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子》的林业思想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1/2/19 16:37:18

论《管子》的林业思想

张连伟

《管子》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等多方面的思想，农林思想也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就《管子》的林业思想而言，它在森林培育和生态、森林经营和利用、林业政策和管理方面都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和观点，反映了先秦思想家对林业的认识。

一、森林培育和生态思想

森林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在人类早期，一方面人类通过在森林中进行采集和狩猎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有了野生动植物的培育和驯化；另一方面，森林中疾病、猛兽也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人们通过焚林开荒、驱逐猛兽来保障自身的安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的垦殖，自然资源日趋紧张，对于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开始重视林业生产和森林培育。

《管子》的森林培育和生态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地员》篇中。《地员》篇的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平原、丘陵、山地、湖泊等不同的地形特征及其植被。它首先叙述了“渎田”土壤的类型和植物生长，其中还夹杂了一段关于音乐的论述，可能是对音律的解释。然后论及丘陵、山地的地形特征及其植被，最后以湖边依次垂直分布生长的十二种植物作结。第二部分论述了“九州之土”，它把九州土壤分上、中、下三等，每等三十种，共九十种，并说明了其适合生长的农作物和植被。

《管子·地员》集中讨论了林木生长的地理环境和土壤、水文、地形等条件，它认为土质的优劣、水泉的深浅、地势的高低都会对林木的生长产生影响，因而不同土地适宜不同树木生长。《地员》首先介绍了“渎田”的土壤类型、适宜生长的植被，除了农作物外，也包括适宜种植的林木。根据夏纬瑛先生的推断，“渎田”为江、淮、河、济四渎间大平原之田，统摄五种土壤，即悉徙、赤垆、黄唐、斥埴、黑埴。第一种“悉徙”，乃“悉徒”之误，即息土。息土，大概就是现在所说的冲积土，江、淮、河、济间大平原的土壤，主要是由冲积生息而成的土壤，所以名“息土”。在这种土壤上，地下水较深，达到35尺，适宜种植的树木是蚖菕、杜松。蚖菕、杜松究竟是何种树木，颇难考证。夏纬瑛认为，蚖菕、杜松是草非木，此种土壤适宜的树木是楚棘。第二种“赤垆”，《吕氏春秋·士容论·辩土》：“凡耕之道，必始于垆。”“垆埴冥色，刚土柔种，免耕杀匿，使农事得。”垆，一般解释为性质刚硬的土，但“垆”未必尽为黑色，如《淮南子·览冥训》有“黄垆”之称。赤垆应指呈赤色而刚硬的土。此种土壤地下水深28尺，适宜种植的树木是赤棠，即现在的杜梨，是大平原上的普通树种。第三种“黄唐”，张佩伦释“唐”为“溏”，《广雅·释诂》：“溏，淖也。”淖，指泥浆，黄唐即《禹贡》塗泥。黄唐应是容易积水成为沼泽而形成的土壤，所以只适合种植一些高杆植物，如黍秫，不怕水淹和浸泡。此种土壤地下水深21尺，适宜种植的树木是“櫄扰桑”。櫄，同椿（杶），香椿树，《说文》：“杶，或从熏。”扰，或作榎，即楸。《尔雅·释木》：“槐小叶曰榎。”桑，即普通的桑树。第四种“斥埴”，《说文》云：“卤，西方咸地也。从西省，象盐形。安定有卤县，东方谓之，西方谓之卤。”《授时通考》引《说文》云：“西方鹹地也，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卤。”（《授时通考》卷十），为“斥”本字，为一种盐碱地，在西方称为“卤”，在东方称为斥。此种土壤地下水深14尺，适宜种植的树木是杞。杞，当为杞柳，即现在的红皮柳和筐柳之类。第五种“黑埴”，夏纬瑛认为是一种盐碱土，向下常有一层黏土，再下则为黑土，在天津以南地区可以看到。在今天的山东地区存在一种“砂姜黑土”。这种土壤，“见于滨湖地区及鲁南、胶东的低洼地带。这类土壤，土质粘重，潮湿时泥泞，干时坚硬，由于地势低洼，常受季节性积水的影响。”黑埴土壤的地下水位较浅，只有7尺，适宜种植的树木是白棠。《野菜博録》：“白棠子树，一名沙棠梨儿。生荒野中，枝梗似棠梨树，细小。叶似棠梨叶，窄小，白色。结子如豌豆大，味酸甜。”

《地员》还根据山的高度和坡度、地下水的深浅，将山地划分为五种类型，分别是“山之上”的县泉、复吕、泉英，以及“山之材”“山之侧”，相应生长着不同类型的树木。在山之上，地下水深2尺，称之为“县泉”，地表不会干裂，生长的树木是樠，《说文》：“松心木。”夏纬瑛以为，此处樠即落叶松。在山之上，地下水深3尺，称之为“复吕”，生长的树木是柳树。在山之上，地下水深5尺，称之为“泉英”，生长的树木是杨树。在山之材，即低山而有杂木林的地带，地下水深14尺，生长的树木是格，俞樾认为“格”是“椵”的借字。椵，郭璞《尔雅注》以为柚属，夏纬瑛认为是梓属，即槚。在山之侧，即山的侧旁，从山麓到山下，生长的树木是品榆，即枢榆，现在的刺榆。根据这些不同山地生长的树木，夏纬瑛先生推断，“最高的‘县泉’之山，生有可成纯林的落叶松；次高的‘复吕’之山，生有灌木性的山柳；又次高的‘泉英’之山，生有山杨，也常成为纯林；中级高的‘山之材’，当有杂木树林，生有槚楸之类；山麓地带的‘山之侧’，生有刺榆。这些情况，与现在华北地区的山地无大差异，大概文中所述的就是这一地区的山。”

除了上述平原、山地的树木以外，《管子·地员》又把“九州之土”分为九十个类型，但实际讲到的只有五粟、五沃、五位、五蘟、五壤、五浮、五怷、五纑、五壏、五剽、五沙、五塥、五犹、五壮、五殖、五觳、五凫、五桀等十八种。这十八种土壤上的农作物颇难索解，但其树木等植被则较容易辨识，而且集中出现在五粟、五沃、五位三个类型的土壤。“五粟”的林木有桐、柞、榆、柳、檿、桑、柘、栎、槐、杨、竹箭、藻、龟、楢、檀；五沃：桐、柞、枎、椿、白梓、梅、杏、桃、李、棘、棠、槐、杨、榆、桑、杞、枋、楂、梨。五位：竹、箭、求、黾、楢、檀、桑、松、杞、茸、种木胥容、榆、桃、柳、楝、槐、柞。从这三种土壤上生长的树木来看，它所覆盖的地理范围是有限的，“九州之土”中最好的是粟土，“桐柞莫不秀长，其榆其柳，其檿其桑，其柘其栎，其槐其杨，群木蕃滋数大，条直以长。”（《管子·地员》）其中的榆、柳、桑、槐、杨等，都是温带落叶树木。因此，上述“九州之土”范围基本上处于今天的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域，像梅、杏、桃、李、梨、山楂、枣等都是黄河地区常见的果木，而不见热带和亚热带果树。按照学者我国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区域划分来看，这一地区包括“辽宁省的南部，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除坝上以外的全部，山西省至兴县一线以南，山东省全部，陕西省的黄土高原南部、渭河平原以及秦岭北坡，甘肃省的徽、成盆地，河南省的伏牛山、淮河以北，安徽省和江苏省的淮北平原”。

二、森林经营和利用思想

《管子》认为，林业是国家的重要财富。《管子·轻重甲》说：“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并进一步解释说：“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给之，私爱之于民，若弟之与兄，子之与父也，然后可以通财交殷也……故事至而不妄，然后可以立为天下王。”《立政》篇管子提出国君的五个主要任务：“一曰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殖成，国之贫也；二曰沟渎不遂于隘，障水不安其藏，国之贫也；三曰桑麻不殖于野，五谷不宜其地，国之贫也；四曰六畜不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不备具，国之贫也；五曰工事竞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国之贫也。”《管子·小问》：“民贫且罢，牧民者发仓廪山林薮泽以其财，后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罢，此谓先之以德。”一个国家的山林状况能够反映这个国家的贫富状况。《管子·八观》说：“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夫山泽广大，则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饶，则桑麻易植也。荐草多衍，则六畜易繁也。山泽虽广，草木毋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荐草虽多，六畜有征，闭货之门也。故曰：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故曰：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

管子将林业生产视为强国富民的重要途径。管子把富民放在治国理政的首位，并将农林生产视为富民的最重要手段，“辟田畴，利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厚其生”（《管子·五辅》）。他指出，林业生产对于国家富强作用重大，提出了著名的树木树人论断，“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管子·权修》）在管子看来，林业与农业、教育一样重要。只有把教育、农业和林业搞好了，才能达到国安、食足、民富的目的。他认为，“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管子·牧民》）把养桑麻（即发展林业）作为实现人民富裕的一项措施。 管仲为了鼓励民众发展农桑，制定了优厚的奖励政策，规定“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百果，使繁衮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管子·山权数》）这是一个给予种植技术突出人才重奖的政策，鼓励民众积极从事种植业的政策。

《管子》主张用经济手段来调控国家的农林生产。《管子·山权数》提出以物质奖励的方式鼓励农林生产，如“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树瓜瓠荤菜百果使蕃袬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管子·山国轨》则提出“别群轨，相壤宜”，即对国家的财富分门别类地进行统计，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林生产。《山国轨》说：“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渐泽之壤，有水潦鱼□之壤，今四壤之数，君皆善官而守之，则籍于财物，不籍于人亩。”国家拥有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源，如果宏观调控和管理工作做得好，不向民众征税也能满足国家的物质需求。但是，对于宫室建筑和器械制造的木材需求，则需要国家通过税收进行调控。《山国轨》说：“宫室械器，非山无所仰。然后君立三等之租于山，曰：握以下者为柴楂，把以上者为室奉，三围以上，为棺椁之奉。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椁之租若干。”国君把山林木材的税收分为三等，分别征收租税：不足一握为柴楂；一握以上为室奉，用作建筑材料；三围以上为棺椁木材。

《管子》也论及农业和林业的关系。首先，《管子》以耕地收益为标准估算山林的收益。《管子·乘马》说：“地之不可食者，山之无木者，百而当一。涸泽，百而当一。地之无草木者，百而当一。樊棘杂处，民不得入焉，百而当一。薮，鎌缠得入焉，九而当一。蔓山，其木可以为材，可以为轴，斤斧得入焉，九而当一。泛山，其木可以为棺，可以为车，斤斧得入焉，十而当一。流水，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林，其木可以为棺，可以为车，斤斧得入焉，五而当一。泽，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命之曰地均，以实数。”其次，《管子》主张以农为本，林业不能与农业尤其粮食生产争地。《管子·山国轨》说：“行田畴，田中有木者，谓之谷贼。宫中四荣，树其余曰害女功。”它认为，田地中有树木就会危害粮食生产；房屋周围种植杂木，就会妨害妇女纺织。不过，《管子》认为，通过国家调控可以把林业和农业很好地结合起来。《管子·揆度》说：“令诸侯之子将委质者，皆以双武之皮，卿大夫豹饰，列大夫豹幨。大夫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兽，若从亲戚之仇。此君冕服于朝，而猛兽胜于外，大夫已散其财物，万人得受其流，此尧舜之数也。”国君让诸侯子弟、大夫等穿戴兽皮服饰，就会刺激贵族和官吏用粮食财务去交换购买兽皮，而山林猎虎也就会积极进行捕猎，这样就会促进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万民受益。

三、林业政策和管理思想

首先，管子主张设立专职官员督管农林生产。管子指出，保护森林等自然资源是执政者的职责所在。《管子·立政》说：“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为此，《管子·立政》认为，王者执政中要有五大注意事项：第一，山泽不能防止火灾，草木不能繁殖成长，国家就会贫穷；第二，沟渠不能全线通畅，堤坝中的水漫溢成灾，国家就会贫穷；第三，田野不发展桑麻，五谷种植没有因地制宜，国家就会贫穷；第四，农家不养六畜，蔬菜瓜果不齐备，国家就会贫穷；第五，工匠追逐刻木镂金，女红追求彩花文饰，国家就会贫穷。所以说，在山泽能够防止火灾，使草木繁殖成长，国家就会富足；使沟渠全线通畅，堤坝中的水没有漫溢，国家就会富足；田野发展桑麻，五谷种植能因地制宜，国家就会富足；农家饲养六畜，蔬菜瓜果能齐备，国家就会富足；工匠不刻木镂金，女红也不求纹彩花饰，国家就会富足。对此，管子提出设立专门官员负责推进农林生产，“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国之山林也，则而用之，山泽儆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主要的林业官员有：设“虞师”，“修火宪，敬山泽、林薮、积草，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负责制定防火的法令，戒止山泽林薮之处堆积枯草，对自然资源的出产要按时封禁和开放，以使人民有充足的房屋建筑用材的柴草贮备；设“司田”观测地势高下，分辨土质肥瘠，查明土地宜于何种作物的生长，按时作全面安排，使五谷桑麻得以种植；设“乡师”巡行乡里，察看房屋，观察树木、庄稼的生长，视查六畜的状况，并能按时作全面安排，并劝勉百姓努力耕作。《管子》还主张以租税调节山林木材的使用。《管子·山国轨》：“去其田赋以租其山，巨家室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室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为室庐者，服小租。”

其次，管子主张以法护林，加强森林保护。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对维持生态平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人口增加，农业垦殖，森林逐渐遭到破坏，森林资源不断缩减。如何解决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已经成为先秦思想家面对的问题。《管子·揆度》：“至于黄帝之王，谨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烧山林，破增薮，焚沛泽，逐禽兽，实以益人。”焚林烧泽，驱逐猛兽，拓展了人类的生存空间，减少了自然对人类生存的威胁，但也导致了自然资源的减少。因此，《管子》主张对于国家的山林“以时禁发”，有节制的开发利用森林资源。《管子•八观》说：“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独伐也，大木不可独举也，大木不可独运也，大木不可加之薄墙之上。故曰，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 《管子·戒》：“山林梁泽以时禁发而不正也。” 《管子·五行》：“日至，睹甲子，木行御。天子出令，命左右士师内御。总别列爵，论贤不肖士吏，赋秘赐赏于四境之内，发故粟以田数，出国衡，顺山林，禁民斩木，所以爱草木也。然则冰解而冻释，草木区萌，赎蛰虫卵菱，春辟勿时，苗足本，不疠雏鷇，不夭麑．毋傅速。亡伤襁褓，时则不凋。七十二日而毕。”《管子•七臣七主》载：“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在《管子•禁藏》载：“毋行大火，毋断大木。”《管子•轻重》载：“为之厉禁而守之，凡畋猎者受令焉，禁麛卵者与其毒矢射者”，还有“毋杀畜生，毋柎卵，毋伐木，毋夭英，毋柎竿”。只有有序利用山林资源，才能使衣食之源用之不尽，提出“山不童而用赡”（《管子·侈靡》）。针对当时火田、火猎等滥用火而烧毁森林的教训，管子认识到“山林不救于火，草木不殖成，国之贫也”的严重危害，于是极力主张“修火宪”，加强护林防火的立法，“宪既布，有不行宪者，谓之不从令，罪死不赦”（《管子·立政》），针对违法行为一律严惩不贷。对于违背时令、滥伐山林的行为，依法严加惩处，“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可见其依法治林主张之严格。

（作者简介：张连伟，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上一条：释论管子农业思想视域下的当代乡村振兴建设---兼谈安徽乡村孙氏祠堂的当代价值      下一条：论《管子》的富民思想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