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贫困治理价值观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2/4/25 17:51:32
《管子》贫困治理价值观
孙永建
摘要：对《管子》中贫困治理的价值进行研究，以管子文本为对象，采用文献调查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建构管子贫困治理思想体系中贫困治理价值观，发现管子论述了贫困对个人道德、法律权威、国家治理、国家安全产生重要影响，其中的一些合理的思想内核启发我们：要高度重视中华民族贫困治理历史难题，坚持普惠性和精准性贫困治理相结合，坚持中国共产党对贫困治理的领导，坚持政府主导贫困治理多元体制，中国贫困治理助力全球人权事业。
关键词：管子；贫困；治理；价值；思想
The Values of Poverty-Governance in Guanzi
Sun Yongjian
(School of Life Science，Bengbu Medical College, 233030 Bengbu, Anhui)
Abstract: To study the value of poverty governance in Guanzi, this paper takes Guanzi text as the object, adopt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investigation, adheres to the Marxist position, constructs the values of poverty governance in Guanzi, and finds that Guanzi discusses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poverty on personal morality, legal power,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Some of the reasonable thought enlightens us: we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historical problems of poverty governanc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dhere to the combination of inclusive and precise poverty governance,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poverty governance, adhere to the multi system of poverty governance l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China's poverty governance contributes to the cause of global human rights.
Keywords: Guanzi; poverty; governance; value;thought
尽管2000年来许多先哲研究《管子》，呈现了很多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如孔子、贾谊、司马迁、刘向、刘勰、柳宗元、李觏、苏轼和苏辙兄弟、朱熹、王世贞、孙怡让、梁启超、章学诚等,但是管子贫困治理思想还需要进一步专门考察研究，因为贫困治理不仅是整个中国历史中各政治实体生命周期内面临的治理难题，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集团的政治宗旨，也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国家目标，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借鉴和总结《管子》贫困治理价值观，有助于认识中国减贫脱贫方案的历史意义和世界影响。
一、贫困影响个人道德
1、贫困丧失德行修养。贫困让人无法接受礼节、荣辱观教育，只有生活有保障，收入稳定，积蓄充足，财力有余，衣食无忧，才会有经济条件注重文明礼仪，崇尚道德修养，重视荣誉耻辱，追求精神文化，“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1]（《管子·轻重甲第八十》，以下凡引此书只注篇名），也就是说物质生活的满足，有利于提升思想道德修养。特别是极度贫困，会丧失羞耻感，“甚贫不知耻”，个体道德下滑，社会将会堕落，“危本”，危害国家存在的合法性。（《侈靡第三十五》）。
2、贫困酿成邪恶思想。国家开支浪费奢侈，不崇尚节俭，人民贫困就会放弃崇尚生命尊贵，就会产生奸恶思想，就会出现邪巧行为，不利于国家治理，“民贫则奸智生”，“则邪巧作”，“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八观第十三》）生存环境的艰难促使贫困人口产生恶的思想行为。
3、贫困产生反抗心理。商纣王、周武王时代说明：穷困会造成反抗情绪，法令就行不通，“人不足则逆气生，逆气生则令不行”，如果遭遇强大敌人的军事进攻，即使有治国才干的能人也难以保全国家，“强敌发而起，虽善者不能存”，百姓疲敝，官员工作不尽责，则国主无人拥护，人人有反抗的情绪，“百姓罢乏，君子无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由此可以看出，只有基本生活有保障后，才有利提升思想道德修养。因为人类生活需要分为“物质生活需要和精神生活需要”，需要“正确认识脱贫致富和建设精神文明的关系”，那就是“经济的不断发展必将为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更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条件”。[2]149
同样在工业社会里，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日益恶化，也导致道德败坏和违法乱纪。恩格斯指出：“男人进行抢劫或是偷盗，女人偷窃和卖淫”，“国家”“把这些挨饿的人抛进监狱，或是流放出去”，“当国家把他们释放出来的时候”，“它把这些已被剥夺了面包的人变成了也被剥夺了道德观念的人”。[3]556
道德是高水平的法律修养，法律是最低层次的道德境界。
二、贫困影响法律政策
1、贫困使人藐视法律政策。人民贫困，就会完全忽视和拒绝落实国家法律政策，祸乱就会酿酝发展，国君如果仍不觉悟不整改，那么人民就开始图谋造反革命，“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报不得，祸乃始昌。祸昌不悟，民乃自图。”（《版法解第六十六》）人民贫穷，就轻视法律制度，难以治理，行为不善，不服从指令，“困则轻法，轻法则难治，难治则不孝，不孝则不臣矣”，贫困导致法律政令不能贯彻执行，不利于国家管理。（《度地第五十七》）
2、贫困使人不怕违法犯罪。穷人无业可就，无法生存，就不怕法律惩罚，“民失其本事”，“民无[米亶]卖子，数矣”，“贫病之民乞请”，“君行律度焉，则民被刑僇而不从于主上”。（《乘马数第六十九》）管子指出当前周公时代，断指、断足和断头，完全不惧怕死刑判决，宁死都不服从国家法律。这不是人性不怕死，而是因为极度贫困致使不犯法无以求生存。“今周公断指满稽，断首满稽，断足满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侈靡第三十五》）法律不能保证人民幸福生活，则无法获得普遍服从。
3、贫困使人不惧法律权威。刑罚对贫困人群没有威慑性，无法“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律不能贯彻执行，社会治理缺失，是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缘故。“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会出现富人奴役、剥削穷人，“民下相役”。（《国蓄第七十三》）
贫困引发的对法律、政策等的反抗，危害农业社会中少数统治者利益，正如工业社会中广大工人对少数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的抵抗一样。这些秩序并没有从根本上代表贫困工人阶级的权益。“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隐藏在”“法律、道德、宗教”“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4]283当剥削压迫触及到生存底线时，贫困的工人农民就会采取各种形式反抗不公平的国家现实秩序。
三、贫困影响国家治理
1、贫困造成人力流失。人民因为没有生活保障就会轻易离开居住地，外出谋生存求发展，法律禁令就不能遵守和执行，打仗也不必定能胜利，国家防守也不能必定稳固，“人贫则轻家”“易去”，“上令不能必行”，“禁不能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这是不发展农业生产缺少粮食储备的危害，“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迁徙外地谋求生活的人即使面临刑罚，也不会停止追求幸福的步伐，都是贫穷惹的祸，“逃徙者有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相反，富裕国家里人民就会安居乐业，虽然改变原有风俗习惯，被驱逐迁移，甚至被杀害，但是人民却不厌恶，完全接受，“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治国第四十八》）发展生产、消灭贫困、生活富足对人民具有吸引力。赈济贫困，补助不足，百姓也对国君满意和拥戴，“振贫补不足，下乐上”。（《乘马数第六十九》）贫困治理成效显著，国家富有，那么，远方人民愿意流动迁移过来，本国人民也能安心留住，“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轻重甲第八十》），脱贫致富能提升政权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满意度。
2、贫困增加治理难度。根据国家治理原理，人民富裕就容易治理国家，人民贫穷就难以治理，“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因为人民富裕就安居乐业，就会尊重上级管理，畏惧违法违规，就会容易治理，“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相反，人民贫穷就不会安居乐业，就会敢于对抗管理，违法乱纪，就会难以治理，“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所以，治理良好、局势安定的国家往往是富裕的，管理混乱、局势动荡的国家常常是贫困的，“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因此，善于治国的前提条件是一定要先使人民富裕起来，“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只有脱贫致富，才能容易治理国家，各项事业就比较容易推进。（《治国第四十八》）
3、贫困削弱执政根基。如果能顺应人民厌恶贫困、追求富裕的心理诉求，那么就会得到人民支持。政令所以能推行，在于顺应民心；政令所以废弛，在于违背民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执政者怎样对待人民，人民就会怎样对待执政者，“民恶贫贱，我富贵之”，“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因此，满足人民愿望，疏远的会亲近；一意孤行干人民厌恶的事情，亲近的也会叛离，“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由此可知，以人民根本利益诉求为宗旨的先进执政理念，是治国法宝。（《牧民第一》）部分老百姓贫困就会形成局部动乱，容易引发国家混乱，甚至灭亡原。管子提出“国之所以乱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国家动乱有四个方面“宫乱”“家乱”“国乱”“众乱”，即五种阶层力量作乱，“有宫中之乱，有兄弟之乱，有大臣之乱，有中民之乱，有小人之乱”，“五者一作，则为人上者危矣”，国君陷入危险，其中普通百姓是因为贫乏而作乱，“小民乱曰财匮，财匮生薄”，但不至于“生慢”“生变 ”，政治诉求还不算高，对国家安全直接危害不大，但是，几种变乱一起发生，综合发难，国君执政地位就危险了。（《君臣下第三十一》）
4、贫困妨碍以德治国。施行德政有六种政策“六兴”：改善生活方面有“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增加收入方面有“发伏利，输墆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提供便利方面有“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实施宽大政治方面有“薄徵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救人危急方面有“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救人穷困方面有“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六类民生政策，都是兴举德政，“凡此六者，德之兴也”，然后，人民愿望都能实现和满足，“六者既布，则民之所欲无不得矣”，然后才会听从指令，政事才能办好，“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五辅第十》）首先解决好国内贫困问题，施行有益于人民的善政，然后再解决“义”“礼”“法”“权”等其他领域治理问题，综合施政施策，就可以实现国家治理目标。
5、贫困无缘王霸大业。国家战略物质粮食的生产储备情况决定了国家的灭亡、称霸或成就王业，“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因为粮食对人民、财富、土地、国际物资流动具有重要影响。“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所以，舜第一次带领民众迁徙发展生产建成小“邑”，第二次人口迁徙建成大“都”，第三次人口迁徙建成强“国”，“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国”，但是没有采用严刑峻法，“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是“善为民除害兴利”，抗灾除害，增进福利，因此，人民竞相向往，凝聚力增强，“民归之”，一旦离开必然受损害，而跟随必然有安全和生活保障，“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才能实现国家目标，成就宏图伟业。（《治国第四十八》）
四、贫困影响国家战略
管子提出国家治理目标体系，要“明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于后世”“处欲安，动欲威，战欲胜，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诸侯”，（《五辅第十》）有根本目标，有在不同国家动态时期的阶段性目标，用大目标和小目标等，而贫困治理成功与否与实现目标息息相关。
1、贫困危害国家安全。人民贫困，财用不足，“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士兵瘦弱士气不振，那么打仗就不会胜利，“战不胜而守不固”，国家防守也不牢固，国家不会安全，“国不安矣”，因为，贫困软弱的军队最终打不赢富足强健的军队，“以众击寡，以治击乱，以富击贫，以能击不能，以教卒练士击驱众白徒”，只有数量上有优势、军队治理严明、物资装备充足、战斗力强且训练有素的军队，才能打败数量少、治军松软、装备贫乏、作战能力弱、缺乏实战训练的军队，而且是“十战十胜，百战百胜”。军事统帅职责“兵主之事”最基础性最根本是要“日量蓄积”，做好充分军需供给，国家物资储备充足则可以打持久战，“有蓄积，则久而不匮”。军事物资储备匮乏，军事行动不能持久也不会胜利。（《七法第六》）
2、贫困致使国家灭亡。国家贫穷，那么军人也软弱，打仗就会失败，国防不稳固，即使用名器重宝来交结邻国，也不能避免灭亡的祸患，“国贫兵弱，战则不胜，守则不固，虽出名器重宝以事邻敌，不免于死亡之患”，“诸侯”国家不会认同“贫弱”国家的政权组织理念，不会“服其政”，“邻敌”也不会“畏其威”，不惧怕其空洞的威胁和虚假的威力，即使送钱送物巴结示好其他国家“用宝币事诸侯”，“诸侯”国家也“敢犯”、侵略。因此，“贫弱”，是君主成为历史罪人的原因，“主之所以为罪者”，证明了有“宝币”结交依附也阻止不了灭亡的结果，只有“国富兵强”，才是“主之所以为功者”。 （《形势解第六十四》）
3、贫困导致内战失败。贫困人民的向背最终决定了内战胜负。商汤收贮蔬菜和粮食，救济饥饿的、挨冻、贫困的人，夏桀治理下的人民像流水一样拥戴商汤。“汤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桀者，冬不为杠，夏不束柎，以观冻溺。弛牝虎充市，以观其惊骇。至汤而不然。夷竞而积粟，饥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资者振之，天下归汤若流水。”最终在于商汤的内战中，夏桀“失其天下”。（《轻重甲第八十》）暴君独裁者“桀纣”“好富而忘贫”，极尽豪华奢靡，导致人民贫困，“百姓罢乏”。商纣王与周武王的内战中，被周武王擒获，“遂为周氏之禽”，“亡国踣家”，国家灭亡，个人被擒被杀，全部家产被没收。“一国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七臣七主第五十二》）国家最高领导人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4、贫困牵制国家攻守。采取办法创造更多岗位，让贫困群体维持生活，社会各阶层人群都能获利，相互团结，利益攸关，成为命运共同体，那么，国家无论守战都可以搞好，（民）“相食，民相利，守战之备合矣”。（《侈靡第三十五》）
5、贫困引发内忧外患。风调雨顺，生态良好，国富兵强，人民富足，严格立法执法守法司法，国内政治清明，国外没有安全隐患，“春仁，夏忠，秋急，冬闭，顺天之时，约地之宜，忠人之和”，“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民材而令行，内无烦扰之政，外无强敌之患也”。（《禁藏第五十三》）
6、贫困难塑国际秩序。人民安居乐业，“国富而民安”，然后可以整顿军务，“正卒伍，修甲兵”，“作内政而寓军令”，“百姓通于军事”，“内教既成”，“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爱，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福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可以打赢战争，畅行天下，惩治无道之国，安定周室，大国也无法干扰，可以“速得意于天下诸侯”，“横行于天下，诛无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圉也”。才能维护以周王室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维护周王室权威，国内贫困治理成功，脱贫致富，对世界各国具有重要影响。（《小匡第二十》）
7、贫困限制国际地位。国家富裕，兵力可以强大，人口增多，战争可以取胜，土地也就广阔，“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因此，历代治国者都重视发展生产，“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而不重视农业生产，人民贫困，那么国家就会治理不好，“粟少……，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历代政权，法律制度都不相同，政策命令也不相同，但是都能统一天下各国，原因就是国富而粮多，“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由此可知，发展农业生产，治理贫困，保证人民生活，事关治国成败。（《治国第四十八》）“善为国者，壤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且无委致围，城脆致冲。夫不定内，不可以持天下”。国家治理能力卓越，发展生产脱贫致富，提升人口素质，加强国防建设，国内政治稳定，才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文明进步、和平发展。（《事语第七十一》）
当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的国家治理道路。邓小平指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将来不穷了，发展了，“如果那时中国翘起尾巴来了，在世界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肯定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5]112习近平指出，“无论中国发展到哪一步，中国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6]545
总之，管子深刻认识到贫困对国家治理具有重要影响。在管子贫困治理价值观指导下，齐国实现了人民综合素质提升，官场清明，民富国强，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得到增强，但是管子贫困治理实践虽然推动了农业社会中齐国经济社会的大发展，仍然是代表着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少数人人利益，国内外政治博弈仍在持续。
五、管子贫困治理价值观启示
1、高度重视中华民族贫困治理历史难题。直到新中国建国前总体上仍然贫困。经过两千多年发展，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初期，清国和民国比齐国人口、土地面积大为增加，但是中国大地上依然内忧外患，战乱不息，与西方工业国家比较，处于贫困状态，因而国家安全完全没有保障，“拥有亿万过着极端贫困生活的被剥削劳动人民的整个东方已陷入这样的境地：其体力、物力根本不能同西欧任何一个小得多的国家的体力、物力和军事力量相比”。[7]390可见，贫困影响国家兴衰存亡，一定要首先确保国家粮食战略绝对安全，因为两千多年来，贫困问题一直是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性难题，也同时是世界各民族人民共同面临的难题。
2、坚持普惠性和精准性贫困治理相结合。管子贫困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实现齐国和周王室少数人利益，多数人老百姓脱贫是手段不是目的。马克思指出“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他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过去一切的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4]283可知，管子贫困治理活动是巩固少数统治阶级生活地位，“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4]292宪法规定中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国家政权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从制度上保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保证国家权力体现人民意志，捍卫各民族、各行业、各阶层人民利益。
3、坚持中国共产党对贫困治理的领导。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与贫困做艰苦卓绝斗争，逐步消灭贫穷，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8]2，以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领导中国人民闹革命搞建设，“为什么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8]21从此中国数千年历史进入新纪元，真正实现中国人民大解放，因为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利益。
4、坚持政府主导贫困治理多元体制。新中国政权建立以来加快经济建设，深化经济改革，全面提高生活水平，坚持自力更生，改革创新，推进最大大规模人口的脱贫致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9]224“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9]370改革开放成为富国强国之路。政府主导，企业资本和社会组织、贫困群体参与，多元综合治理贫困，确保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
5、中国贫困治理助力全球人权事业。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以来重视贫困治理，探索扶贫方法，制定贫困治理规划，建立贫困治理组织体系、制度体系、金融体系、监测预警体系、评估体系等，构建系统、综合的贫困治理格局，推动贫困治理现代化，提出精准扶贫方略，开展扶贫攻坚行动，参与全球贫困治理，落实和支持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习近平指出“经济建设就是最大的政治”，“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有在生产力的解放中，在国力的快速增强中，在人民生活的极大改善中，在于外部世界日益广泛的交往中才能得以最充分的体现。”[2]215“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就是要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国家强盛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10]12“中国让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这是对世界人权事业的重大贡献。”[6]546脱贫致富，发展经济，成为全中国人民最大的政治追求。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新中国成立70多年，中国贫困治理卓有成效，证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脱贫致富，也同时为国际社会贫困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管子贫困治理价值观揭示了贫困对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与影响，受到历代政治家和学者重视，对我们观察和把握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和未来趋势，依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管子总结治国经验和研究治国实践，形成了贫困治理思想体系。管子对贫困特性、致贫原因和贫困治理思路的认识还可以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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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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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0]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基金项目：本文系安徽省教育厅2018年度高校科学研究委托项目“高校资助育人实现路径研究”（SK2018A1131）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孙永建，生命科学学院秘书，艺术与军事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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