盘剥人民的目的么？答案显然错误。这在《国蓄》一篇是有交待的，文中“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总是在人民所不足时销售积蓄的物资，在人民有余时收购多余的物资。真正的原因在于“岁适美，则市粜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市籴釜十繦，而道有饿民。然则岂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赡也哉？夫往岁之粜贱，狗彘食人食，故来岁之民不足也。物适贱，则半力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物适贵，则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则岂财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时失，而物利之不平也。”也就是说年景好的时候，市场上粮食卖不出去，连猪狗都吃人食；遇到灾荒年景，集市上买一釜粮食要十串钱，路上到处都是饥民，在管仲看来这不是地力不足粮食不够引起的。遇到好年景，粮食半价也卖不出去，收成不够本钱；遇到昂贵时，花几倍的价钱也买不到粮食，人民挨饿受穷，这也不是财务稀少积累不足所引起。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国家作为管理机构丧失了调节人民财利的时节。通过《国蓄》一节，个人认为还是离不开管子对道的认识和把握，他所立的初心是“天地之初心”，政策实施所为是“民”，正好契合其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理念，从而实现其强国霸侯的宏图。所以，对于天灾是可以做到避免的这不无道理。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也许更重要的不是你用的手段是什么，而是立一个初心，找到一个服务对象。

市场是社会治乱的司南针。这个思想很超前。体现在《乘马》篇中，“市者，货之准也。是故，百货贱，则百利不得；百利不得，则百事治；百事治，则百用节矣。是故，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不虑则不生，不务则不成，不傲则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不能为多寡，为之有道。”大意是：市场是商品供求状况的标志，所以各种货物价格低廉，各种商业就不能获得高利；各种商业无高利，各项事业就都能搞好；各项事业搞好了，各项需求就都能得到适度的满足。这就是说，事情总是产生于谋虑，成功于努力，失败于骄傲轻心。不谋虑则不能产生，不努力则不能成功，不骄傲轻心则不致失败。所以说，通过市场，可以通晓社会的治乱，可以通晓物资的多寡，只是不能通过它创造物资的多寡而已。掌握起来，也是有规律的。这是以农业为本的社会，对市场运行的结果应用于管理的一个视角。

理财有术。光靠农业，靠本土经济，想要发展经济，对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企业来说都是有局限性的，要理财有术。《轻重丁》中的石璧谋。桓公说：“我想西行朝拜天子而贺献费用不足，解决这个问题有办法么？”管仲回答说：“请下令在阴里筑城，要求有三层城墙，九道城门。借此项工程的名义，使玉匠雕制石璧，一尺的定价为一万钱，八寸的定为八千钱，七寸的定为七千钱，石珪值四千钱，石瑗值五百钱。”石璧如数完成后，管仲就西行朝见天子说：“敝国之君想率领诸侯来朝拜先王宗庙，观礼于周室，请发布命令，要求天下诸侯凡来朝拜先王宗庙并观礼于周室的，都必须带上彤弓和石壁。不带彤弓石壁者不准入朝。”周天子答应说：“可以这样做。”便向天下各地发出了号令。天下诸侯都运载着黄金、珠玉、粮食、彩绢和布帛到齐国来购买石壁。齐国的石壁由此流通于天下，天下的财物归于齐国。所以，齐国八年没有征收赋税。类似的理财方法还有菁茅谋、神龟谋等。

最后说说军事：

明为经济战实为军事战。在《轻重戊》一篇记载了几个蛮有意思的小故事，都是齐国为了臣服诸侯各国，不动一兵一卒，利用经济手段实现了军事效果。譬如，让鲁国和梁国臣服。考虑到这两个国家织绨手工业比较发达，管仲利用名人效益，让齐桓公穿上绨服，文武大臣也都穿这样的衣服，这种衣服就在齐国流行开了，一时间绨的价格暴涨，鲁国和梁国认为是敛财的好时机，就放弃农业，大力发展绨的手工业，荒废了农业。十三个月后，管仲下令封闭关卡，不再与鲁、梁两国进行贸易往来。再十个月后，两个国家的百姓饥饿不堪。等人民反应过来再去从事农业生产时，粮食也不是几个月就能长出来的。于是，鲁国和梁国的百姓纷纷投奔齐国，鲁国和梁国也就臣服于齐国了。像这样的案例在该篇还有很多，譬如莱国和莒国，只不过他们利用的媒介是柴草；楚国利用的媒介是鹿；衡山利用的媒介是器械。利用经济手段，制服了相应的诸侯国。这也和管仲《兵法》里的思想是吻合的，他说“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故至善不战，其次一之。破大胜强，一之至也”，这两句话合起来解释一下就是说，战争虽然不是最完善的道德，却可以辅助王业成就霸业。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不战而胜，其次是一战而胜。攻破大国，战胜强国，一战而胜就是最高境界。

那么，是不是光靠经济手段就行了？当然不是，在《七法·兵之数》一节，有详细的军备战略说明。“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存乎选士，而士无敌；存乎政教，而政教无敌；存乎服习，而服习无敌；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也就是说有军备略有八个方面事项，分别是：一在于积聚财富，而要使财富无敌；二在于考究军事工艺，而要使工艺无敌；三在于制造兵器，而要使兵器无敌；四在于选择战士，而要使战士无敌；五在于管理教育，而要使管教工作无敌；六在于军事训练，而要使训练工作无敌；七在于调查各国情况，而要使调查工作无敌；八在于明察战机和策略，而要使明察战机和策略无敌。

其中的第二条和第三条涉及到战车工艺无敌和兵器，因此，军工生产非常重要。管仲派人收购了天下各地的战车和武器样本进行研究，从各地请来最好的工匠和武器制造专家。鲁国一向是战车的最大生产国，因此，大量的鲁国工匠被高薪挖来。与此同时，大量收购最好的战车生产材料和武器制造的金属，研制新式武器。所有生产的兵器参加春秋两季的军事演习，质量上乘的战车和武器才允许入库，不合格的一律淘汰。齐国的战车质量在很短时间内追上了鲁国，成为当时最好的战车，齐国的武器也是最坚硬最锋利的，弓箭也是射程最远的。

所以，管仲的军事思想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甚至《九变》中就有《孙子兵法》的雏形。而他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也真不是他仅仅依仗齐国的经济实力，故意显得“矫情”。用大智慧、大战略和大布局形容管仲思想和治生手段，完全合宜！

第三章 管仲的遗憾

到此为止，就个人所理解的“管”道精神阐述的差不多了，希望给读者在阅读《管子》一书时有个纵观全揽的效果，也许我们还唏嘘于管子的大智慧、大战略和大布局之中，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管仲的遗憾”。

遗憾之一：后继无人，他死了之后，尽管他的内阁成员都已经很优秀了，但是能把握全局的人选，最起码在他眼里，没有。唯一比较认可隰鹏，隰鹏不久就随他而去了。

遗憾之二：齐桓公没有听他的话，让易牙、竖貂和公子开方有多远滚多远。导致齐国政权在他死后，迅速土崩瓦解。

遗憾之三：随着春秋战国的结束，《管子》一书的逐渐销声匿迹。前面说过，《韩非子·五蠹》还说《管子》一书作为当时士大夫的从政必备书籍，大多持有。也许那个年代，百花争鸣、百花齐放，每个诸侯小国就像现在的企业一样丛林遍布，而《管子》一书的多维度、多视角很能满足每个有思想、有理想的士人的需求，所以《管子》很流行。随着兼并重组的不断调整，国家实现了大一统，毕竟一个的大型企业需要“相国”（总理）的数目总是不多的，从政人员也是有限的，《管子》一书的就不那么流行了。当然，这只是个人的看法。

前两个遗憾，只能随风而逝了。最后一个遗憾，随着国际多元化、企业多样化、管理多面化这样一个社会的变革和转型，《管子》一书被越来越多重视本土文化、重视中国管理思想以及致力于发展中华文化的人士又重新看到，也就回到了我们的视线中。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把我们的文化发扬下去，特别是优秀的文化，还要紧紧结合时代发展的需求，把它发扬光大。

第四章  总结与探讨

首先，抛出来一个问题：就是管仲这个人，他为谁服务呢？毫无疑问，他是为齐国服务的。但是，作为笔者，更想加一句话——他最终服务了周朝。原因在于他以齐国为中心，在其执政期间，使得齐国强大的同时，维护了周王朝的尊严和价值。这是管仲的眼光，他把眼光放到了当时的天下去为政、富国、强兵。有人评价他彻底改变了齐国，也彻底改变了春秋的历史。整个春秋战国，管仲之后的政治家们无一不受到管仲的影响。这也许不无道理。

其次，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管仲是《管子》一书的作者的质疑，学界已经有很多研究成果了。但是笔者认为可以从时间节点逆思作者问题，或许是另外的一个视角。我们猜想管仲相齐之前就有很成熟的思想理论，而当上齐国的相国，只是实践和实证的过程。我们来推算一下合理性，管仲出生于公元前723年，相齐的确切时间是公元前685年，这个时候他38岁，我们从有史料记载的材料中可以看出，他相齐之前除了和鲍叔牙经商、辅佐齐国公子纠之外，是不是也做了很多的齐国国情调查摸底、政策思考方面的工作，整理成册也未为不可啊，并且看《管子》一书，能找到很多调查研究的资料和结论，这是让管仲的治国之术大放异彩的基础。这个问题，在这里抛出来，一是为了减少一些关于该书作者质疑的声音，一是为了多一个途径、多一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当然，这个思路的核实，最终还是要借助考古学的力量，因为目前的史料记载已经被大家研究遍了。

通过梳理个人对《管子》之道的认识，希望对各位朋友的学习、工作、生活有所触动和启发。尽管我力求秉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去解悟《管子》之道，但是毕竟窘于学识和阅历，所以请各位读者斟酌采纳！如有不妥之处，及时切磋、研究。

  2015年11月 於郑州

参考书目

1.《南怀瑾选集第三卷》，南怀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

2.《南怀瑾选集第四卷》，南怀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

3.《管子解说》，张小木，华夏出版社，2009年9月版。

4.《解读管子》，魏承思，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版。

5．《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6．《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版。

7.《中国古典式管理》，胡星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版。

8.《西方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李兴山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1月版。

9.《管子》，饶宗颐等，中信出版社，2014年1月版。

10.《贾志刚说春秋》，贾志刚。

11．《三井帝国在行动》，白益民，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12.龚武.论管仲出生于公元前723年[J].《管子学刊》，2007年第一期：13-17.

13.《互联网+ 国家战略行动路线图》，马化腾等，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8月版。

14.《左传》，左丘明。

（作者简介：任韶斐，女，兰州大学MBA研究生，国家二级人力资源管理师，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特邀研究员。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管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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