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立国思想综述

方成军

《管子》一书，内容包罗万象，思想博大精深，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内政、外交等多方面的历史经验和天文、地舆、法律、哲学、伦理思想等多方面的实践认知。其中的立国思想，即都城营建思想，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与战国时期另外一部总结先秦手工业经验的著作《考工记》的关于都城规划建设的思想，即其建国或营国思想，则大异其趣。

对《管子》一书以及管子的立国思想，学界早就加以关注，并有不少精彩的论文面世，如李剑、张龙海的《<管子>立都地望论及齐都临淄兴建问题》（1），戴吾三《论<管子>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思想》（2），苏畅等《<管子>营国思想之于齐都之体现》（3）等。学者们对《管子》的立国思想有精辟的见解。

都城规划和建设历来备受统治者重视，这与都城在国家的重要地位以及都城规划和建设所蕴涵的深刻的意识形态有关，齐国也不例外。齐桓公就曾向管子讨教立国问题。在《管子》第五十七《度地》中记载道：昔者，桓公问管仲曰：寡人请问度地形而为国者，其何如而可？可见立国在当时受重视的程度。

《管子》的立国思想主要见于第八篇《乘马》、第十三篇《八观》、第二十四篇《问》和第五十七篇《度地》等，尽管它们占《管子》一书的篇幅不大，但涉及到都城的选址、都城的布局、街道、里坊、防御等多方面的思想。

《周礼·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同时《考工记》还涉及到都城建筑技术以及宫室的规格。与《考工记》营国或建国思想有所不同，《管子》的立国思想更多的是从宏观的战略高度来思考。两者可以说是各有千秋，相得益彰。把它们结合起来考察，对我们了解先秦时期的都城制度大有益处。

从都城选址来看，《管子·乘马》主张因天材，就地利，就是说都城选址要因地制宜，顺应自然条件：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汗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在这里《管子》实际上又给出了其都城选址思想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地形上依山傍水是为了避免旱涝之苦，节省开渠引水和筑堤防涝的费用。在《管子·度地》中，管子在回答齐桓公如何勘察地形建国都（度地形而为国）问题时，还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这一思想：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平稳可靠的地方），而择地形之肥沃者。乡（向）上，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络）渠之写（泄），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归其德而惠其义。天子中而处，此谓因天之材，归地之利。同时还把其上升到君主的德义以及争取民心的高度。可见《管子》因天材，就地利的都城选址思想赋予了自然（水旱）和社会（君主的德义以及民心）双重涵意。

《管子》的这种都城选址思想还为齐都临淄所验证。齐以临淄为都，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始于齐第七个王齐献公由蒲姑迁至临淄，时间约当公元前九世纪中叶，自此经过齐桓公以后的大规模扩建，一直到公元前221年被秦所灭，作为齐国都城，长达六百年之久。考古工作者曾对齐故城临淄遗址进行了勘察和研究。其地形一如《管子》一书所强调的那种。如临淄东靠淄河，西临申水，东、北、西三面皆为大平原，南有牛山、稷山。（4）内为落（络）渠之写（泄），因大川而注焉的思想在考古勘探中也得到印证。据发掘，齐国故城排水已有了比较规整、比较科学的安排，如将天然的河流、城壕和城内的河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排水网。（5）《管子》的都城选址思想与齐都临淄建设的实践相互印证，不能说完全是巧合吧！

城市平面布局是都城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管子》一书，提到城与郭。《管子·度地》给出的解释是：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即外城与内城，表明齐国都城临淄是具有两重城墙的都城。考古发现表明，临淄有大城和小城两部分组成，小城位于大城内。小城即是《管子》所说的城，大城则是郭。除了提及内城、外城，《管子》一书中并没有关于平面形状等都城具体的平面布局方面的阐述。但《管子·乘马》提出了城郭不必中规矩的思想，其中应该也包括因地制宜的思想。

那么，《管子》所说的规矩是指什么呢？《管子》所说的规矩恐怕就是指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流行的《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周朝都城制度。

贺业钜认为《考工记》都城营建思想渊源于西周井田制的方格网系统，是以夫为基本网格，井为基本组合网格，经纬涂（阡陌）为坐标，中经中纬作坐标系统的主轴线而安排的。充分体现了传统的择中建都的理论，充分体现出一个大一统的奴隶制王国首都的宏伟气概。（6）所以《考工记》营国理论体现了周朝礼治的思想。考古发现表明，晋侯马、燕下都、赵邯郸等都城确是以宫室为主体，若干小城遗址确有整齐规划的街道布局。（7）《考工记》的这一种都城规划和建设制度成为后世的典范。

《管子》的思想则与《周礼·考工记》大异其趣。这实际上也是《管子》因天材，就地利思想的体现。考古发现表明，齐国的都城临淄的规划有符合规矩的地方，也有不符合规矩的地方，但以后者为主。

符合规矩的地方，如临淄大、小城都略呈方形，尽管不是正方形，而是南北长方形，东面城墙与其它三面城墙不同，极不规整，5209米长的东面城墙有12个拐角，全城城墙有24个拐角。可见，齐都临淄平面形状上也有《周礼·考工记》的影子。

但不符合规矩的地方就更多了。

如面积上，齐都大城周长14158米，南北长约4.5公里，东西宽约3.5公里多，分别合周秦商鞅尺11.03、8.65里；小城南北长2.5公里多，东西宽近1.5公里，周长7275米。尽管根据研究，大城建于西周时期，小城建于战国时期，并不是同一时期所建，但它们都不合《周礼·考工记》方九里的规定。

城门方面，大门已探出城门6座，小城探出城门5座，和《周礼·考工记》旁三门，即四方城墙，每边3门，共12座城门的规定不同。

从城内道路看，《周礼·考工记》规定：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共有南北向和东西向道路各9条。而齐都临淄已探出纵横向共10条道路，大城内南北、东西向各有2条宽17-20米的交通干道，在大城东北相交成井字行。郭城内的7条，除1条连接南北城门，1条横接东西城门外，其余各条仅一端与城门相连，外通郊野；宫城内的1条大道均一端通达城门，其另一端或止于城内，或与其他大道相接后再延伸。城内的道路并不规整，与《周礼·考工记》的记载不符。

《周礼·考工记》规定，城内礼仪建筑是左祖右社，但在临淄齐都临淄城内没有这样的迹象。齐都城内建筑，据考古资料，在小城北部偏西有一夯土高台桓公台以及许多夯土基址，当为宫殿建筑基址。属于祖和社的建筑基址并没有发现。且考古资料表明，临淄城工商业区所占的面积较大，大城主要是工商业区和居住区，工商业区处于全城的中心。

《管子》一书非常注重都城的防御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城壕的设置和城墙的规格。相关思想见于《八观》、《问》和《度地》等篇中。

在《问》篇中就提及要调查城郭之厚薄，沟壑之深浅，门闾之尊卑，即城墙的厚薄，护城河的深浅，门楼的高低。该篇中还提及要调查所筑城郭，修墙閈（閈，城墙），绝通道，阬（安置）门阙，以益人之地守（益于守卫国土）者，何所也？（共有哪些？），就是说这些措施是为了防卫，即守卫国土。临淄东面和西面淄的河和申水即为天然的城壕，起到防卫的作用。

考古资料表明，临淄城墙尽管厚薄不均,最窄的只有17米，最宽的达67米，但基宽均在20米以上。墙垣均夯筑而成，大城北墙东段第一期的城墙保留残高3米,夯层厚达3-5厘米,夯窝直径为3厘米,夯层坚硬,非常厚实。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临淄故城的城墙是十分高大坚固的,大城东面的城墙依河岸地势,曲折凹凸,在河水冲刷造成的天然峭壁上再加筑城墙,居高临下,对军事防御十分有利。（8）　

前述临淄的城垣和道路不规整,特别是城垣随河岸、地形蜿蜒多变，城墙拐角达24处之多,这也是出于防御的需要，将城墙建在河流西岸,但不是南北尽量取直,而是根据淄河河床的弯曲向着相反的方向凹凸,即在河床向西摆动的部位(冲刷岸),城墙则紧逼河岸建造,造成陡峭的峭壁,高可数米、使敌人难于攀登;河床向东摆动的部位,情形恰好相反,城墙则向内(向西)凹入,离开河滩地一段距离再修筑城墙,使敌人在超过河漫滩时目标明显, 这样既便于从城墙上瞭望敌人的活动,也便于伺机杀伤敌人,使敌人无法接近城下。(9)

修建城墙，设置城壕，是为了防卫外来敌人，即外患。但对城内的敌人即内患，也不能掉以轻心，其方法是采用封闭式的设防和管理。《管子·八观》记载：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城不可以横通，宫閈不可以毋阖，宫垣关闭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则乱贼之人谋；郭周外通则奸遁逾越者作；里城横通，则攘夺盗窃者不止；闾閈无阖，外内交通，则男女无别；宫垣不备，关闭不固，虽有良货，不能守也。在这里，不仅提到内防的措施，还解释了其原因。由此，我们还可推断，齐都临淄城内采用封闭式里坊制，这也是中国古代都城一个基本的制度，一直到北宋才为开放式的街巷制所取代。

为了使城墙坚固，《管子》中还提出在城墙上种植荆棘，即《度地》篇所载：树以荆棘，上相穑（啬）无著者，所以为国也？岁修增而毋已，时修增而无已，福及子孙，此谓人命万世无穷之利，人君之葆（保）守也。

由上可见，《管子》的立国思想强调因地制宜，不拘规矩和准绳，用《管子》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因天材，就地利，故郭城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与《周礼·考工记》的规矩；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大不相同。《管子》的由都城选址、平面布局、注重防御等内容组成的立国思想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1）       见《管子研究》（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       见《管子学刊》1994年第3期。

（3）       见《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4）、（5）群力：《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文物》1972年第5期。

（6）贺钜业：《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第42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版。

（7）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0年版。

（8）吴庆洲：《中国古城选址的实践和科学思想》，《新建筑》1987第3期。

（9）庄林德、张京祥：《中国城市发展与建设史》，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