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陷阱的钥匙

――读徐慧君《管仲陷阱解读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钥匙》

龚  武

文章摘要：

徐慧君的管仲陷阱论，实际上是苏洵管仲论的历史延续。二者都持道德化批判的姿态。前者谬读管子，后者误读管子。管子利孔之论的命题，具有国家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真理性。把管子视为中国历史和社会弊端的总导演的观点是缺乏客观和学理依据的。所以，解读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钥匙还得另外找寻。

关键词：管仲陷阱   管仲论  管子利孔政治经济学命题

徐慧君的文章《管仲陷阱解读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钥匙》（以下简称徐文）一经在网上发布，即有友人告诉笔者，提醒重视这篇观点独特的文章。他说，尽管这篇文章的观点他不同意，但文章本身值得关注。其时笔者正张罗安徽省管子研究会成立大会和管子治国理念与当代科学发展观战略学术研讨会。会后，友人委托朋友将徐文发给我，阅读后觉得有必要就这个话题为管子说句公道话。

一

从方法论上看，徐文可以与宋代苏洵的《管仲论》（以下简称苏文）相PK。苏文收入封建专制制度的清朝钦定的《古文观止》，是一篇影响上千年的、给管子画白脸的扛鼎之作。苏文曰：

管仲相威公，霸诸侯，攘夷狄，终其身齐国富强，诸侯不敢叛。管仲死，竖刁、易牙、开方用，威公薨于乱，五公子争立，其祸蔓延，讫简公，齐无宁岁。

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何则？竖刁、易牙、开方三子，彼固乱人国者，顾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后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后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顾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问之相。当是时也，吾意以仲且举天下之贤者以对。而其言乃不过曰：竖刁、易牙、开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注一）

比较一下，徐文认为：所谓管仲陷阱，核心就是利出一孔只有一个获利的孔道、途径。即国家采用政治经济法律手段，控制一切谋生渠道同时垄断社会财富的分配，那么人民要想生存与发展，就必然要事事仰给于君主（国家）的恩赐，这样君主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奴役支配其治下的民众了。这一思想为春秋前期著名的政治家、先秦法家先驱管仲首创。

管仲的原话是：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多余的钱财），隘（限制）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这一思想被历代专制君主奉为统治民众的金科玉律，成为实施中国特色的人身控制的黄金法则。（注二）

苏文把管子身后齐国的君、臣统治乏术，内讧动乱、国家衰亡的原因都归根于管子身前没有把所有应该做的事情做到、做好；把开方、竖刁、易牙等小人奸佞当道的原因说成是管子没有像后世孔子诛杀少正卯一样，把他们都干掉了，以防患于未然。这样一推断，管子就不仅不是千古贤相，反而成了千古罪人。

徐文则把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一切弊害的总根源，把中国传统的和现实的官本位（官出一人），官场病，人身依附关系，大一统的体制政出一门，最终都归罪于提出管子的利出一孔。自以为找到了管子的利出一孔论，就找到了解答中国传统和现实政治经济症结的钥匙，中国包括传统和现代的统治者都一无例外地落入了管仲陷阱。结论是将如摒弃官出一门的政治不民主一样，将如摒弃高度控制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样，管仲的利出一孔的强国兴霸的政治经济学命题，也将被摒弃，因为这是一个陷阱。由此，管子就成了作者心目中现存的政治经济弊端，尤其是政治弊端的万恶之源和总导演。

二

那么两文异曲同工之妙何在？就是非历史的道德化批判。不幸的是，这正是传统和现代的中国的另一个陷阱，即儒家伦理主义的文化陷阱。

伦理主义的文化陷阱用韩非子的说法是儒以文乱法―历史和现实的情况是，从孟子开始，哪些满腔政治热情而又缺乏务实经验的策士，总要对自己所不甚了解的领域，发表理想主义、一厢情愿的议论。（注三）徒有美好的愿望并不能解决问题，有时候还会被统治者认为是故意触犯法度。轻者，不受重用，郁郁不得志，重者则遭致人生悲剧，这样的古代例子不胜枚举

文章文风也并非无懈可击。今人文章背后的意蕴甚至十分可疑。在总是好发非历史主义的没有多少根由的，而以单一思想资料为依据的主观之论的背后，有更多的暗示和映射之笔。论世而不知人，一味苛求前人。以今律古，以己律人，最后一竿子打倒一船人。武断地否定了杰出历史人物或民族优秀的东西，有意无意落入了柏杨的所谓中国人的窝里斗的窠臼。

其次，一脉相承的逻辑学上的颠因倒果。苏洵是怎么解读管子的呢？苏文并没有称管子，而是直呼其名，因为这样做是有依据的，司马迁《史记》就没有称管子，尽管管子是春秋时代著名的齐国五子之首。（注四）正像管学后世不传一样，管子之称也不传，至今直呼管仲，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公道。徐文也没有免俗，况且，对于一个创造历史陷阱的始作俑者，直呼其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苏文的逻辑很奇怪，但快人快语：故齐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鲍叔。及其乱也，吾不曰竖刁、易牙、开方，而曰管仲。即治理齐国的成功，我偏不说是管仲的功劳，我说是鲍叔牙的功劳，后来齐国大乱，我偏不说是归罪于竖刁、易牙、开方，我说归罪于管仲。接下来苏文夫子自道，为什么呢？因为夫功之成，非成于成之日，盖必有所由起；祸之作，不作于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

这相当于说，孔子成为圣人，归功于他的父母亲，庆父的祸国则应当声讨他的父母亲。苏涣字里行间留下的空白似乎是，庆父父母如果能够在做爱时采取避孕措施，不让庆父的母亲受孕成为胎儿，就可以避免了鲁国两个国君被弑杀的灾祸。（注五）在陷入道德文化陷阱的学者的笔下，一切历史总是假设的，而不是真实的发生的事情，因为真实发生的事情不符合他的主观愿望，所以他很生气，就设法做文章来纠正历史。真实的历史在他们的眼里永远是错误的。而正确的历史永远存在于他们的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景中。这是自孟子以来就坚信的关于王道怎么怎么好，霸道怎么怎么糟的思维陷阱。苏文的这种写法，还使我们不免想起了大批判或大字报文体的历史渊源。

三

徐文强调 ，管仲陷阱核心就是利出一孔，只有一个获利的孔道、途径。即国家采用政治经济法律手段，控制一切谋生渠道同时垄断社会财富的分配，那么人民要想生存与发展，就必然要事事仰给于君主（国家）的恩赐，这样君主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奴役支配其治下的民众了。

这里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为政治法律问题。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一定时代政治经济关系，即经济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础与建立于这个关系之上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关系的理论。西周管子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命题反映的是他们那个时代生产劳动实践与国家统治结构、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管子作为国家的管理者，当然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为自己的目标，制定政治经济政策的，那么到底采用什么样的政策好呢？管子总结先王时代的历史经验，也总结他的现实环境即周王室衰微、诸侯争利的教训，认为国家、民族或天下的政治统一的前提条件是财政税赋上（利）的统一（一孔），没有这样一个前提，国家不仅不能强大，而且不能自保。为此管子对利（财富创造、国家财力、财富积累）与孔（生产方式、税赋政策和财政渠道）进行了优劣利弊对照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利出一孔，即国家强大兴旺的前提是经济（财政税赋）上的统一。即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齐国富国强兵首霸春秋的实践证明了管子的判断和实施的经济财政政策是正确的抉择。这是问题一个层面。

问题的另一个层面是，如果历代统治者就真的照此办理了，那是不是就是管子的功劳（或罪孽）了呢？事情可能不这么简单，或像徐文那样一厢情愿。因为真理掌握了谁，与谁掌握了真理，并不是一回事。在传统学者看来，谁说出了真理，谁就发现了真理，这个人就要对真理负责。其实，这个公式只对荒谬有效，即谁发明了谬论，谁就要为谬论的后果负责。比如，有一个古人发现了雷电会殛死人，就在书上写下雷电殛人，但这并不意味这人以后要对凡被雷电殛死的人负责。

问题的最后一个层面是，管子的这个正确的政治经济学命题，后来并没有被历代统治者一以贯之地施行，或者说被继承得非常不好，而不是像徐文所乐观地估计的那样，成了孔子儒学一样的显学，得到长久的自觉的贯彻执行。不是，根本不是这回事。恰恰相反，国家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根本原理是，任何统治阶级不能首先解决好自己的政治问题，就不能解决好自己的经济问题。第二原理是，国家政治上层建筑要与经济基础相匹配。第三原理可能才是管子所说的国家理财手段――利孔问题。因此，管子以后统治阶级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政策，以及出现了什么样的后果，并没有文献记载和事实依据证明是照搬管子的利、孔论或利出一孔论的结果。

相反，管子之后我们从另一个侧面，譬如从韩非子的历史环节了解到的是另一种历史图景：战国时代，周室衰微，各诸侯国上下交征利，各诸侯国之间完全受制于一种赤裸裸的唯利是图的强权政治。所以，儒家提倡礼乐，墨家宣扬兼爱非攻，道家主张还淳返朴，都无济于事。（注六） 上下交征利（注七）与利出一孔完全是背道而驰，社会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反而更加糟糕。韩非子的彻底的专制法家路线应运而生。韩非子重视齐国管子的治国经验，但是他并不赞成管子的和谐治国理念，甚至还在批评管子的法治不彻底，批评管子不懂得法术的基点上，提出了一套非常极端的法治主义治国方略，并为秦王嬴政和李斯所赞赏而采用。

汉代以后，独尊儒术，管子在主流文化、高层统治者那里，一直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因此管子与孔子不一样，他不能为以后几千年的历史和现实埋单。硬编派他老人家为历史和现实埋单，是武断的，是今人对古人蛮不讲理。所以，更谈不上什么管仲陷阱。管子当初只是为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无意中道出了历史真相本身而已。

四

可能与苏文对管子的恶意谬读稍微有些不同的是，徐文对管子可能是一种善意的误读。误读不是没有意义的读，误读也是一种读法。譬如现代心理学早就揭示，人的无意识是有意义的，人的做梦及其梦境折射都是现实的人的深层心理愿望。（注八）

当然，我们还是要提倡正读管子，即得读懂管子。譬如，读懂管子国蓄篇论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国蓄又是什么意思？然后才找出管子所谓利出一孔利出多孔是什么的答案。

管子的国蓄直译，可以是国家积蓄或国家财力，也含蕴了国家财政税收或政府财政税收概念。这段话是管子说服齐桓公称霸，论说国家财政税收与国家安全、综合实力及其军事实力之间的关系的一段经典论述。任何古来今往，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国家、政府不重视财政税收或强调财政税收的统一的。所谓利出一孔是说，国家的财政税收不可分散，地方与中央分利，财税不统一，国力就被削弱，国家就要分裂，军力就会下降，国家安全就要出问题。因此管子要求要利出一孔，即国家财税要统一于一个管道征收和使用。国家财力集中，国力就强大，反之，则避害很多，征收和使用的管道越多，避害越大，甚至会亡国。只要国家还存在，这就永远是国家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正确的命题。

古代中国不说了，古代外国的例子也不说。一个几乎地球人都知道现成例子是上世纪90年代南联盟解体事件，及其中国分税制改革政策转向的例子。南联盟解体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盟国政府与中央政府争利，以致地方与中央，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之家分裂，中央财力积贫积弱，政治失控， 利出多孔最终导致了南联盟其国必亡的结局。中国政府及时接受南联盟解体的教训，重新重视国家掌控下的财税体制和政策，设立了中央政府直控的层层国税机构，才有今天的综合国力的强大。客观上契合了管子利出一孔论，虽不好说其国无敌，那也正好说明我们今天实施的国、地税分设制度，包括特区财经体制等，仍然保留了利出二孔的特征，实践上依然存在一定问题，因为它导致了地区间贫富或分配的差距，孕育了新的国家和社会不安宁的因素。

管子当然懂得国家对财力的控制，即国富，对于民众的统治效率之间的关联作用，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是提高统治阶级执政能力的最好的法宝之一。长治久安必须要老百姓安居乐业，老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强大。联系到国内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经济实践，特别是当代实施的一系列富民政策、惠民政策，国家掌控国民经济命脉，依然是非常有效的，历史表象上，这多少吻合了管子利出一孔的预设，其实对于古人和今人都是两不相宜，更不能说是今天国家当政者都是管子的信徒。计划经济的功过，不能以倡导者的道德价值为转移，也不能以道德批判者的批判为标准答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也不能因为管子的出现，就变成了一片空白。

当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他们之所以可以对自己的国民施行高福利政策，（注九）让中产阶级队伍迅速扩张，固然有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吸收，但没有强大的国家财政税赋统一的征收和长期的积累，更苛刻一点的说，没有他们的国家强力利出一孔地对外开辟国外市场，甚至不惜发动一场一场的战争，牺牲人民的生命财产，进行国际殖民化财富积累，它们人民的享受的富足、幸福的生活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还没有证据证明（尽管或许存在某种或然性），西方世界的统治者是按照管子的命题，并落入他老人家几千年前预设下的 利出一孔的陷阱！

五

毋庸置疑的是，管子是站在2700年前中国邦国时代统治者的立场，站在诸侯国高官――宰相的立场，站在要兴修霸业的齐桓公的立场提出利孔问题。他的理论和实践是他的问题意识和行动法则与当时的历史环境因素的交融互动的结果，（注十）不可设想管子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更不可能苛求管子以今天一些阶级、阶层利益的特殊诉求来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管子的出发点决定了他对待民众的态度，是古典的，是牧民式的（注十一），而不可能具有马克思主义以后人的解放的人文精神的高度。

当然管子的思想对后世，尤其是对不同时代的统治集团发生着或隐性或显性的、这样的或那样的独特影响。其作用的渠道和作用力的方向及其获得的成果等状况也非常复杂，至今并没有得到系统的梳理。但有一些情况是非常显然的。笔者认为：历史的表象看起来是孔儒被高扬了，管子、《管子》隐身了。其实并不尽然。统治阶级把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割裂并两分开来了:圣经王道各有一套。统治者心里有数嘴上不说或王顾左右而言他；儒家圣徒,儒生文人光知道说,心里其实却并没有多少数。儒生文人的主要问题就是对传统特色的所谓韬光养晦、表里不一的政治文化比较隔膜。从一般理论上讲，儒学的显赫而高扬和管学的低调而隐身，作为政治智慧的核心之一，是历代统治者通过体制性的教化制度，精心打造出意识形态之思与政治权术之行相分离的必然结果。这种情况极大影响或扭曲了我国的士即文人知识分子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甚至更深深的影响并铸造了我们的民族性格。（注十二）

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历来是曲笔写作的不二法门，也是谅解徐文不惜以管子为靶子、粗暴冒犯管子的惟一理由。但是徐文误读管子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除了构造管仲陷阱这个虚假概念之外，真正的问题在于徐文自以为找到了解决中国现行政治经济体制弊端的钥匙，却其实找错了钥匙。因此，呼吁摆脱管仲陷阱的建言献策，为帝王之师的宏大策论也就难免令人疑窦重生，使人不由萌生对其善良动机的追问。

社会多元的经济取向和文明的政治诉求未必不是合理的，政治的民主和政治经济生活的更为文明是现代中国所期盼和急切需要的。中国现实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也确实存在一些严峻的问题。正是因为当代中国一些特殊阶层、一种边缘化的、失范状态下的群体又找到了自己的话语形式，而徐文又多少触及到了某些问题（比如官员选拔任用的随意性、官场腐败）的实质，徐文管仲陷阱及其钥匙的论点出世，才会引发热议。这种多元获利诉求具有理性依据，但是政治经济改革的方向和路径该如何是一回事，文章怎么写、管子与诸如此类的历史现实问题之关系怎么下判断，则是另外一回事。即使打开改革之门的愿望是积极的，但是钥匙不对头，就可能把钥匙弄坏，还耽误了时机，模糊了真正可能找到钥匙开门的公众的视线。钥匙并不在所谓管仲陷阱里，就是说还得继续找，似乎大家最近都在找。找钥匙，不是本篇的任务，甚至不是文章或理论的任务，因为它也许更是一个实践的任务。

因此，这里只想说，道德化的批判方法（注十三）和儒家伦理主义，建立于或然推理基础上的逻辑判断，和一知半解的曲解古人的文风，均无助于善良愿望的实现。不论青红皂白地对古代伟人或民族的英雄身上吐口水不但解决不了国家民族经济政治的大问题，甚至还会南辕北辙，非但无益而又害之。

注  释

注一：苏洵《管仲论》，（清）吴楚材、吴调侯编《古文观止》广西人民出版社，第489-491页。

注二：徐慧君《管仲陷阱·解读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钥匙》，兴华网 |兴华论坛学术争鸣区  新国家主义论坛。http://www.1911.cn/bbs/

注三：孟子见齐宣王，不言齐桓、晋文之事，以示其贵王贱霸的立场。实则是认识到霸道不足以从根本上救治春秋战国时代礼坏乐崩，战乱频仍的衰乱局面。而奉行王道主张，并非就不计利害，轻忽功利，而是将功利建立在更加符合人道更为深远合理的坚实基础之上，最终目标，仍然是要一天下，在更大的范围内建立适合人类生活的理想政治环境。

注四：史称齐国的五子依序为管仲、隰朋、宁戚、宾胥无、鲍叔牙。

注五：春秋时期，鲁国庄公的庶兄，鲁恒公之子庆父，在鲁恒公时被分封，称仲孙氏，后来，鲁国内乱，庆父连弑鲁国国君子般和鲁缗公两位国君，当时民间有庆父不死，鲁难不已的说法。

注六：张觉《韩非子校注》岳麓书社2006年5月第一版，第005页

注七：《孟子·梁惠王上》

注八：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纲要》，刘福堂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9-15页；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新讲》，苏晓离、刘福堂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30-39页。

注九：新华社通讯社《参考消息》1991年10月2日署名文章：许多最强大的政党（甚至一些保守的政党）的经济政策中存在着社会主义思想，而且充满活力，例如，福利国家在西欧深入人心。各国政府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责任的思想，而同时他们又一直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扩张主义作斗争。

注十：林同奇《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参见美国历史学家本杰明J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陈玮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1-41页。

注十一：《管子·牧民》。牧民的含义直白。在很长历史时期，牧这个概念是管理者的称谓，如县牧、州牧等。对民众有贬损意味，也表明当时代人与家畜的关系十分微妙。

注十二：龚武《管子、<管子>与淮河文明》，《颍上历史文化集锦》，黄山书社2005年12月第一版，第1-12页。

注十三：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2-194页。