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实·辩证 ——《管子》治国方法论简述

来源：管子研究会    时间：2021/2/19 16:32:58

务实·辩证

——《管子》治国方法论简述

程梅花  张雯

[摘要]  《管子》治国方法论中蕴含着两个基本原则——务实、辩证及两者的统一。其治国的基本思维逻辑和实践方法是从实际出发、务求实效，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中从实际出发的客观性原则基本一致；其朴素辩证法思想中的中介思想尤为突出，其治国理论与实践方略中，都特别关注事物联系与发展过程中，不同方面互渗互融、互为中介、相互过渡的中介环节及其辩证运动。《管子》治国方法论中的中介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中介观也有所契合，但尚未得到充分关注。

[关键词]  《管子》；治国；方法论；中介

引言

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体系大体可分为天道、人道和治道三部分，一方面，天道是人道的终极依据和价值取向，人道与天道一起构成治道的依据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治道是天道彰明、人道自觉和天道与人道互渗互融双向运动的必要中介。三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的，而是双向回环的（见图1）。实际上，三者之间不仅是双向运动的，而且是内在互渗互融的，并不像图1所示那样相互外在、分割，只是这种内在动态的关系难以图示。其中治道是先秦诸子思想的核心论题，相对而言，《管子》聚焦治道的特点更加突出，这一点从汉至今已是基本共识。治道，要而言之，即治国理政之道。

图1 天道、人道、治道关系简图（来源：自绘）

20世纪80年代以来，《管子》的被关注度不断提升，进入21世纪提升的速度更快，以主题含“管子”为条件在CNKI“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I辑”“社会科学II辑”和“经济与管理科学”四个数据库检索，可得文献2000多篇，年度最高发文90多篇，最近10年都在高位稳定（见图2）。但方法论视阈的研究却似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以主题并含“管子”“方法”为条件在上述数据库检索，得到34条结果，除去无关的文献，真正相关的仅18篇，年度最多发文仅3篇（见图3）。这与方法论在《管子》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份量严重不匹配。

图2 《管子》研究期刊年度发文量趋势图

方法论的意义众所周知。一般来说，任何思想理论与实践方案的形成都离不开方法论的指导，理论的真理性和实践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方法的科学性，理论体系的建构与方法的明晰总是方向一致、时间同步的。比如，马克思世界观与其研究方法的转变就是完全同步的。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发现从抽象理念出发的研究方法完全行不通，经过深入实际的问题研究与理论反思，其世界观和研究方法一起朝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向转变。《管子》治国思想的主要来源是管仲治理齐国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反思，无论其实践的成功还是理论的构建，有效的方法论指导都功不可没。由此可见，方法论研究是《管子》研究完整性、系统性的内在要求和题中应有之义。

图3 《管子》方法论研究期刊年度发文量趋势图

除此之外，笔者关注《管子》方法论更重要的缘由是：在阅读马克思经典著作和《管子》文本过程中，越来越清晰地发现，《管子》思想体系中的方法论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有较高的相似度。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总体上可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也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方法。而《管子》中无论是管仲治理齐国实践中的思想方法、施政方法，还是其理论体系中的治国方法，务实和辩证的方法论思想都一以贯之、互渗互融地深蕴其中。

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面对这一时代课题，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理当有所贡献。《管子》治国方法论思想，以其丰富而深刻、简约而系统的实践性与理论性，既可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传统智慧支持，也可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借鉴价值的思想资源。

《管子》治国方法论既深蕴在管仲治理齐国的思想言论与制度设计的实践活动中，也融贯于《管子》大多数篇章或宏观或微观的思想观念与实践方略中，还体现在其思想阐发与论证的逻辑架构中。笔者对其方法论原则的提炼即以其文本中这三个方面为依据，但受篇幅所限，不做分类阐发。《管子》治国方法论思想的务实性与辩证性是一体两面、互渗互融的，为了表达的方便，不得已分开叙述。

一、 从实际到实效的治国思维逻辑与实践方法

《管子》治国思想的基本思维方法和治国实践的逻辑理路可归结为从实际到实效，简而言之即务实。实际是出发点，从宏观目标、制度变革到具体措施都从实际出发，务求符合实际；实效是归宿，一切举措取舍的标准都是实践效果。这两点与历史唯物主义从实际出发的客观性原则基本一致。《管子》务实治国的方法论思想散见于大部分篇章之中，下面仅从“霸王”目标的确定、治齐实践中的修旧与创新和先调查后施政三个方面简要阐述。

（一）审时度势，把理想融入现实

管仲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治国成就在历史上留下骄人的印记，但也受到“霸”而未“王”的质疑。细读《管子》文本和《左传》《国语》等史书，不难了解，管仲的治国目标是现实和理想的统一。其现实的目标是尊周王、霸诸侯，理想的目标则是富国安民以致王天下。

管仲和齐桓公约定的目标是“霸王”，霸与王，在儒家是两种治国理念，其目标、方法和效果都不同，在《管子》中有时分开、有时并用。霸王并用，是有其独特性的目标选择。从当时的历史和管仲的言行事迹看，这个目标既符合当时国际国内的实际，也取得了显著的实效，是管仲权衡现实可能的同时将价值诉求融入其中的两全选择，的确务实而有效。

从价值诉求看，管仲是有大情怀的政治家，非一般的政客可比，梁启超说管仲“于富国强兵之外，尤有一大目的存焉”“有一理想的至善美之民俗日悬于其心目中”^[1]，刘向把管仲治齐的目标归结为“富国安民”（《管子叙录》），其所欲安之民始于齐国但不限于齐国，最终是要朝着“安天下”的理想目标进发的。但从现实可能看，当时形势下，代周而王是不可能的。概要地说，一方面，整个国际社会虽然礼崩乐坏，周礼和周王室的影响力、约束力都呈下降趋势，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天下依然不乏拥护周王、推崇周礼的人，比如孔子；另一方面，齐桓公接手的齐国是个名副其实的烂摊子，需要集中精力全面整饬，管仲相齐之初，一再强调先修内政以富国强兵，其原因正在于此。正是基于对国内国际形势从实际、实效出发的客观审度，管仲把治理齐国的目标定为“霸王”，将“王”的价值诉求纳入“霸”的实践中。

管仲对发展趋势的判断力和预见力，在其出任公子纠之傅时就有所表现，他对齐国未来君主人选的判断显然高明于鲍叔牙和召忽，而其高明正是源于对当时齐国三位公子具体处境和个性特点的深入了解与客观分析。由此可见，其实效建立在实际的基础上。

（二）因应时代，务实选择修旧和/或创新

春秋时期，是大变革时代的早期，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变革的必要，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阻力，很多人的变革尝试都失败了，管仲在齐国推行一系列制度变革的成功，与其修旧与创新相结合的方法不无关系。

从外交看，管仲清醒地认识到周王与周礼对各诸侯国的号召力不容小觑，所以在各种场合都高举尊王的大旗，自觉主动地遵循周礼，如司马迁为证明管仲善“转败而为功”所列举的三件事中，管仲的成功都有赖于其对周王、周礼的尊重（《史记·管晏列传》）。这样做，并非管仲观念保守，而是尊重实际，从客观情势出发的明智选择。在这三件事中，如果没有管仲从私欲向公义的“转”，由着齐桓公任性，齐国定会失去王室和众诸侯的支持和拥戴。如果说国际关系中尊王、尊礼是修旧，那么在诸侯盟会中订立盟约的形式和其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创新。修旧得到的支持和拥戴在诸侯联盟中转化为齐国的号召力，使其能够在订立盟约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掌控话语权。一方面低调无形地将国际秩序悄然改变，另一方面为齐国霸业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从内政看，管仲推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始终践行着修旧与创新有机结合、灵活运用的方法论原则，具体实践中是修旧还是创新，则以“因”为根本方法。“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因也者，无益无损也。以其形，因为之名。”（《心术上》）陈鼓应将“因”诠释为“依顺于客观情势之实，不做主观的损益”^[2]。“因”强调的正是从实际出发的客观性原则。比如管仲“均地分力”的土地制度改革，一方面保留了井田制“均平”的价值诉求，也保留了以百亩为单位的具体分配方法，另一方面，在对齐国各种土地资源进行全面调查、系统分析、分类统计、科学测算的基础上，推出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将各种土地经折算后一并纳入分配和计税范围，将土地分配周期从三年延长到十年，根据不同土地种类、贫瘠、收成的不同以及年成的不同，实行差别税率，纳税方法改“助法”为“彻法”，等等^[3]。既大大增加了国家的收入，又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取得了富国与安民双赢的实效。从实际到实效的逻辑再次得到贯彻和证明。

（三）虚无因循，把调查作为施政的先务

 “虚无为本，因循为用”，是《管子》天道、人道和治道共同的方法论原则。《管子》中的天道主要指宇宙万物最普遍的本质和最根本的规律，虚无是其存在状态，因循是其生化宇宙万物、规范一切关系与过程的方式。天道，并没有自己独立的自由意志，它无意识无目的，而是万物自身本质和规律的抽象。研究者大多把“精气”诠释为道或天道的物化形态。《管子》四篇中对道、天道、精气的描述的确大同小异，但“精气”是不是“物”，有待深究。笔者理解，精气并不是一种精细的或纯度高的气，而是气的精神，更具体地说，是气生生不息的运化特质，这从《管子》四篇对精气的描述中可以得到证实。无论是道、天道，还是精气，生化万物、规范关系与过程都是其根本作用和意义所在，而其生化、规范的根本机制是运动化变。虚无也是人心和君心的本体状态，个人修养身心、君主治国理政都要因循天道。因为天道虚无，人心、君心只有虚无才能得道、体道，因循天道就是“依顺于客观情势之实”^[2]。人道、治道中虚无与因循的要义,都是清除情欲、杂念、先入之见等在认识事物、改造事物过程中有可能影响客观性的主观因素，其实质就是力求客观实际。

虚无因循的方法论原则，在《管子》中最显著的体现为对调查的高度重视和全面推行。其中记载着很多深入、全面、具体的调查，其治国的基本工作路线就是先调查后施政，把政策实施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比如，《度地》篇对土地的调查分析，为土地制度改革提供客观实际依据；《问》篇的社会调查，为各种社会福利救助制度的施行提供依据；《轻重》诸篇的各种计谋都以深入调查所了解的“客观情势之实”为依据；等等。可以说，管仲治理齐国及《管子》大部分篇章所倡导和推行的治国理政的想法和做法都来自于客观实际，并力求符合客观实际，从实际中求实效。

二、 治国方法论中的中介环节及其辩证运动

上述务实方法论思想中，内在包含着辩证方法。比如霸与王、修旧与创新、礼与法、天道与人道等等都是矛盾关系。朴素辩证法，在先秦诸子思想中很常见，《管子》朴素辩证法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治国理论与实践中处处体现着矛盾双方互渗互融、亦此亦彼的中介环节及其辩证运动。对于矛盾规律，人们普遍的共识聚焦于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及这两种关系作用下的相互转化，关注如何实现矛盾双方辩证统一、相互转化具体过程与中介运动的却不多。《管子》治国方法论的辩证性在这方面有突出的表现。

（一）中介概念与《管子》治国目标从天道到王道中的中介思想

“从词面上来看，中介是指‘在中间起媒介作用’。从哲学角度看，中介是指在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内部要素之间起联系作用的媒介。”^[4]中介，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中都是重要的概念。在黑格尔看来，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过程是通过从客观精神到主观精神,一系列的中介环节及其运动来实现的，人们对绝对精神的认识也需要一系列的中介环节。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同时继承发展了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包括其中的中介理论。马克思认为客观事物的联系、运动、变化、发展都需要一系列的中介，人们对事物联系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同样需要一系列的中介。

《管子》中虽然没有“中介”一词，但蕴含着丰富的中介思想，治国方法论是其中介思想最集中的体现。其治国理论和实践都特别关注从天道、人道到治道转化的具体过程及其中联系和发展的中介环节。

上述管仲治齐的“霸王”目标，就是当时两种政治模式“霸”与“王”矛盾运动的中介，《管子》对“霸”与“王”矛盾关系的认识与儒法两家都有所同有所不同。和儒家一样以王天下为理想的终极目标，多处讲到“圣人”“圣王”“天地之配”，但不像孔孟那样鄙视、反对霸道，而是肯定“霸”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和法家一样深知并重用兵、法的威力，但不像法家那样单纯依赖武力和强制力。《管子》找到了“霸”与“王”辩证统一的中介——“霸王”，管仲治理齐国过程中的言行都充分体现着两者的辩证统一。在这个过程中，“霸”与“王”互渗互融，既有富国强兵、厉行改革的刚性政令、轻重法术，也有安民、爱民、利民、富民、恤民、惠民、教民等柔性举措；既以武力征伐，又尊礼重信、存亡继绝；……。

管仲和《管子》作者们都在深知“霸”的现实性与必要性的同时尽可能地朝着“王”的理想努力，他们的思想和实践始终走在从“霸”到“王”的路上。王道是天道的圆满实现，霸道是人趋利本性的现实因应。从天道到王道，需要经过霸道对时代和人性客观实际的因应、同时需要人道的建构。而因应不是直接消极的迎合与顺从，而是顺应中有修正与提升。如一方面政令要从民之所欲生之、富之、安之……，另一方面又要施行“劳教”“死教”，在顺应的同时修正其私欲私情私利之偏，提升其对天下国家的责任意识与担当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包含着很多方面和环节的互渗互融、相互过渡，如君道、礼义教化、政策引导、法令强制等。

总体上，可以把《管子》从天道到王道转化的逻辑架构归结为“天道——人道、治道——王道”三个层次，也是三个环节。

天道，客观自在，但不能自动直接地呈现，需要人去认识、体悟、表达、彰显、传播。因而需要人用“名”反映“实”，需要主政者“正名”，通过一系列的概念、礼义法度、政策措施等使天道得以表达、彰显、传播。同时需要各种措施对个人和治国者的思想行为进行教训、规范，使天道内化为人道、转化为治道。其中人道与治道，也是互渗互融、相互过渡的关系。天道的内化有赖于主政者的示范、道德教化与政策法令的规范，君道、治道内化天道作用实现的前提是主政者能否知道、得道、体道，即天道是否内化于君心，成为君心之体，并外化于治国理政的目标、方略与政策措施之中，使天道转化为治道。因此，人是通过天地自然、君主言行、社会现象、政策法令等认知、体悟天道的，治国是通过君心、人性的修养与礼法制度、政策措施的变革来彰显、传播、实现天道的。

在治国过程中，需要建构的不只是社会政治秩序，还包括自然秩序、人文秩序，这三个任务既是天道的彰显与融贯，也是王道的内在应有之义，三者之间也是互渗互融、相互过渡的关系。治国过程就是三者互为中介辩证运动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天道彰显、敞亮、展开、实现的过程，也是王道建构与实现的过程。

霸王目标的中介意义，在《管子》中是隐性的存在，蕴含于文本思想和所记载的言行、制度、政令、盟约、措施等等内容之中。如果说这只是笔者的解读，那么实现霸王目标的路径方法中则有更明显的表述。

（二）君道——“道生礼法”的中介环节及其辩证运动

《管子》上述治国目标层面的中介思想，在治国实践中，下贯于“道生礼法”的君道中，亦即从客观自在的天道向人为制定施行的制度法令的转化过程中。

在君主专制时代，治道实质上就是君道，或者说是君主个人意志转化的国家意志，因此天道能否转化为治道，或者说治道能否体现天道，关键在于君主能否知道、得道、体道，只有君心与道体合一，具体的治国目标、措施与方法才能体现并实现天道。所以不仅《内业》《白心》《心术上》《心术下》四篇从哲学高度集中阐发了君主治心养心以得道体道的原理与方法论原则，还有《君臣上》《君臣下》等许多篇章集中阐述君主修养之道与施政之术。

择其要者而言之，《管子》中君道在由天道到礼法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主要是通过治心、治臣、治民、治事等环节来体现天道、建构王道的。

首先，治心。《管子》提出“心治是国治”（《心术下》），强调治心统领并融贯治国全部与全程的意义。“治心”有两个方面，一是君主自治其心，二是治臣民之心。君主自治是首要环节，因为君心是臣民心之源。君主的言行是臣民的榜样，对臣民有示范教化作用。治心的目的是扫除心中的不洁，即各种情欲、杂念、先入之见等，为认知、体悟、觉醒天道构建主体条件，所以方法就是虚、静、敬、定等。

其次，治臣。治臣是对大臣官吏思维与行为的引导与规范，要治臣先治君，君主自治是治臣的先务。治臣的目的是使大臣官吏与君心保持高度一致，臣是君与民、君与国、君与事之间的中介，是上下沟通链接的通道与媒介，只有臣充分了解君心，与君保持高度一致，才能将君心与民心相融贯，既让君真切地感知民心之痛、民生之需，也让民切身感受君心之忧、政策之利。当时的官僚系统由许多层次与环节构成，最高层/环是相，其次是朝臣，其次是地方长官，再次是基层官吏。在这个系统中相与大臣又是君与臣之间的中介环节，《管子》治臣思想就聚焦于这个环节，对相与大臣的选拔、任用、考核、评价等都有明确的标准要求与方法，如“三审四慎”“三选”等。

第三，治民。刘向讲管仲治齐的目标是“富国安民”，从根本上讲，安民是终极价值目标，也是《管子》中的“民本”“人本”“天地之配”等思想的价值指向。但在具体实践中，富国与安民是互渗互融、互为中介、相互过渡的关系。治民包含的层面与环节很多，如民生、民情、民俗、民德、民力、民智、民命等，《管子》治民方法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富民”“养民”“爱民”“利民”“恤民”“惠民”“安民”等体现王道仁政的方法，另一方面是“用民”“使民”“胜民”“牧民”等体现霸道的方法。这两方面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渗互融、互为中介、相互过渡的辩证关系和运动过程。

第四，治事。治理一个国家，具体事务自然很多，从《管子》文本内容和当时时代来看，主要是富国与强兵两件大事。富国，并不只是发展生产那么简单，有很多方面与环节相互交织、共同影响着国家的贫富。比如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关系，消费既可能促进生产，也可能浪费财富；还有土地、山林水泽、动植物、矿产等资源全面、深入、具体、动态的调查、分类、统计基础上的开发利用与保护，也是《管子》治国事务中重要的方面与环节。再有如何吸引人财物等各种外国资源内流、防止国内资源外流，《轻重》诸篇的很多计策都是以此为目的的。在治事方面，《管子》中介思想主要体现在任何事务都放在与其他事务的相互联系、矛盾运动过程中考虑，无论是内政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人事等，在《管子》中都纳入一个系统整体筹划、全面推进。比如尊王攘夷、寓军于民、四民分业定居、土地资源管理、水利工程设计、人事制度、军需器械的配置，等等，每件事都在多方联系与辩证运动过程中运行，其结果也是多方面互为中介、相互过渡的。比如农业生产，不仅富民、富国，还是强兵的基础条件、道德教育的前提；人事三选制度，不仅有人才选拔效益，还有规范行政管理、移风易俗等政治、文化、教育功能；对外经济贸易，不仅是经济活动，还是情报活动，不仅有调控国际市场的经济效益，还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效益，等等。

结语

《管子》治国方法论基本原则可归结为务实、辩证及两者的统一。务实的思维逻辑和实践方法是从实际到实效，把实效建立在客观实际的基础上，力求摒除主观因素对治国思维与实践的干扰。这一方法论原则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客观性原则基本一致，主要体现在其审时度势以“霸王”为现实目标、因应时代修旧与创新相结合以及先调查后施政等治国理论与实践中。其务实不是对客观实际被动消极的顺从，而是尊重客观实际与积极因应、主动作为的辩证统一。《管子》治国理论中有丰富而深刻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中介思想，即对各种事物联系与发展具体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互渗互融、互为中介、相互过渡的环节及其辩证运动的关注与深究。中介也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重要概念，《管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这个概念，但其治国理论与方略中蕴含着丰富的中介思想，是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传统中最独特却尚未被充分发掘的思想资源。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对《管子》治国方法论思想只是简述，未能充分展开、全面阐发。

参考文献：

[1]梁启超.管子传[M]//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9:30-31.

[2]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3.

[3]刘煜瑞.古代文献所见国家土地管理理念的历史回溯——以“均地安民”为主要线索[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2:40-42.

[4]彭先兵,覃正爱.马克思“说明和发挥”唯物史观的两个中介理论[J].江汉论坛,2013(08):64.

（作者简介：程梅花，安徽省管子研究会副会长，阜阳师范大学学报副主编，硕士，教授。张雯，阜阳师范大学硕士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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