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晏子春秋》笔下的桓管形象及其成因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1/2/19 16:29:59
试论《晏子春秋》笔下的桓管形象及其成因
郭 丽
[摘要] 作为一部记叙晏婴思想言行轶事、反映晏婴政治思想和实践的古代典籍，《晏子春秋》在记述晏婴的政治活动、外交实践以及生活轶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论及到齐国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如姜太公、齐桓公、管仲等，其中对桓公和管仲的记载尤多。本文试图对《晏子春秋》笔下的桓管形象进行初步分析，并探究其成因。
[关键词] 《晏子春秋》；齐桓公；管仲
《晏子春秋》是一部记叙晏婴思想言行轶事、反映晏婴政治思想和实践的古代典籍，共有八篇，215章。该书在记述晏婴的政治活动、外交实践以及生活轶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论及到齐国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姜太公、齐桓公、管仲等，其中对桓公和管仲的记载尤多。总体而言，《晏子春秋》至少有十九章记载了桓公与管仲，且绝大多数是出现在齐景公和晏婴的对话中。该书借景公、晏婴以及其他人之口，揭示了管仲辅佐桓公称霸，以及桓公重赏管仲等相关事件，并阐明了自己的态度。本文试图对于《晏子春秋》中的桓管的形象及其成因进行初步分析，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于该问题的关注。
一、《晏子春秋》笔下的齐桓公形象
《晏子春秋》借景公、晏婴等人之口，将桓公塑造成能励精图治、实行善政，善于包容、施恩于民，知人善任、从善如流，虽有小过，但能明大节的贤君形象，但同时又认为桓公又是一位能善始，却不能善终的君主。
（一）桓公是一位贤君
《晏子春秋》中多处述及齐桓公是一位贤君。如在《内篇谏上第十七》中，景公登牛山，触景生情，为将要“去国而死”而流涕，艾孔、梁丘据两位大臣“皆从而泣”，晏婴却“独笑于旁”，并说：“使贤者常守之，则太公、桓公将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则庄公、灵公将常守之矣。数君者将守之，则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这里该书借晏婴之口将桓公与太公一起并列为贤君，足见其对桓公的景仰。不仅如此，该书还刻画了桓公之“贤”的诸多体现。
1、励精图治，实行善政。
《晏子春秋》多章都提到桓公能够励精图治，实行善政，这是桓公之“贤”的表现之一。如在《内篇谏上第九》中，景公听信宠妾请托，要给违礼驾车的翟王子羡以丰厚俸禄，对此，晏婴提出尖锐批评，并以先君桓公为例，指出桓公虽“地狭于今”，但能够“修法治，广政教”，因此才“霸诸侯”。而景公却“惟图耳目之乐，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饰驾御之伎，则公不顾民而忘国甚矣。”告诫景公若重车马而不重人，重车夫而不重贤人，违背礼制，将会有亡国危险。在这里，《晏子春秋》借晏婴之口认为，桓公之所以能够称霸诸侯，主要得益于他能励精图治，实行善政，具体而言即致力于国家大事，修整法治，广施政治教化。如果景公只图耳目之乐，不厚贤人，而厚禄御夫，惟饰驾御之伎，不修先君之功烈，不思成城之求，不仅不会恢复桓公霸业，甚至“国之亡日至矣”。可见，该章认为桓公是一位致力于国家大事，依靠修整法治，广施政治教化的贤君。又如在《内篇谏下第十五》中，景公修建了奢华的西曲潢，身着奇装异服，“被发乱首”，傲然而立，自以为霸业已成。并连问晏婴两声“昔仲父之霸何如？”面对景公的提问，晏婴没有做正面回答，而是说：“万乘之君，而壹心于邪，君之魂魄亡矣，以谁与图霸哉？”其言外之意是批评景公思想太过幼稚，不去励精图治，思虑治国安民之事，而是一门心思想着荣华富贵，“何暇在霸”“壹心于邪，君之魂魄亡矣”，这是与光复霸业背道而驰的。晏婴此言既有对能励精图治、治国安民、以致霸业的桓公的赞美，也有对景公的希冀，即希望景公能像桓公那样，通过实行善政以图霸上来。
2、善于包容，施恩于民。
在《晏子春秋》笔下，桓公还宽宏大度，善于包容，且施恩于民，这是桓公之“贤”的表现之二。如在《内篇问下第十五》中，晏婴出使晋国期间，当晋平公向他询问先君（桓公）是如何“得众”时， 晏婴说：“臣闻君子如美，渊泽容之，众人归之，如鱼有依，极其游泳之乐；若渊泽决竭，其鱼动流，夫往者维雨乎，不可复已。”这里晏婴以深渊大泽为喻，称赞桓公不仅能够海纳百川，善于包容，还能处处为百姓着想，由此就赢得了民众的爱戴与归附。再如在《内篇谏上第十九》中，针对景公出游于寒涂，看到腐烂尸体时的冷漠态度，晏婴列举出当年桓公出游时，能够“睹饥者与之食，睹疾者与之财，使令不劳力，籍敛不费民”等，以致于“百姓皆说曰：‘君当幸游吾乡乎！’”批评景公出游横征暴敛，不体恤民情，丧失了做君主的原则。这里晏婴不仅列举了桓公出游时的爱民行为，还列举了桓公出游时的受欢迎程度，一位爱民惠民而又为民拥戴的贤君呼之欲出。又如在《内篇问上第七》中，当景公想让晏婴佐佑自己“彰先君之功烈，而继管子之业”时，晏婴告诉他：管仲之所以能够辅桓公称霸诸侯，是因为桓公自身有很多贤明之处，其中列举到的：“不以饮食之辟害民之财，不以宫室之侈劳人之力；节取于民，而普施之，府无藏，仓无粟”等，便是桓公采取的爱民惠民举措。之后晏婴指出，如今景公“疏远贤人，而任谗谀；使民若不胜，藉敛若不得；厚取于民，而薄其施，多求于诸侯，而轻其礼；府藏朽蠹，而礼悖于诸侯，菽粟藏深，而怨积于百姓；君臣交恶，而政刑无常”。如此国家都有倾危失败之危险，又怎奢谈彰显桓公之功德，继承管子之功业呢？以上三处均是该书引用的桓公包容、爱民的事例。
3、知人善任，而又从善如流。
《晏子春秋》还塑造了桓公能知人善任，任贤使能，且从善如流，知错能改的一面，这是桓公之“贤”的表现之三。在《内篇问上第六》中，景公向晏婴请教如何改善齐国政治以称霸诸侯，晏婴答以“官未具也”，并以桓公为例，认为当桓公出现“身体惰懈，辞令不给”“左右多过，狱谳不中”“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军吏怠，戎士偷”“居处佚怠，左右慑畏，繁乎乐，省乎治”“德义不中，信行衰微”时，都分别有大臣隰朋、弦宁、宁戚、王子成甫、东郭牙和管仲的暱侍，桓公能够做到“以人之长续其短，以人之厚补其薄”，由此才使得“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旨在告诉景公任贤使能、具备一批王佐之才的重要性。继而晏婴又批评景公“过失多矣，未有一士以闻也。”意即景公的过失太多，却无人进谏。由上可知，晏婴在为景公答疑的同时，夸赞了桓公的诸多贤明之处：不仅能知人善任，又善于听取劝谏，勇于改恶从善，因此才使齐国称霸于天下。而桓公的这些贤明之处，景公都不具备，恐怕亡国的危险，谈何成就霸业。在《内篇问下第三》中，景公提出了“昔吾先君桓公，从车三百乘”，而今自己“从车千乘”，能否继承桓公成就霸业的问题，晏婴指出，桓公之所以能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靠的不是武力强大，而是身边有管仲、鲍叔牙那样的贤臣，而今景公左右都是倡优和谗佞谄谀之辈，即“左为倡，右为优，谗人在前，谀人在后”，所以无法赶上桓公。可见晏婴一针见血地指出：桓公称霸靠的不是兵车等硬实力，而是知人善任、任贤使能这样的软实力。告诫景公：欲称霸诸侯，就应像桓公那样具备知人善任、任贤使能的软实力。以上可知，该书认为桓公称霸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能够知人善任，任贤使能，且从善如流，知错能改，这是桓公之“贤”的另一表现。
4、虽有小过，但能明大节。
《晏子春秋》借晏婴之口认为，桓公虽有小过，但更是一位能明大节的贤君。在《内篇问下第二》中，面对景公之困惑——桓公“善饮酒穷乐，食味方丈，好色无别，辟若此”，又“何以能率诸侯以朝天子乎”？晏婴认为桓公虽然又嗜酒好色等缺点，但这些都是小过失，他更具“变俗以政，下贤以身”之大节，并以桓公重用管仲和宁戚为例，赞扬他“见贤不留，使能不怠”，而使“内政则民怀之，征伐则诸侯畏之。”批评景公不能只“闻先君之过，而不能明其大节。”可见，在该书笔下，桓公是一位虽有小过，但更具大节的贤君。
（二）桓公能善始，却不能善终
《晏子春秋》在对桓公的贤君形象极尽赞誉之词的同时，也指出他能善始，却不能善终的遗憾。如在《内篇谏上第十六》中，景公希望能够世世代代保有齐国，晏婴却认为“能长保国者，能终善者也”，并以桓公为例加以说明。晏婴说：桓公“任贤而赞德之时，亡国恃以存，危国仰以安”，及至其晚年时，因为“怠于德而并于乐，身溺于妇侍而谋因竖刁”，即道德败坏，纵情享乐，沉湎女色，宠幸小人，而使得“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且自身也落得个“死乎胡宫而不举，虫出而不收”的悲惨下场。晏婴在这里通过桓公事例，从反面指出了善始善终的重要性，即“不能终善者，不遂其君”，并告诫景公唯有始终坚持善德善政，方能存身报国。又如在《内篇谏下第二十》中，景公的宠妾婴子死后，景公“守之，三日不食，肤着于席不去。左右以复，而君无听焉。”晏婴假称有医生能让她起死回生，让景公离开以后命人收殓了婴子的尸体。面对景公的责备，晏婴又以桓公事例劝谏道：“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嬖乎竖刁而灭”，而“今君不道顺而行僻”，使得“谄谀繁于间，邪行交于国也”“薄于贤人之礼，而厚嬖妾之哀”，这样“不可以导民”“持国”。在提醒景公要善始善终，不要重蹈桓公覆辙之同时，表达了对桓公未能善始善终的惋惜。
二、《晏子春秋》笔下的管仲形象
《晏子春秋》借景公、晏婴等人之口，将管仲塑造成辅佐桓公称霸的贤相，还提及管仲的“四维”论，并指出接受桓公封赏，是管仲的一大失误。
（一）管仲是一位辅佐桓公称霸的贤相
《晏子春秋》在晏婴劝谏景公或为景公答疑时，多次引用桓公的事例，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提及贤相管仲，并肯定了他辅佐桓公称霸之功。如在《内篇谏上第十二》中，景公欲赏赐晏婴，说道：“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为有力，邑狐与谷，以共宗庙之鲜，赐其忠臣，则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请赐子州款。”不仅肯定了管仲在桓公成就霸业中的重要作用，还指出管仲是一位忠臣。再如在《内篇问上第六 》中，景公向晏婴请教如何改善齐国政治以称霸诸侯，晏婴说：桓公“德义不中，信行衰微，则管子暱侍”，即说当桓公品德道义不正当，信誉德行衰微缺损时，就有管仲亲近辅佐他。又如在《内篇问上第七》中，景公想让晏婴佐佑自己“彰先君之功烈，而继管子之业”，更是说道：“先君昭功，管子之力也。”意即桓公的昭著功业，靠的是管仲的力量。还如在《内篇杂上第七》中，针对景公认为东门之堤太高，“此大伤牛马蹄矣，夫何不下六尺哉”的疑问，晏婴答曰：“昔者吾先君桓公，明君也，而管仲贤相也。夫以贤相佐明君，而东门防全也。”同样肯定了管仲是一位尊重古法的贤相。又在《内篇杂下第二十八》中，景公提及管仲为齐国忧虑操劳，“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劳齐国。”晏婴曰：“昔者……桓公义高诸侯，德备百姓。”正是因为得益于管仲的事奉。君臣二人无不肯定了管仲事桓公、恤劳齐国对于桓公称霸的重要作用。
（二）管仲“四维”思想的影响
在《外篇七第二十三》中，高纠为晏婴做了三年管家，却被辞退。左右的人问晏婴原因，晏婴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仄陋之人”，如果“左婴右婴之人不举四维，四维将不正”，即如果那些做我左右随从的人不能张扬礼义廉耻，那么礼义廉耻就得不到端正。而高纠“事吾三年，未尝弼吾过也。”所以辞退了他。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曰：“管子牧民篇曰：‘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以此可断定，上句中的“四维”便是管仲提出的“四维”思想。尽管这一章并未直截了当地提到管仲，但是却借晏婴之口论及管仲的重要思想——“四维”论。这里晏婴将管仲“四维”贯彻于其家风建设中，足见其对“四维”的重视。
（三）接受桓公封赏，是管仲的一大失误
1、管仲曾经多次接受桓公封赏
桓公曾经多次厚赏管仲，且管仲也接受了封赏。《晏子春秋》曾经先后四次提及此事。
第一次是在《内篇谏上第十二》中，景公久病不愈，让祝史以齐备的“牺牲珪璧”遍祭山川宗庙，“数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则寡人再”。但景公的病益甚，他便怪罪于祝史，想杀他们以取悦上帝。晏婴指出景公“疏辅而远拂，忠臣拥塞，谏言不出。百姓之咎怨诽谤，诅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国诅，两人祝，虽善祝者不能胜也”，并最终得出无论上帝是否有灵，祝祷都是无益的结论，从根本上解除了景公的疑惑。其后景公身体痊愈。景公高兴地想赏赐晏婴，说：“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为有力，邑狐与谷，以共宗庙之鲜，赐其忠臣，则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请赐子州款。”
第二次是在《内篇杂下第十八》中，景公知晏婴食不足，便“使吏致千金与市租，请以奉宾客。”晏婴再三辞而不受。继而景公又以当年管仲不推辞封赏相讥，说：“昔吾先君桓公，以书社五百封管仲，不辞而受，子辞之何也？”这里借景公之口，说到了桓公当年赏赐管仲之事，这次赏赐的是登记在册的五百社之地。
第三次是在《内篇杂下第二十八》中，进入垂暮之年的晏婴，想要归还食邑。景公认为辞邑没有先例，不同意。当晏婴表示自己“老薄无能，而厚受禄，是掩上之明，污下之行，不可”时，景公仍不答应，说桓公“有管仲恤劳齐国，身老，赏之以三归，泽及子孙。”这段话透露了两大信息：一是桓公因“管仲恤劳齐国”而赏赐管仲，二是桓公曾赏赐给管仲“三归”。“三归”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篇，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自此以后，有关“三归”的记载屡见不鲜。如《说苑》《韩非子》《史记》等史籍均有记载。而且千百年以来，学者对“三归”的解释也是见仁见智，如有娶三姓女说、台名说、府库说、地名说等等，但是《晏子春秋》无疑属于较早记载管仲接受桓公赏赐给自己“三归”的典籍之一，这一点应该没有很大疑义。
第四次是在《外篇七第二十四》中，景公欲效法桓公重赏管仲的做法，给晏婴增加封地，说：“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谷，其县十七，着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诸侯，以为其子孙赏邑。”这里景公不但说到了桓公曾赏赐管仲“狐与谷”一事，而且描述更加具体明确，既说到了“狐与谷”这两个地方的规模（其县十七），还说到此次赏赐，是“着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诸侯”，足见桓公对此次赏赐的重视，更说“以为其子孙赏邑”，即这两处封赏领地还可以世袭给子孙。
2、接受桓公封赏，是管仲的一大失误
《晏子春秋》不仅记载了桓公重赏桓公之事，还借晏婴之口道出了对管仲接受桓公赏赐的态度。如在《内篇谏上第十二》中，景公因满意于晏婴为自己解惑，欲效法当年桓公赏赐管仲“邑狐与谷”的做法，“请赐子州款”，但晏婴却推辞不受，并说：“管子有一美，婴不如也；有一恶，婴不忍为也，其宗庙之养鲜也。”在晏婴看来，管仲治理齐国辅佐桓公称霸，是一美；而管仲受桓公之赐，私家祭祖用鲜，是僭越礼数的，为一恶。他不会去行恶举。又如在《内篇杂下第十八》中，当晏婴对于景公派官吏送来的“千金与市租”再三辞而不受时，景公又以当年管仲没有推辞封赏为事例，说：“昔吾先君桓公，以书社五百封管仲，不辞而受”，而晏婴却说：“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婴之得者耶？”认为自己不受赏，正是高于管仲的地方。据此可认为，《晏子春秋》认为管仲受赏是一大失误。
三、《晏子春秋》对桓管形象刻画的成因分析
行文至此，自然会产生一个疑问，即齐国自太公建国至景公执政，之间先后有24位国君和若干相国登场，桓公时代与景公时代也相去100余年，而为什么偏偏是桓公和管仲为《晏子春秋》浓墨重彩塑造的君臣形象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有三：
（一）桓管霸业的深远影响
春秋时期，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对内修明政治、全面改革，对外尊王攘夷，成就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首霸伟业。不仅如此，霸业还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一是它促进了齐国国力的强盛。桓管霸业的开创，不仅拓展了齐国疆域，使得齐国由太公封齐时的“方百里”（《孟子·告子上》）发展成为一个“地南至于岱阴，西至于济，北至于海，东至于纪随，地方三百六十里”（《管子·小匡》）的东方泱泱大国，更实现了富国强兵，使齐国出现了“天下大国，莫之能御”的强盛局面。诚如孟子曰：“五霸，桓公为盛”（《孟子·告子下》）。二是它保卫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免遭夷狄等落后民族的掠夺性破坏，对华夏文明延续做出了重大贡献。诚如孔子高度评价的那样：“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第十四》）。三是它为齐国后续的持续发展打下了雄厚基础，并使得效仿桓公成就霸业、号令诸侯成为很多齐国君主追求的目标。《史记·管晏列传》曰：“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史记·货殖列传》也有“齐富强至于威、宣”的说法。在战国时期各国兼并战争愈演愈烈的形势下，齐威王、宣王、闵王等田齐君主也梦想着实现齐桓、晋文一样的霸业。如《孟子·梁惠王上》记载：当孟子来到齐国时，宣王曾想从孟子那里得到治国和统一天下的良方。“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再如战国时期齐国在七雄之中独占鳌头，闵王与秦昭襄王东西共帝。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桓管霸业的影响。而《晏子春秋》中，景公频频提及桓公霸业（上文已经详细列举，在此不赘述），也正是桓管霸业深远影响的一个重要体现。
此外，如前所述，在外篇七第二十三》中，晏婴基于“左婴右婴之人不举四维，四维将不正”， 而辞退了高纠。可见晏婴将能否张扬“四维”和端正家风紧密联系了起来。“四维”论是管仲思想的精髓，也是管仲辅佐桓公称霸的重要思想。如《管子》首篇《牧民》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可见，管仲把“四维”视为治国的纲纪准则、社会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体现了其道德教化思想。在桓管时代，“四维”思想不仅对于治国安民、维系社会稳定，乃至实现称霸目标，发挥了积极作用，也对后世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管仲之后一百多年，晏婴依然重视“四维”，不仅折射出晏婴对于管仲所倡导的“四维”道德教化策略的尊崇、发展和践行，更体现了管仲“四维”思想乃至桓管霸业对于后世的深远影响。
（二）齐景公人格的复杂性
齐景公是一个极具复杂人格的君主，这主要体现在他既有光复桓公霸业的梦想，同时又贪图享乐，奢靡腐化。
一方面，景公具有光复桓公霸业的梦想。这不仅见于《晏子春秋》中，还见于其他史籍中。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晋侯以齐侯宴，两国国君投壶助兴，“晋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为诸侯师。’中之。齐侯举矢，曰：‘有酒如渑，有肉如陵。寡人中此，与君代兴。’亦中之。”景公敢在投壶游戏中向晋侯挑衅，向世人显示了其向往霸权的意图。《说苑•尊贤》载：景公“太息而叹曰：‘昔我先君桓公，长毂八百乘以霸诸侯，今我长毂三千乘，而不敢久处于此者，岂其无管仲欤!’”《东周列国志》载：“齐景公欲复桓公之业，谓相国晏婴曰：‘晋霸西北，寡人霸东南，何为不可？’”这些记载都披露了景公复霸的雄心壮志。
正因景公怀有这种政治抱负，所以他才会选贤任能，虚心纳谏，知错就改，关心臣民，认真听取和采纳晏婴、弦章等人的建议，并放手让晏婴、司马穰苴等贤臣治理国家，从而使齐国在短短几年间就由乱入治，国势逐渐恢复。
另一方面，景公又声色犬马、贪图享乐、奢靡腐化，不恤百姓。《淮南子·要略》载：“齐景公内好声色，外好狗马，猎射亡归，好色无辨，作为路寝之台，族铸大钟，撞之庭下，郊雉皆呴，一朝用三千钟赣。”《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论语·季氏篇》载：“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等等，都折射出景公追逐奢靡，贪图享受的另一面。
以上两方面的并存，便造就了景公的复杂人格，由此就必然导致其身边相应地存在两种不同的大臣，一种是晏婴、司马穰苴等治国安邦之臣，另一种是梁丘据、裔款等乐身之臣。而对于这两类臣子，景公采用的是兼而用之的态度。由此使得他有时能够倚重忠臣，虚心纳谏，勤于政事，并在修养德行、匡正过失方面做了一些积极努力，但更多时候他又宠信佞臣，听信其谗言，耽于享乐，穷奢己之所欲，赋敛无度，漠视百姓疾苦。因此，在读《晏子春秋》时会看到，一方面景公经常以桓公和管仲为例，表意言志，向晏婴询问“昔仲父之霸”一事，但同时又遗憾地看到，他不修德政，却“惟图耳目之乐，不修先君之功烈”“左为倡，右为优，谗人在前，谀人在后”，从而导致“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民人痛疾”等民不聊生的惨象。另一方面，晏婴为景公答疑解惑，以桓公广施德政以致霸业的事例来劝谏景公，又以桓公“怠于德而并于乐，身溺于妇侍而谋因竖刁”的晚年悲剧来提醒景公。之所以这样塑造，景公复杂的人格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原因。
（三）管晏二人诸多方面的差异
《晏子春秋》曾经多处记载桓公厚赏管仲，且管仲亦接受封赏之事，这些记载的基本背景都是：景公感动于晏婴的忠诚勤俭，想仿效当年桓公赏赐管仲的做法，赏赐晏婴，但是晏婴并未像管仲那样接受封赏，不仅如此，他还认为管仲受赏是“一恶”，是“管仲之失”，自己没有受赏是“婴之得者耶”。由此可知，对于君主封赏，同为齐相的晏婴和管仲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笔者认为，该书之所以这样塑造，一方面是为了凸显晏婴忠君尚俭一贯作风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管晏二人诸多方面存在差异所致。
一是所处时代背景的差异。
管仲生活于周室衰退、诸侯蜂起的春秋初期，桓公弃一箭之仇，拜沦为阶下囚的管仲为相。管仲在最初被委以国政时,自感出身微贱，人微言轻，就向桓公提出了三个条件，即“贱不能临贵”“贫不能使富”“疏不能治近”（《说苑·尊贤》）,桓公于是便封他为上卿，给予市租，拜为“仲父”。这三个条件就其实质来说，正是管仲为自己争取的富、贵、地位“三权”，是辅佐桓公治国的必要条件。因此，管仲此举与其说体现了其对权势富贵的孜孜以求，不如说是他想为提升自己在治国中的话语权所争取的几个砝码，更进一步地说是为了通过能“临贵”“使富”“治近”,更好地掌权以治理好齐国。可见从个人角度看，财富地位是管仲实现治国理想的必要条件。
不仅如此，管仲被拜相以后，也清醒地认识到，齐国欲称霸诸侯须有强大的经济做后盾，于是便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开发商业流通、渔业盐业优势。”（《史记•齐太公世家》）“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史记•管晏列传》）进而使齐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国力大增，为实现春秋首霸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由此可见，富国强兵，正是管仲的治国理念，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桓公才成就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霸业，管仲的治国理想也方得以实现。可见从治国角度看，财富是齐国实现称霸目标的必要条件。也因此司马迁才说：“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史记•管晏列传》）
而晏婴生活在春秋末期，长期的争霸战争给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重大损失，而各诸侯国君主和贵族大臣却纷纷争豪斗富，使得奢靡之风愈演愈烈。而齐国的景公尤甚。除了前面列举的之外，《左传》等史籍也记载景公观赏亭台楼榭之美，好穿戴华丽之服饰，又大兴土木，“为路寝台”“为邹之长途”“为长庲欲美”等事。景公的穷奢极侈，引起众多权贵仿而效之，他们也无不沉湎于吃喝玩乐、醉生梦死之中，生活极端腐化堕落。由此就使得齐国百姓饱尝横征暴敛、繁重徭役之苦，“民三其力，二入于公”，生活捉襟见肘，导致民怨沸腾，“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左传·昭公三年》)。
由此可见，晏婴治国面临的是奢靡之风盛行导致的国力空虚，民不聊生。作为社稷之臣的晏婴，对此深感忧虑，为了稳定政局，安抚民心，他扛起廉政大旗。他不仅屡次劝谏景公要止奢侈、行廉政，更从自己的衣食住行做起，尚俭戒奢。他“以节俭力行重于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史记·管晏列传》）居陋室，驾驽马，且多次辞绝君主赐予的狐白裘、车马、封邑、住宅，当景公“使梁丘据遗之辂车乘马”时，他说：“君使臣临百官之吏，臣节其衣服饮食之养，以先国之民，然犹恐其侈糜而不顾其行也。”（《内篇杂下第二十五》）当景公因晏婴治国有功，欲“为夫子赏邑，通之子孙”时，他想到的是“若为齐国大夫者必有赏邑，则齐君何以共其社稷与诸侯币帛？”（《外篇上第二十四》）可见，在国君的赏赐面前，他更多考虑的是对奢靡之风的遏制以及对国家财力和姜齐政权的影响。他力行节俭，多次拒赏，正是为了矫正时弊。而这是他基于对当时齐国政治环境的审视而做出的理性选择。
二是身世及经历的差异。
先来看管仲的身世及经历。管仲少年丧父，与其母相依为命，生活贫苦。迫于生计，他种过地，养过马，经过商，为过吏，当过兵，这使他的谋生道路历尽坎坷和磨难，也使饱尝人间疾苦的他认识到物质财富对生活的重要性。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衣食之于人也，不可一日违也”；(《管子·侈靡》)“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管子•国蓄》）都反映出这一点。因而也就不难理解管仲为什么对桓公的赏赐“来者不拒”。
再来看晏婴的身世及经历。晏婴是齐国上大夫晏弱之子，当晏弱辞世以后，晏婴继任为上大夫，家中富有齐国的封邑，晏氏《齐记》云：“齐城三百里有夷安，即晏平仲之邑”, 可谓衣食无忧。这样的身世就使得他对财富的占有欲不甚强烈，自然也就不会重视自身财富的积累和物质享乐。而且虽然晏婴也曾“辞不为臣, 退而穷处, 东耕海滨, 堂下生藜藿, 门外生荆棘。……而家无积”(《外篇上第二十二》) , 但总体而言，他从政的五十多年间, 一直处于上层社会, 看尽了统治者的骄奢淫逸，亲睹了下层百姓的“饥寒冻馁，死胔相望”,这就使他对于财富具有独特的认识。他深知，富贵财货虽为人之所欲，但过度追求则会走向反面，“利过则为败，吾不敢贪多，所谓幅也”（《内篇杂下第十八》）。因此，他主张“以贫为师”，强调实行德政，认为治国者“薄于身而厚于民，约于身而广于世”（《内篇问上第十一》），提倡尚俭节用。因此，每当景公有所赏赐，他总是再三辞谢，以君子之行自律。可见，其身世及经历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
三是所辅佐君主类型的差异。
管仲辅佐的齐桓公是一位胸怀开阔，拥有称霸之志而又任人唯贤、从善如流的明君。他不计前嫌，任管仲为相，并给予他高度信任和充分放权，让他可以尽情施展自己的才智。桓公曰：“寡人之有仲父也，犹飞鸿之有羽翼也，若济大水有舟楫也。”（《管子·霸形》）足见其对管仲的倚重。这就给了管仲极大的自信与安全感，也使他在追逐财富方面变得无所顾忌。
晏婴历任齐灵公、庄公、景公三朝，辅政将50余年，辅佐的多是昏聩平庸的君主。孔子说：“灵公污”“庄公怯”“景公奢”（《外篇下第二十七》）。灵公行事荒唐, “好妇人而丈夫饰者”，却严禁宫外效仿；庄公“奋乎勇力，不顾于行义”,又与卿大夫崔杼之妻棠姜通奸，最后被崔杼所杀；景公虽有霸王之志，但无霸王之才，且沉湎于淫乐，耽于国政。其中，晏婴辅佐景公长达40余年，而彼时，除奸佞当道、奢靡之风盛行一时之外，更存在着公室衰微、大夫专权、田氏势强的威胁，这些不仅使他发挥的作用受限，还使他时时处处要防备不虞之祸，因此明哲保身就成为其权宜之计，即所谓“不庶几，不要幸，先其难乎而后幸，得之时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谓保其身矣。”（《内篇问下第二十七》）他甚至还听纳吴公子季札“子速纳邑与政。无邑无政，乃免於难”（《史记·吴太伯世家》）的劝谏，奉还了采邑与国政，从而免于栾高之难。可见，所事奉君主的昏聩和政坛乱象，客观上也对晏婴起到了一定约束作用。
四是人生观、价值观及处事方式的差异。
管晏身世和生活经历的不同，就造就了其人生观和价值观之差异。
先来看管仲。《管子·大匡》载：齐僖公命鲍叔牙辅佐公子小白，命管仲、召忽辅佐公子纠，当他们在一起探讨为何尽忠主上时，看法竟有云泥之别。召忽曰：“百岁之后：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废吾所立，夺吾纠也，虽得天下，吾不生也。”而管仲却说：“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由此可见，二人虽同事一主，但召忽宁为主子而死，管仲却胸怀大志，只为社稷而死，从而折射出管仲生死利齐的人生态度以及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的人生观、价值观。加之管仲历尽生活艰辛，由此深切认识到物质财富对于生存的重要性，这就使得以利为重成为其价值观的主要内容。由此振兴齐国、富国强兵、建功立业也就成为管仲的唯一追求。正是这一人生目标的驱动，才使得他能够越出一己之得失，而站在国家兴亡的角度进行抉择，也才使得他能够忍辱负重，甘受一时之辱，敢于冲破陈旧道德的束缚，改事桓公，为实现齐国富强、建功立业而锲而不舍地努力，并实现了其生死利齐的人生价值。
再来看晏婴。受时代以及身世、经历等的影响，晏婴形成了独特的人生观、价值观，笔者认为，其核心就是尚俭修德。晏婴将尚俭修德作为一生的价值追求，《晏子春秋》中多处提及“德”字，该书记载晏婴治修德尚俭之言行，就有百处之多。在治国方面，他认为仅靠勇力不可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只有修德，实行德政，才能使天下归附。“德行教训加于诸侯，慈爱利泽加于百姓，故海内归之若流水。”（《内篇问上第五》）他认为英明的君主要以美德善行赢得天佑人助，“古之王者，德厚足以安世，行广足以容众，诸侯戴之，以为君长，百姓归之，以为父母。”（《内篇谏上第十四》）认为桓公霸业是因为实行德政，还经常劝谏景公要修盛德之君的德行，否则不可能恢复桓公霸业。在当时奢靡之风盛行的情势下，他认为奢侈失德，俭则能养德，坚持“国奢示之以俭”，并多次进谏景公止奢侈，行廉政。在个人生活方面，他将节俭作为提高道德修养的极好方式。尽管他也承认逐利是人的本性，“凡有血气者，皆有争心。”（《内篇杂下第十四》）但他又认为富贵财富应有限度，过度追求则会走向反面，因此主张以德行节制自律，追求幅中之利，如此才能长久。当齐国庆氏败亡后，景公赐给他邶殿之地，他不受。有人问其原因，他说：“足欲，亡无日矣！”“夫富，如帛布之有幅焉，为之制度，……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便无黜慢，谓之幅利。”（《内篇杂下第十五》）因此，晏婴虽位高权重，但他始终把节俭之道当作对君子的要求，一生都恪守清廉节俭，在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都力行节俭。“昔者晏子相齐，一狐裘三十载。故民奢，示之以俭；民俭，示之以礼。”（《盐铁论·救匮》）他屡次辞谢景公的赏赐也有自身德行修养方面的考虑。当景公赐之以千金与市租时，他说：“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为也；厚取之君而不施于民，是为筐箧之藏也，仁人不为也；进取于君，退得罪于士，身死而财迁于它人，是为宰藏也，智者不为也……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婴之得者耶。”(《内篇杂下第十八》) 当景公赏之以州款之地时，他说：“管子……有一恶，婴不忍为也，其宗庙之养鲜也。”(《内篇谏上第十二》) 可见他把辞谢景公赏赐，奉行节俭，看作是自己胜于管仲的美德。不仅如此，他还严格要求家人，甚至在临终之前都再三嘱托妻子保持勤俭家风，“谨视尔家，勿变尔俗。”（《内篇杂下第二十九》）由此可见，尚俭修德是晏婴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也是他毕生的价值追求。
管晏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差异就决定了二人处事方式的不同。具体而言，管仲处事方式最显著的特点是能屈能伸，隐忍担当，不羞小节，不图安逸，积极进取，而这最终成就了“名高天下而光烛邻国”（《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的美名。晏婴处事方式最显著的特点是持廉守正，淡泊物欲，低调内敛，谦逊和善，豁达随和，因而自然也赢得了众多尊重和赞誉。“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论语·公冶长》）因此，管晏在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处事方式方面的差异性，使得在国君封赏面前，二人呈现出不同的态度，也是顺理成章的，这一点也不容忽视。
概而言之，《晏子春秋》以一个独特的视角刻画了齐桓公和管仲形象，这一刻画与《管子》《史记》等史籍的记载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是比较真实、客观的。这一视角为我们对桓公和管仲形象进行流变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解读途径。同时，笔者认为，该书之所以这样塑造，不仅是凸显晏婴忠君尚俭一贯作风的需要，还又更为复杂的原因。对于此，笔者主要从桓管霸业的深远影响、景公人格的复杂性以及管晏二人诸多方面的差异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剖析。进而笔者认为，正是由于管晏二人所处时代、身世和经历、所辅佐的君主类型的不同，以及人生观、价值观及处事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才使得他们在对待君主封赏问题上，呈现出迥然相异的态度。尽管如此，我们更应清醒地认识到，管晏二人虽然生活在齐国不同的历史时期，但均以成就或光复霸业为目标。因此，无论是管仲接受桓公封赏，还是晏婴辞谢景公封赏，就其出发点及其实际效果而言，都是利国益民之举，也都达到了民安国治之目的，正所谓“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孟子·公孙丑上》）。从这个意义上讲，管仲受赏与晏婴拒赏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因而对于此问题，应历史地、辩证地进行分析，这对我们今天重新审思那些曾经的风云人物将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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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丽，女，山东省淄博职业学院稷下研究院副教授，长期从事齐文化的研究与普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