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说常新的管鲍桓之交

王克彬　

二千多年前的管鲍之交已作为人际交往的经典成语活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凡有华人的地方，很少有不知管鲍之交的，凡有华人的交往，总有管鲍精神的延续和发扬。作为管仲鲍叔牙故里的后人，为颍上出此伟大历史人物和崇高精神传统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但不少人讲到管鲍之交时，往往多注重管鲍二人的高风亮节，却忽视齐桓公的精神和价值，这是很不应该的。笔者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讲管鲍之交决不能忽视齐桓公的地位，应把管鲍桓之交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从中挖掘出中华民族人际交往中的政治含义，以此为今天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历史借鉴。

为什么要把管鲍桓之交相提并论呢？因为在管鲍之交所包含的管鲍分金、鲍叔荐贤、管仲病榻论相等几方面内容中，除了管鲍分金没有桓公参与外，荐贤和论相都离不开齐桓公的决定性作用。如果说管鲍分金侧重表现管鲍之间的个人情谊，那么鲍叔荐贤和管仲病榻论相就侧重表明管鲍二人为国家社稷而不顾私利的政治人格，而齐桓公能不计杀身之仇纳鲍叔良言重用管仲，更表现了一代开明君主的心胸和气度。正是桓公在三人关系中的决定性作用，才在完成春秋&五霸之首伟业的同时，也成就了管仲、鲍叔两位贤才的历史功名，管鲍之交才有说不完道不尽的内容，如果没有齐桓公，管鲍之交充其量只是管鲍分金的个人情谊，荐贤和论相无从说起，五霸之首的功业和管鲍之交的历史功名更不复存在。因此只有将管鲍桓之交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才能从中挖掘出更深更广的社会历史意义，这就是笔者主张将管鲍桓之交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的基本想法。如何认识管鲍桓之交的意义和价值呢？笔者试浅谈管见。

一、中国历史上少有类比的无私之交

中华民族是一个讲友情友谊、注重交友之道的民族，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历史上有许多忠义之士视友谊之重远过于金钱财势，甚至不惜用生命来捍卫友情，出现了许多感人至深的友谊范例。除了管鲍之交外，还有很多很多，如俞伯牙、钟子期的知音之交，廉颇、蔺相如的刎颈之交，刘备、关羽、张飞的生死之交，刘禹锡、柳宗元的患难之交等。还有许许多多的莫逆之交、忘年之交、布衣之交、君子之交、道义之交、神交、心交等，这些交情都是受人称道的；另外中国人还把虚假不义的朋友称为小人之交、势利之交、市道之交、酒肉之交等，这些都是属于被人反对和唾弃的。管鲍桓之交无疑应属于受人称道的君子之交，但仅仅是社会上一般人的君子之交吗？非也，笔者认为他们之间的交谊不是单纯的个人之间的真诚友谊，而是为了国家社稷，为了争霸诸候以利天下而丢掉个人私利的崇高之交，并且是历史上少有类比的无私之交，给历史和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先说齐桓公和管仲之间的交情，如果从身份上看是君臣之交，类似于周文王和姜太公、刘备和诸葛亮以及唐太宗和魏征等君臣之间的交情，但仔细分析起来，却有很大不同。周文王和姜太公、刘备和诸葛亮虽可称至交，但重在求贤若渴，没有象桓管那样生死恩仇的矛盾冲突。如果说有点相近的话，唐太宗和魏征的关系倒有点像，但是魏征也只是唐太宗政敌中的一员，没有像管仲那样要亲手杀死君主的前科，即使如此，唐太宗还曾因魏征反对自己的意见动过杀死魏征的念头，而齐桓公却是重用曾要亲手杀死自己的政敌管仲，且尊为仲父，四十年始终信任有加，毫无猜疑。因此，如果两者比较起来，还是齐桓公重用管仲比唐太宗用魏征更加震撼人心，而且可以想象，刘备用诸葛亮、唐太宗用魏征时，他们的心中可能早就有了齐桓公用管仲的榜样。历史学家曾有共评，齐桓公因重用了管仲才成就了五霸之首，但如果从另一面来看，管仲也正因桓公不计私仇的重用才成就了千古名相。历代帝王中在用人不计仇方面谁能与桓公相比？历代忠臣良将中为国家社稷建功立业的，谁又能比得上管仲？历代君臣中为建立功业而不计前嫌肝胆相照、无私共处者，谁不以桓管作为典范？

再说到管鲍之交，之所以能以两人的名字作为交友之道的典范流传千古，就是因为比一般君子之交有更加突出和特别的地方。在历史上，将相之间，重臣之间，结成知心朋友，同心国事，此种范例不胜枚举，如廉颇与蔺相如的刎颈之交，使暴秦不敢加害于赵国；齐国的田忌与孙膑相友善，而屡胜强魏；魏公子无忌与隐士侯赢为莫逆之交，而盗符救赵；唐初的房玄龄、杜如晦相得为友，兴唐有功，世称贤相；宋代李纲、宗泽、韩世忠、岳飞戮力同心，共保中原，英名传于后世等等。这些忠臣良将的友谊故事往往反映了来源于周礼的儒家学说的诚、信、忠、义等观念，但比较起来，管鲍之交所表现的上述观念更加强烈、鲜明和突出，而且后世的人们往往从管鲍之交那里直接学到交友的榜样。如果说管鲍分金表现了鲍叔的义和孝（因鲍叔知道管仲有母家贫才多让金于管仲，也是一种间接孝的表现），那么鲍叔荐贤和管仲的病榻论相就突出反映了二人对国家社稷的忠，这种义、孝和忠的背后，都有二人为国家为他人而忘却私利的高贵品质作思想基础。先看鲍叔荐贤，根据鲍叔牙和小白的关系及功劳，作卿相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鲍叔偏偏推荐管仲，这等于把自己即将到手的大权和大利让给别人，这在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而且为了表达自己的真心和达到说服桓公重用管仲的目的，鲍叔不惜以自己五个方面的短处和管仲的长处作对比，其忠心为国谏良才，心底无私，日月可鉴。不仅如此，鲍叔还用行动证明了他举荐管仲的真诚和急切。据《管子．大匡》记载，为了怕鲁国杀掉管仲，鲍叔说服桓公，不计杀身之仇，尽快派使者赴鲁国用智谋要回了管仲，并促使桓公拜管为相，整个过程都是鲍叔一手设计和操作。鲍叔对管仲可说恩重如山，但是到了管仲病榻论相时，却大为出人意料，管仲不推荐自己的救命恩人鲍叔为相，反而推荐了隰明，并且还在桓公面前直陈鲍叔的短处，难道管仲想不到别人会因此而说他忘恩负义吗？但他明知对个人的毁誉而不顾，是什么动机呢？很清楚，管仲这样做是和鲍叔推荐他为相一样，是在为国推荐更合适的相才，是为国忠而无私。更令人感动叫绝的是，恰恰又是鲍叔对管仲的这种貌似忘恩负义的做法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东周列国志》记述了这样一件事：管仲病榻论相后，易牙见到鲍叔说仲父之相，叔所荐也，今仲病，君往问之，乃言叔不可以为政而荐隰朋，吾意甚不平焉。鲍叔牙笑曰：是乃牙之所以荐仲也。仲忠于为国，不私其友。夫使牙为司寇，驱逐佞人，则有余矣。若使当国为政，即尔等何所容身乎？易牙的问话明显有挑拨性质，而鲍叔的回答实出易牙意外，也出世人意料。笔者为此感叹，管鲍相知之深，相助之诚，为国之忠，无私之纯，高风亮节，历史谁人能比？伟哉管鲍！大者桓管！

二、历经磨合以社稷为重、肝胆相照的政治之交

上述关于管鲍桓之交是历史少有类比的无私之交的判断，是指三人之交是建立在为国家社稷这一大前提下的交情，也是指管鲍桓为齐国能争霸诸侯这一大局而克服各自的人性弱点、出于良知理性而结成了同心协力、充分信任为国建功立业的政治核心力量。只有这样认识才能准确把握齐桓公不杀管仲而加以重用的心理逻辑。

在管鲍桓之交中，管鲍之交开始较早，基础也比较牢固，而关键却是管桓之交是否牢靠。有学者指出，齐桓公虽然在鲍叔的力荐下拜管仲为相，但桓管君臣关系并不是一开始就很融洽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磨合的认识过程，起初在治国方略上二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分歧，随着君臣相互了解，彼此适应，才逐渐达到政见相同、配合默契、言听计从、风云际会的最为理想的君臣融合境界。笔者认为这一分析是比较准确和客观的。事实上《左传》、《史记》、《管子》等有关史料，都对管桓的关系和事迹有大量记载。大体而言，管仲相齐、桓管君臣关系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桓公即位后的前四年，由于桓公和管仲对当时形势认识不同，桓公急于对外用兵，基本上不听从管仲关于先修内政、亲邻国然后图霸的正确主张，结果桓公盲目伐宋、伐鲁的军事行动先后失败。开始时，桓公并没有从受挫中接受教训，反而认为是兵不强、训不精，为加强战备，就增加国内税收，招揽勇士，封官授禄，结果在朝廷中引起了为争夺禄位的互相残杀，朝政继续混乱。虽然鲍叔牙曾建议公必用夷吾之言，但桓公并没听从。由此可见，这一阶段，桓公对管仲基本上是任而未用，所以管仲的重要作用无法发挥，君臣之间尚未达到配合默契的程度。

第二阶段是桓公五年到七年，是管仲着手对齐国治理整顿、稳定局势、准备争霸时期，也是桓公在事实面前接受教训、逐步加深对管仲才能认识的时期，直至把治国图霸重任全权托付给管仲。这中间经历了曹沫劫盟，由于管仲的妥善处理，使桓公在诸侯威信大增；特别是管仲着手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并大见成效（改革是从这时开始但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全部完成），使桓公充分认识了管仲的才能，因而对管仲开始逐步信任有加，这一信任的充分表现就是管仲为了树立自己的威望以便更好地治国而坦诚地向桓公提出权、利、名的要求，而桓公也毫无介意地慷慨满足了管仲的要求。对于这一史实，《韩非子》和《说苑》都有大同小异而生动形象的记载。据《韩非子．难一》记载：桓公解管仲之束缚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宠矣，然而臣卑。公曰：使之立商、国之上。管仲曰：臣贵矣，然而臣贫。公曰：使之有三归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于是立以为仲父。这段记载说明了桓公和管仲的君臣之间已达到高度信任。对于这件事，《说苑．尊贤》也有大体相同的记述，管仲所说的贱不能临贵、贫不能使富、疏不能治亲的真实目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要贵为了临贵（有权管理权高位重的贵族），要富为了使富（使贫穷的人都富裕起来），要名为了治亲（有了和桓公的名分就便于管理与桓公有亲的人）。管仲有了可以临贵、使富、治亲的身份后，实际上就使管仲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地位，这样就在齐国基本上形成了君主制下的宰相通领百官制度。这是中国宰相制度的开端。是一项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对后世中国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从此以后，管仲位高权重，上承君命，下通群臣，为百官之长。这为他建立万世的功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见池万兴《管子》研究第２５页）也正因为管仲有了桓公给他的权利、名分和地位，所以才能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变革，使齐国很快成为国强民富的大国，为齐桓公称霸诸侯准备了充实的条件。这大概也可以看作是管仲由于桓公对他的高度信任而向桓公做出的回报吧。

第三阶段是桓公七年以后直到管仲去世，齐桓公几乎是把治国大权全部交给管仲，而管仲更是以雄才大略和赤胆忠心辅佐桓公，君臣协力，主盟定霸，终于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完成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历史伟业。事业达到顶峰，管鲍桓三人政治友谊交情也成了历代政治家楷模。

管鲍桓三人君臣之交能历经四十余年而互相忠信不变，堪称楷模，名垂青史，这是三人的各自因素互相作用共同促成的，离了谁的作用都不行，而笔者认为，桓公的态度是关键性的，鲍叔荐贤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管仲的品质、才能和忠诚又是任何人所代替不了的独特作用。先说齐桓公在三人之交中的关键性作用。管鲍桓君臣三人共事四十余年，从现有史料中，似乎没有发现桓公猜疑或不信任管鲍的记载。处在核心地位的齐桓公能长期对臣下信任重用而不疑，是管鲍桓君臣三人能长期维持和谐良好关系的关键因素，也是能成就霸业的关键因素。在这个关键因素中，桓公对管仲的态度又是最为关键的，因为桓公对鲍叔的信任和管鲍之交自不成问题，只要桓公能对本是仇敌的管仲给予信任，那桓管鲍三人的一君二臣关系就不会有大问题。事实正是如此，上文已讲到的临贵、使富、治亲的故事就是一突出证明。根据有关史料记载，桓公信任管仲可说是完全真心，始终如一，而且把治理国家的大事全权交给管仲。《吕氏春秋．审分览．任数》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司向桓公请示问题，桓公说：去告诉管仲。第二次还是这样说，像这样一连三次，旁边的人就说：一次找仲父，二次找仲父，当君王真容易啊！齐桓公回答说：我没得到仲父时当君王很难，已经得到仲父，当君王怎么会不容易呢？《东周列国志》也有大体相同的记载，说桓公明告国人：国有大政，先告仲父，次及寡人，有所施行，一凭仲父裁决。（第十六回）笔者认为，桓公如此高度信任重用管仲，有多方面的原因，有鲍叔的鼎力推荐，有管仲的才能对他的影响，更有齐桓公本身所具有的优秀政治素质和事业的需要。据《说苑．尊贤》记载，有一次桓公问管仲：怎样才会妨害霸业？管仲回答说：不知道贤能的人，会妨害霸业；知道了又不能任用他们，会妨害霸业；任用了又不能给予相当的职务，会妨害霸业；给了相当职务又不信任他们，会妨害霸业；信任了又让小人参加其中，会妨害霸业。桓公说：说得好。看来桓公是非常赞同管仲的这一用人的观点并基本照此去做的，所以他对管仲、鲍叔等治国栋梁人才给予充分的信任和放手的使用。如从桓公的性格和当时形势分析，桓公能不计私仇重用管仲，大概有以下几方面原因：其一，处在春秋诸侯争霸时期的齐桓公，素有大志，对人才的重要性不会不关心，加之齐国是姜太公的封地，作为姜太公的后代齐桓公对文王访贤的故事也不会不知道，这些对桓公的用人方略不可能没有影响。其二，桓公之前的齐襄公用人政治腐败的教训对桓公用人必有警示作用。其三，桓公的性格及本身素质是其能重用并长期信任管仲的重要内因。据《管子．大匡》记载，小白为人不耍小心眼，虽性急但有远虑，胸怀大志，是个比较直率、坦诚而又近人情的人。管仲曾说非夷吾莫容小白（不是我管夷吾，无人理解小白），反之，桓公对管仲的性格、经历等似也应有心有灵犀的地方。从史料记载中，看不出桓公有刚愎自用的性格，也没有阴谋诡诈的地方。孔子曾有评价：齐桓公正而不谲。（见《论语．宪问》）这些都应该看作是桓公能听鲍荐、容管仲的性格因素。其四，从大量史料可见，桓公具有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的雅量。《吕氏春秋．离俗览．举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卫国人宁戚有才能但因贫困不能自荐，于是就借给商人赶货车的机会到了齐国，晚上住在城门外。桓公晚上到郊外迎客时开了城门并要货车避让，而宁戚正在车下喂牛，见了桓公很伤心，为引起桓公注意，就敲着牛角唱歌，桓公听出其人能力不凡，就用车把宁戚带回朝，赏赐衣帽，并准备重用。当时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卫国离齐国不远，应该派人到卫国了解后再予以重任。但桓公认为如了解后发现一些小毛病，会影响对宁戚的任用，这正是丧失贤士的原因，人才难以十全十美，应用人之所长，于是桓公当即任用宁戚。后来宁戚被任用为五官之一的大司田（总管农业的高官），协助管仲进行农业制度改革，立了大功。（见广州出版社黄碧燕译注《吕氏春秋》第１７１面）《韩非子．难一》还记载了桓公五访小臣稷的故事。小臣稷是个很有才能的读书人，桓公一连三次到他家都没有见面，直到第五次拜访才终于见到小臣稷，这比后来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还要典型，表现了桓公为治国求贤若渴的精神。由此可见，桓公重视人才有其一贯的思想基础和作风，也决不是单对管仲一人，只不过重用管仲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罢了。桓公所有这一切的作为，都是建立在国家社稷根本利益基础之上的，说明桓公为了称霸诸侯一匡天下的大业而对治国人才不拘一格、肝胆相照的政治品质。

关于鲍叔荐贤在管鲍桓之交中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这个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桓公是在鲍叔的大力辅佐下才当了国君，自然心存感激，加之长期君臣相处，桓公对鲍叔的人品和能力、识力都会深信不疑，再加上鲍叔出于真心地用自己的短处来反衬管仲的长处，更增加了鲍叔荐贤的可信度。第二，由于鲍叔的推荐，也使桓公对管仲产生了好感。据《管子．大匡》记载，桓公践位后问鲍叔将何以定社稷，鲍叔回答得管仲与召忽则社稷足矣，当桓公说夷吾与召忽吾贼也时，鲍叔乃告公其故图。什么是故图呢？就是指管仲、鲍叔、召忽三人在小白称主之前就结成政治小集团，曾表示要互相支持、为国立功的君子之约，以及管仲曾力劝鲍叔辅助小白，并对公子小白的为人和能力给予肯定和赞扬，表示作为人君的臣子，只能为国家社稷而死不会为公子纠个人而死的态度等。相信桓公听到鲍叔关于管仲的这些故图后，必然会对管仲产生好感，这将有利于改变他把管仲当作吾贼也的看法。事实也正是如此，桓公听到鲍叔关于管仲故图的方略后，不但改变了吾贼也的看法，还产生了急欲得到管仲的愿望，生怕鲁国把管仲杀掉。桓公还从鲍叔那里和鲁国对管仲的态度那里间接了解了管仲的才能。桓公问鲍叔如何定社稷，鲍叔不直接讲具体定社稷方略，而是回答得管仲可定社稷，这对急于干一番大事业的桓公来说极具吸引力。同时鲍叔还指出了管仲如被别国所用将会对齐国构成严重威胁的后果，更使桓公增强了得到管仲的急迫性。《管子．大匡》记载鲍叔对桓公说：鲁致政于夷吾，夷吾受之，则彼知能弱齐矣。《管子．小匡》记鲍叔荐管仲说：君若欲定宗庙，则亟请之，不然无及也。《小匡》又记载鲁施伯之言也说：管仲者，天下之贤人也，大器也，在楚则楚得意于天下，在晋则晋得意于天下，在狄则狄得意于天下。这些记载，一方面说明管仲人才的举足轻重，另一方面也坚定了桓公急于得到管仲的决心。所有这些，都是鲍叔荐贤所产生的作用。关于鲍叔极力推荐管仲的事，除了《管子》外，《左传》、《国语．齐语》、《史记．齐太公世家》等史料都有详略不同、大同小异的记载，如《左传．庄公九年》就记载鲍叔对桓公说：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公从之。即是说管仲治国本领比高傒还强，可使他为相，齐桓公听从了这个意见。现在要问，鲍叔为什么要推荐管仲呢？除了他们的私谊和鲍叔的人格及对管仲的了解外，还有其他原因吗？鲍叔荐管的具体心路又是怎样的呢？从现有史料中似乎还找不到直接明确的答案，但是分析起来，答案还是应该有的。笔者认为，起码可以从下面几方面理解这个问题。

第一，鲍叔是一个深受周礼影响而懂得孝、忠、信、义的君子。虽然鲍叔所处的时代儒家尚未诞生，但是后来儒学所提倡的忠、孝、信、义等观念都是发源于周朝的典章制度和礼仪，因此鲍叔早就受到忠、孝、信、义等思想观念的熏淘是无疑的。管鲍分金间接反映了鲍叔孝的观念，而力荐管仲又表现了他为齐尽忠荐才的思想，也是兑现他和管仲、召忽三人关于要互相举荐的诺言，履行朋友之间的信、义的义务。正是基于这种观念，鲍叔才无私地向桓公举荐了管仲。

第二，鲍叔应该佩服管仲的政治远见，感谢管仲对他的提醒和帮助。据《管子》等有关史籍介绍，当齐僖公让鲍叔傅小白时，鲍叔曾犹豫过，他以为这是僖公认为他不肖（即无用）才让他当小白师傅，是想遗弃他的信号，因此称疾不出，召忽支持鲍叔这个做法，但管仲却坚决反对。管仲分析了小白为人无小志，惕而有大虑的优点和国人因小白无母而怜之的优势，又分析了公子纠的劣势，得出纠与小白谁将有国者未可知也的结论，预示小白很有当国君的可能，同时也表明自己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的态度，极力主张鲍叔子出奉令则可（即你去接受任命就是了）。事实证明了管仲的政治远见，史料虽然没有鲍叔就此事感谢管仲的记载，但以鲍叔的聪明，他不会不知道，他的政治前途是管仲的支持和提醒而得到的。以鲍叔的君子之风和忠国义友的观念，加之对管仲的长期了解，鲍叔救管仲并竭力荐贤是很自然的事。

第三，鲍叔在为自己所在的政治小集团谋最优秀代表辅佐桓公，也与己无损。赵俪生先生在其《齐桓公与管仲》一文中认为：桓、管君臣之取得政权，不是自然传递下来的，而是经过一个小集团的图谋得来的。这个小集团的最核心骨干就是管（仲）鲍（叔）。（见《管子学刊》1990年第3期）这个政治小集团本来还有召忽，他们三人对齐国作用曾自比是鼎的三足，后来召忽为公子纠死节，只有管、鲍，二人中谁做桓公的主要辅臣最合适呢？显然是管仲，为什么呢？因为管仲对小白非常了解，并自认为非夷吾莫容小白。而鲍叔牙对管仲也同样更加了解，加之上述管仲预言的实现，使得鲍叔对管仲的非夷吾莫容小白的话更加坚信不移，管仲的远见和才能在鲍叔之上，作为处处以国事为重而又有自知之明的鲍叔来说，首先从国家大局考虑推荐管仲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从鲍叔的心态分析看，鲍叔荐管也是与己无损的。一是鲍叔辅白争位成功，即使管仲为相，自己在桓公心目中的地位也不会动摇；二是凭管鲍之间的关系又加上救管荐管的恩情，管仲为相对鲍叔绝不会有什么坏处，甚至还会有益处。从事情的后果及社会反映来看正是如此，鲍叔荐管反而成就了鲍叔让贤、荐贤的千古美名，尽管这不是鲍叔刻意追求的，然而历史和人心却永远是公正的。其实对于这一点，当时鲁国的大夫施伯早就看了出来，当鲁国同意将管仲押回齐国时，鲍叔曾大声哭叫了三次，而施伯却笑着说：管仲一定不会死。以鲍叔之仁，不会杀戮贤人，他的才智是懂得举用贤人以自成其事的。鲍叔辅佐小白，先入齐而得国，管仲与召忽侍奉公子纠后入，鲍叔与鲁国一战，能使鲁军败退，功劳是太大了。无论是得天之助还是失天之助，他都一样地克尽人事。现在鲁国害怕，杀了公子纠和召忽，囚禁管仲送回齐国，鲍叔看到无后顾之忧，一定要积极帮助管仲而烦其国君聘用，以显示其安定齐国之功，人们也一定称他为有德，如果说，为国殉死的功劳还不算是最高的；那么，荣显管仲这个活人的功劳，该是多么巨大呢！这样，宣扬管仲之德以使他立于相位，鲍叔的智谋是不会落空的。（见赵守正译注《白话管子》第99页）对于鲍叔荐管之功，《孔子家语》、《说苑》等史书都有类似说法，而《史记．管晏列传》说得最清楚：鲍叔既进管仲，以身下之。子孙世禄于齐，有封邑者十余世，常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谁能说鲍叔不是又贤又智呢？

现在该说说管仲的才能和忠诚对长期维持管鲍桓之交的独特作用了。有学者指出：管夷吾是春秋时代的一颗政治明星，他图霸于乱世的一套战略和策略，他一生政治活动的价值标准和取向，他丰富的智慧和独到的思维方式，以及成系列的治国思想，都是同时代的人物所不及的。（见冯立鳌著《博弈春秋》第37面）可以说没有管仲就没有齐桓公的五霸之首，没有管仲的天才智慧和对国家事业的忠诚也没有管鲍桓几十年如一日的至诚之交。那么管仲在管鲍桓之交中的独特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呢？笔者认为起码有三个方面是别人代替不了的。

第一，管仲是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总设计师。有人说，齐桓公没有当霸主的思想，证据是，桓公第一次向管仲问政时就表示不敢有称霸的雄心，只求国家稳定就成了。（见赵守正译注《白话管子》第87面）笔者认为，对于桓公的这几句话不能太认真，更不能从字面上简单理解。其实，桓公想当霸主的思想是非常明确的，管仲说小白性急但有远虑就包含这一层意思，而桓公刚刚执政，就急于对外用兵，更是他想当霸主的证明。想当霸主，但又说不敢有那么大的雄心，其实这是桓公对管仲带有试探性的一句谦虚话，所以当管仲表示如桓公不能建立霸业他也就不能掌握齐国政事时，桓公马上回答说：你既要坚持，那就勉力图谋霸业吧。于是管仲用他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运筹帷幄的深谋远虑为桓公设计了尊王攘夷的创霸方略和修内政，亲诸侯，厚爱人民，富国强兵，恩威并用，布德天下的一整套实施方案，桓公在单纯用武遭到失败后，很快全面接受并实行了管仲设计的总体方略和实施方案，终于完成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伟业，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因此说管仲是齐国争霸的总设计师应是恰如其分的，没有管仲，也没有齐桓公的霸业，对于这一点，齐桓公应是心知肚明，因此他对管仲是百般信赖，管仲也是倾全力辅佐以报知遇之恩。

第二，管仲对桓公、对国家事业的忠诚增强了管鲍桓之交的政治合力。管鲍桓之交能长期维持，固然离不开鲍叔荐贤和桓公的大度用人风格，但是管仲的所做所为却是关键，因为管仲是被桓公化敌为友而加以重用的，如果管仲在对桓公的忠诚度上稍有偏差，就会给三人之交的关系投下阴影，增加变数。历史已经证明，管仲的忠诚是日月可鉴的，这种忠诚不是愚忠，而是出于对国家社稷天下百姓根本利益的直忠、大忠。这种忠诚在齐桓公执政前管仲劝鲍叔尽心傅小白一事上早有表现；在桓公执政之初桓公八次提出要有所动作而管仲八次曰不可、并进忠谏的过程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在桓公流露出想封泰山的骄傲念头时，管仲巧妙地予以劝阻，避免了桓公企图谮位的信誉损失；直到管仲病重，病榻论相时，管仲还念念不忘国事，当面向桓公提出决不可任用易牙、　刁等奸佞小人的忠告。管仲对国事的忠诚是用行动表现出来的，并且始终把握国家的大局，并没因桓公一时不听忠告而有所松懈。比如桓公二年，桓公不听管仲意见而对宋用兵，失败后不但不接受教训，反而增加税收，导致国内更加混乱，鲍叔问管仲怎么办，管仲说：我们的国君性急，其见解多有悔改，姑且等他自己悔悟吧。鲍叔担心国家被毁，管仲说：不会。国家政事，我还在暗中办理着，混乱一些还有时间挽救。国外各诸侯国的大臣，既没有赶得上我们二人的，便无人敢来侵犯我国。（见赵守正译注《白话管子》第88面）管仲是在理解桓公和分析形势的基础上，一边在暗中办理着国事，一边在等待着性急的桓公自己悔悟。事实证明了管仲意见的正确，正因管仲在暗中办理着国事，才使齐国没有因桓公的错误决策出现大的危机，也才使桓公在事实面前进一步认识了管仲的才智和忠诚。其实，管仲的这种忠诚早在桓公执政前就有表现，管仲在劝鲍叔傅小白时就说过：主持国家大事的人不应该推辞工作，推卸责任，不能贪求空闲。又说：为人臣的，对君主不竭尽心力，则君主不亲不信，君主不亲不信则说话不灵，说话不灵则国家不能安定。总之，事奉君主从来不可以存有二心。（见赵守正译注《白话管子》第83面）这些话既是劝鲍叔的，又是表露自己忠君忠社稷的心迹。管仲用一生的实践验证了自己的心迹，所以也换得了桓公敢于放手把国事托付于自己，这种君臣的信任直到管仲去世而不逾。

第三，管仲为大义不拘小节的气质使得管鲍桓之交充满了人性之真情。管仲是个不耻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的英雄人物，为了生存，为了替国家社稷建功立业，也为了支持桓公成就霸业，他敢于冲破陈旧礼义道德的束缚，宁愿被囚禁受辱而不从公子纠死节，从而实现了自己为定社稷以利齐国的人生价值。也是为了这个大的目标，他甚至不顾世人可能对他的误解，公开向桓公要名、要利、要地位。对于管仲的这些做法，历史上有识之士早有公论。清代阮元认为：管仲不以死公子纠为仁，而以匡天下为仁，故孔子极许管仲之仁，而略其不死公子纠这小节也。（见池万兴著《管子》研究第39面）对于管仲的要名、要利、要地位的做法，荀子也认为：桓公奉管仲为仲父，贵族们都不敢嫉妒；给管仲最高的权位，朝臣们都不敢憎恶；给管仲很多封地，富人们都不敢拒绝。全国的贵贱、长幼，都很顺服地没有不听从桓公而敬奉管仲的，这便是天下为了最大的事业而采取的最大的手段。（见《荀子.仲尼》篇）管仲对自己不拘小节，对桓公也是如此。据《管子.小匡》记载，桓公曾坦率地向管仲承认自己有好田猎、好酒、好色的所谓三不幸，对于桓公这三大毛病乃至污点，管仲首先承认这都不是什么好事，但是还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什么呢？管仲认为作为一个要图大事的君王，最要紧的是优柔寡断和不奋勉。优柔寡断则无人拥护，不奋勉则不能成大事。（见赵守正译注《白话管子》第109面）在这里，管仲从人性的复杂性考虑，不对齐桓公求全责备，对属于桓公个人私德的毛病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使桓公认清治理好国家要抓住最根本的东西，从而坚定桓公称霸的信心，这充分地显示了管仲的大智慧和善于在治国中抓住主要矛盾的大能力。如果说管仲为了国家事业对自己的不拘小节，显示出他直率坦荡的胸怀，那么他对桓公私德毛病的宽容却又显得管仲是个有血有肉更有人情味的政治家和智者。有学者对管仲辅桓称霸取得成功的主观原因作了归纳，认为管仲具有坚韧不拨，积极有为的进取精神，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和远大政治理想，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运筹帷幄的深谋远虑，具有尽力于军事的优秀品质，具有为大义而不拘小节的气质。这种评价应是恰当的。正是管仲的这些优秀的精神和品质，才使得他在为国家社稷的奋斗中具有了直率坦荡、不计个人荣辱的博大胸怀和富有浓厚人情味、人性化的执政风格。管仲的这些优势在管鲍桓长期交往中起了重要的向心力和粘合剂的作用，因此，才使得三人关系显得如此牢固，如此和谐。

三、一个鉴示后人、常说常新的千古至交

这里笔者想谈谈对管鲍桓之交的现实意义和价值的认识问题。大概人际关系是人类社会各种关系中最为复杂的一种关系吧，人际关系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几千年来阶级社会中的君臣关系文化，是古往今来的人们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管鲍桓是几千年的历史古人，他们之间的交往文化今天还有意义吗？回答是肯定的，不仅有意义，笔者认为，还要充分挖掘管鲍桓之交的积极价值，以服务于今天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工程。

其一，管鲍桓之交为后世提供了如何使用人才的一个经典。干事业需要人才，有了人才还要会用人才，这是千百年来治国安邦的一个大题目，也是一个做不完文章的大题目。在用人问题上，围绕着用人唯贤这一总纲，不外乎两种方式，即举贤不避亲，用人不计仇。不避亲容易做到，而不计仇就显得困难得多，这完全是人性使然，然而齐桓公却在这方面树立了一个值得万世称道的典范。桓公不计杀身之仇起用管仲已属不易，而且在全面了解管仲后竟然完全放心放手地大胆使用，并且几十年始终如一，更显得难能可贵，说桓公为一代明君，当之无愧。而鲍叔明知桓公要杀仇人管仲却不避桓公猜忌之嫌冒死举荐管仲，其为国之忠、为友之义也堪称后人楷模。特别是管仲以带罪之身被用为相却毫无顾忌地与桓公肝胆相见，荣辱不计；明明受鲍叔再生之恩而不苟于私情。试问，桓、管、鲍君臣之交何以如此呢？一言一弊之，只为国家社稷而去私。抛开管、鲍、桓的历史局限不说，这种为天下大公而无私的用人精神难道不值得后人称道效仿吗？

其二，管、鲍、桓之交为国家、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如何相处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典范。在国家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大概可以划分为统治阶层、平民阶层和官民之间的三个层面，而统治阶层中的人际关系又最为复杂，特别是统治集团高层内部，古往今来往往为了争权夺利而结党营私互相倾轧，尤其是君臣之间的关系更是诡秘维妙，高深莫测，同得甘苦而共不得尊荣者历朝有之，君臣反目搞得国破家亡者也不乏其例，而统治阶层的这种关系文化往往波及民间，使得人际关系的文化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说不完、道不尽、常说常新的永久历史话题。如果说要从历史的人际关系文化中汲取借鉴的话，我们应该首推管鲍桓之交。桓公和管、鲍是一君二臣，三人关系中有君臣关系、臣臣关系、臣君臣关系，这些关系如何处理直接关系到国家最高权力的稳固和协调，管、鲍、桓由于各自的素质和人格，使得君臣至信、臣臣相帮、多臣共辅一君，而且几十年始终不渝，没有猜忌，没有拆台，没有阴谋，实在历史少有。实际上在齐国的最高统治集团中，还有隰朋、宁戚、王子城父、宾胥无等，他们都受到管、鲍、桓之交的影响，在齐国中央形成一个以桓公为核心、以管鲍为骨干的创霸集团，终使桓公完成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伟业。管鲍桓之交的意义仅止于此吗？笔者认为，管鲍桓之交的借鉴意义太丰富了，如果只讲管鲍之交，那是线性平面的层次，尚概括不了人际关系的全部，而加进桓公这一层，就使得三人关系出现了无限丰富性，变成了立体的、多面的、既有纵向又有横向的、有各种代表性的人际关系典型。放宽了讲，其意义已超出了统治阶级的层面，引申开来可涵盖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试想一下，古今中外，凡有国家，凡有社会组织，乃至一个家庭，都有个领导力量存在，这种力量，或为一个人，或为一个机构组织，或为一个团体，即使是一个家庭还有个家长等。既有领导力量，也就有被领导力量，这就会发生纵横多面的联系，就有个上下主次等级之分，如此一来，各种关系如何相处？领导力量如何协调？一把手和副手之间，副手与副手之间如何相待，即使是一个家庭中的家长和父母兄弟姐妹之间如何相处？人们似乎都能从二千多年前的管鲍桓那里照一下镜子。即使是已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难道人们不能从管鲍桓之交中找到借鉴性的历史答案吗？笔者认为，如从借鉴意义的角度考虑管鲍桓之交给后人的启示，特别是给我们今天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各级各样的领导班子中的人际关系的启示的丰富性，似乎还找不到第二例能超过管鲍桓之交的，这也就是笔者将管鲍桓之交放在一起进行总体思考的基本原因。

其三，贵有自知之明的管、鲍、桓给后世留下一部读不完的人生大书。笔者认为管鲍桓三人之交之所以名传千古，除了他们无私为国、忠信相处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有自知之明。鲍叔荐贤时说到自己和管仲相比有五个方面的不如，固然这有用自己的短处突出管仲的长处以引起桓公重视的意思，但是也应该承认，鲍叔这里是在说实话，他确实很多方面不如管仲，这正是鲍叔的自知之明。直到最后病榻论相，管仲指出鲍叔的不足时，鲍叔仍然心悦诚服地承认，这更说明鲍叔的自知之明是始终如一的。齐桓公虽然性格急躁，素有大志，但也是有点自知之明的。前文曾谈到桓公和管仲关于治国的对话，不能从字面上理解桓公没有称霸的思想，但说实在话，桓公开始对称霸有点信心不足却是真的，因此他才说不想称霸以试探管仲。这种信心不足，笔者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对管仲如何辅佐他称霸的韬略还不甚了解；二是对自己的所谓三不幸有些心虚，担心这些私德影响其称霸大业。但他作为一国之主能在政敌面前坦然承认自己的不足，也可见桓公有自知之明的可爱处，特别是他和管仲谈到他的前任齐襄公朝政的种种污行，更是有自知之明的表现，尽管霸业有成的后期桓公产生了骄傲情绪，没听管仲临终前忠告而错用几个奸佞导至不得善终（临死前已有悔悟），但纵观桓公一生，大部分时间还是有自知之明的，这大概也是他能听取鲍叔意见重用管仲的一个重要原因。说到管仲，我们千万不要因他的雄才大略而忽视他的自知之明。据《管子.小匡》记载，管仲为相三月后与桓公评议百官，对隰朋、宁戚、王子城父、宾胥元、东郭牙（有学者指出东郭牙可能是鲍叔牙之误）五个人的长处一一作了评说，请桓公分别封为大行、大司田、大司马、大司理、大谏，并说，这五个人，我一个都比不上；但用来同管夷吾交换，我是不干的。这里管仲承认和每一个人单比，不具备他们个别的长处，但又不愿交换，说明五个人谁也比不过自己的总体优势，谦虚和自信，这也正是有自知之明的表现。管仲虽有雄才大略，但从不因此而埋没人才，据史料记载，大司田宁戚还是管仲发现后推荐给桓公的。

总之，管鲍桓三人同时具备了自知之明这一美德，正是有了这一美德，才使他们首先能正确对待自己更能正确对待别人，少了刚愎自用和自以为是，领导班子就自然多了团结和谐，这一道理，似乎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的借鉴意义不是很明显的吗？对我们今天的人身修养不也同样有着鲜明的启示作用吗？因此笔者说管鲍桓之交是鉴示后人常说常新的千古之交也决不是故意夸大其词吧。

长淮东去，清颍悠悠，从两千多年前的颍淮大地走出管鲍伟人并有幸和中国历史上一代开明君主齐桓公风云际会，创造出春秋五霸之首的伟业，也培育了管鲍桓之交的崇高精神，其高风亮节，千古传颂。抛开阶级的局限，拂去历史的封尘，管鲍桓之交的精神传统永远不会失去光彩！

（作者单位：颍上县人民政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