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楚大国外交在《管子》的记载研究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1/2/19 16:32:25

齐楚大国外交在《管子》的记载研究

孙君恒 韩兆笛

[摘要]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和楚国之间的大国外交，在《管子》的记载很多。齐国善于搜集归纳楚国的金属资源情报——楚有汝汉之金，我们认为这里既包含黄金也包括青铜等。外交智慧寓言，齐国买鹿胜楚，反映出经济战、政治战、思想战的综合利用，是国际制胜的法宝。这一寓言，不是真实历史事实，纯粹属于虚构，但是启发意义深远。国家内部搞好、经济基础坚实、老百姓安居乐业，才是和谐万邦的根本。外交斡旋与和平盟约对于国家之间不可少，召陵之盟就是楚国在大兵压境、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主动谈判，审时度势，最后化不利为有利的成功范例。

[关键词]  齐国，楚国，外交，《管子》，智慧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和楚国属于超级大国，南北对峙，交战和友好结盟，在《管子》里多有记载，历历在目。龚武先生指出管子的“经济之道、军事之道、富民之道、为官之道、用人之道、外交之道……而且不能纸上谈兵、不能黑板上种田，所以实践永远具有第一位的价值。” 其中，站在齐国的立场上，对楚国既有客观的认识与说明，也有蔑视、贬低和攻击，例如关于买鹿智慧战胜楚国的事情，是一个政治、经济、智慧寓言，不属于历史事实。但是给予我们留下了国际之间外交关系处理方面发人深省的话题，这些很值得研究，还可以作为今天国际关系处理的有益借鉴。

一、外交需要知己知彼，齐国明了楚国资源

《管子》的《地数》篇，有当时自然资源分布的记载：“楚有汝汉之金，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此三者亦可当武王之数。”《管子》中曾提到“楚有汝汉之金”，可知楚国境内的汝汉流域在当时已是盛产、使用黄金之地，楚国当年有这方面的资源优势。

我们认为，这属于客观的事实。根据考古发现，我们完全能够佐证、印证《管子》中关于楚国有金这一现象。

第一，黄金产地。楚国的汝汉，就是今天的汉水、河南汝河流域。特别是汉水，是长江最大支流，来自漫漫秦岭，沙里淘金，十分普遍。过去没有水库，尤其是没有今天举世闻名的南水北调的丹江口水库，众多的溪流、小河都是淘金的所在地。也许是因为汉水、汝河流域在春秋战国时期淘金旺盛，资源使用比较多，现在耳闻这里淘金似乎比较罕见。楚国发现的金矿产地，在今天的湖南、江西等地，也很多，各种各样的记载很丰富。楚国当时是超级大国，地理版图占据长江流域，强盛时期东北扩展到今天的山东省兰陵（荀子即是楚国兰陵令），东到上海（申就是楚国春申君的封地），北到今天河南漯河，西到巴蜀，南到岭南，黄金产地，不胜枚举。看来，《管子》里记载的“楚有汝汉之金”，”汝汉“两个黄金产地，只是一个代表性、典型性的说法。

第二，楚国有当时最早、最大的金币。2007年在江苏省大丰市刘庄镇友谊村，村民王生根承包的鱼塘中发现的2 1枚金币, 上面有楚国“郢爰”字样, 是我国最早黄金货币，距今巳有2500年的历史, 为国家一级文物。 金币在楚国流通频繁。金饼在楚国属地多有发现，1954年,湖南长沙左家公山楚墓中出土泥质金饼十余块,1966年湖北江陵楚墓中出土外包金、银箔的铅质金饼数十枚。1967年《文物》第7期及1973年《考古》第3期，就具体再现了这些发现。这种金饼,都是楚国市场上流通的金币,说明金饼已在楚国市场上流通甚广。“湖南、长沙西汉前期墓葬出土大量仿黄金货币的泥金钣、泥金饼, 品种达数十种之多, 为各省之最, 有钱币研究者称这时的湖南长沙为灿烂的黄金货币世界。” 《战国策·卷十六·楚三》曰：“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寡人无求于晋国。”

第三，“金”是比较宽泛的金属概念。“楚有汝汉之金”的“金”字，不纯粹是指黄金，《管子》里的“金”字指称的是包括黄金在内、比较宽泛的金属概念。楚国属地今天的湖北省大冶市铜绿山，有多种金属，在商代已经开发，楚国青铜器大量出现，与此密切相关。古人对金属有时指称严格，特定于黄金，有时是泛称（就是各种金属的统称），包括铜、青铜等合金。《管子•地数》里使用的“金”字，就有“黄金、铜金、鉒金”三种金的说法。

        《管子》所述“金”的使用（来源：《管子•地数》）

关于“金”字的用法，“金”和“金属”往往混用，“金”不等于就是“黄金”。“楚汉之际,纯铜与纯金,一般人尚难分别,似曾混合使用,或混合铸造。” 当代“金”字的使用，仍然和古代、齐楚时期有某些类似。例如，我们所在的武汉科技大学，前身是武汉冶金科技大学，隶属于原来的中国国家冶金工业部。这里的“冶金”，在中国其实主要是指钢铁，不一定是冶炼黄金。金属方面的采矿、冶炼原理，基本相同，“冶金”是历史延续的说法。中国有二十个冶金建设公司，既服务于钢铁企业，也服务于有色金属（金、银、铜、锡等）。仔细探究“金”的细节，是非常专业的事情，即使我这个在冶金院校工作30多年的人，由于隔行如隔山，也说不明白。由此可以推理，《管子》里关于“金”的说法，应该包括狭义的、特指的黄金，也包括广义的金属。这样理解，更符合事实，也符合逻辑推演。湖北黄石、大冶商代以来的青铜器、钢铁业兴旺，湖南和江西的有色金属业发达，集中反映出楚国的冶金行业遥遥领先，在春秋战国成为楚国军事强大、武器制造的坚强后盾，是楚国令人刮目相看的优势资源。楚王曾赠送青铜器给予郑国，担心郑国将它们融化后用于武器制造，事出有因。

齐国善于了解对方，从对楚国金属资源的认识上，抓住了楚国的优势、亮点，这一点说明，齐国在对外关系上，善于知己知彼，了解对方情报。

二、外交智慧寓言，管子买鹿胜楚

齐国利用了《孙子兵法》的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齐国外交抓住了人这个根本，深入洞察人性的需要，巧妙地利用人性中的阴暗面（追求最大利益、只顾眼前利益），在楚人身上大显神通。管子的高招、奇招、怪招，虽然是寓言，非历史事实，但是意义深远。

《管子•轻重戊》记载，管子建议齐桓公高价收购楚国的生鹿，派中大夫王邑带上二千万钱到楚国收购生鹿，楚国百姓便都放弃农业而从事猎鹿。管仲还对楚国商人说贩来生鹿二十头,就给黄金百斤；加十倍,则给您黄金千斤。楚人为猎鹿而奔忙，齐国百姓却藏粮增加五倍。齐桓公于是派人封闭关卡,不再与楚国通使，楚国因为粮食短缺而降服。

买鹿制楚，纯粹是虚构的寓言。春秋战国的史料诸如《春秋》、《战国策》、《史记》和楚国历史大事记，都没有这个方面的正式、正史上明确的记载。倘若是真实的存在，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高超的智慧，肯定有记载，并且要大记特记，永载史册。我在当代楚国历史研究权威、原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正明先生的《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版）、《楚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版），一字一句仔细搜索，也查不到关于买鹿制楚即使只言片语的历史记载。

买鹿制楚，纯属虚构，可以在《管子•轻重戊》篇内发现佐证。类似的虚构还有：（1）春秋时期所不存在的代国——赵被秦灭后公族北迁建立的国家（也可能是西汉的王国）。（2）梁国是西汉册封的王国，并不能与春秋战国的鲁国并称。梁国和代国，竟然在《管子•轻重戊》都成了齐国的邻国。汉朝才有的衡山国也穿越到了春秋，在管仲那个时代还冒出来了。因此，我们看到《管子》中的有些记载，并不是历史的真实。《管子》一整部书，站在齐国立场上，过分夸大了齐国、齐桓公、管子的作用和能量，虚构了不少无中生有的浪漫、美妙甚至荒唐的故事，不能不让人怀疑其真实可靠性。

《管子》里与齐国制服楚国的寓言类似，还有制服鲁国、莱国、莒国、代国等故事，活灵活现。齐国为了收服鲁国，先高价购买綈，引得鲁国转向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后，转变本国市场需求，不穿綈而穿帛，导致鲁国出口产业凋敝，而农业产业空心化，最终因缺粮而失败。萊国、莒国有丰富的资源——柴，齐国为了降服它，向其输入硬通货——金币，而后萊莒疯狂开采本国资源，换来大量金币，农业却不振，齐国掌握粮食，轻易降服了萊莒。齐国用虚构的“白狐”引诱代国，让其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白狐”产业中，再引诱其邻国，趁其虚弱，攻其不备，代国只有降服齐了。这些如出一辙的故事，都以齐国的智慧大功告成。

            《管子•轻重戊》中的外交寓言

虽然这些寓言不是真实历史，但是寓意深刻。其中，楚成王与齐桓公争霸，历时十余年，都把对方视作眼中钉肉中刺，暂时的结盟和平，掩盖不了称雄的争斗。他们斗智斗勇，贬低、侮辱直至攻击对方，在此寓言上，可见一斑。军事战、外交战、思想战，往往如影随形，密切相伴，“万箭齐发”，都希望对方在实战外，心理上被制服。所以，《管子•轻重戊》出现这些寓言，更多的意图在于外交谋略上的心理战。《管子》就是以这些外交寓言，警示后人善于“上兵伐谋
”。

其实，楚成王、斗子文审时度势、谨慎谋划、奋发进取的智慧，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齐国。管仲先死、齐桓公力竭，齐国已力不从心、明显地走下坡路外，就是各种各样合力（包括内政与外交）较量的结果。楚、齐争雄的漫长历程，充分地显示了楚国后来居上、蓬勃发展的趋势。因为《管子》站在齐国的立场上回顾、审视这段历史，对管子、齐桓公做了比较多的赞扬，贬低楚国的寓言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管子》把粮食看作国家存亡的根本，把它当作人民的命根子，强调任何时候都应该重视农业生产，有充足的粮食供给和储蓄。楚国产鹿，齐国用黄金高价购买楚国之鹿。受金钱诱惑，楚国四处捕鹿以图厚利，本末倒置，不务正业，农田因此荒芜。齐国突然闭关，拒绝与楚国贸易，楚国陷入粮食恐慌，齐国因之降服了楚国。这则寓言，可以理解为对农业重要性、粮食安全性的强调，进一步引申为对于立国之本、强调农耕和仓廪粮食的认识。齐国的外交智慧高招，就在于充分利用国际贸易机会，想办法割断对方的命根子，以控制对方一举征服他国。这个经验与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久远的。《管子》把自己的经济理论，上升到政治高度、大国外交战略视野，提出了国际贸易中生命攸关的生活物资安全保障问题，发人深省，今天仍然值得注意，譬如：粮食安全、石油安全等。世界各国非常重视粮食安全与国家安全的相互关系，发表的论文多如牛毛。例如，欧盟高度关注食品短缺的社会风险分析，强调各国进行粮食风险沟通，用法律强调各个国家的食品安全。其中，风险分析包括风险管理、风险评估和风险沟通的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

三、外交根本在于自身强大

“内政不修，外举事不济”，来自《管子·大匡》，强调外交的基础和根本。当时齐桓公刚在残酷的王位争夺战中刚刚取胜，蠢蠢欲动，进攻征伐他国欲望强烈。管子指出，欲平天下，当先内而后外，以人为本，让本国的老百姓安居乐业，建立强大稳固的大本营：“与其厚于兵，不如厚于人。齐国之社稷未定，公未始于人而始于兵，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民。”（《管子·大匡》）《管子•霸形》指出，成就霸王之业，必须从根本做起。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百姓很怕饥饿、很怕死罪、很怕劳顿，国家内部管理应该以民为本，为老百姓考虑，休养生息，在三大方面采取有效措施：若能轻征赋税，百姓就不愁饥饿；宽缓刑政，百姓就不愁死罪；举事有时间限定，百姓就不愁劳顿了。立足本国，强本固根，是《管子》一以贯之的治国理政、大国发展的宗旨，在外交领域体现突出。

齐国的强大外交，在于自身管理得法，重视人才。管子被齐桓公赏识，就是明证。管子足智多谋，在《管子》里比比皆是，他辅助楚国，尽心尽力，出谋划策，成就非凡。《管子•小匡第二十》曰：“管仲者，天下之贤人也，大器也。在楚则楚得意于天下，在晋则晋得意于天下，在狄则狄得意于天下。”这个说法，反映出管子的才能非常卓越，是治国理政的“天下第一宰相”，他的盛名，名副其实，当之无愧，名不虚传。

但是这里也无意中吐露出《管子》这本书，真正的作者不是管子，因为按照中国古有的传统，人们表现的比较谦虚、内秀，（1）自己不会主动赞美自己，（2）自己也不会直接叫自己姓名，往往称呼自己名，例如：孔子称呼自己丘。《管子•小匡第二十》里的表述“管仲者，天下之贤人也，大器也。”，显示出行文表达者，肯定不是管子自己，而是门生、学派、后人对其赞扬的话语。冯友兰论《管子》成书时指出：“因此可以推论，《管子》所收的文章都是当时‘稷下先生’们写的。他们不是来自一家一派，所以内容比较复杂……稷下的人把它们收集在一起，加以形式上的整理，编辑成为一书，可能如同我们现在某一个大学的学报之类。”冯友兰强调那时的诸子百家的作品虽然“多数题为战国以前某某子之书，当视为某某子一派之书，不当视为某某子一人之书。”

关于《管子》里治国理政的研究成果很多，在此不再赘述。

四、外交斡旋与和平盟约不可少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争霸，齐楚交战，中间夹杂着宋、郑等很多小国，经常南征北战，但是外交往来也很频繁，结盟签订和平条约也存在。诸侯们盟于召陵，召陵之盟就是著名事实。楚国和齐国齐桓公联盟后，日子比以前更加稳定了，大家都有了喘息的机会，一时相处融洽，赢得了暂时的和平友好，为各国发展提供了好时光。当代美国外交家基辛格的盛名，就在于他高瞻远瞩，妥善处理了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基辛格都集中于美国人缺乏追行战略性思考的能力这一点上。他的同胞始终错误地以为，对外政策问题可以得到完全的解决，总有一天美国能够实现绝对安全的目标；‘和平’是繁荣与富裕的最终状态，而不是一种动态的实际上没有止境的过程。所有这些幻想都妨碍了大众不能真正地赞赏专家们在处理美国对外关系中的作用。”

《管子》主张外交工作，应该遵循的逻辑是：“先内而后外”、“先近而后远”，“先文而后武”。相关内容集中在《管子·大匡第十八》、《管子·中匡第十九》、《管子·小匡第二十》、《管子·霸形第二十二》、《管子·霸言第二十三》五篇。《管子•霸言》论外交的对策，很具体，轻重缓急需要掂量：“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攻大以图王。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强国少而施霸者，败事之谋也。夫圣神，视天下之行，知轻重之时，视先后之称，知祸福之门。强国众，先举者危，后举者利；强国少，先举者至，后举者亡。战国众，后举可以霸；战国少，先举可以王。”国际关系中，需要解决冲突和战争不可避免的副产品——紧张和不信任，跨越所有种族和政治分歧，进行有效地合作。通过教授诸如“基于利益的谈判”之类的概念，在各方之间发展更好的真正沟通，并加强合作，这将有助于建立真正牢固的个人和机构关系以及持久和平。

《管子》中齐国召陵之盟的“九国联军”

睦邻友好，是国家稳定发展的需要。《管子·小匡》表明，在齐国内政很好的情况下，管子仍劝性急的齐桓公不要“从事于诸侯”，理由就是“邻国未亲”，需要与邻国亲善，抓住当时齐国的主要矛盾，分清轻重缓急，建立友好关系，确保无后顾之忧，不能以邻为壑。管子提议给予邻国外交上的优惠待遇，核查边境线，归还侵占各国的土地，确定与邻国的边界，尽量不要接受他国的货财，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安定四邻，与邻国亲善，效果非常明显。《管子·小匡第二十》记载，后来齐国南征，就是以鲁国为主要依靠；西征，以卫国为主要依靠；北征，以燕国为主要依靠。这种睦邻友好的外交对策，稳定了大后方，赢得了齐国发展的机遇和良好的经济、文化发展环境。《管子·小匡》和《管子·霸形》记载了齐桓公封土地、赠军备，给那些被侵略、逃难的杞、邢、卫三国国君，对方感激涕零，然后又施行厚住薄来的政策，让其臣服，忠心耿耿听命于齐国。外交使臣用虎皮、豹皮和花锦出使各诸侯国，作为国礼加以馈赠，温暖感化人心，各诸侯国也用素帛和鹿皮回报，礼尚往来，形成了友好的、互惠互利的国际关系。

当国家危机的时候，楚国积极主动进行外交斡旋，转危为安。齐国的齐桓公以中原盟主身份，联合鲁、宋、陈、卫、郑、许、曹、邾等八国，形成“九国联军”，声势浩大、来势汹汹地向楚国发动了军事进攻。楚成王见齐国联军人多势众，没有硬碰，沉着应对，就委派外交使者屈完去齐桓公大营谈判，责问齐国地处北方，与南方的楚国风马牛不相及，侵犯楚国出师无因。外交使者屈完善于辞令，主动承认楚国没有按时纳贡的错误，提出补交贡品，表示立即痛改前非，其他的责任，都不是楚国的罪行。使齐国心服口服，找不到任何出兵的借口。经过几个回合的外交谈判，加上楚国军事的进一步扩充，齐楚两强相遇，各自掂量，双方内心都觉得没有绝对取胜的把握。这场严重的军事危机，最后在双方外交干预、“威慑平衡”下以妥协告终，召陵之盟，签约和解。召陵盟约，齐楚都各取所需，实现双赢，“这充分体现了管仲外交在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两千多年前能有如此高超的外交艺术,实在令人赞叹!”

外交上需要掌握有理有利的原则。合纵联横的外交往来，在战国时期，熙熙攘攘，多方面的协调、调停有时化干戈为玉帛，暂时缓解了局部危机，对国际关系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楚成王的外交官屈完，面对齐国联军大兵压境的严峻形势，既不服软，又不蛮干，从容应对，楚国做出了适度让步（表示愿意向东周王室纳贡，并补交过去欠交的贡物），避免了因蛮干或者仓促应战而导致的惨败，完全是明智之举。战争中，在大兵压境、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避免其强劲锋芒势头，审时度势，采取缓兵之计，避免失败，就是某种胜利。就此而言，楚成王也是胜利者，“知可战与不可战者胜。”（《孙子兵法·谋攻》）

《管子》主张内政与外交统一，“王者无外”，就是“弱国无外交”。其内政和外事都建基于强大的中性政治核心，重在“建中立极”。齐国多年征战，西伐秦国，北伐狄国，东保晋国；北伐孤竹，回程保全燕公。兵车的会集诸侯有六次，乘车的会集诸侯有三次，共九次会集诸侯，在桓公已成霸业。与西方基于民族国家利益的排他性、竞争性外交理论不同，《管子》的高见是联合盟友，取得广泛的统一战线，获得多方面支持，从而孤立和战胜敌对国，取得最佳的结果。

孟子说“五霸桓公为盛”，之所以齐国在战国七雄中曾经名列前茅，就是因为有管子有“一匡天下”的高瞻远瞩，有治国理政和外交智慧上的高屋建瓴，出谋划策，《管子》则再现了这些。刘玉堂先生指出：“在诸侯争霸逞雄的时代,楚国要求生存、图发展,必须展开外交斗争,分化敌人,寻找盟友,减少阻力,壮大自己。出使和报使正是实现这一外交战略的重要环节。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外交使节正是左右局势的关键人物,楚使及其外交活动,为楚国纵横天下立下了勋劳。”

总之，《管子》记述的齐楚之间的大国外交，活灵活现，饶有兴趣。其故事栩栩如生，耐人寻味。它讲述的“一匡天下”的外交战略，展示的深谋远虑、非同凡响的外交智慧，具体的谈判对策等，都值得具体深入探究，作为当今外交的参考资料。新中国认真从古代外交历史经验中汲取精神财富，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一直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独立自主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处理同一切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国际关系中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文化上互相借鉴，共同繁荣；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新中国的外交理念，反映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追求天下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抚今追昔，我们认为外交上的智慧，自古以来、古今中外都不能缺少，当今国际局势并不稳定，局部冲突屡屡发生。未来的智慧更需要我们承认国际局势的、外交关系的复杂性，妥善处理好国际关系危机，理智地、灵活地面对不确定性、复杂性、挑战性，考虑多种可能性和驾驭未来的工具，追求和平外交，促进共同发展，造福世界人民。

（作者简介：孙君恒，武汉科技大学国学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三级教授、北京大学哲学博士(伦理学专业)、中国墨子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炎黄儒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武汉岳飞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伦理文化研究。韩兆笛，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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